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2022年第2期｜姬中宪：月光球场（节选）
姬中宪，著有长篇小说《花言》《我不爱你》《阑尾》，短篇小说集《一二三四舞》，非虚构作品《缓慢而永远》，杂文集《我仍然没有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发表长中短篇小说多部，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转载，作品曾入选《南方周末》2007年度推荐书目，获第十届上海文学奖、中峻杯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最佳读者印象奖等，现任教于华东政法大学。
导 读
内心世界的丰饶和现实世界的丰饶，可能是两条不相交的流水，也可能在月光之下，交汇成为一条更宽广更奔涌的大河。
月光球场（节选）
姬中宪
家里的女人都到齐了，我妈、我妹、我妹的两个女儿（小的才一岁半），甚至还有我妹夫的妹，今年读大三，因为一直不开学，也跟着来我家玩，再加上我，大大小小六个女人，把我家卧室和卫生间塞得满满的。可苦了我爸，那几天天天在地上扫头发，还要帮着六个女人找头绳，结果住了三四天就回去了，说每天吵得脑仁疼，不如回去上班。
六个女人连同她们的各式内衣，迅速接管了这个家，你能想象这是一种什么场面吗？我的观察：随便一件小事情，一点小情绪都要乘以六，变得不可收拾，就是这种感觉。女人的能量真是无限的，尤其当她们安营扎寨住下来的时候，总能干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
天慢慢地热起来，满屋子胳膊大腿，浴室里终日弥漫着女人的体味，七八个牌子的洗发水、沐浴露、洁面乳、日霜、晚霜加在一起也遮不住，把那具丑陋的直男风格的排气扇累得够呛。此前我这个房子的最高接待记录是2015年，那年夏天我去美国培训，我的两个做艺术策展的女朋友来这住了两个月，天天光着身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窗帘也不拉，还自拍了照片发给我，我说你们这两个不要面孔的，也不怕邻居看到？结果她俩说：怕啥？看到也以为是你。
后来我从美国回来后，感觉全小区的男人看我的眼神都有点不大对劲。我不止一次接到短促的门铃声，晚上、大白天都有，就一句，接起来，喂一声，无人应答，只有微弱的喘息声、喉咙空咽声、吧嗒嘴唇声（其实是我的幻听）。有一天，我在信箱里发现一张A4纸，印着一个二维码，底下打印了一行字，说他住在我家对面楼上，希望我扫码加他微信，注明“邻居”。我们小区的信箱有好几排，大致模拟小区的格局，像售楼中心的模型，我找准角度，从对面信箱中选了一个，把A4纸塞进去。
单身久了，越来越记不起自己是个女人。虽然公司里都互相称呼美女，但这称呼越来越跟性别无关了，我反正也随口奉还回去，感觉上，其实所有人都雌雄同体，也可以说不男不女了（我这辈子见过最细腻最知心的人是入职我司不到两年的一位小男生）。上一次相亲要追溯到一年以前，某高端婚介平台上认识的，外资银行独立董事，七年英国生活经历，“几乎不去夜店”，最喜欢的一本书是《决策与思维》（2020年3月初版，也就是说直到两个月前他才遇到自己最喜欢的书）。看他资料里的硬性条件，此人与我的要求严丝合缝，简直是照着我的要求长的，测试下来，心灵曲线也都是一高二低三回旋，简直天造地设一对，但是此人极忙，当然我也忙，也因为疫情尚未完全解除，所以我们一直采用线上相亲，他每晚固定时间打来语音电话，与我就生活习惯、价值观、未来规划等话题一一核实，四五天下来他几乎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但我们从头到尾连摄像头都没开过。等到全部核实好后，我拉黑了他。
他连试都没试过再加我一次。可能忙着采集下一个样本数据去了。
我几乎不休息，只是有时换到咖啡馆或家里办公，我每天七点十分起床，晚上早的话七点半到家，十点上床酝酿睡觉，晚的话可能凌晨两三点，或者通宵。晚饭吃素或不吃，早晨一杯混合果汁和一个白煮蛋，中午在公司吃，边吃边和同事讨论老板的星座和性取向。正常情况下，一周一次瑜伽、一次游泳、一次绘画课，有空就对着keep练习翘臀，体脂率一直保持在20%到23%之间。我越来越像一个完美的没有性别的女人了。
我接下来要讲的那件事，与此有关。
我妈她们刚宣布要来我家住一段时间时，我还挺兴奋的，毕竟家里难得这么热闹，疫情期间我独自隔离，内心的疯魔被我养得又肥又大，快要撑破躯壳。那时候我觉得另一个人太重要了，另一个活生生喘气的人在身边太重要了，TA可以时刻提醒我是一个人，监督我扮演好这个人。但是我妈她们一来，尤其我爸一走，我开始不适应了，把我和这群纯女人扔在一起，真受不了，她们好像分分钟在提醒我和她们的不同，我按着完美女性的标准修炼了这些年，她们一来，我就现了原形，和她们比我哪算女人啊？
我猜连我那刚断奶的外甥女那嗲嗲的眼神和糯糯的声音都比我有女人味，我怀疑她们给她喂的奶粉都是富含女性激素的，她的亲妈和亲姥姥将自己那套用了三十到六十年不等的价值观揉碎了，掺进辅食中，一口一口将那女婴喂养成同类。
我总是讽刺她们。我和她们抢夺女性的定义权，她们人多势众，咋咋呼呼，场面上占着优势。她们用自己那种不打招呼的热情、不证自明的强硬逻辑，一步步将我这个房主挤得像个客人。
所以那一晚当我意外走失时，她们竟没有发现。
我开始藏她们的头绳，怀着恶作剧式的心态。她们总是把头绳随手丢在洗脸台上，马桶水箱上，沙发扶手上，床头柜上，上面还夹着一二根头发，甚至我有一次在冰箱的冷冻层里还发现过一个。我发现一个藏起一个，把它们都压在书架顶层一个非洲手鼓的下面。我的职业要求我用完东西必须放回原处，我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从复杂的树状结构中快速找到一片叶子，我在美国那几个月，我的两个女朋友半夜急吼吼打电话问我家有没有挖耳勺，我闭着眼，隔着一个地球，指导她俩到卫生间台盆下面，打开左边第二个抽屉里的收纳盒从上面数第三层，手伸进去，右侧靠边角的位置，指甲钳的旁边，摸到一个挖耳勺。所以，我受不了随手扔头绳的人，这样的人，我见一个消灭一个。
她们似乎并未察觉，头绳对她们来说原本就是一件易耗品，她们早习惯了随用随丢，反正她们能像魔术师一样源源不断地变出新的头绳来，然后继续乱扔。我也继续不动声色地收走它们，每天都有斩获，我想这世界上的头绳数量总是有限的，总有一天我会收尽它们，让这群女人披头散发。
我下意识地对那些女性特征鲜明的廉价小物件心怀仇恨。我妹离开高跟鞋简直要死，她对怀孕生娃带娃唯一的反抗发生在当她怀念高跟鞋的时候，因为她没办法一边挺着大肚子或抱着娃一边穿高跟鞋。所以，当她终于有机会扔掉娃时，即使只有三五分钟，她也要把我的鞋盒子一个一个搬出来，将那些闪着碎光的高跟鞋一只一只绑在脚上（两只脚经常穿不一样的鞋，以便在单位时间内尝试更多的可能），然后在镜前站成各种姿势，提醒自己仍是一个女人。
我这样说我妹，到底有些不厚道，毕竟我的高跟鞋比她多得多，也贵得多……可她怎么能和我比呢？我是陆家嘴上市公司白领，她呢，二本毕业之后就没出过县城。
四年前，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是在四年前的某一天早晨，在县城，我妈难得亲昵地搂着我的肩膀，跟我透露她和我爸至今仍有“性生活”。是的，她用的就是“性生活”这个词，我还一直以为这个词只有我这种读过研、留过洋的现代女性才会用，没想到我妈也会用，不但会用，人家还……而我呢，这个词对于我，恐怕也只是口头上用一用。她们宣布要来我家后，我第一反应是手忙脚乱地藏起我的“器械”。
我并不反对使用器械，我的职业本质上就是花言巧语地向人们推荐某种器械，说着说着，自己也信了，凡能归入器械的东西，我总是出于职业本能地维护它，遇到那种特别人本主义的反器械者，我会用数据和逻辑消灭TA，见一个消灭一个，因为TA质疑的不只是某个器械，而是我的整个职业，也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我的职业。
所以，当我使用“器械”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在生活，当然更称不上性生活，我觉得我就是在工作，某个部位出了点状况，卡住了，我来疏通一下，让各部门恢复通畅，就是这样。
更何况，我经历过真正的生活，那种独一无二的气息，那样全息的体验，那种与另一具活体身心贯通的感觉，岂是这标准化的器械所能比拟的？更年轻的、从出生起即被虚拟产品包围的女性或许可以，我不行，我不幸经历过真正的生活，因此总是无法配合器械欺骗自己，我的身体尤其不肯欺骗自己。
说到底，工作和生活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区别的。
所以，那天早晨，当我靠在家乡的床头上得知一墙之隔的父母在六十多岁的年纪仍有性生活时（很可能就在昨晚也有），我的心情非常复杂。这当然不违背科学，也听过不少案例，然而他们是我的父母。那一刻，能看到我妈的脸上带着娇羞、自豪以及明显的怂恿或者示范，而我在心里默默与她画上一条界线。
这事在我妹嘴里是另一副模样，她有一晚给我打来电话，说：“姐，咱妈今天把我拉到楼下小公园，跟我说了一件事，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张口说，咱爸……”我已经猜到了七八分，“那个太强了，晚上总吵着要那个，咱妈被他烦死了，然后咱爸得不到满足，白天没事就乱发脾气，我也真是醉了。”
我也成心气我妹，我说：“太棒了，老爸六十多岁了！羡慕都来不及呢，你醉什么醉？”
我妹哑了半天，说：“姐，跟你说正事呢，咱妈恼得不行，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指望你出个主意呢……”
“正常夫妻生活，用得着征求别人意见吗？咱妈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和咱爸商量怎么管理好性生活。”
“一直觉得咱爸挺正经的，老了老了还这么流氓，毁三观啊。”
“你这也是蒙着眼说话，这怎么就不正经了？咱爸一看就性欲旺盛，不然哪来的我和你？我和你之前之后，咱妈还流过好几个，接二连三的，就没停过，你不是不知道。”
我还想说，我太理解在性爱上长期被拒绝被冷落的屈辱和孤独感，但是我不能说，我妹和我，几乎不是一个性别。她刚上初中就被军训教官骗出去好几天，我使出生平所学替她圆谎，骗过爸妈、老师和同学，骗过整整一代人。大二暑假她回家待了不到俩礼拜，回去就发现怀了孕，对方是她的高中同学，高考考了三回，发挥最好的一回考了二百多分，干这事儿倒是一次命中。虽然全家反对，我妹还是一毕业就嫁给了他。
“那你去和咱妈说吧。”我妹最后说。
我也只能隔着电话、隔着我妹才这么说，真面对我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四年前那天早晨我就什么都没说出来，我妈可能正因为没从我这里听到什么，才换一副面孔去找我妹的。
小时候，我妹比我受宠，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俩一前一后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我爸跑过来，一把先捞起我妹，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从小被我爸当男孩子养的，初中起即在姑姑家寄宿上学，性情中有冷酷疏离的一面。我爸后来大概觉出亏欠，就把亏欠的这部分加倍还到我妹身上，高中时我们全家去爬山，我爸可以全程拉着我妹的手，我妹还偶尔挣脱，把整条胳膊搭在我爸肩上，像哥们儿一样。但是上台阶时我爸拉了我一把，只拉了一下，两只手立刻分开，然后还别扭了大半天。
我爸对我妹态度逐渐恶化，发生在我妹第一次意外怀孕后，并在我妹结婚后转为公开。感觉父女俩在赌一个漫长的气。我妹对我爸晚年热衷于“那个”的恶意，仍在这气场中。
至于我妹和我妈，这两个女人，真不知道怎么说她们好，她俩每隔一段时间就分别给我打一个冗长的电话，为一些小事极力控诉对方，要我主持公道。我也是，每次挂掉一个女人的电话就立刻致电另一个女人，然后才发现人家其实根本没什么，那些打给我的长途小报告，不过是两个女人间迂回的调情、间接的撒娇，本质上是当着我的面秀恩爱。人家感情好着呢，隔几天，两人脸贴着脸，联袂出现在我的视频通话屏幕上，像网红主播一样争相向我推荐一款面霜或减肥茶。而且真应了我高中班主任那句话：班里前十名都是为国家培养的，后十名才是自己人——我妹和我妈是自己人，平时一有个头疼脑热，我妈和我爸和我小姨和小区物业斗气了，我妹立刻驾上车，十分钟就赶到现场救火，我呢，两千公里以外，名校毕业，外企工作，只负责光宗耀祖。
有一晚，已经过了扔垃圾的时间，厨房里还有一袋湿垃圾，我怕有味道，就把垃圾拎到门外面。我给垃圾袋打结的时候，门在身后关上了，我没带钥匙，就拿出一根没被垃圾袋弄湿的手指敲门。五个女人都在家里，但是没人听到，她们在说话，在播放短视频，在给婴儿换纸尿裤，一个帮另一个女人递某样东西，她们像乐高一样紧密穿插在一起，成为一个结实的整体，没人听到敲门声。我穿着睡裤，趿着拖鞋，没带手机，没戴眼镜和口罩，我想我何不就这样离家出走？
我下了楼，往小区门口走。转角路灯下聚着三三两两的人，我知道自己没戴口罩还衣衫不整，有意往树影下躲，结果还是被一眼认出，“梁小姐！”身后有人唤我，是保安，“这么晚了还出门？”他几步赶上来，“我一看背影就知道是你。”他说完呵呵憨笑两声，以免显得太轻浮。他是我相对较熟识的两位保安之一，但我始终没办法分清他俩谁是谁，尤其穿着制服，在灯影下，感觉他们就是物业公司为了节约开支而一个一个复制出来的。“你怎么知道是我的？”我站住，问得有些过于认真了。
“这身材，没别人了。”他又呵呵两声，快速越过我，表示对我的身材并无私人的兴趣。我们小区物业费不便宜，进进出出的业主都挺气派，车也好，保安特别懂这个，态度也跟着优雅起来，见人必恭维，“今天精神不错！”“今天裙子不错！”“今天包包不错！”我怀疑上岗前他们集中培训过，然后每人发一张马屁大全背下来，一天一句轮着用。“哎，对了”，他在前面站住，远远地问我，“你家前段时间登记的是六个人，你的母亲，你们姐妹俩，两个外甥女，还有一个是你姐夫还是妹夫的妹妹，是吧，其中五个人是外地户籍，然后你是上海户籍，对吧？”
“不是”，我站进一片树影中，脱口而出，“我姐是上海户籍，我，我妈，我的两个女儿，还有我老公的妹妹是外地户籍。”
“啊？”保安愣住了，一道顶光打在他额头上，将他一劈为二，“你不是你姐……”我想此刻他的心情真当得起“晴天霹雳”这个词。还好门口有人喊他量体温，他忙不迭地逃过去了。
我觉得我和我妹一点都不像，但外人总是一眼就看出我和她本质上的雷同。进入青春期后我妹一直比我高，但我在29到32岁那三年里又长了近三厘米，创造了生命的奇迹，于是我和我妹连身高也差不多了。保安刚才的恍惚并非全无道理。
有几年我和我妹热衷于这样的角色互换，我们惟妙惟肖地模拟对方，去逗那些半生不熟的人，一度非常熟练，直到有一天我们非常默契地停止了这个游戏。“世俗生活的饱食者”，我有一次在书上看到这句话，莫名想到我妹，觉得她就是一个肢体瘦弱的饱食者，而我是一个强壮的营养不良者，我们再不能互为对方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