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逄春阶是我大学期间的同窗同桌挚友，彼此知根知底，投合相得。其为人也，貌寝而多情。乐和时，常咧嘴呲牙，眉开眼笑；伤情处，经常会泪飞顿作倾盆雨。其为文也，以好“说”著名，妙语如珠，作品活脱可读。从在《大众日报》开设“小逄观星”文艺评论专栏，点评明星故事，赢得粉丝若干，到近年“老逄说故乡”，醉心演说生活在芝镇祖祖辈辈的故事，如此说来说去，已说了大半生。这里推出的《芝镇说》是一部“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小说，主要根据乡里之传闻而成，加上春阶本人目睹耳闻的所动所感，演义百年家族之兴衰际遇，以及千里故乡之风云变幻。该小说先是在报纸《农村大众》连载，并转载于各大媒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而今，在应济南出版社之约结集出版之际，我特为小序于前，既为传达作者创作意图，与特立独行的作者对话交流，又提供一份阅读指南，试图给广大读者阅读以引导，颇有传承古人所谓“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之意。

首先，《芝镇说》富有野味，是一部洋溢着民风民俗的乡野小说。

《芝镇说》有何特色？一言以蔽之曰：野。乡野中富含民间智慧，可以给予流失的文化以滋补。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在孔老夫子看来，礼仪文化一旦流失于上层社会，就需到民间去寻找填补。明清时期，王世贞等文坛名流又有所谓的“史失则求诸野”之说。在他们看来，作为镜子的正史一旦失效，也只能向民间去寻求补救。再说，古人早已把小说视为“稗官野史”了。可见，小说天生与野性、野味有着不解之缘。基于这一文化传统，逄春阶在《芝镇说》中抓住“野”字做文章，充分张扬以“乡野”为主的民间世俗社会的生机活力，是充分利用了小说这一文体的优势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野”有其特殊地位。其本意为“野外”“荒野”，由土地及地上的树木构成。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野，郊外也。”引申开来，“野”字又有“野性”“野蛮”“粗野”等意味，满含原始生命力以及草根文化气息。

在中外文化传统中，“野”与“酒”仿佛孪生兄弟，彼此成就着对方。可以说，中国式的“醉态思维”“醉态形象”以及相应的酒气豪情，与西方尼采所命名的“酒神精神”遥相呼应。在中国，“野”不仅满含某种西方式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而且还常染上本土的天地壮气和人类自身的狂飙突进。就齐鲁文化而言，它除了温文儒雅的一面，还另有一种野性气度和风韵。生活于这片神圣土地上的小说家常常不缺乏酒神精神的蓄积和野性的生发。其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就善于拿“酒”做文章，且不说其《酒国》是在借酒场说官场，就是其他一些小说也多善于借酒事叙说人情世态。被改编为电影的《红高粱》更是凭着一曲“喝了咱的酒”，唱得荡气回肠，豪情万丈，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春阶与莫言先生是山东潍坊老乡，亦师亦友。他们皆天性好酒，又都善于在创作中谈酒论醉，分别在小说创作中传达出当地人的嗜酒情怀以及粗豪的乡土精神。总体看，《芝镇说》叙述国事与家事，以酒气与醉态点缀，既得天独厚，又能别出心裁。

更出彩的是，《芝镇说》生动鲜活地传达了传统酒文化下的乡俗民情，并进而对民族的精神心灵，对社会的风俗民情有着较好的传达。既然“酒”被视为一种爱物，待客自然少不了酒。盛情的待客之道既是传统酒文化缩影，也演化为某些乡里风俗。为表盛情，营造其乐融融的热闹氛围，主人总是千方百计地劝客，故有“喝酒望人醉”之说。这在年年岁岁乡情四溢的芝镇更是蔚然成风。如，小说津津乐道地叙述芝南村有个“悠筐抬醉汉”的风俗。公冶德鸿的大嫂说这风俗是芝里老人发明的，当然她是听她嫲嫲说的。具体情景是，上新麦子坟，“芝里老人请自己的叔伯兄弟七个聚在一起，摆开场大喝，那是祭祖酒，也是丰收酒。加上芝里老人，一共兄弟八个按年龄大小，找准自己的位置坐下，吆五喝六，开喝。划拳、猜枚、压指……一喝就喝高了。他的七个兄弟都喝得站不起来。芝里老人吩咐，找来七个悠筐，把兄弟七个装在筐里，一个一个抬回家去。从那以后，谁家设酒局，门口就摆着悠筐。事先把悠筐打扫干净，里面铺着油毡纸，等着往家抬醉汉。”如此场景叙述，既让人忍俊不禁，又理在其中，妙趣横生。

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由于酒是粮食酿制的，因而老百姓特别爱惜。尤其是在那个缺粮少食的年代，人们更是倍感“吃了不疼撒了疼”。小说有一段文字写年少的公冶德鸿与爹爹换酒回来，不小心滑倒冰上，酒从坛子洒出，爹不仅自己“立即趴下，两手支着身子，下巴贴着冰面，屁股撅撅着，在冰上吸溜吸溜地舔”，而且还喝令年少无知的儿子：“你这个小死尸，还不快趴下喝，还等酒肴啊！”如此情景，真是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令人感到心酸。尽管作者没用“玉蚁”“玉醅”“玉酒”“玉酝”“玉醑”“玉液”“玉液金波”“玉液琼浆玉人杯”“玉浆”“玉膏”“玉沥”“玉西东”“玉东西”“玉尊”“玉觞”“玉醴”“玉髓”等“玉”字打头的字词和“芳醁”“芳蚁”“芳醪”“芳醑”“芳樽”“芳醴”以及“金浆玉液”等“芳”字当头的贵物品的词来形容酒的珍贵，但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朴素的父子二人是如何以实际行动视酒为爱物，不舍得浪费点滴的。

当然，在这部小说中，醉态描绘并非为猎奇而作，它是与关于人物的野性传达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开篇第一章《芝镇醉景》，真是一幅幅酒气四散的底层风情画。阅读中，我们会被每一个焕发着活力的传奇故事和创新力的人物所感动和震撼。

另外，《芝镇说》文笔活泼，用语朴实，散发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作者在大量运用方言土语的同时，还不时地运用了不少俗称，如将枸杞称为“狗奶子”，将灰尘称为“醭土”等等，并在叙事流程中予以简要解释，增加了乡土亲和力。至于所叙乡情风俗、名物器具以及方言口语，更是百般考究，同样令人感到信实而亲切。

其次，《芝镇说》叙述公冶家族命运，富有传奇色彩和传神风韵。

中华大地的广大乡野，散落着千家万户，形成不同的家族群体，而各个家族的命运又与整个国家的、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每个名门望族往往都会经历灾难劫难考验，经过血雨腥风的锻造，有各自不同的兴衰际遇、起落沉浮。因而，高明的小说家在写家国天下时，常常聚焦于家族。家族小说古已有之，诸如《金瓶梅》、《歧路灯》、《醒世姻缘传》、《红楼梦》等，已不绝如缕。至现当代，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等等更是纷至沓来，令家族小说家园蓬荜生辉。

生存、灾难与活着，是家族小说的千古咏叹调。且不说余华曾经直接以《活着》为题，写大时代背景下徐福贵经过社会变革的人生以及其家庭屡遭苦难的命运，就是陈忠实的《白鹿原》也以写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见胜。其中，白嘉轩的大儿子白孝文在堕落过程中，多次发出“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等感叹。说到家族泪潸然，容易拨动心弦。无论传达怎样的精神，小说家在家族书写上总会显得一往情深。记得小说家王安忆曾说过：“没有家族神话，我们都成了孤儿，栖栖惶惶。我们生命的一头隐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另一头隐在迷雾中。在那黑暗当中，尚有着一线游离的光明，那便是母亲的姓氏。”家族之于每一个个体人生，其意义可谓大矣！正是带着如此情怀，王安忆推出了其深情的自传式小说《纪实与虚构》。这部小说运用交叉的形式轮番叙述两套策略，既梳理了带有生命性质的家族的“树”一般的历史纵向关系，又横向铺展了“水波”般的带有人生性质的社会横向关系。逄春阶的《芝镇说》生发生长于以往古今家族小说丰厚的土壤之上，尤其是在公冶家族叙事中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许多家族小说的为文经验和行文策略。其中，既包含着有意的吸取，也隐含着无意的不谋而合。

读《芝镇说》，你会觉得其中不乏莫言小说关于家族叙事的影子在。众所熟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接二连三地讲述了富有生命力的红高粱家族故事，其中“我爷爷奶奶”的故事，既饱含感天动地的豪迈和野性，又不免存在几分愚昧和残酷。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的“我”似乎拥有一种“恋祖”情结。有论者指出：“在某种意义上，家族史被抽取出来，置换成一场浪漫的民间传奇故事，正史与野史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完成了当代文学从启蒙到反启蒙的书写……在莫言这里，国家话语/家族命运、正史/野史、家族文化/当代政治、性/爱却被非常完美地融于一体，也完成了当代家族小说的一个奇迹。”在这方面，《芝镇说》可谓接踵而至。

《芝镇说》将芝镇公冶家族的祖上附会为公冶长，大有深意。众所周知，公冶长是孔子女婿，懂百鸟语。在春阶笔下，他是一个呵护着公冶家族的幽灵，其是是非非又成为公冶家族的基因，还成为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增强历史文化感，春阶将小说中的公冶德鸿与历史上孔子弟子公冶长联系起来。小说通过写公冶德鸿翻阅《论语·公冶长第五》，告诉人们公冶长何以成为孔子女婿：“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并进而圆转地将公冶长无罪而身陷囹圄的命运与其因通鸟语的贪婪受过的故事附会在一起，写道：“原来，我的祖先公冶长还因贪嘴独享了乌鸦提供线索的大肥羊，遭到乌鸦报复性暗算，深陷一桩人命案做过牢。好在孔子深明是非，非但没有怪罪，反倒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延续了我们公冶家族两千多年的香火。”随后，写公冶长墓地的枸杞不被鸟儿啄食：“鸟儿见了那枸杞红就兴奋。奇怪的是，公冶长墓上，却没有一只鸟。墓周围喜鹊虽不少，在银杏树、杨树、柳树上做了窝，飞来飞去，但就是不飞到墓上，不啄枸杞。”这种传奇化笔墨，富有兴味，发人深思：或许是因为公冶长懂鸟语，其灵魂仍在与群鸟对话，不让它们破坏护墓的枸杞；或许另有世人一时还难以明白的神奇道理。

在春阶笔下，传奇化大多出于耳目之内，出于日常生活常理，而非出自奇想于耳目之外。如，为传达枸杞（芝镇当地俗称“狗奶子”）延年益寿的神奇效果，便借用了一个眼镜老者所讲的故事叙出：“宋神宗熙宁年间，苏东坡任密州太守，曾骑着毛驴踏青，快要到达公冶村时，见有一年轻貌美的少妇正撵着个胡子花白的老人打。那拐杖抡过来抡过去。苏东坡忙派随从上前责问：‘你何故这般打骂老人？’那少妇道：‘我训自己的重孙子。’‘你重孙子？’苏东坡大吃一惊。原来，少妇已有小二百岁了，老汉也已小八十了。他受责打是因嘴馋，弄得皮松牙掉，没了人形。东坡倒头下拜，向老嫲嫲讨教。老嫲嫲见来人仙风道骨，便说四季服用狗奶子。这老嫲嫲和她的重孙，就是公冶家族的人。”由此可见作者处理历史与名物的想象禀赋之娴熟，以及将常理（枸杞延年益寿）传奇化（百岁少妇追打八十孙子）的能力。

也许，除了小说家绞尽脑汁地杜撰和编造，大千世界本身就存在“无奇不有”的因素。只要小说家善于还原，巧于捕捉，叙事的传奇性便自然流出。《芝镇说》所叙公冶家族婚丧碰在同一天这个故事，红白较量，正庶纷争，剑拔弩张的看似不合常理，然而根据春阶的提示，此确是铁的事实。而且，若不是“我爷爷”公冶祥仁出面调和，这两大活动可能引发悲剧。作为三县名中医的爷爷公冶祥仁，秉大医精诚遗训，以中医思维，富家国情怀，明事理，解疙瘩，挽危局，忍辱负重，是作者用心力写出的芝镇的灵魂人物。

自古以来，作为历史与现实活态的野性最能显示中国小说叙事的传奇化与写人的传神性，常常会在与社会驯化的文化博弈中占上风。《芝镇说》立足于齐鲁大地上的一个乡镇百年间发生的故事展开叙述，其中不少人物皆有原型，乃至有作者自己的化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善写人物的野性，而野性的突出表现又是刚烈与叛逆。《芝镇说》洋洋洒洒地写了革命者陈珂、王辫、牛二秀才、芝里老人，以及七爷公冶祥恕、雷以鬯等富有刚烈与叛逆精神的鲜活人物。作者注重写人之传神，用力将预设的公冶家族中的老嫲嫲、公冶祥仁、公冶祥敬、公冶令枢、公冶德鸿等几代人物写得活灵活现。

概括而言，《芝镇说》这部小说既注重叙事婉曲，化平实为传奇；又注重意趣营造，适当地注入一些亲朋好友提供的噱头和笑料，令人感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无疑增强了传奇性与可读性。当然，作者还经常通过传统“无巧不成书”技法，制造传奇性。如王辫与公冶祥恕在赴俄留学路上的不期而遇，这种传奇性桥段不仅将一对青年男女粘合在一起，而且使得叙事更加严整，削减了不少零乱的头绪。

再次，《芝镇说》注重“理”“事”“情”融合，令人感动中心悦诚服。

一篇或一部文学之成为经典，离不开“理”“事”“情”三要素的完美结合。在中国文论史上，清代叶燮论诗，首度提炼出影响深远的“理”“事”“情”三字真意（呼应“风”“雅”“颂”三字古意）。诗歌文本创构如此，小说文本创构何尝不是这样。总体上来看，《芝镇说》面向世态人情，在叙事追求传奇化，写人追求传神性的过程中，注重了“理”“事”“情”的融合。

在《芝镇说》精巧编织的故事中，生活于芝镇上的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不仅是“一杯一杯复一杯”的酒量以及走南闯北、豪气万丈的胆量，而且还留给“我”刻骨铭心的“内伤”。为了情感的注入和叙事的方便，春阶亦化身入小说，选取第一人称“我”展开他的故事。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中的公冶德鸿就是作者逄春阶的化身或影子。不言而喻，《芝镇说》文本内部回荡着作者的一往情深的一腔热情“情”。尤其是，细心的读者不难感受到作为作者化身的公冶德鸿良善人格的内心深处还存在较为严重的自卑、胆小、焦虑、恐惧等“内伤”，这种内伤是从亲老嫲嫲景氏那里遗传来的，像那条长在腰里的胎记，挥之不去。此无计可消除之情，使得德鸿始终无法自由自在，甚至压得他难以喘息。

读者诸君可能要问：一个大家族何以如此对待心地一个本性善良且勤谨的女性？原来这是罪恶的贱妾观念造成的。在传统社会，庶出地位卑贱，延续后世的支脉，也受到影响。小说中亲老嫲嫲景氏的贱妾身份带来的心理阴影一直波及到公冶德鸿。作者写祖孙两代人的性情，满含“一把辛酸泪”。之所以写得动情，写得感人，是因为这段文字是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敷衍而成的。在文学史上，写小妾制度之害，前有唐传奇《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后有《红楼梦》中的贾环，他们都是庶出的代表。尤其是贾环，在被贾府主子另眼相看的环境中长大，性格似乎遭到扭曲，屡次的抗争都被周围的人物解读为恶毒。在历史上，袁世凯是一个庶出者。在春阶看来，他的人生悲剧似乎与庶出有关。《芝镇说》反复叙及被世人解读为“复辟”的袁世凯称帝，事实上也发自一种内伤的驱动。小说写芝里老人不断地开骂袁世凯：“这个小妾生的孽种！就是娘胎里坏！孽种，葬送了好好的共和国。”“我爷爷一听，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一下一下直哆嗦：‘芝老，芝老，你骂袁世凯我双手赞成，您别说他的出身，他是……’芝里老人喝高了，爱絮叨，又重复了一遍：‘妾生的孩子，贱命！他跟《红楼梦》里的贾环是一路货色，胎里就坏。’”也许说者无意，但听者有心。“妾生”二字不仅令当爷爷的公冶祥仁敏感，更令孙子公冶德鸿刻骨铭心。《芝镇说》还借助公冶祥仁与公冶灵枢以及神鸟弗尼思的言论，对“袁世凯称帝之因”展开一番探讨，将袁世凯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称帝的原因归结为喝了芝镇的酒一时冲动；而之所以会杯酒冲动，毕竟还是因为庶出的内伤。关于这种人生细处的精神分析推论，不无道理。

自古以来，史学家解决不了的悬案，可以从小说家言那里找到答案。如，关于唐宪宗的死因，《旧唐书》“讳言”其实。后世历史学家通常根据裴廷裕《东观奏记》的详细记载，认为是唐穆宗害死的。另据《后妃传》记载，是因为宪宗“后庭多私爱”，迟迟不册封妻子郭氏为皇后，而遭到她谋害，也似乎言之有理。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却在小说《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中找到了答案，认定影射唐宪宗被太监阉党谋害，并将这一尘埃落定的结论写到其《金明馆丛稿二编·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中。春阶有切身经历和切肤之痛，因而写袁世凯称帝，写公冶德鸿的性情命运，感同身受。其诠释袁世凯称帝之因，尽管未必能获得广泛认同，却能自成“一家之言”，给人以振聋发聩的启迪。

看官，如果你愿信以为真，不妨就当一回《芝镇说》这种惊世骇俗言说的忠实信徒吧；如果你不愿相信，就权当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无论是否当真，无容置疑，春阶是投入情感写作的，并借以疗救郁积在心头的伤痕。

为有效地传达“理”“事”“情”，《芝镇说》的叙事之道也显得很绝妙。在“情”与“理”传达上，公冶德鸿这个亲历、亲动心、体验者，更多地肩负着“传情”角色。小说从作为作者化身的公冶德鸿出生写起，显然主要是在按照其人生轨迹，追寻“我”的前辈的足迹，乃至追寻“我”的祖先踪迹。相对而言，另一个特殊角色，即公冶家族祭奉的不死神鸟弗尼思，则扮演了一个全知全能的“旁观者”以及“旁白者”角色，随时释疑，随时探讨问题，随机揭示谜底……这个角色的设置有效地强化了叙事之“理”。

《芝镇说》“理”“事”“情”融合也体现在善作叙事经营上。它综合运用正叙与倒叙、补叙与插叙的时空铺展与穿越，制造故事的跌宕起，伏纵横捭阖。尤其是别具匠心地采取了时空错综、时空跳跃的叙事方式探寻公冶家族的命运，既祭奠那些逐渐消逝在历史烟云中的灵魂，又对他们看似平凡的过往加以褒贬性的评说。

由于《芝镇说》最初以报纸连载的形式推出，因而也多多少少地带有传统章回小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叙事效果，加之以关键话语作为小标题，足可引领或撬动每一部分的情节。这也与当今大多数小说节节黏在一起显得有所不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芝镇说》都算得上是一部倾情用心之作，较好地完成了“理”“事”“情”三位一体的文本创构。

《芝镇说》仿佛一部鲜活的家族史，致力于叙事与抒情交织，不仅让读者感受这个世界是如何运转和流转的，而且还让读者领略、领悟人生的真谛；《芝镇说》仿佛一幕剧，在以芝镇为主的社会舞台上，传奇化的角色扮演与传神性的角色表演活灵活现；《芝镇说》又如一幅画卷，为历史，也为现实，绘制出芝镇这一脉人的传神的性情与传奇的故事。

另外需要说的是，《芝镇说》践行了某些创作理念，意义非凡。

在《芝镇说》的具体写作中，逄春阶志在有所超越和开创，既努力超越以往人们对“百科全书派”“现实主义派”“典型人物派”等写作高标的执迷和约束，又努力超越通常史书和地方志记载的那般局促，还努力超越上世纪“乡土小说”“乡愁小说”之藩篱，转而着力从中国传统的“传奇化”“传神性”等活性审美文化和理论体系中汲取营养和力量，另创辟“乡野小说”新路，独树一帜。

春阶一向为人谦和，乐于吸取各种建言。当我正致力于将近年关于中国叙事学、中国写人学以及中国抒情学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时候，《芝镇说》也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而正式投入创作。他不仅前些年就认真读过我关于“中国写人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接受近些年各路好友的提醒、鼓励和帮助，并自觉将相关建言一并转化到其妙笔生花的小说写作之中。

除了身体力行和文论上的践行，逄春阶还在《芝镇说》中若不经意间对周易、中医药等着墨点染，自觉传递中华文化与中国精神，彰显中国审美旨趣，深得一个伟大时代的主旋律。

行笔至此，我忽然想到，在西方世界，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创作的中篇小说《野性的呼唤》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与原型理论相互支撑；在东方本土，春阶热衷创作的《芝镇说》与我热心探讨的“传奇化”“传神性”理论是否也可以达成某种有效的呼应呢？读罢一部洋洋洒洒的《芝镇说》，我恍然感到，文论研究只要面向文学文本，就不会沦为“空对空”或“纸上谈兵”。

冬去春来，我的挚友春阶正“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满怀信心地投入到其《芝镇说》第二部的写作中，我们也满怀期待地喜看他的续作再现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