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2022年第3期｜裘山山：事情不是这样的（节选）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四百万字。先后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解放军文艺奖、文津图书奖、四川省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人民文学》小说奖以及夏衍电影剧本奖等，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事情不是这样的（选读）
裘山山
1
每天晚饭后，我总是去河边散步。那里幽静，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河水，还有一排上了年龄的樟树。樟树们长年累月被楼房遮挡阳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间伸脖子，由此形成一个绿廊。虽然并非己愿，却给路人带来了惬意。
走到靠近桥头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了，他又在路边摆摊了。我很高兴。以前，也就是疫情前，他常在这里摆摊，卖旧书旧杂志。鲜红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样显眼。疫情汹涌之后他消失了，如今红帽子再现，也算是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个信号吧。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放慢脚步，扫了一遍。看到书总归是亲切的，虽然摆在那里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书。演艺圈的八卦以及政治八卦，我都没兴趣。还有一些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易经、王阳明心学之类，但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盗版。
男人的红帽子下多了个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书，估计是掩饰无人光顾时的尴尬。我刚要走过去，一本放在左上角的天蓝色封面腾的一下跳入我的眼帘。
不会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惊，即转身回去细看，还真是我那本--《红围巾》，天蓝色的封面，有一抹红。
我问红帽子：这本书也是卖的吗？我指着天蓝色。
听见我问，他头也不抬地说，要卖，摆在这儿的都是要卖的。
我蹲下，用两个指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上面赫然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时间是2011年。
我问，多少钱？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封底说，五十。看来他是在定价上加了一倍。我说，这么旧一本书还卖五十？他说，有作者签名。我说，这作者也没啥名气呀。他不吭声。我又说，十块钱我拿走。他冷笑一声，显然觉得我很过分，不是拦腰砍，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纠结。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我是说自己送出去的书被人拿去卖。孔网上就有好几本。但是放在网上卖，怎么都无所谓，感觉书们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摆在街边就不一样了，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可是，我买回去干吗？也不可能再送人了。算了，就当我没遇见。
我做出要走的样子，红帽子说，来来，我优惠给你，你四十拿走。我也白了他一眼，还哼了一声。他说，那就三十，三十不能再少了。我说，二十，就二十。他说，嘁，比原价还低。我说，新书都还有折扣呢。
老实说，我这么跟他抬杠，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不买的理由。哪知他抬抬下颌说，拿去吧。我讪讪地说：“二十都高了。你肯定是从收废品店淘的，成本也就一两块吧。”他说：“你说得轻松哦，这种有签名的，都是按单本卖的。成本十五，我就赚你五块。”
姑且听之吧。我掏出手机，扫码付钱。输入金额时，还是输入了三十元。实在不忍心这么贱买自己的书。他看到数额很高兴，唠叨说：你要是转手给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
我哼哼两声，表示完全不信。但完全不信又执拗地买下，还多给钱，总得有个理由吧。于是我说，我认识这个作者。
此话不假，所以我语气一点儿不发虚。
他看我一眼，不置可否，很认真地把书装进塑料袋递给我。疫情时代，人人都变得爱卫生了。我拎着书回家，感觉找到一名失踪儿童。
2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电脑前坐下，接着写我未完待续的故事。这是我的日常。我写故事，在各种故事里过日子，在各种故事里扮演角色，然后拿出去分享，乐此不疲。
刚摸到键盘，忽然想起头天晚上买的那本书，连忙起身去阳台找。我竟然忘了这事，显然没太当回事。
书被我用酒精喷洒消毒之后，又搁在阳台上吹了一夜，已经折腾得有些蓬松了，这样拿在手上比较安心。你无法知道它在哪儿待过，被多少只手摸过。封面的宝石蓝已经成了雾霾蓝，只有“红围巾”三个字依然很红。
这是我的一本小说集，收录了我七个小说，已经出版十年了。我再次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
这个刘贤义是谁？我怎么毫无印象。
当然，从第一本书到现在，我送出去的书有几千册了，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出一本书不易，很兴奋，总是拿稿费买上百把本，送给亲朋好友们，赔本赚吆喝。近几年才变懒了，又懒又抠门，不想再花钱买书送人了。一来稿费没几个，二来送书也麻烦，要签名，要去寄快递。所以，出版社给多少样书我就拿多少样书。
这本集子，我好像用稿费买了一点，但绝不会超过五十本。这么有限的数量，我竟然送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书的日期也是当年。一定有什么原因吧。送出去的书，再花钱买回来，也是够囧的。
我正想把书丢开，忽然被什么击中：书中的某一页，闪出几行黑黑的字，比印刷体大一倍，是手写的。怎么？还有人批注吗？我连忙翻到那一页细看，真的是批注，一共四行，写了如下几句话：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再往后翻，后面没有了，再往前翻，前面也没有了。我一页一页地翻找，确信没有了，整本书只有这一个地方写了这四行字。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篇小说结束的地方，这篇小说就是《红围巾》。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反反复复地看，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她不姓邱”。我当初之所以把故事里的医生写成邱医生，完全是顺手拈来，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姓邱的医生，是我邻居。所以看到“她不姓邱”，真是又好笑又诧异。其实在诧异和好笑之外，更多的是兴奋。真的，很兴奋。
原来我不是领回了一名失踪儿童，而是邂逅了一个故事。
3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故事，一个鳏夫的爱情故事。
鳏夫年近七十，有残疾，一只脚是跛的。人称严大爷。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严大爷的家也严重遭灾，他搬到了救灾安置点。有几个志愿者到他们安置点帮忙，他很喜欢他们，常和他们打趣逗乐，也一起干活，混得很熟。救灾结束后，志愿者们依然时常去探望他。不料有一天，当志愿者去看他时，发现他猝死家中，是心脏病突发。
志愿者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一个皮箱，就是他当时恳请解放军战士帮他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那个皮箱，磨损很严重。打开，发现里面是满满一箱红围巾，各种质地，多达五六十条。红围巾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希望志愿者能帮他把所有的红围巾和信，交给一个叫“邱医生”的人。
志愿者们决意要了却严大爷的心愿，他们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耐心查找，找到了他早年的工友，又找到了他早年的战友……虽然最终没找到邱医生，却从中得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来，严大爷年轻时在西藏边关当兵。他们驻守在常年与世隔绝的高海拔哨所，非常艰苦，也非常寂寞。艰苦尚可忍耐，寂寞却是蚀骨噬心的。有一天，哨所来了个慰问小分队，六个人，有演员，有医生，其中四个是年轻女兵。哨所的战士们激动得无以言表，他们一边看小分队演出，一边等女医生检查身体，个个心慌意乱。
严大爷那时还是小严，十九岁，正值青春期，他激动得发抖，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以至于发生了踩踏事件：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一把抱住了女医生，一句话不说，就是死死地抱着。女医生受到惊吓叫出了声，被排长听见，赶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女医生镇静下来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滑了一跤。小严羞愧不已，不敢再面对女医生和演员，他主动要求去站岗，到了时间也不下岗，结果冻伤了脚。女医生为了保住他的脚倾尽全力，还把自己的红围巾取下来给他裹脚……
小分队走后，红围巾成为美丽的传说。而小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小严了，他悄悄打听到医生姓邱，在陆军医院工作。他从此把邱医生当成心中的女神。退伍离开西藏后，他见到红围巾就买，渴望有一天能全部送给邱医生，向她表达内心无法言说的感激和爱。但他却一直没能找到邱医生，他因此终身未婚。
我必须说明，这个故事完全是我虚构的。如果要说有点儿影子的话，那就是我去西藏边关采访时听到过类似的故事。比如小分队去哨所慰问演出时，战士们经常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心跳加速，脸憋得通红；看到女兵在雪地上跳舞，就把自己的大衣铺在地上，让演员们跳舞时不要踩在雪地上。他们还把舍不得吸的氧气枕抱在怀里，女演员一唱完歌就塞给她们，非要她们吸。他们还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苹果留给女兵，宁可自己嘴唇干裂，牙龈流血……小分队走后，他们可以谈论一年
小说的题目就叫《红围巾》。我写完后拿去发表了，之后又放入小说集出版了，再之后就忘了。客观地说，也没太大反响。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邂逅它。
4
书是2011年送出去的，那时还没有微信。我先去手机通讯录查找。虽然这十年已经几次更换手机，但一千多个联系人仍安静地在我的手机里待着。
我输入“刘贤义”三个字，没有。我抱着一丝侥幸，又在微信好友里输入了这三个字，还是没有。
看来这个人不是我朋友，我不认识他。也许是朋友的朋友，朋友让我送给他，送完我就忘了。
没有头绪，我就坐下来重新读了一遍那个小说。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这一回读得很认真，居然发现了几个错别字，同时还感觉到一些写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若是面对Word版，我有可能去修改。
当然我知道，这位留下批注的读者，在意的不是错别字，而是情节。他不认可我的情节。他有自己的故事走向，有自己的故事结局。而正是这个让我兴奋。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了，大概就是一个闪念吧。我是以写故事为生的人，经常因为一个念头而坐下来写。现在这个故事却跑出来找我了，要跟我论个长短。
以前，我也遇到过分不清小说与现实的读者。
比如，看到我以第一人称写的故事，故事里有个弟弟，就很惊讶地问我，没听说你有弟弟呀？或者，我在小说里写了个小偷，就会问我，你怎么会认识小偷呢？
也有让我很感动的读者，读小说时完全是设身处地，全身心地投入。比如有个大学生读了我写的《春草》后，激动地写信给我，说我写的就是他母亲，还问我是否认识他母亲。当然，我不认识，看完信我知道，他的母亲也是位非常坚韧的农村妇女，吃尽苦头，独自将他抚养成人送进大学。但具体经历和我写的春草还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显然这是个很爱母亲的好孩子。
但这个人不一样，他是彻底进入了故事，对号入座，并且对“座位”的质量提出质疑。他一定是和主人公有相同（类似）的经历才会如此。我太想知道他是谁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怎样的？“没有红围巾”有什么？“她不姓邱”姓什么？“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是什么事？
我决意要找到这个人。
……
（节选自《中国作家》202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