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特点和影响
《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以下简称四大名著），目前均翻译出版了维吾尔文译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品，四大名著译本一经推出，就备受广大维吾尔语读者的青睐，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译本的特点和影响进行粗略分析阐释。
一
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翻译特点
四大名著均为我国古代长篇章回体小说，具有深刻社会内容和艺术感染力。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点，是描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世态百相，书中庞学杂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战争、教育、宗教、风俗、礼仪、文学艺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道德、伦理，以及饮食、建筑、纺织等多方面内容。四大名著使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成语、谚语、歇后语、俚语及脍炙人口的精美诗词和名言名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这些在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中都得到了较好的反映。
（一）熟语的翻译特点
四大名著中熟语非常丰富，反映历史人物、社会习俗等方面的熟语，是翻译四大名著的一个共同难点。
在译入语中往往会出现没有对应或不完全对应的词，进而会造成词义的空缺。如果都直接按字面翻译，译文读者可能难以接受，使译入语读者也无法获得与原文读者一样的阅读感受。四大名著中的熟语、典故、谚语等，根据语境和内涵的不同，一般采用直译、意译、音译等翻译方法。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某种译法，而是观照全文，具体词汇具体处理，使译文做到准确、生动、真切。
借译法是在译入语中有对应的熟语时运用的翻译方法，有的是完全借用，有的则是部分借用。这也是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显著特点之一。但也有例外，完全借用的熟语可能只是意义相近的。如“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是“物极必反”的意思，维吾尔文译本把这条谚语中的两个并列分句拆开，分别翻译，前一分句与之对应的等值谚语应该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显然译文与原文的意思有些出入；但后一分句运用意译法，保留了原文的暗喻形式，则如实地传达了“水满则溢”的比喻义。
在遇到无法用借译法翻译的综合性熟语和组合性熟语时，维吾尔文译本中多采用了直译法。这些从字面上可以理解的熟语，采用直译法翻译同样为译文读者所接受，不会产生歧义。
另外，为了更好地传达原句本义，翻译者有时会放弃现有熟语，而使用直译法进行翻译。如“天下老鸹一般黑”有对应的熟语，但维吾尔文译本没有借用这个现成的熟语，而是直译。相比之下，这个译文更好地传达了上下文的意思——“会想钱的人都一样”。这类翻译方法，不但如实传达了原文信息，还保留了借译法无法体现的形象色彩。
在翻译意义、形象或风格上都比较相似或近似的汉语熟语时，译者采用了互借法。如《水浒传》中的“一箭双雕”互借译为：一块土块儿打两个斑鸠。这样的译法既忠于原义，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又符合维吾尔文成语的结构和习惯。
汉语熟语的翻译，是从语义到形式寻求对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尽量运用翻译的等值原则，达到了原文与译文的对等，使维吾尔文读者体会到汉语熟语的精妙。
（二）典故和谚语的翻译特点
典故具有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形象。为保存典故原有的形象和风格，对含有历史文化色彩的典故大多采取了直译法。如《三国演义》中的“走麦城”，是写关羽麻痹轻敌，被东吴陆逊长途奔袭攻占了荆州，用来比喻因麻痹大意而造成的重大失误。在维吾尔文译本中本来可以意译，但译者采取了音译加直译的方法，保留了汉语的文化色彩和风格，同样达到了译入语的生动、形象之目的。
当汉语典故文化特色不太明显时，采用色彩相当的目的语进行套译，也是四大名著典故翻译的方法之一。因有些融合性谚语是暗喻，受到方式表达、语言习惯、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直译后译文读者无法接受，维吾尔文译本便用改换喻体的方式进行了套译。
在直译和套译法都不合适时，便只好按照上下文进行意译。如《水浒传》中的“用仁义以治天下，公赏罚以定干戈”和《三国演义》中的“化干戈为玉帛”的翻译。尽管译文并未一一对应，但都如实传达了原文的信息，而且译文生动活泼，符合维吾尔语读者的语言习惯。
（三）专有名词的翻译特点
四大名著中的专有名词主要包括人名、地名、绰号，以及一些特殊名称的翻译。人名地名的翻译，一般都遵循“名从主人，约定俗成”的原则。“名从主人”是指专有名词属于哪个国家或民族的事物，就要按那个国家和民族的发音翻译。“约定俗成”是指有些译名虽然音译不准，但沿用已久或普遍通用，应坚持沿用。
四大名著中的人名地名的翻译，坚持了这个原则。如《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三国演义》中四百多个人物的姓名，均按汉语音译。在《水浒传》中，一百零八将的人名和绰号的翻译，则是人名音译、绰号直译，实现了与原文的对应。这样用绰号或外号替代人名的现象，也存在于维吾尔族民间，这样的翻译也符合维吾尔语言的习惯，展示了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同时，对反映神话人物、朝代和带官衔职务的人物，也采取了姓名音译加官衔直译的方法。此外，地名、山河名，以及某些有特定含义的殿堂、寺庙等，也大多采用了音译加直译法。这种音译加直译的翻译方法，达到了让读者理解明白的目的。
古今中外，文学翻译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翻译的根本问题不是语言的翻译，而是文化的翻译。”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写照。凡是读过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维吾尔语读者，都为译者高超而精湛的翻译水平而喝彩，都会认为四大名著的维吾尔文译本是古典文学维吾尔文翻译的典范。对等不一定等值，对应却未必对路，可以说，四大名著中的每一回、每一段、每一句，甚至每一个词语，都有一定的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而这种表层含义和深层含义往往还有内在联系，若采用一般的翻译方法很难与原文达到等值翻译的目的。
二
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对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影响
任何民族的语言都是在与其他民族语言相互交流借鉴中不断丰富发展的。在译入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时，为保持原文文化色彩，直接借用源语词是翻译工作中处理文化空缺词的方法之一。在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翻译过程中，大量汉语借词融入了维吾尔语词汇。如，源于汉语古典文学作品的“状元”“算盘”“将军”“豆腐”“桌子”“麻将”“瓦刀”“拳把式”“七绝”“虞美人”“菩萨蛮”“大堂”等词，都融入了维吾尔语词汇，成为维吾尔语读者约定俗成的汉语借词。可以说，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出现对弘扬中华文化传统、促进维吾尔族更好地学习传统文化、增强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促进维吾尔文翻译工作的健康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有些称量单位名称，如汉语中的“斤” “升”“庄”“棺”等词，在译文中也采取了音译。《水浒传》中的“布帘”译为“Milɛŋzɛ”，是汉语“门帘子”的变音词，现在已成为维吾尔语的日常用词。这些汉语词汇自然地融入维吾尔语中，既保留了汉语文化色彩，也丰富了维吾尔语词汇。加之，维吾尔语译版电视剧的不断传播，因文化差异而被认为“不可译”的大量典故、熟语、经典诗词、名言警句等，如今也都成了维吾尔文学语言不可或缺的词汇。
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的出现对当代维吾尔文学而言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从第一次出版至今，影响持续增强，四大名著这四种不同题材的文学作品，对维吾尔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红楼梦》对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影响
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最早出版的是《红楼梦》，1975年出版，次年《水浒传》维吾尔文译本出版。到1982年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全部出版。当时维吾尔文学中还没有出版过这样的鸿篇巨著。《红楼梦》是家族故事，《三国演义》是战争题材长篇小说，《水浒传》是系列英雄好汉故事，《西游记》是魔幻长篇小说。维吾尔语读者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长篇小说。
《红楼梦》维吾尔文译本出版时，维吾尔文小说创作者们的创作思路比较单调，叙述方式比较单一，故事情节较为简单，叙述技巧也是单层的。
《红楼梦》维吾尔文译本的出版发行好像一块大石头扔进平静的湖水里，激起了一层层波浪。维吾尔语读者们首次惊讶地发现，这样的爱情故事、这样奇异的家族故事也能写出如此精彩的小说。对广大维吾尔语读者来说，《红楼梦》的叙述技巧、修辞手法、诗词、成语、谚语，以及作品中表现出的园林文化、居住文化、茶文化、插花文化、饮食和宴席文化、玉文化、诗社习俗、服饰和刺绣文化、交通民俗、陶瓷文化等等都是很特别的文学及文化现象。
以建立诗社为例，《红楼梦》中先是贾探春提出要建一个诗社，正好在这时贾芸送给贾宝玉两盆海棠花，于是贾宝玉建议说就先做海棠诗，所以起名叫海棠社，后来一度中断，再后来林黛玉作了一首桃花诗，被薛宝钗等人看见，于是就将海棠社改名为桃花社。《红楼梦》维吾尔文译本刚出版发行的年代，维吾尔语读者模仿《红楼梦》建立诗社，积极开展诗歌创作，组织背诵诗歌、抄写诗词等诗社活动。读者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刺绣组、插花组、品茶组等团体。这样丰富多彩的有益活动还挖掘出了一批民间诗人，以及刺绣师、茶艺师、花艺师等民间艺人。年轻男女互相写情书时，借用和模拟《红楼梦》的诗词是当时的一种文学时尚，也是有文化修养的一种标志。当时这种民间文艺和手工艺团体，大力宣传了《红楼梦》文化，宣传了读书和学习的重要性，宣传了扫盲的重要性。同时，宣传推广手工艺，还疏解了农民们的劳动压力，丰富了农村的文化生活。
此外，当时一些演唱家和音乐家借用《红楼梦》的诗词谱曲演唱，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当时书很紧俏，一些读者抄写了整部《红楼梦》。自愿组织的读书会或读书社的成员们在煤油灯微光下彻夜进行热烈讨论。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发现，许多《红楼梦》爱好者的手抄笔记本、园林设计图、品茶和饮食相关记录和练习本至今保存完整。
文艺家们初次看到这部鸿篇巨著时，也深深地被我国文学宝库中的这一颗璀璨明珠所震撼。《红楼梦》的百科全书式结构、丰富的文化内涵、精致的修辞、叙述中插入的诗词、人物外貌描写、自然环境的描写、各个人物的内心和性格描写，尤其是这么多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安排等等，都变成了当时文学家和文学爱好者模拟学习的佳作典范。在《红楼梦》的推动下，陆续出版了一些长篇小说，其中以爱情和家族为主题的小说数量众多。
关于《红楼梦》维吾尔文译本对维吾尔当代文学的影响，《红楼梦》翻译小组组员热合曼·马木提先生曾说：“《红楼梦》维吾尔文译本对维吾尔当代文学影响深远。这部名著刚翻译出版的时候，维吾尔文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和短篇小说，内容和语言、形式比较简单。这部名著出版后文学家们模拟并学习了设置多人物、多情节，学习怎样提高思想性和艺术性。创造形象和安排情节方面给我们作家的启迪很多。”
（二）《水浒传》对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影响
《水浒传》维吾尔文译本出版发行后，《水浒传》的很多词汇、典故、格言、谚语被广泛运用于日常口语和文学作品。《水浒传》维吾尔文译本中部分词汇已经成为维吾尔族口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常用词汇也进入了维吾尔语文学作品。
在《水浒传》维吾尔文译本刚刚出版发行的年代，出现一种民间艺术家，即说书人。有的说书人能弹热瓦甫琴或其他乐器伴奏说书，有的则不弹乐器。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能用口语化的语言讲述《水浒传》的故事。
笔者在实地调查和深入采访过程中，遇到了三名老师。他们能背诵《水浒传》中的很多故事和诗歌，能背诵一百零八位好汉的绰号，能背诵主要的战场、战术、各个战场双方的赢输情况、各位好汉善用的兵器以及他们被逼上梁山的原因。他们给笔者背诵时，热情洋溢，在不知不觉中模仿着维吾尔文电视连续剧配音员的声音。
维吾尔民间当前能背诵《水浒传》节选的《水浒传》迷不少。我采访的15名《水浒传》迷都是能写诗和短篇小说的作者。我特地查阅了他们的写作练习笔记，让我惊讶的是，这些诗歌、短篇小说、散文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而且，15名受访者中，有13名是在四大名著尤其是《水浒传》的直接启发下喜欢文学，开始文学创作的。
《水浒传》维吾尔文译本的出现对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的读书会是一种特殊的读书习惯，还有英雄主题长篇小说的出现，其中的叙述方式、情节安排、语言特点、修辞等各个方面都有鲜明的模仿《水浒传》的痕迹。
（三）《三国演义》对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影响
《三国演义》维吾尔文译本出版后，震撼了广大读者。在那个没有电视机的年代，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学享受和消费途径。笔者调查过程中采访了一位退休干部，他回忆说：“《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维吾尔文译本刚出版的时候，我是小学老师。我白天上课，晚上在微弱的煤油灯光下给农民们读书。夏天在院子里读书，冬天在室内读书。在我的提倡下，其他村也组织了读书会，一个村有两三个读书会。那时候新疆的电力不足，一天来电，五六天停电，照明主要靠煤油灯。听众们的热情很高，非常认真地听书。白天劳动的时候也热烈讨论书的内容。来电的时候，大家都看电视，没电了就听书。《水浒传》《三国演义》《李自成》等名著我经常读，至今读了大概20多次。”这样的四大名著爱好者肯定还有很多。
《三国演义》维吾尔文译本出版发行后，作家们模仿这部名著，开始创作战争主题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及长篇叙事诗。许多文学爱好者还抄写和背诵《三国演义》的经典语句和诗歌，模仿这些诗歌，练习诗歌创作。《三国演义》维吾尔文电视连续剧翻译播出后，电视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普及范围比书籍大了好几倍。书籍版主要分布在具有读书能力的少数读者群中间，而电视剧则辐射到了所有维吾尔语观众。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虚幻情节，也包含了一些民间故事成分，很符合维吾尔族观众的接受心理。因为维吾尔族的民间故事也很丰富，维吾尔族民间故事里的很多情节和叙事特点跟《三国演义》非常相似，所以电视剧里的很多情节和叙事特点对维吾尔族观众来说不是陌生的。
（四）《西游记》对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影响
《西游记》维吾尔文译本出版发行后，为维吾尔文学创作增加了新的素材，维吾尔语读者通过对《西游记》翻译作品的阅读，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的情节、人物形象、成语、谚语和经典词句等在维吾尔文学中被广泛引用。在网络时代，许多人将《西游记》中的人物和故事融入到生活中进行再创作，产生了幽默故事和小品等形式多样的作品。
一些小说家、诗人和散文家在《西游记》情节的基础上，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20多部维吾尔文小说、诗歌、散文中均出现过《西游记》的成语、情节、人物形象或主人公所使用的工具或动物，比如，孙悟空的金箍棒、猪八戒的九齿钉耙、白龙马、牛魔王、火焰山和花果山等。
《西游记》的故事情节非常曲折，故事奇幻，人物形象非常鲜明，自然描写和人物描写很生动，其中包含很多民间故事成分，这些也特别符合维吾尔族百姓的阅读口味和欣赏情趣。孙悟空等人物深得维吾尔族观众的喜爱。“孙悟空”在维吾尔语社交和文学作品中已经变成了多面手和善变的强者的象征，与他有关的比喻和成语不仅在维吾尔的书面文学作品中出现，而且还被广泛用于网络文学，多数都变成了网络时尚语。
此外，《西游记》里的许多成语已经进入了维吾尔语交际和文学作品。如，女人很多的地方被称为“女儿国”，自然景观非常美丽的地方比喻为“花果山”，特大的困境或不能解决的难题比喻为“九九八十一难”等。
三
结 语
四大名著的维吾尔文译本在广大维吾尔语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时代在不断发展，各民族的语言词汇也在不断更新和充实。从时代和社会发展之需要来看，不论是几十年前翻译出版的《红楼梦》，还是2012年作为中华经典工程组织翻译出版的《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在译文中也存在着需要不断改进的问题，如个别文化词语处理欠妥，在表达上出现误解，个别典故和谚语理解有误，译文用词不准确、未能完全表达原义等等。但总体上瑕不掩瑜，译者通过意义、形象或风格上都比较相似或近似的词语，灵活地运用等值借用法，在译文中尽量做到既忠实于原文原义，又符合维吾尔语的语言风格，甚至在直译和借用译文熟语的方法都不合适时，按照上下文进行意译，力求整体上保持原文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这些翻译特点为后来的维吾尔文翻译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社会的进步和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国内外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不断变化，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文化，首先要充分肯定和借鉴翻译前辈们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翻译经验，提高翻译人员在多种语言文化背景下的翻译能力。其二，要加大对已翻译出版的维吾尔文译本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和探讨力度，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其三，对重要的文学作品，应采取个人和集体翻译相结合、分工负责、集体审定的办法，保证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在翻译过程中不减弱、不流失。其四，加强对中华民族专有名词术语翻译的统一和规范，定时发布统一审定规范的名词术语，为广大译者和语言翻译研究者提供必要的参考。其五，近半个世纪以来，《红楼梦》的维吾尔文译本只有一个版本。“一带一路”的发展形势，要求我们加大中华文化向世界各国推介的力度。中国的维吾尔语与周边国家的乌兹别克、哈萨克、吉尔吉斯、土库曼、鞑靼等民族语言有着一定的亲近关系。做好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维吾尔文出版工作，对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民族语言文化的交流必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此，应积极发挥新疆民族语言的优势，认真做好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维吾尔文译本的修订和再版工作，加大对文学作品维吾尔文译本的研究工作，拓宽文学作品的传播途径。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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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绍年：《<红楼梦>翻译学刍议》,《语言与翻译》199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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