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立足于智能芯片、人机交互、虚拟现实和5G数据网络等现实技术语境，在科技变革和民族复兴的国家叙事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对人工智能生命的寓言性想象，彰显出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重要转向。通过“后人类状况”的技术推演与叙事建构，网络科幻小说展示了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具属性、人工智能社会的组织结构以及人工智能题材“后人类想象”构建“或然历史”的叙事动力学三个维度的批判性思考。从理论层面剖析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可以在人工智能生命想象话语体系与“后人类”生命“未来史”的方法框架之间架构沟通的桥梁，这将有助于我们揭示新时代文艺实践的新内涵、新规律与新趋势，最终为建立具有“中国气派”与“世界眼光”的科幻文艺理论体系提供有益参照。

关键词：网络科幻小说；人工智能；后人类叙事；美学追求

基金项目：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语-图关系’理论视域下的新媒体文学研究”（19GZYB20）、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年度重点项目“网络科幻小说经典文本阐释研究”（WLWX-2021001）阶段性成果。

在当代人文研究的学术语境中，“后人类”与“后人文主义”已经逐渐演变为一个不断产生新概念和新理论的思想浪潮。哈桑将“后人类”与当前人类社会思潮的发展进步联系起来，希望我们重思媒介文化和技术变革语境下人类生命实践以及人类社会本身可能遭遇的剧变。新世纪伊始，科技变革与应用的“跨越式发展日益将人类带入‘后人类境况’。” “‘后人类’概念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故事，本质上，是人类塑造和改变自身命运的故事。” “后人类境况”的现实表征刺激了当代科幻文艺的审美范式变革，最终引发文艺创作者关于人类未来生命实践维度及其与其他智能生命关系的叙事创造与审美构想。在此背景下，黄鸣奋最早阐释了“后人类”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他认为当代文艺批评已经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后人类时代，文学研究也必须把这个最新的话题纳入到中国特色文艺理论话语阐释体系中。

网络科幻小说是一种相对小众的表现“后人类叙事”实践的网络文学亚文类，它经常和电子游戏、数码影视、二次元动漫和超文本等新文艺形态共享后人类叙事的意义指涉空间，它“以对未来技术条件下人的生存境况的逼真想象为基本特色，以生物基因改造的前景与危险、AI技术与人类心智的合作与对抗、人类与其他生命的、处与冲突等为典型题材，既试图表达对人类作为世界主宰和万物灵长的地位的怀疑，又在一种危机状态中重新提出‘人是什么’的问题。” 作为科幻文艺的技术衍生类型，后人类叙事借助网络科幻小说以及影视动漫的载体，在寓言性想象的语境下通过对人工智能、基因改造、人类身心的进化以及未来社会生命政治等问题域进行合理想象来阐释并重塑“人之为人”这一哲学母题，并以此构建科幻美学的批判视域。新世纪的网络科幻小说通过呈现软和硬两种叙事风格，不断打造兼具中国气派与世界眼光双重视角的文学作品。以人工智能为主要创作面向的后人类叙事不仅打破了西方科幻文艺垄断技术审美主义路线的格局，而且以独特视角展示中国人讲述蕴含中国元素和情感诉求的未来故事和人工智能美学，构成中国网络文学类型本土实践的靓丽风景。

一、后人类现实与人工智能题材的艺术悖论

“21世纪以来，与人类未来命运最为密切相关的大事莫过于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惊人发展，这些技术将给人类带来存在论级别的巨变。” 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发展造成了其技术成果与人类自身的生命实践共存，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一种由人工智能技术所主导的“后人类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及其迭代式进阶方式，反映了人类不断改造自身并改变自我主体性的过程。“人工智能经过曲折的观念变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它们”已经成为“我者”一般的存在，并全方位地重塑人类的生活，甚至重构了人类的生命形态与机能 。在设想人工智能后人类的自主意识和自我认同时，我们很自然地会从人类特有的感官经验和思维模式的自我确认出发。因此，“人工智能不应被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工具或机器，它是与发明工具的人类智能处于同一层次的新型智能类型。行动性、自主性的智能属性与被动的工具属性存在根本区别。也恰恰是行动性、自主性，会使人工智能最终超越它的发明者——人类智能。”

此外，“人工智能作为现代科技介入艺术生产的典范形态，其艺术生产既依循着艺术与技术相关联的一般体例，又呈现出科技治下艺术发展的现代色彩。” 首先，人工智能艺术实践在现实中受到欢迎。2017年5月，微软（亚洲）提出“人工智能创造”概念并开发出高级人工智能“微软小冰”，通过对优秀人类创造者的模仿学习，“小冰”“创作”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100%人工智能“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清华大学也在2018年成功研发出具有高度识别和模仿功能的人工智能古诗词创作系统“九歌”。“九歌”可以模仿古典诗歌风格“创造”包括五言诗、七言诗、集句诗、藏头诗、词等不同文体，展现出人工智能在数理逻辑和情感计算之间的强大处理能力。除了“作诗”，人工智能还能够以智能辅助系统的人性化身份参与人类其他艺术的“创作”，在绘画创作、虚拟表演、建筑设计、影视制作、音乐演奏、舞台美术、线上博物馆以及艺术展览等领域展现其“算法才能”，生成了依托算法逻辑和交互技术的人工智能美学实践的“类主体”，例如令围棋大师绝望的人工智能棋手Alpha Go、支持用户多层次交互沉浸体验的“数字清明上河图”系统、同真人演员一起登台表演的虚拟主播“洛天依”、人工智能研究生“华智冰”、波士顿动力出产的机器狗以及扬言要“毁灭人类”的机器公民“索菲亚”等。人工智能参与人类的审美艺术创作或独立完成模仿人类主体性活动的行为，虽然能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造性，但这绝不是说它们就能替代人类从事创造性劳动了，它们充其量只能算是具备一定主体性的后人类或“类主体”。日新月异的技术现实与后人类想象之间的联系最突出地表现于人工智能美学实践自身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对于后人类未来而言可能是危机和意外要远远大于惊喜与进步。

其次，使用文艺创造功能来衡量人工智能的审美价值也可能把人类带入某种美学怪圈中。人工智能后人类也“揭示了这样一种现代性困境：在一个高度依赖和无限放大人工智能的社会里，‘人工’成了判断幸福程度的根据，‘智能’却游移在技术伦理的刷新中剔除了人的位置。” 为此，欧美国家以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罗伯特•海因莱因等科幻巨擘借助于《2001：太空漫游》《我，机器人》《严厉的月亮》等经典作品为我们展现了超级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自反式隐喻和异托邦想象。在晚近的《西部世界》《黑镜》《异星灾变》《爱，死亡和机器人》等科幻影视作品中以“后人类生命”面目示人的主题公园“接待员”、失控的智能媒介、人类移民抚养/圈禁者和跨媒介的“生物赛博格”等，都无一例外地向人类社会昭示着AI技术本身可能存在的伦理原罪。总之，作为依靠技术“塑形”的后人类，人工智能在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应用也预示着其在未来世界的发展潜能 ，但也揭示了某种令人忧心的艺术前景。

科幻影视作品中经常出现对于人工智能应用的设想，例如可实现智能化、情景化人机交互的“意识芯片”，或者高度智能化的内置辅助软件，甚至于提升人类智能的“思维加速”技术等，这些与现代人生活息息相关但也可能在后人类的“近未来”实现的AI技术潜能引发了网络作家的深思。如高始皇《公元2119年》描述了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社会的直接关联：

实时交互、智能计算、语意理解、动作控制等这些只是基础，意识芯片的诞生，真正打通了人脑和人工智能。意识芯片可以在获得大脑授权的情况下暂存大脑的知识、习惯和想法，仿佛是一个你大脑的复制品，当你有任何需求，甚至自己的大脑刚刚产生某个想法，意识芯片已经预先准备执行或者给你提出建议，因为这就是你自己最真实的需求、观点和态度。（《公元2119年》“第二章”，原载“国风中文网”）

借助于人工智能超强的技术手段，后人类个体间可以借助数据连线而心意相通，芯片技术的高度发达让人类大脑变成数据处理终端，通过海量的数据流，情感、意志和思维都在算法逻辑的层面实现了“可计算化”。这种后人类不仅加剧了人类自身“赛博格化”，促进了人与机器的融合，也在身体强度、心理素质和思维能力等方面全面超越传统人类，成为更加强健、聪明、敏捷和理性的智慧生命。千里握兵符《群星为谁而闪耀》则不无警示地刻画了全面“赛博格化”之后人类的主体性异变——后人类的主体意识与情感被整合为“意识核”并内置于机械身躯中，“人之为人”的肉身存在与精神自我的整一性则被撕裂为形神分离的“驱动程序”，人类主体的生命潜能也被异化为机器设备的工具属性，最终降格为受算法逻辑保护/控制的机器傀儡。这种碳基生命源力与硅基媒介载体相结合的后人类，真正意义上预示着“人类世”及其历史的终结。由于网络科幻小说中后人类的进化路径前景未知、对人类自身的影响不明，因此它们常常被当作关键的“叙事象征”以及情感判断、审美干预与价值引导的承载物，发挥着社会预警、道德检验、伦理反思和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等多重功能。当人工智能所引发的技术现实变成后人类的生活经验时，一种与人类当下生存状况与生命经验相互区隔的“异托邦情境”就此诞生。正是基于此，鲍德里亚指出“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 。受到人工智能技术影响的后人类的战斗、工作、学习与生活更像是“连线的仿真游戏”，其肉身并不参与社会实践却又获得了最逼真的生命体验，这种“分身经验”也将同旧人类的“具身体验”发生区隔，它不断丰富后人类的生命潜能，加剧了“后人类世”的割裂。

现实的军事斗争也成为人工智能后人类叙事的主要隐喻领域，它在网络科幻小说的艺术批判和反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科幻电影《天使陷落》以超震撼的视觉画面呈现智能无人机群袭杀美国总统的想象，《终结者》《人工智能》《黑客帝国》《机械战警》《机械公敌》《机械姬》等也揭示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紧张关系。“机器的恶魔化是科幻小说的一个长久以来的美学策略” ，而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在涉及人工智能题材时则经常延续这种“美学策略”。在这些小说中，人工智能多以人类宿敌面目示人，它们或占据并改造地球作为自己的智慧内核并同人类文明进行你死我活的战争火并（如智齿《文明》中的“降临者”，火中物《千年回溯》中的超级人工智能“镭”），或以各种虚伪的借口将劫后余生的人类作为自己圈养的宠物或监视的对象（如RAYSTORM《寻找人类》中的“父亲”“原型”），或把地球和太阳系当作资源开采地而疯狂掠夺（如彩虹之门《地球纪元》中的机器人军团），或将人类文明当作竞争对手而满怀恶意（如zhttty《大宇宙时代》中的“机器族”）……能够在逆境中恪守“机器人三大定律”、同人类守望相助不离不弃（如天瑞说符《死在火星上》的“老猫”，猫腻《间客》中的“飞利浦”）或者甘愿充当人类文明进步“援助者”（如原艾伦《宇宙的边缘世界》中的硅基机器人，最终永恒《深空之流浪舰队》中的“超凡者”考核系统等）的人工智能在中国网络科幻小说中的数量极少。对恶意人工智能的反复书写及其叙事反思似乎构成了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的主流，这与西方“黄金时代”绝大多数科幻小说的价值取向基本一致，体现了科幻文艺叙事策略的“同质性”。这些并不遥远且隐含张力的人工智能想象也是网络科幻作者对于AI技术高度发展的现实所产生的伦理困境和道德陷阱的忧思在叙事学层面上的映射。

二、工具性悖论与乌托邦叙事的伦理张力

近年来，贸易摩擦和芯片竞争的时代背景强化了“技术向”网络科幻小说的现实价值，人工智能题材的后人类叙事借助于科幻艺术的批判功能来思考“人类世”的技术现实，它们不仅从审美层面揭示了现实的困境，而且塑造了现实的艺术镜像，给作家以动力，给读者以警示，也给正在和平崛起与科技复兴的中华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文化编码的动力。因此，在叙事内容的呈现与表现人工智能生命的伦理悖论的维度上，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在表现生命形态、进化机制、智能素养等方面都反映了网络科幻作家对于人工智能后人类生命的思想认知、情感判断与审美态度，也折射出中西科幻叙事艺术对于人工智能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与中西文化的内在差异。

在网络科幻小说所展示的“后人类境况”中，一方面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使人类群体的大规模交往成为可能，人际关系也从地方场景中跳出并实现跨时空重组，推动命运共同体成员间的共识在想象世界中再现。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在给社会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可能“进一步造成环境风险、恐怖主义、宗教冲突、经济危机、阶级矛盾等问题的加剧”。重组和想象人类文明遭遇后人类时代的危机及其克服方式，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网络）科幻小说命运共同体叙事重要的“起锚点” 。在虚构世界中同人类争夺生存空间、资源和“熵增”的人工智能生命，例如前述《文明》中的“降临者”，《千年回溯》中的“镭”，《寻找人类》中的“父亲”，玄雨《小兵传奇》中的机器人间谍，《地球纪元》中的机器人军团，《大宇宙时代》中的“机器族”以及彩虹之门《星空之上》中“瑞墨提文明”的守护者“天子”等……它们虽形态各异，但都体现了网络科幻作家对后人类叙事伦理困境的忧思。因此，人工智能题材的网络科幻小说在构建后人类状况过程中，无法规避其主题思想上可能会牵涉的生命实践内在的伦理判断、价值取向和叙事正义。更重要的是，它们还在美学维度构建了人机关系的“异托邦”，并通过乌托邦/“异托邦”张力结构的符号运作，呈现出“一个矛盾和对立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产生出了关于社会模型的假象”，反映出人类对现实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各种“社会暴虐而又压抑人性，它充满了腐败和不义，等级制度森严，并再次出现了阶级特权和不公”等“反人类”“非人性”状况的反思与控诉 。基于此，网络科幻小说将试图建构新的“社会符号学模型”，我们借此也能够推衍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及其可能的走向，凸显“乌托邦实践”的阐释意义与诗学价值。

此外，中国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还涉及人工智能的人性、其对人机仆从关系的僭越、人工智能生命的进化与人的“异化”以及人工智能社会的反乌托邦构建等议题。大多数人工智能题材的网络科幻小说都钟情于展现“强人工智能”“彻底实现”的宏大未来图景及其引发的颇为暧昧的人机关系困境，它们同绝大多数西方乌托邦小说无情地批判机器人或“人工智能他者”操控人类命运的可怕远景一样，揭示了创作者对科技发展的内在伦理机制和逻辑特点的反思。相对于“强人工智能”的威胁，面对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人心迷失和人性泯灭，更值得我们深思。《寻找人类》《文明》《地球纪元》《云氏猜想》（里其）《千年回溯》《第一序列》等作品中的“人工智能生命”及其对后人类社会的伦理冲击与人性异化张力就是这种“异托邦”建构的叙事学表征，而仅有较少的作品会正面揭示末日语境下人工智能的人性温暖，如《间客》《死在火星上》等。

这里以烟雨江南《天阿降临》为例来说明“人机关系”在后人类叙事中的伦理张力。主人公楚君归和林兮在N7703星系四号行星上遇见了名为“雾族”的原生外星生命体（“开天”）。这种生命比人类文明更久远，它们是由无数个单细胞生命体集合而成的“集群意志”并具有强人工智能的典型特点。小说通过对话将它们描述为：

勒芒：“……那个，开天，实质上是无数个微小个体的组合，而我们观察到的是它们集合的整体意志。但是这个整体意志并不能天然替代个体，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更应该认为看到的是无数个微小的开天，只是它们通过彼此协作配合，成功地使用一个声音对外交流而已。”……“我们可以联想一下火种，无数单独的生物芯片最终组成了这台主脑。在我们看来，拥有统一的输入输出端口的火种是一台独立且完整的主脑，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无数生物芯片的集合。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天与此类似，但是它的个体更加独立，也更有自主意识。”

楚君归沉吟说：“或许把它们视之为一个完整的文明更加好些。不过我有种感觉，也许每一团黑气都有可能发展成不同的文明。”

（《天阿降临》第179章 整体还是个体？）

“雾族”也可以被视为“强人工智能”生命的生物学样本，小说情节与科幻电影《异形》对“人类—异形”关系的设定相似，揭示出叙述者对于智慧生命本质的反思。网络科幻小说中类似的“类人工智能生命”设定还有王白《银河之舟》中描述的“地球人类的集体意志”，即在宝瓶座文明入侵地球时全人类生命意志共同组成的“地球盖亚”；《大宇宙时代》中能够吞噬其他有机体的“肉块”（恶魔族），它在吞噬过程中逐渐增长、强大、进化出智慧，然后从一个星系流浪到另一个星系，继续祸害其他文明；最终永恒《深空之下》中设想的藻类生命聚合体也是一种“集群智慧生命”；而《寻找人类》中的绿星作为“盖亚生命”的想象甚至比电影《阿凡达》描述的星球生命“诺娃”更早、更精彩。除此之外，《地球纪元》中的机器人集团、《文明》中的“降临者”和“银狐”等超级人工智能、《深空之流浪舰队》中的“超凡者”考核系统以及会说话的肘子《第一序列》中任小粟脑海中的“宫殿”等都可以被理解为类似于前述罗伯特•海因莱因《严厉的月亮》中设想的那种真正地将计算机的运算逻辑与人类的思想感性有机结合起来的后人类生命。这些人工智能生命已然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外星生命”流派，这不仅是当代中国科幻作家想象力爆发的标志，也是他们在叙事实践中试图超越碳基生命形式的单一性与脆弱性、探索/构建智慧生命多样性的一种美学策略。这些寓言性文本“构成了一个由隐喻和物质相互接力的多层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生命’、‘自然’和‘人类’都（在）被重新定义。” 在这些关乎“后人类”生命本源的技术追思与哲学探讨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后人类的伦理关系在网络科幻小说中形成一种叙事诗学的张力，并引发了持续学术探索的动力，促使受众与研究者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

这种自反性的诗学建构与理论反思有时也在后人类叙事的过程中被揭示出来，例如《文明》对“智慧文明”的终极思考：“所以，在我看来，文明最大的意义——超越宇宙就在于从那个毁灭的过程中生存下来，将知识和智慧延续到下一个宇宙的周期，那时候，我们才能骄傲的宣称，文明征服了宇宙，我们成为凌驾于宇宙之上的存在！”（《文明》 终章 “文明的意义”）作者认为一个智慧种族也好、个体也好，生存的意义就是知识或者信息的获得，是智慧的不断发展进步。智慧生命对宇宙的不断探索、认知、分析，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超越。这种超越不是凌驾和主宰而是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是对所有生命存在、文明潜能和生命伦理的重塑，因为这种生命实践的核心要义是“以普遍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 。它不是人类对于后人类的凌驾或后人类对人类的宰制，而是所有生命形式基于智慧文明发展的宏观视野对所有人类、后人类创造能力及其所激发的生命潜能的尊重，也是文艺美学对于所有生命实践及其独特价值的超越性审视。

这种超越不仅是中国“网生代”科幻作者们在驾驭后人类叙事的艺术自觉的典型表现，它也体现出了网络科幻小说经典作品对于人类、人工智能以及各色后人类境况及其艺术文本中生命伦理实践本体的美学重构。它们提醒新时代的读者，一种新的生命伦理观念正在中国语境的后人类叙事及其艺术探索中步入舞台中央。在这个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生物控制、数据接口和智能计算技术飞速发展、强人工智能突破并不遥远的现实语境中，网络科幻小说对人工智能生命及其引发的技术伦理、道德重组以及人类自身关系异变的思考并不仅仅是传统科幻文艺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史诗，而是基于最新科技发展的前瞻性预见，这种思考不但立足于现实而且着眼于未来，于讽喻之中蕴含着洞见，集警示与批判为一体，因而极易引发读者共鸣。

三、“异世界”的重构与“未来史”的想象悬置

在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中，虚构历史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方式当属“逆转时空”并对历史进行“悬置”，最终通过叙事重组而塑造某种“或然历史”。黄易《寻秦记》和天使奥斯卡《篡清》都属于此类型，它们像菲利普•K.迪克《高堡奇人》和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那样，借助某种特殊的时空结构及其叙事设置来揭橥作者对历史和现实诗学关系的哲学追索。第二种方式是“架空历史”并重塑一个似是而非的“异世界”，它们利用读者熟知的叙事手段来“仿拟”某种陌生化经验，并在真实的历史语境与虚构的架空世界之间布设叙事张力，引发读者的深思，猫腻《庆余年》《间客》是最典型的作品。第三种则是“穿越时间线”的叙事方式，它将虚构的叙述者或现代人物“置入”真实的历史时空中，这些角色通常带有现代人的知识储备与思想意识，在有意或无心的“穿越”过程“改写历史”或“逆转未来”，如《千年回溯》等。与其他类型的网络文学不同，网络科幻小说更加热衷于构建一种新的虚构叙事范式——即通过合理的想象来构建“最有可能成为现实”的“未来史”，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或然历史”在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中的表征形式。

对人类未来史的想象性呈现是科幻小说重要的审美特征之一。“科幻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故事放在想象中的过去和现在，但大多数科幻小说是未来主义的。……科幻小说的主要叙事策略是通过精确的细节和历史因果关系，创造出令人信服的未来生活形象。” “未来史”也是一种“或然历史”，对于网络科幻小说的历史叙事话语建构有着特殊意义。在人工智能题材网络科幻小说的“后人类叙事”中也反复展示着类似的叙事策略，它们经常通过叙事呈现“或然历史”时间线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或者是人类不停地阻止人工智能获得进化而穿越时空，进而改变被已经进化了的人工智能搅乱了的时间线；或者是通过“时间旅行”或“穿越时间线”的方式回溯到某一时间节点，通过参与重大事件或影响重要人物的历史进程等方式来达到扰动甚至改写历史的目的（如吹牛者《临高启明》）；或者纯粹通过恣意狂想“生造”一种与常规历史时空相互对位的“异世界”，以此强化叙述者对历史的戏谑意图、“延宕”读者对于历史的规范认知（如《庆余年》）。在这些时间、空间、历史以及人物角色都被拆解、悬置和重组的网络科幻小说中，“时空穿梭者”的“临场性”活动直接消解了传统“穿越题材”科幻文艺常见的“祖父悖论”与“杀死另一个自己”等剧情矛盾，把叙事性作品单一的故事结构打散，形成了多种“副本”环绕“主体故事线”、“副本叙事”环环相套的“星丛式”文本结构 。“星丛结构”揭示了网络科幻小说“混沌宇宙”的文本属性，即组成“后人类状况”的“或然历史”中各要素之间形成既彼此关联、相互影响、和谐共生又各自具有能动性、自主性与动态变化特性的复杂文本状况。在叙述者构建“或然历史”秩序的过程中，网络科幻小说“利用错时序列模糊和淡化故事时间线的计时功能，拉长、凝固或逆转情节时间以取得‘传奇性’叙事效果的手法”，将故事情节的发展划分出了既有一定区隔又相互影响的时空关系与文本层次，“其情节时间有可能持续隔断和紧缩，而叙事节奏则不停被破坏和重构” 。网络科幻小说有时在叙述“或然历史”的过程中，通过类似于影视蒙太奇剪辑的手段不断地变更时间线、跳接时空关系，推动故事情节扩展与延伸，为读者展现出叙事时间反复错位、耦合、滑脱与跳跃的特殊审美接受体验。

希利斯•米勒曾指出，“从许多方面看，一部小说都是一条置换的链条——将作者置换成虚构的叙事者的角色，再将叙事者置换进想象中的角色的生活——这些想象中角色的思想、感情，就体现在那种所谓‘间接话语’古怪的口技中，然后故事（在历史事件或是作者的生活经历中）的‘本源’又置换成了叙事的虚构事件。……小说似乎耻于把自己描述为‘自己是什么’，而总爱把自己描述为‘自己不是什么’，描述为是语言的某种非虚构的形式。小说偏偏要假托自己是某种语言，而且标榜自己同心理的或是历史的现实有着一对一的对应关系，以此来体现自身的合法性。” 在“星丛式”文本中将“主线”与“副本”时间线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分，体现了网络科幻小说虚构性语言所建构的“置换的链条”包含的审美潜能。作为“人类未来史”的虚构形式，绝大多数网络科幻小说呈现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本身，也不是对过往历史事件的当代诠释，而是一种新的历史表征过程以及“或然历史”的意识形态话语范式。它们重视用语言在叙事学的逻辑框架中呈现“或然历史”的合法性，而并不在意这种历史虚构是否背离现实时间线的走向。

在第31届中国科幻银河奖（2020）“最佳网络文学奖”获奖作品《千年回溯》（原名《我真没想当救世主啊》）中，作者以都市重生情节开局，写至十万字之后，如大地惊雷般地揭开了气势恢弘的世界观设定，并直面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终极命题。以主角陈锋为代表的人类文明一次次惨烈抗争，在太空歌剧般的“或然历史”情境中演绎出了古典的悲壮和现代的热血，完美地结合了科幻的硬核和爽文的观感，呈现出一部难得的科幻佳作。小说总共写了陈锋的十次时空穿梭，前九次在睡梦中穿越千年，第十次则通过寄生于人工智能并在千年后重生。一种邪恶的外星虫族文明“复眼者”打败银河系霸主“迷族”，然后在太阳系设置了超级穹顶屏障锁死了具有星际文明潜力的人类世界，并计划于3020年10月27日派遣舰队毁灭人类。陈锋在梦中穿越千年来到3019年10月26日，利用毁灭前一年的时间想办法破解人类的危局。这部小说最大的特征是故事脚本（即主角反复穿越时间线拯救人类）的重复。小说在这种设定下，叙事不断回溯，形成一种情节叠加、内容接续、主题统一的“故事套盒”，《千年回溯》的“或然历史”也恰恰在这一次又一次的“时空穿越”的话语置换逻辑演绎以及故事情节回环式结构的重复中凸显出了叙事的张力与潜能。陈锋的每一次穿越，不仅改变了未来的科技发展和社会结构，也改变了他梦醒后的现实，而这两种改变之间处于量子纠缠状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同时影响到了小说的整体故事线。小说通过故事线的不断“试错”和推演来改变人类的命运，即打败“复眼者”及其背后大Boss——前一宇宙纪元的超级势力“虚族”，保全人类文明。小说通过十次穿越预先建构了人类未来史的十个叙事副本。这些副本的故事容量在游戏化叙事动机的推动下不断丰富，相互嵌套且又彼此关联，最终被“完形”为拥有263万字体量的庞大文本系统。更有意思的是，陈锋每次穿越构成的副本所展示的“未来史”、现在以及过去都各不相同，由此构建了小说文本的叙述张力以及故事内容丰富的延展度。

在如此复杂多样又充满吸引力的“或然历史”叙述中，《千年回溯》丰富了叙事学对于历史与虚构关系的理论形塑，拓展了历史的时空维度。在小说中，“或然历史”情境中的未来越来越详细，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就越来越全面，外星入侵者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楚；过去的版本也不断变化，进而呈现出多元时间维度的“或然历史”“共现”的状况。相比而言，小说中“过去的时间线”则因为主角穿越前后举动的变化而被反复重塑，成为富有魅力的“平行世界”叙事格局中具有复杂结构形态的“文本簇”或“故事丛”。“现在的时间线”虽然流动缓慢，基本上按照叙述者所设定的2020年时间线发展，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特别是第十次穿越前，现实的时间线在前九次穿越的迭代和累加下已经发生了剧变，作者大胆设想了“后疫情语境”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愿景以及中国带领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读来令人心潮澎湃。如此，现在、未来和过去三条时间线就在叙事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量子纠缠”的关系，“穿越事件”既构成了叙事行为的源头，又成为上述三条时间线之内容动态扩容、变化、湮灭和纠缠的内在驱动力。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种“穿越设定”将现有的网络科幻小说的叙事美学实践提升到了较高的理论层次。

在当前语境下，网络科幻小说对“后人类境况”的“乌托邦/异托邦”叙事构建受到大多数网络写手的喜爱。这种乌托邦“从根本上同时指明了既是美好的，又是不存在的一种空间和一种状态”。 同时它还“见证了人们对种种拟换性（alternative）可能世界与人类生活的极度渴求。” 相对而言，“异托邦”或“恶托邦”则相应地向读者同时展示相对暗淡、敌意甚至绝望而且不存在的一种后人类状况。不过，出色的科幻小说总是能在看似无稽之谈的历史演绎或“乌托邦/异托邦叙事”中进行发人深省的哲学批判，借助“或然历史”、平行世界和元叙事等陌生化手段为相对小众化的科幻读者提供具有多重意义解读空间或内嵌“乌托邦/异托邦”想象的叙事套路，在历史话语体系与表征行为之间设置言说张力，从而使其后人类叙事在现实与虚构的文本缝隙中生成一种让读者重新审视历史真实性及其可能性的“意识形态话语场”。网络科幻小说则通过对“后人类状况”及其未来史的技术构想和艺术再造，在新时代的文学叙事版图中重塑历史话语及其编纂符码的命名秩序，由此，“或然历史”的故事生成模式就为读者建构了“新历史范式”。这也是对格林布拉特“历史是虚构的文本” 以及福柯“历史是一种以符号或文本形式存在的话语……历史的真实性或客观性只是一种幻象” 等经典表述的自觉呼应。总之，这种“或然历史”的叙事策略戏拟、悬置和重组了我们对历史情境、事件与人物的固有认知体验；同时，它也在叙事学角度动摇了现行科学话语体系关于历史绝对权威的符号根基，从而将后人类叙事推向崭新的审美之维。

四、结语

人工智能属性的超人类或后人类在科幻文艺研究的问题域中现身，必将引发人类对生命本质、身体政治以及技术伦理的进一步思考，以此产生的人文反思与历史审视维度构成了“超人类主义”视域下的人文主义批判视角，即“作为人文主义者，超人类主义者倾向于理性、进步，以幸福而不是外部宗教权威为中心的价值观。超人类主义者通过结合科技手段与批判性及创造性思维来挑战人类极限，拓展人文主义。” 网络科幻小说后人类叙事关于“或然历史”的想象性建构及其对于民族复兴、中国梦和命运共同体等未来史实践的编码方式，既是一种贴合新时代文化需要的宏大审美主题的象征书写与情感隐喻，也是对金庸、古龙等“前网络时代”武侠作家们所推崇的民族国家想象的一次符号学历险。

后人类叙事揭橥了新时代科幻文艺的新内涵与新趋势，也为构建兼具中国语境与全球视野的科幻文艺理论阐释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在网络科幻小说“历史虚构”的蓝图中，人工智能题材的后人类叙事及其对“或然历史”的重塑渐趋明晰地设置了“后人类美学”这一崭新审美范式。“后人类美学首先是一个正在绽露的视域，是一种先行到未来的实践。虽然它所引发的理论位移还远未完成，但其本体论依据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的阐释。” 后人类叙事的美学开拓在当代网络文学版图中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但它是一个具有生长空间和学术价值的新领域，这一视域之下的“后人类美学”探索也必将随着人工智能题材网络科幻小说关于“异世界”悬置、“乌托邦/异托邦”建构以及人类“未来史”重构的张力，影响并推动着当代中国科幻文艺理论话语范式的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王曦：《后人类境况下文学的可能未来——科幻母题、数字文学与新文化工业》，《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7期。

李恒威、王昊晟：《后人类社会图景与人工智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杨春时、俞兆平、黄鸣奋：《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84-393页。

汤拥华：《后人类叙事与虚拟时代的美学更新》，《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4期。

赵汀阳：《人工智能“革命”的“近忧”和“远虑” —一种伦理学和存在论的分析》，《哲学动态》 2018 年第4期。

王峰：《人工智能形象与成为“我们”的他者》，《上海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单小曦：《超人类文化视野中的智媒生产——人工智能文艺的媒介论阐释》，《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

鹿咏：《人工智能与当代艺术生产的“后人类”构想——兼及对“数字人文”的审美思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刘汉波：《当代美国华裔科幻小说中的中国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18年第5期。

[匈]佐尔坦•西蒙：《批判的后人类主义与技术后人类：两种后人类未来的文化讨论》，《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Jean Baudrillard.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Translated. by Paul Patton, Published b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61.

[英]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页。

陈舒劼：《“黑暗森林”还是“自由人联合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命运共同体想象》，《文艺研究》2021年第3期。

[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46页、第60页。

[美]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01页。

[意]罗西•布拉伊多蒂：《后人类》，宋根成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7页。

Istvan Csicser-Ronay, Jr.The Seven Beauties of Science Fiction，Published by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2008，p76.

吴静：《德勒兹的“块茎”与阿多诺的“星丛”概念之比较》，《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张文东、张政：《跃动的时光碎片：网络“传奇”的叙事时间》，《文艺争鸣》2020年第10期。

[美]J.希利斯•米勒：《叙事与历史》，见《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7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变形记：科幻小说的诗学和文学类型史》，丁素萍，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加]达科•苏恩文：《科幻小说面面观》，郝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年，第153页。

GreenblattS.PracticingNewHistoricism，Published by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0，p59．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62-63页。

[法]吕克•费希：《超人类革命》，周行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34页。

王晓华：《人工智能与后人类美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