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世纪30年代伊始，奥地利文坛上最灿烂的两颗明星穆齐尔和布罗赫都有巨著先后问世，第一卷的《没有个性的人》（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和三部曲的《梦游者》（Die Schlafwandler），这两位杰出的小说家都有颇为相似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环境，年轻六岁的布罗赫在评论界甚至有“新穆齐尔”的别称。两人彼此虽说不上是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却互相视为竞争对手而你追我赶，这本应是文坛的幸事，然而在1933年两人之间却发生了一起“剽窃”的纷争，令当事人双方都极不愉快。

穆齐尔

事情的最初起因我们今天已经很难了解了，只能从1933年9月2日布罗赫答复穆齐尔的回信中推知，穆齐尔在此前的一封信中（该信已经佚失）当面指责前者同年8月在《新观察》上发表的论说文《艺术价值体系里的恶》（Das Böse im Wertsystem der Kunst）抄袭了他的某篇作品。从布罗赫回信的内容来看，穆齐尔此前的指责语气相当生硬，但又不言明他哪篇作品的版权受到了侵犯，布罗赫一时摸不着头脑，无辜地承担了“莫须有”的罪名。好在布罗赫君子雅量，不卑不亢地与穆齐尔及有关方面交涉，弄清了穆齐尔所说的被“剽窃”作品是指他于1931年发表的论说文《文学家与文学》（Literat und Literatur），最终澄清了误会，两人冰释前嫌，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平心而论，穆齐尔指摘布罗赫有“剽窃”行为实在有神经过敏、小题大做之嫌。这两篇文章的主题确有相通之处，都涉及科学和美学的认识问题，以及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在时代诊断上的二元对立问题；此外，《艺术价值体系的恶》一文的开头和《文学家与文学》的结尾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文学创作何为？两人是同时代、生活在同一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下的大作家，又同为哲学博士对时代问题提出相近的看法，甚至考察问题的出发点和角度大同小异都不足为奇，理智正常的人一般都不会像穆齐尔这么疑邻偷斧式地对待自己的同行，除非两个人结怨很深。但这种可能性在穆、布二人之间是不存在的。1931年穆齐尔还曾经希望布罗赫给《没有个性的人》写一篇书评，扩大影响；1932年在柏林成立了穆齐尔协会，两年后转移到了维也纳，布罗赫立刻就加入了该协会，直到纳粹勒令协会解散才停止缴费；1940年初流亡到了美国普林斯顿的布罗赫致信生计困窘的穆齐尔，建议凭借他发明色彩转盘的科学贡献可以去美国申请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大学教席。当然穆齐尔对布罗赫有一点嫉妒的心理成分，毕竟《梦游者》问世后影响比《没有个性的人》要大不少，还有更多的基金和其他组织主动向布罗赫提供捐助，赠予他各种名誉称号，勉励他尽快把下一部作品《维吉尔之死》（Der Tod des Vigils）写完，这些事情可能都让穆齐尔心理失衡，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症结所在，真正使他对同侪做出这种过激举动的，是他非“个性”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非“个性”的人生态度使穆齐尔地达到了常人难及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但同时也给他的人生道路，包括文学创作事业带来了巨大的不幸，甚至是无以弥补的损失，而“剽窃”纷争还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一、“个性”与“性格”的分殊

像穆齐尔作品里的几个关键概念如“道德”、“精神”一样，“个性”究竟何指，穆齐尔没有留下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精确定义（事实上当然也无法作这样的定义），因此我们必须从穆齐尔在《没有个性的人》中所表现出的思想的精神实质中去领会。除“个性”（Eigenschaft）之外，书中还使用了同样含混不清的另一个概念“性格”（Charakter），读者要注意这两个概念切不可混为一谈。

我们凭直觉就能断定“性格”不应该是“个性”的同义语，然而它们之间又应该存在某种联系。对于“性格”的理解同样必须参照穆齐尔的其他文本：1922年发表的论说文《无助的欧洲》。在此文中他谈到了“性格”的问题，他以一种准科学的语言论说道：“性格”不是生成并集中于个人性之中的本质内容，而只是由外部事实之间的偶然性互相作用下生成的物化品质，换言之，只要外部事实发生些许的变化，就足以导致“性格”的改变。联系到当下的实情他说：“人类自1914年以来就令人惊异地变成了一种可塑性强得多的物质，这种可塑性远远超出了人们一贯的想象。”可见，穆齐尔意义上的“性格”就是被挖空了根本内容的特性，持有这种“性格”的人就像荷叶上的露珠无固定方向地滚来滚去，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就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把一个哥特人或者古代希腊人变成现代文明人不用费很多的力气。”

我们再看看《没有个性的人》里面是怎样论说“性格”的：

一个国家的一个居民至少有九种性格，一种职业的性格，一种民族的性格，一种国家的，一种阶级的，一种地理上的，一种性的，一种意识到的，一种没意识到的以及也许还有一种私人的性格；他集这些性格于一身，但它们溶解他，他实际上无非就是一个小小的，受到这么许多涓涓细流冲蚀的洼地，它们渗进这洼地，又从那儿溢出，和别的小溪一道注入一个新的洼地。

这九种先天注定的“性格”是一块块彼此没有关联的碎片，恰如穆齐尔发明的转盘上涂抹的色彩一样凭借着外力附着在“自我”的身上，个人丝毫感受不到如此“性格”加于自身的必然根据，但又无法摆脱抗拒。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性格”来料加工的零配件通过偶然的、非本质的拼装组合，便造就了现代性的个人，这样的人当然只能向着科学理性所规定的单一模式和既定方向运动，所以，“把一个哥特人或者古代希腊人变成现代文明人不用费很多的力气。”同样地，小说开头在介绍故事发生地和两位人物阿恩海姆和图齐夫人的时候表现出了相当不恭敬欠严肃的态度，理由就在于：既然人的外在身份地位是可以调换的，作为人的创造物城市的“性格”又为什么不能任意涂抹呢？

《没有个性的人》

与外来词“性格”不同，德文词“个性”字面意思就是个体所内在禀有的、不可替代亦无以转让或复制的特征，因此单从语义学的角度而论，“个性”当远超出上文语境中的“性格”之上。但是在穆齐尔那里“个性”是否认同此解释还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目前只能初步肯定该概念不同于日常生活语境下使个体区别于他者的醒目的外在特征的含意，否则作者不会在第40章开篇就讲：“要描写这位32岁的男子乌尔里希的基本特征是不难的。”小说里第一次跟“个性”的外延有关的文字出现在第13章：“除了自己并不急需去挣钱以外，他以惊人的敏锐看到了所有为自己的时代所宠爱的能力和个性，但是他却失去了运用它们的可能性……”单从这句话我们倒可以大体判断：穆齐尔此处所讲的“个性”是一种通过个人的有意识行为主动去迎合世俗社会所期待和需要的能力，简单地说，“个性”不是能与不能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果然，在第39章我们发现了这段文字：“在拥有自己的体验、个性和游离于这些体验、个性之外的两者差别无外乎是一种态度的差别，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意志上的决断，或者说是在普遍性与本己性之间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种程度上的抉择。”

需要说明一下，穆齐尔关于“个性”概念的创意要追溯到19、20世纪之交大为流行的马赫的“要素”学说。马赫把世间万物都拆解为不能再行分割的要素，甚至精神也是由要素构成的，当然这种要素已经不是附着了“个性”的物理性质的实体，而就是“个性”本身，准确地说就是自我所感觉到的诸多“个性”的复合；至于主体意识的承载者“自我”，也被马赫解释成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功能复合体；非但如此，马赫意义上的“要素”还构成了大大小小的、先于人的主体意识所生成的“个性”，这些“个性”打着科学的旗号将全部的感性生活内容作简单而粗暴的条块分割，用人工智能对分割后的“个性”或“要素”作一番任意搭配的散乱操作，一切文化和精神的话语和行为都必须接受人工智能的简化、选择和归类，这种操作正应了韦伯在《作为职业的科学》里的一个判断：“几个世纪以来我们都服从一种‘智能化’的过程。”以往传统社会里清晰可感的生活总体性被整个地剥离、打碎、抛弃，现实世界被改造成了“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面对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是某种有人性的东西在一种普遍性的营养液里移动。”

至此，我们大致能够近似地描述一下穆齐尔的“个性”概念，“个性”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从个体身份、角色、任务或职业功能的角度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就是对诸多“性格”的重新整合、分配。构成“个性”基本因子的“性格”已经是空洞的、抽象的要素实体了，在此基础上打造的“个性”外观再精致也改变不了其苍白的实质。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绝对满足人的私欲在无神时代已经成为现代人全部生存的合法目的，也是唯一目的！所以这种“个性”必须直接服务于经济利益和人的私欲的无限膨胀，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正如霍克海姆对现代社会下个人生存境况的形象分析：“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的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而以往传统社会所遵循的伦理意义也好，终极关怀也好都因被现代人视作对人力资源的浪费而被弃如敝屣，就是这些被现代社会抛弃的传统思想资源在清醒的作家和思想家看来恰恰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具有浓厚的精英色彩，庸夫愚妇是不可能理解通达的。而社会强迫给个人的“个性”一个最典型的特色就是大众化，即人所皆能的“共性”。说到底穆齐尔对“个性”概念的强烈排斥就是本着精英文化的原则对大众文化的抗拒。正如他1927年在纪念里尔克大会上的发言里所讲的：个性已经脱离了具体的人，所谓的“个性”（Eigen–Schaften）就是共性（Aller–Schaften）。

马赫的“要素说”本身的一个致命缺陷就是抹杀了有机体与无机体、物质与精神之间质的区别，从而得出“自我是无法挽救的”骇人结论；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工具理性向着一切不归其统辖的生活领域的肆无忌惮的扩张和僭越。在穆齐尔成长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现代性借着生产力的飞跃提升之势，生发出更强大的抽象能力将一切不合于己的感性实在内在化，能腐蚀的便腐蚀，不能腐蚀的便一股涤荡夷平。对此穆齐尔一针见血地论说道：“这样一种手段（按指资产阶级的虚假理想和道德）虽然杀死灵魂，但随后似乎将灵魂保存在小罐头里供普遍使用，它向来就一直是灵魂与理智、信念和具体行动的结合，所有的道德、哲学、宗教便都是成功地这样做了的。”假如经过如此改造的道德、哲学或宗教能给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诸如“我们应该做什么？”、“怎样生活？”、“我能希望什么”提供哪怕零星半点有益的启示，穆齐尔想必不至于如此长吁短叹；遗憾的是它们不能，它们的内核早被形式理性掏空了，活生生的精神质料硬是被改造成了生物标本一般僵死的东西。在现代性压迫下，个体被强行分有的“个性”机制便是这样一个产物。现代社会的种种积弊虽不是拜马赫所赐，但他的“要素”之说恰到好处地给了穆齐尔一个借力打力的标靶。《没有个性的人》这整部书就是对现代性机制宰制下的社会机器须臾不可或缺的“个性”的宣战。关于“个性”概念还有一点要说明，“Eigenschaften”这个词在汉译中翻译为“个性”是不得已的选择，英文译作成“Qualities”也不很恰切。据汉斯·迈耶尔回忆，当年《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译成法文的时候，穆齐尔对“L’homme sans caractères”这个译法很不满意，倒是不通德文、艺术感觉超一流的安德烈·纪德提出的译法“L’homme disponible”（无安身之处的人）令穆齐尔深以为然。

二、对非“个性”的另一种解读

如果返回到20世纪上半叶的德语现代文学的大框架下，我们将会发现，穆齐尔对现实世界的否定正契合了当时的文学潮流所集中表现的一个主题：奥尔弗斯之痛。从19、20世纪之交，在德语文学尚未完成现代转型的期间，新浪漫派、新古典主义的诗人和哲人们的作品里就浸透了浓郁的思旧怀乡情绪，黑塞、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就是这种乡愁的突出代表。到30年代末，乡愁在茨威格的《昨天的世界里》更是成为了永久的不能承受之痛。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将能对“没有个性”产生另一种意义的解读：“没有个性的人”是在中世纪得道的圣徒才够资格享有的考语，而今时空变换，沧海桑田，把“没有个性”的精神移植到上帝已死、生命的总体性意义不复存在是否有点不合时宜，食古不化？

“没有个性的人”这一概念源自于中世纪德国神学家埃克哈特大师。埃克哈特大师是多明我教会的教士，他一生的精力都用于《圣经》的布道和文本诠释，本人并没有建立过任何思想体系，但是他神秘主义的学说和思辨方式不仅在神学领域里引起很大的震动，甚至也影响了众多的哲学家，如谢林、黑格尔、晚年费希特、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布洛赫等，当然穆齐尔也包括在内。

概括起来说，埃克哈特大师主张个人与上帝的神秘结合唯有通过彻底的清空自我才能实现，从而达到纯粹的“忘记了所有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境界。在他看来，“人自己本来就已经带有真理”；彻底放弃自我，达到完全无我的状态，人便能接近纯粹的主体性，亦即神性。一方面尘世间的人必须一死，才有机会与上帝相会获得重生；另一方面人们必须把想象中的上帝所禀有的形象、属性全部舍弃，才能达到无限，才能达到无以言说的神秘存在。能够修行到这等程度的信徒才有资格被埃克哈特称为“没有个性的人”。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埃克哈特大师的轶事很能说明他的思想：一位上帝的女儿来见大师，自称不知自己身份，既不是姑娘，也不是妇人；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既不是寡妇，也不是童贞女；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使女和仆人。这是因为：“倘若我说是个姑娘，那我就还是处在我最初的纯洁之中；倘若我是个妇人，那我就会在我的灵魂里面不停顿地生养那永恒之道；倘若我说是个丈夫，那我就会坚决地去抵制一切罪孽；倘若说我是个妻子，那我就会忠诚于我惟一可亲的配偶；倘若说我是个寡妇，那我就会始终思念着我那惟一所爱的人；倘若说我是个童贞女，那我就会以敬畏之心去侍奉主；倘若说我是个主人，那我就会去管辖所有属神的德行；倘若说我是个使女，那我就会谦卑地顺从上帝和所有的被造物；倘若说我是个仆人，那我就会辛勤劳动，毫无怨言地全身心去侍奉我的主人。在这所有里面，我都不是，同时却既是这又是那，就如此。”大师闻听此言，激动地说：“这话是我迄今所听到过的最为纯真的人说的，我是如此认为的。”

然而在穆齐尔的小说里，主人公乌尔里希也被称作“没有个性的人”，让人不免感到滑稽。在中世纪神秘主义者们的语境下，“个性”是有限的世俗世界分有的属性，“没有个性”属于无限的天国。而今在上帝已死、科学理性铺天盖地的现时代，神秘被工具理性驱赶得根本没有了容身之地，怎么去做一个“没有个性的人”？青年时代的乌尔里希一度自觉地在其人生坐标系里积极地寻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先后作过三次尝试，希望获得稳固的“社会个性”，但是成为军官、工程师和数学家的愿望都一一破灭。值得注意的是，乌尔里希的尝试所以失败并非他专业技能不够所致，而是由于他认识到：“人们赢得现实失去了梦幻。”现实就是工具化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完全剥夺了实现完满人生意义的可能性，灰心的乌尔里希“不愿再当一个有前途的人了”，至此，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断定，穆齐尔意义上的“个性”并不是指社会个体的道德品性，而是指个人实现自我价值、做出自我决断的能力，而乌尔里希从根本上已不具备这种能力，他只能借助精神的力量，在意识里反复玩味现实性和可能性，心里还残存着一丝幻念：或许“什么事也不做，也可以成为一个救世主或一个罪犯。”因而在世人的眼里他就成为无所作为的、“没有个性”的无用之人。显然，把中世纪上帝的儿女才有资格享用的头衔安在后世一个完全不知道如何生活的凡人头上，并不是作家卖弄学问的文字游戏，这文字的背后隐藏了他无力挽回传统精神破灭幻化的无奈叹息，或许还夹杂着几许苦涩的自我解嘲？不管怎么样，对非“个性”的两种解读方式都共同一致地指向了同一个结果：对现实的否定和对虚拟可能性的张扬，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文学创作的任务不是描述存在的现状，而是去表现应该的状况；或者是可能的状况，即应该的状况的局部。换句话说，文学创作赋予象征，它是意义的布展，是对生命的诠释。现实只是它的素材。”

穆齐尔否定现实当然不是仅仅把非“个性”的概念作为理论依据推衍出来的，毋宁说，非“个性”的立场取向恰恰是他排斥和厌恶现实的思想产物。现实世界最令他反感的无过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的公式化程序和秩序，这一点他颇像卡夫卡，在卡夫卡那里，“纯公式化的事情令人悚惧”，他的风格特点是惯于用夸张荒诞的笔法反复描写冰冷的理性控制下令人恐惧的秩序世界。那么穆齐尔是怎样表现同样的文学母题的呢？他的应对措施是夹杂着反讽态度的白描式现实描写。我们且以小说开头的一段场景片段为例，阿恩海姆和图齐夫人目击了一场交通事故，一辆载重卡车撞倒了一个路过的男子：

那位女士觉得心窝里有种不舒服的感觉，她有权把这看作是一种同情；那是一种无法决断的、使人瘫痪的感觉，那位先生沉默了一会儿对她说道：“这些个重型卡车，像这里开的这辆制动距离太长了。”女士听了这话稍感宽慰，投过去关切的一瞥以示感谢。这样的话她听过不止一次了，可是她并不知道什么制动距离，也不打算知道；对她来说，让这起可怕的事故成为过去，重新恢复起某种秩序就足够了，至于事故本身已经变成了一个技术问题，跟她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现在众人已经听见一辆救护车尖利的哨声，这辆车来得如此之快令所有等候的人感到满意。这些社会机构真是令人钦佩。人们把伤者抬上担架，连人带担架塞进了救护车。身着统一制服的男人围在他身边照料着他，一眼望去，车内干净整洁，井然有序和病房没有两样。围观人群带着这样一个合理的印象纷纷离去：刚才发生的是一起顺应规则、合乎秩序的事件。

这段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举重若轻的描写对一种现代社会病症作出了要言不烦的明确诊断：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们只能在来自人为规定的僵硬秩序下生活，而人的内心世界只剩下一片荒芜。诡异的是，夷平一切差异的现代性魔法偏偏能够使大众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力量面前就范，并伪造出一套看似有用实则空虚的价值规范及运行机制，并使大众在这种异化的、刻板的、缺失了人灵的生活中乐此不疲。出身资产阶级贵族的穆齐尔洞悉他这个阶层的腐朽堕落，虽然他同情社会民主思想，但对于工人阶级和下层人民及代表了他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了解，即是说，他处于一种既不能忍受与庸夫愚妇在琐碎平庸的社会现实里同光和尘，又没有勇气脱离自己的阶级阵营、放弃既有的优越社会地位及享受的两难尴尬境地之中。他的全部精力和才华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尽情施展，那就是对乌托邦梦幻的向往和对可能性的无穷构思。正如他在晚年日记里所述：“精神的功能是一种滋养化育的功能，它提供无以计数的可能性。它的功能决不是：实践的秩序。”

除了针砭现实、营造乌托邦幻想之外，穆齐尔在“非个性”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叙事还有另一个重大的主题：对极端事件的描绘。如果说比穆齐尔早了一百五十年的威廉·麦斯特代表的是一个昂扬向上、奋发有为、充满开拓精神的市民阶级力量，那么乌尔里希所赖以栖身的无疑是一个日薄西山、腐朽没落、充满颓废气息的资产阶级贵族圈子。如前所述，笼罩着这个阶层的人心的，根本不是什么健康有力的秩序，而完全是一种浸透了无政府主义特点的、动物本能般的躁动，人的真实状态其实是虚无和孤独。或许是穆齐尔太渴望冲出现实世界的琐碎牢笼了，又或许是他太急于和庸俗的男男女女划清界限，穆齐尔从青年时代刚在文学事业上崭露头角开始就对寻常事件的现实主义描写不十分热心，而是对极端事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而他所一贯欣赏的作家爱默生、陀思妥耶夫斯基、邓南遮也都是以描写极端事件见长。所有这些作家都坚定地相信：真理已经随着诸神远遁，或许人类只能在质料堆里面抓取最疯狂、最病态的事件，才能把握住事情的一星半点的灵光，就像生物学中用高倍显微镜去观察微生物一样。显然这种思路也是有“个性”的人讳莫如深、避之唯恐不及的。

三、关于“个性”的进一步深思

依照穆齐尔自20年代起越发成熟的论说文叙事风格，他实在用不着遵循经院学术的传统套路用抽象的理论框架去界定“个性”概念，用对“有个性的人”与“没有个性的人”的直观感性描写足够明白地揭示出这两种人的本质不同，“有个性的人”从主观上积极地投入生活，主动迎合客观势态对自己外部行为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越是墨守陈规的人过得越是左右逢源。小说中的阿恩海姆、狄奥蒂玛、封·博尔韦尔特尔将军即是这类人的典型；“没有个性的人”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冷漠地对待现有的客观实在，无视把持社会话语权的理性需求，现实世界往往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他们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只能消耗在无边无际的空想里。乌尔里希和阿加特就属于这样的类型。

在穆齐尔对有“个性的人”的白描中，呈现的只是无限杂多而琐碎的生活断片，尽管有时髦的科学名词纵横其间，但人灵的气息完全没有了，只剩下神经元支配下的生理反应，我们感受得到的只有肉体的蠕动、财富的挥霍和欲望的满足，“有个性的人”就是这样不知痛苦地随波逐流，不作他想地将自己宝贵的生命能量空耗其间。通过其他渠道我们对进入高科技时代以来人类生存的真实样态，如杂多、琐碎、空疏、虚无、碎片化、原子化已经在理论上有了先入为主的了解，但读到小说中有关于此的文学描写再次感性地感受人伦的尽失仍不免难以承受。所以，当穆齐尔抱怨说：“现行的秩序是现实的秩序，像一个蹩脚的剧本。”我们并不感到他完全是在情绪化地发泄不满。

现在我们再来审视现代文明社会为其个体成员安排下的科层制“个性”，问题体现得就更严重了。前面说过，所谓的“个性”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强加于社会个体的现成既有的具体物质生存条件，这些条件共同地具有整齐划一的计量化特色，且由不得人不接受服从。狄奥蒂玛（即图齐夫人）和阿恩海姆他们所拥有的“个性”，说穿了是“丧失了‘自我’的个性”。我们对比一下西方世界前工业时期的人们，不可否认，那时的人当然也受到来自外部的压迫（这种压迫往往还很残酷），它可以体现为经济的剥削、人身的奴役、甚至有行动自由的剥夺。但是心灵的压迫却是不存在的，社会的个体完全不受干扰地任自己的个性内在地生长、发育，自由地选择和支配自己的精神命运，因而那时的人不会也没法背叛他自己。但是在资产阶级取得合法的统治地位以后，明目张胆地毁坏了原有的一切包括阶级、习俗等内容在内的传统秩序，以实用效果最大的工具理性和他们自编自导的“平等”、“自由”等抽象概念取而代之。以往社会里个体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依附关系解体了，似乎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但是实际结果是不但是下层民众，也包括始作俑者的资产阶级里的一个个成员，都成了现代性这张看不见的巨网下的猎物，穆齐尔敏锐地洞悉出，这张看不见的巨网就是他为之一再思考的“个性”。“个性”是从外部没有任何道理地强加给社会个体的规定性，完全不可能顾惜个体的生命感受或实际需要，把有血有肉的人硬是在事实上改造成了机器上的零部件。“个性”与其接受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本质的联系，那些“个性”的被迫接受者无一不是“个性”强行扭曲下的受害者：那位外表明艳照人、风光无两的狄奥蒂玛的精神生活过得如何？——“不仅她的灵魂起来反对她的已经嫁给图齐司长的肉体，而且有时她的肉体也起来反对灵魂。”；那位同时在商场、政界和图书市场上呼风唤雨、长袖善舞的时代骄子阿恩海姆为了满足现代人愚妄的虚荣尽心尽力地供他们驱驰，甚至作为一个外国人去为行将就木的他国腐朽政权组织“平行行动”。有鉴于此，乌尔里希认识到“拥有一切个性的人等于什么个性都没有。”他决定做一个没有个性的人，这个决定并不是要否定生命本身，而是要抛弃现有的、强加于他的外部要素和力量。既然现实世界被资产阶级人为编造的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占满了，以至于外部的一切现象都让他难以忍受，他只能向“个性”达不到的精神领地里挺进。他不仅坚定了用文学为武器来批判和否定现实世界的信念，也坚定了以论说文风格为底色的写作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只有形式上落拓不羁的论说文才足以让他突破现实樊笼的包围，随心所欲地驰骋自己的想象力，要实现这个愿望就得“要求人们必须编造故事，要求人们献身于思想史而囿于世界史，要求人们去占有那永远不能完全实现的东西并最终也许这样去生活，就仿佛人们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只是一本书里的一个人物似的，这个人物身上一切非本质的东西已被删去，以便使剩余部分神奇地联合在一起。”当然这所有的想象也不是毫无规矩章法，还必须继续他一贯的精确的科学态度。与这项工作相比，外部世界的种种纷扰都不足以让他分心，帝国首都里很多人传说他和阿恩海姆是一对争夺狄奥蒂玛的情敌。对于这样的传闻，乌尔里希只会付之一笑，让他和一个“有个性的人”去争短论长，纯粹是“一场完全没有意义的战斗，他在进行这场战斗，在一个人们一开始就承认阿恩海姆正确的环境里，为了一项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事业。”

接下来，如果我们的眼光再放远一点，“个性”与人的脱节问题如果在以欧洲为核心的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那会是怎样骇人的景象？穆齐尔已经为我们描画好了：“肌肉和神经跳动并与自我搏击；但这个自我，这整个身体，灵魂，意志，这整个儿的、从民法上与周围环境划清界线的主要的和整体的人却只是十分愉快地受到肌肉和神经的裹挟，像骑在公牛背上的欧罗巴……”

“骑在公牛背上的欧罗巴”典故出自希腊神话，众神之王宙斯倾倒于年轻美丽的少女欧罗巴，就隐去真身化作了一头壮美的金黄色公牛，吸引欧罗巴骑上了牛背。可是在这里读者却完全感受不到神话的浪漫美好，而只能是触目惊心，悲观凄凉，穆齐尔本人的悲观程度可能更甚于弗洛伊德对人性之恶的估计。依弗洛伊德之见，人的无意识的驱动力量往往强过了理性的控制力量，一个收煞不住，便会险象环生。在其晚期著作《自我与本我》里弗氏把自我比作驭手，无意识比作了一匹桀骜不驯的烈马，他说道：“骑者不愿与马分开，他往往没有办法左右马的前进方向，同理自我也不得不把本我的意志付诸实施，好像本我的意志就是自我的意志一样。”弗洛伊德把发自人内心欲望的冲动比喻成脱缰的野马，不再受到主体理性意志的宰制，穆齐尔把这一问题放大到整个西方世界后令人万分恐惧地发现，欧洲竟然是骑在一头完全不受人类理性制约的公牛背上，而高居庙堂的决策者们对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却毫不知情，“旧有的政治和外交的原则及方法正在把欧洲这驾马车驶进沟里。”这个判断看似针对的是1914年的欧洲局势，但我们今天来看，一战之后的西方世界并没有从中认真汲取教训，那里依旧是野心家、政治暴徒、战争贩子和无知狂热民众的天下，他们奴役世界的罪恶欲望还在失控状态下继续恶性膨胀，善良而清醒的人眼睁睁看着整个人类被拖入了万劫不复的灾难境地而无能为力。1942年4月当穆齐尔撒手人寰之际，他的心里一定满载着无限的遗憾和近于绝望的痛苦：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意识到的现代人“自我分裂”的问题是人类文明的不祥之兆，他为之冥思苦想了一辈子不但找不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或方向，反而问题愈演愈烈，出路在哪里？

四、特立独行的代价

从思想史上说，穆齐尔可能还只是一位过渡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他创造的“没有个性的人”乌尔里希成为一个烛照后世的文学形象（尽管这个人物还不能说塑造得十分成功）。作为知行合一的思想者，穆齐尔既然开创非“个性”的生活原则，他就必定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坚持下去。不随波逐流、不与现实共谋、不模仿他人对他而言是最起码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他还有更超迈的追求，那就是“一种英雄原则（heroisches Prinzip），一种普罗米修斯的原则，这种原则能用心灵的斗争力量服务于本质的事物，驱除胡作非为。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继续发展着的经典原则，是卓越的原则（das Prinzip der Größe）。”

这样来看穆齐尔的人生轨迹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他在柏林大学获得心理学和博士学位之后，本来已有数所高校的心理学专业准备给他聘书，都被他一一拒绝，他对自己的写作才华十分自信，宁可做一个难产的自由作家，也不愿意仰人鼻息地从事某项有“个性”的固定职业。未完成的长篇巨制《没有个性的人》更是脱胎于他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为用精神征服世界的事业作出贡献”。小说的背景发生在一战之前的哈布斯堡王朝，穆齐尔要再现出这个腐朽没落的庞大帝国在被葬送进坟墓前一片颓废的社会世相，以及人们在迷信科学和文化悲观主义两极之间难以抉择的残破的精神世界，同时他又绵里藏针地暗贬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30年代，用他的话说，这是一部“从往昔发展而来的当代小说”。阅读这样的小说一定要具备异乎寻常的耐心，沉得住气，细细咀嚼他那看似絮絮叨叨的琐碎文字才能领会其微言大义，“我希望读者把这部小说读两遍，一遍是从头到尾地通读，一遍是局部地细读，这个要求似乎是狂妄了一点。”他耳提面命地告诫读者，他写的是心灵小说，而不是审美文学，为了涉足人迹罕至的精神高处及深处，文字不免会生硬别扭一些，“如果公众不那么关注我的美学价值而是更多的关注我的心灵意志，我将对他们十分感激。文笔修辞对我而言是对思想的精致刻划……”

为了保证自己的作品质量，小说的每一章节穆齐尔都要修改二十遍以上。据说他的作家朋友弗朗茨·布赖有一次问他：“博士先生，今天又删了多少字？”他的作品难产倒不完全是叙事困难所致，更多的还是他对精神品质的过高要求，“在我而言，要紧的是思想中激情般的力量。如果我不能致获某种有特别意义的思想，马上就会觉得我的劳动索然无味。”

凡此种种都充分彰显出穆齐尔从为人到作品的极其个人化的风格。但问题是，他把这种个人化风格发扬到了极端，得罪了很多同行和朋友不说，自己也陷入了写作瘫痪的绝境。之所以如此，还是在于他的“个性”概念规定得过于教条化，在他看来，一切“个性”都是工业化的批量生产和可复制的社会规范对个人的强加，纯属有用而无意义的伪造，他必须高高荡荡地居于云间，远离深陷现实泥淖里的“个性”。他孜孜不倦地删改自己的作品的一个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落进前人的窠臼，而一旦发觉自己的作品被人模仿，不管是字句上的直接“借用”，还是立意或母题的相似对他都是莫大的侮辱，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介绍的他与布罗赫的那场笔墨恩怨。

穆齐尔对“摹仿”充满的高度戒备也波及到了他对同行的学习和取经态度上：作为心理学专家，他跟弗洛伊德势不两立，而更令研究者惊讶的是，弗洛伊德的书他看过多少至今都是一个未解的谜；早在柏林大学的求学时代，他就不是一个学习积极的学生，当时在该校执教的两位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早已名满天下，甚至有不少来自其他大陆的游客专程来听他们的课，而穆齐尔的日记和书信里从未记录他听过这两位名师的课，更谈不上和他们有私人交往；再有一例也许最能说明问题：20年代之初匈牙利电影美学奇才贝拉·巴拉兹曾在维也纳自己的寓所里专门举办过一个名为“穆哈飨宴”（Mokka – Symposion）的星期天沙龙，到访者卢卡奇、穆齐尔、卡尔·曼海姆、阿诺尔德·豪泽、索玛·摩根斯坦恩均为当时文坛上的一流才俊，整个座谈的场面有意无意地模仿当年艾克曼从歌德那里受教的气氛，作为齐美尔的得意门生，又是韦伯在海德堡圈子里座上客的卢卡奇俨然是整个聚会的中心，会上的其他人都“像孩子听讲童话一样”聚精会神地听他侃侃而谈，而穆齐尔虽然也表现出了对讲话者的尊敬，但对其所讲内容则流露出明显的冷漠。

当非“个性”的人生态度发展到极致，就几近于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了。在穆齐尔担任几家重要的报纸文艺副刊主编期间，他和当时德语世界接近一半的一流思想家和作家都地打过交道，卡夫卡准备出版中篇小说《判决》（Das Urteil）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找穆齐尔接洽的。然而这些震古烁今的文坛和思想界的巨子们没有一个成为他的朋友。在他流亡瑞士期间，他的寓所离詹姆斯·乔伊斯只有一个街区的距离，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拜访他。更离谱的是，1940年穆齐尔移民美国的希望破灭，当时又有许多被迫害的德、奥知识分子成功地转移到了哥伦比亚，于是有人建议穆齐尔效仿，孰料被他一口拒绝，理由居然是“施蒂芬·茨威格就在南美洲。”是不是穆齐尔的才华高到了真的可以视天下英雄为无物的程度了呢？并非如此，首先，穆齐尔在中篇小说集《结合》的失败之后，艰苦探索了十余年才摸索出了一条既符合他的精神旨趣，又契合时代要求的写作风格——论说文主义的特色，而关于论说文卢卡奇早在1910年发表的《心灵与形式》就予以过充分的阐发，后来又经托马斯·曼和布罗赫等人的继续努力使之成为整个二十世纪德语现代文学的一大重要特征，而穆齐尔对这些理论发展完全视而不见，白白地多费了十年闭门造车的功夫；其次，穆齐尔不是一个想象力出色的作家，他的写作素材无一不来自他直接或间接的见闻，据与穆齐尔有过亲身交往的德国资深文学评论家汉斯·迈耶尔回忆：至少在整个二十世纪，没有第二个文学家像穆齐尔这样从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饥似渴地吸取创作养料，也没有谁像他那样与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处于一种零距离状态，“穆齐尔笔下的唯一主题就是他自己”。穆齐尔自己则辩解说：“……作者的思想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有半点失真，一定要吻合真实的情景、相关的内在思想。必须如此，对我个人来说，对我本人、对我清醒着的品格实在是很重要。”这个理由当然是言之有据的，但如此一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就差不多完全在自己的亲身经历的范围之内限定死了，偏巧他又不善于交往，朋友无多，游历还非常有限，从未离开过中欧数得出的几座城市，因此不免常常深陷于“输出功能障碍”的苦恼；当他晚年离开了他长期生活的柏林、维也纳，流亡到异国他乡的瑞士、彻底断绝了社会交往时，他的处境就如同切断了源头的内陆河流，终于使他积重难返的“写作瘫痪症”来了个大爆发，提前结束了文学生涯。

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个性”的态度决定了穆齐尔蔑视现实、一心要超越现实的态度，然而当刚性的现实让他避无可避时，到头来他还是选择了和现实妥协。1933年10月10日，纳粹当局为了收买文人，颁布了所谓“为促进德语写作事业的帝国通告”，要求每一个未流亡作家都必须政治表态，断绝与德国流亡作家的杂志的关系。为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在纳粹当局获得出版恩准，穆齐尔违心地给流亡杂志《荟萃》（Die Sammlung）的负责人克劳斯·曼写了绝交信；1936年流亡瑞士的托马斯·曼号召人们一起来支持流亡作家，从穆齐尔那里得到了不愿合作的答复。原本以为这样就顺顺当当地避开了现实，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38年奥地利被“大德意志帝国”合并，《没有个性的人》被纳粹列为禁书，穆齐尔的妻子马尔塔又是犹太人，如果再不离开暗无天日的第三帝国就难逃法西斯暴政的魔爪，形格势禁之下穆齐尔被迫离开维也纳经罗马流亡瑞士。

穆齐尔的晚年是非常凄凉的，他的工作状态亦随着年齿的增长而每况愈下。从1933年到1942年，《没有个性的人》的写作进程只向前推进了二十四章，要完成计划中的全书还遥遥无期，而到了流亡期间穆齐尔能做的顶多是把已经写成的手稿反复修改，生活中缺少了素材来源便再也不能够书写新的内容。不仅如此，穆齐尔晚年的创作计划中打算创作的一部现代版《格列佛游记》和一部箴言集都成了泡影。同样属于流亡作家的列文·孚希特万格在1943年发表的《流亡中作家的工作困境》中写道：“流亡是一所艰苦的学校，可以传授给人以坚强的武器……一大批的流亡作家的内心历练得更成熟，更振作，更年轻。他们的确很痛苦，但也能够更明智、更正当地对待他们的新世界，更深刻、更加心存感激地意识到了自己的使命。每一场死与生都成为了他们的经历和财富。”若以孚希特万格的标准而论，穆齐尔显然是流亡作家里最不成功的一个。

即使从穆齐尔的一生来看，他的作品总数也是非常有限的，他只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包括未完成的《没有个性的人》）、两部戏剧（其中一部几乎没有文学价值可言）和数得出的几部中、短篇作品，连同其他为谋生而创作的论说文、评论、诗歌、演讲和媒体对他的专访记录凑在一起也只能汇编成两卷本的《全集》，还不及卡夫卡作品的三分之二，细心的人还会注意，体质羸弱、长期患病的卡夫卡只活了41岁，而穆齐尔是年过六旬带着健壮的身体离开了人世；就文学创作的外部条件而言，穆齐尔也比卡夫卡优越很多：卡夫卡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工人事故保险公司里恪尽职守地担任全职工作，而穆齐尔在1922年以后直到去世都没有担任公职，作为一名自由职业作家他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写作，又不像他的同胞弗洛伊德那样被庞大的家室拖累，本人还不问政治，没有遭纳粹政权嫉恨的犹太血统，比起同时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外部不良环境对他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不是他个人的主观局限，凭他的杰出才华完全可以为德语文学事业奉献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

综上所述，穆齐尔的非“个性”思想是他应对病态下文明社会的一种极端的态度，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他才敢于用他常人所无的高度精密敏锐的感觉利器去无情地解剖和烛照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高度精确地认识到工具理性奴役下的异化和丑恶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刻本质，而他用另一种眼光为世人勒出的一个美好世界的蓝图的确能振奋久遭压抑的精神，涤荡久经涂炭的灵魂，《没有个性的人》因之成为整个二十世纪堪称经典的现代主义文学佳作；然而另一方面他的非“个性”过于片面和极端地拔高虚幻的理想，尤其不可取的是他盲目地将一切现实因素都当成自己的假想敌，尽管他尽了最大的主观努力，事实证明他那种完全罔顾现实的非“个性”思想最终还是虚弱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