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艺》2022年第4期｜山眼：二零二五（节选）
当我回想二零二零那一年的时候，我总是想起我年轻时拥有过的一台老式收音机，它本来好好地播放着莫扎特的奏鸣曲，由于电路故障忽然走了调，发出令人惊愕的古怪声音，几秒钟之后就彻底哑掉了。后来我找人修好了它，再听到流畅的乐曲时，起初还有些不适应。
毫无疑问，在那一年整个世界的广播都跑了调，人们被各种数字和担忧包围，很多人的生命就此改变了。而我呢，我没有想到的是，爱情会伴随着瘟疫来到。在我以为一切都将消失，我的雄心被现实的铁拳化为一地碎片的时候；在我像海水中被塑料网罩住的鱼，悲愤而无力地残喘着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准备好……我甚至怀疑，在那半年多，我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有时沮丧地想：那不过是同情，是过去共同回忆的纽带，或是我对生活的偷恋罢了。
但是，那一切已脱离我的头脑，在天空的高处，我不能企及的高处，化作云端的一双眼睛，时时无情地注视着我的衰败和我残存的灵魂。
我听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死去的消息，我忽然想到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玩笑。二零二零的开始我在那边，她在这边。我绝望地摸索着，希望拉住一条绳索将我牵引回来。二零二零的结束，我暂时回到了人间，而她去了那边，那空洞、无情、永远的黑暗里。
好像她的爱将生命还给了我，而她如同海的女儿，在升起朝阳的早晨，消失在海洋和天空之间的泡沫中。
如今的我，拖着病残的身体度过了这一切。我该为此庆幸吧。二零二五年的这个春天，瘟疫从人间隐退了。樱花以明媚的姿态蔓延在温哥华的大街小巷，春夜依然带着一种神秘的蛊惑，同时让人怀旧……而我唯一确信的是，我再也无法回到那一年了。
在办公桌前，我一坐就是一下午，如果没有会议，连厕所都很少去。当我穿过蜂巢一般的格子间，多半会遇上花枝招展、身材丰满的东南亚裔女秘书（她总是冲着我笑，有时还眨眼，可能她对我有意思）。有时我看见高壮的大老板在角落的落地窗前打电话，一个嘴唇肥厚的印度同事总是兴致勃勃地和人聊天。我上厕所回来了，他还在挥动着手臂，说某项目承包商索费超值十几万块，或者某变压器安装中出了什么问题。我对他的敬业有种本能的不信任。
我半低着头匆匆而过，表示不期待任何过道里的招呼。通常我会很快回到我的地盘，桌上堆积着各种文件夹、铺开的图纸、笔记本、打印出的Email、一些散乱的笔……我坐下来之后，努力集中精力，将嗡嗡嘤嘤的谈话声封锁在外，去看我要回复的那一个Email，或是下个会议要阅读的文件。
有时我会眺望远方，休息一下酸痛的双眼和因思索繁杂任务而筋疲力尽的头脑。落地窗外远远看见飞沙河上的白色大桥，在阳光充沛的午后，低陆平原上常常浮起一层稀薄的雾气，也许和水汽或是造纸厂排出的废气有关，以致我不能清楚地看到飞沙河在新西敏市附近的那一段，却能看到西面更远处的一片乔治亚海峡，甚至隔海的温哥华岛的稀薄剪影。当天气过于晴朗的时候，整个低陆平原仿佛一块散发着热气、有金属质感的刻版画，让人很难相信自己正在这幅画里生存。
我听见脚步声，赶紧扭过身体，重新面对电脑。余光所及，一个半秃的脑袋一点点朝我这里移近，果然我的老板走到桌前。他是个技工出身的白人，长着死板的淡蓝双眼和长脖子，超过一米九的高个子使所有的格子间隔板对他形同虚设。他走动的时候眼光并不扫视，但我们都明白，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员工们一览无余。
我微笑：“乔治。”乔治把一只手臂搭在隔板上方，点点头，正要说什么，又盯着我问：“你不戴眼镜了？”我心想，这已有一段时间了。我说：“我老花了……开会我还是戴眼镜，远的看不清楚。”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以为你做了激光矫正近视手术。”我笑说：“我老了，不值得做了。”他眨眨眼。我说：“你还年轻，不像我。”我在他面前老是不由自主多说几句话。
像通常一样，他在两三句寒暄之后言归正传：“杰森，水电公司变压器改造项目的施工程序——他们投诉，说你漏掉了关键的一步，没有考虑变压器三次绕组的连接如何躲过油水分离器，还有控制电缆的施工路线……”我站起身，尽量按压住内心的烦躁：“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很多遍了。我们当然考虑过，采用了与常规不同的步骤。这些人一直没搞明白。有那么难懂吗，我怀疑……”乔治伸出瘦长的手指，抵着太阳穴那边，说：“他们投诉到我这里。施工正在进行，必须停下来。你说该怎么办。”我心中一震，嗓子忽然沙哑了。我说：“为什么没有通知我？就算有问题，应该先和我商量啊。”乔治干笑了一声：“你是项目工程师，赶快给承包商打电话去了解到底怎么回事，然后来告诉我，好吧。”我点头。他正要走，又回过头来说：“要和业主充分沟通。有几个人比较顽固……我下午约了医生，你打我手机吧。”
我给承包商、业主都打了电话。果然事情没有那么糟，施工暂停了，但不是因为三次绕组的连接有什么问题，而是承包商认为合同上所提供的图纸不全，这个问题相对好解决一些。我让手下的工程师赶紧去找图纸发过去。做完这些事，我发现窗外的低陆平原沉浸在更加氤氲模糊的阳光之下，已经下午一点了。我从厨房冰箱里拿出带来的剩饭菜，微波炉转两分半钟，回到桌前赶紧要吃完。下午还有会。
在玻璃饭盒的一个角触到桌子的一刹那，有什么东西在空气中垮掉了。我感觉到沉重的饭盒从我手中滑落，跌落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我担心饭菜都撒出来了，同时感到身体软下来，像一根面条那样倒下去，不由自主地抽动着。有一种令我心慌意乱的眩晕涌上来。啊，我来不及想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已经陷入半昏迷当中。……我平躺着，双手放在体侧，正在进入一个圆形的隧道。有人在跟我说话，说的是英文……杰森，请你深呼吸，听我的口令，吸气，呼气……
我并不知道我是否遵守了那些要求，我觉得集中精力呼吸有些困难，我的思绪很快逃逸……我看到了母亲，她系着围裙，手臂上戴着深蓝套袖，将揉好的面团在案板上摆好，一只手揭开灶上的锅盖，蒸汽腾地冒出来。她小心翼翼去捏馒头，手指烫得缩回来，在围裙上蹭一蹭，再试，最终将一个散发着热气的暄软馒头扔在案板上。我紧紧盯着那个白馒头，母亲摸摸我的头，说，还烫，健健，等一下。
我意识到，我的手指捏着医院的罩袍。那不是我的衣服，也不是健健的衣服，更不是母亲的围裙。
再次清醒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病床周围拉着布帘。布帘底下，我看见护士穿着轻便鞋的脚走过去，走到我右边的病床，轻声跟那人说话。蓝色布帘上方是天花板，那里有一个大通风口。我的床边有一些仪器，其中一个连接着细管，扎在我的右手臂，无色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从吊着的袋子中滴下来，可能是生理盐水。我试了一下，想坐起来，却发现双臂无力，浑身虚弱，我又躺倒在枕头上。
护士停在我这里，拉开布帘走进来，又回身拉上帘子，走到仪表盘边按来按去，她的身体带来一种淡淡的温热。
我问：“哎，我是怎么回事？”她这才看我，说：“你醒了，一会儿医生会过来。”她又检查我手臂上的针，让我把拳头握紧，再伸展开。我没法做到，马上紧张起来。我问她：“我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她把双手插在护士服的口袋里，看着我，似笑非笑地说：“别着急，医生不久就过来了。”我猛然觉得在哪里见过她。她长着华人面孔，英语也有口音。不过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她是谁。在加拿大这些年，我见过那么多华人……我停顿了一下，问：“多久，要等多久？”“很快了，大概……”她看看腕上的运动表环，“半小时以后他应该会来。”
我问现在是什么时候，她说快下午三点了，今天是星期四也就是一月二十三号。我想起来，在办公室是昨天，难道我整整昏迷了一天？我又问我的手机在哪里，她拿来床下的一个背包。我打开手机，没有谁专门找过我。这两天朋友圈都在转发国内的疫情。这是怎么回事？一种比SARS还凶恶的病毒开始蔓延……我恍惚记得我认识什么人在武汉，但是却想不起来是谁。我的头脑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越来越沮丧。这时护士指给我看床边扶手上的按钮，说：“杰森，我叫琳达，这里有一个按钮，如果需要什么你按这个叫我。”我又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谁送我过来的？”说话时我感觉舌头有点硬。琳达一面继续检查着仪表，一面耐心地说：“救护车送你过来的，你晕倒了。现在你在医院里，别想太多了。如果你想喝水或者果汁，我给你倒点来。”我请她打开床周围的布帘，光线从房间的两侧透过来。是下午吗，可我觉得像早晨。这时我看到她右脸颊，靠颧骨下面有一片淡黄的斑痕，忍不住多看她几眼。她四十出头的样子，头发茂密，扎了一条很粗的马尾辫。身穿淡蓝的护士服，看起来苗条、麻利。我想我确实认识她。
晚餐前我的主治医生来了，是一位胖胖的中年白人，说话瓮声瓮气。他的姓我没听明白，只听到他名叫鲍勃。鲍勃跟我握了手，坐下来，先问我有没有亲人。我说只有自己，还干笑了一下。——那么你的医疗保险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我移民二十年了。他好脾气地点头，说：“很好，很好。”我越来越紧张，但我不敢问，只是等待着。鲍勃医生手中拿着一张表格，一面记录，一面问我平时吸烟不吸烟，有没有咳血、胸痛、胸闷？是不是头一次晕倒？家人有没有癌症患者？我的心缩成一团。我飞快地说，我母亲十几年前患血液病去世了。他都记下来，清了清喉咙，最后说根据验血、CT的结果，初步诊断我患了一种肺部疾病（那是一个很长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需要尽快手术。
鲍勃医生慈祥地凝视我片刻，说了几句宽慰的话后就走了。琳达给我倒了杯水。我想问她我该怎么上厕所，但我却说：“你说中文吗？”“说啊。”她扭过身，直接用中文回答我。我问她我到底是什么病，医生说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她睁圆眼睛，告诉我，下次如果不懂要当场问，医生会解释清楚。然后她问：“你家人呢，没有通知他们吗？”我说我在本地没有亲人，只有几个朋友。她把双手插在衣袋里，好像一个医生那样，郑重地说我得的是肺腺癌，是肺癌的一种。
我不太明白肺腺是什么东西，但我听到了癌症。这很可怕。我说我不抽烟，怎么会得这个病？我没咳嗽、咳血，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是癌症？过了一会她说：“你有问题可以问医生，他会回答你。”我愤怒难耐：“在你们眼里，病人问的都是废话！”中文似乎带给我一种权利和勇气。这时隔壁病床的家属来了，杂沓的脚步声中，一些人拥进房间，香水味也漫进来。一些问候声、叹息声、窸窸窣窣的衣服摩擦的声音、女人低叫名字的声音，甚至听得见他们亲吻的声音。琳达把我的布帘拉上，问：“你在国内还有家人吧？”我盯着天花板，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她天真地说：“你不用微信啊。”我把眼光移下来，狠狠地瞪她。她的脸色变了，有些羞恼，马上走出房间去。我又急又气，在她走出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她是谁了。很像，但会不会，她只是长得和她像……还有，那块斑是怎么回事？
我忽然很激动，想立刻跟她道歉，但再进来的是一个白人护士，非常年轻，有着金灿灿的细软头发和一张和善的圆脸。她始终微笑着，一点也没有琳达脸上的那种亚洲人常有的疲惫。她问我是否要拔掉尿管，我说可以了。在她摆弄着拔管的时候我忽然幻想她是琳达，我暗自害臊。后来我发现自己还能站起来，我请这位叫艾达的白人护士扶我到厕所里去，憋了许久的尿终于撒空了。
我几乎一夜没睡。半梦半醒中我回到了西安，见到了张丽亚和婧婧。我完全清醒以后想到，婧婧今年十七岁了，就快参加高考了。张丽亚偶尔会给我发几张婧婧的照片，但我有好几年没见过她们了。五年前她说过，不希望我打扰她和孩子，那时她即将组建新的家庭。前年她曾说想让女儿来加拿大读书，但后来她又不提这事了。
第二天早晨，鲍勃医生又来了，琳达站在他身旁。可能她告诉了医生，他们要她做翻译。我听到一个更坏的消息：我得了晚期肺腺癌，已经脑转移，晕倒是因为肿块压迫到脑组织。我说这不可能，我星期三还在上班。我每天慢跑，不抽烟也很少喝酒，一向很健康。“我们也见过这种例子，就是没有前期的病症，忽然发现的时候，病人已经是肺癌晚期了。很不幸，你可能是这种状况。不过，手术后我们还会进行活检，到时我们就可以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鲍勃平静地说着这一切。我盯着他看，医生真是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就这样将残酷的死刑判决宣布给病人，因为我们只是病人。
我不知道如何消化这些名词、消息，这些有关我的身体的事，仿佛我的头脑是一个旁观者，我的身体发生了神秘、可怕的变化，但我的头脑不被告知，而是必须通过其他的什么，比如一台机器、一些数据、一个医生，我的头脑才能获得知情权，得知这身体已然朽坏。我唯一的权利只是恐惧，对这具肉体失控的恐惧。
医生走了之后，乔治和他的老板来看我。我们聊了聊怎么安排项目和工期。他们走后我给纪虹发了一条消息，告诉她我在医院里。过了一会儿她回复，问我怎么了。我轻描淡写说生病了，要住院一段时间。她说她要来看看我，我说不必了。我害怕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
那天深夜我胸口剧痛，头脑好像要爆裂了。我按铃叫护士，琳达进来了，她给我一种强力止痛剂。我吃下药，仍旧睡不着。我把床头灯打开，听见隔壁床上的人剧烈地咳嗽。我沙哑地说：“我快死了。”琳达好像叹了口气。灯光洒下来，使她的整个脸都沉浸在暗影里，而头顶的发丝熠熠闪亮。我也叹气，但是没有声音。“要是这样的话，我想回去死，回我家里去。”
“你住在哪儿？”她问。
“本那比北边。”我说。
“我是不是认识你？”在她就要转身离开的时候，我微弱地问。有可能我认错了，她该不会认为我唐突吧，再怎么说，她是我在这病房里唯一见到的中国人，就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人，而不是本地长大、英语流利的那些人。她好像很惊异，使我以为真认错了。但显然她有些兴趣。她走到我床边，问：“真的吗，你认识我？”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一种不安的期待，我努力抬眼看她，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会是她吗？在这种时候，我见到了她，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她。而且我快死了……这一切多么混乱？
她在我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仔细地看着我，既认真又有些紧张似的。她端详了一会儿，问：“你从哪儿来？”我说：“西安。”还没等我说完，她站起身来说：“有这么巧的事儿，你是……”我说：“周健，你……是不是赵欣然？”她长出了一口气，似乎感到不安，又似乎仅仅是感慨。她说：“我是赵欣然，我记不得你了，你……我想想，你是不是也是陕西歌舞剧院的？”我打断她：“我是郝伟的朋友。”她明显变冷淡了。我以为她不记得我，或者不愿意与我相识，这实在是很尴尬。她平平淡淡地说：“噢，我想起来了，你们老在一起踢球，一个球队的。”这时她抬眼看我。她始终微微侧着脸，好像不愿意我看到她的右脸颊。
“世界真小啊……”她轻轻说着。这时我听到隔壁病床上的印度裔老人下了床，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去卫生间。“太晚了，你睡吧。我也该换班了。”她突然说，表情严肃起来。然后她检查了各项指标，又检查了印度老人的，就走了。
那天晚上正是除夕夜。这新来的一年是鼠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本来我会去朋友家里庆祝，纪虹应该也会去。这几年除夕我都是这么度过的：在朋友家大吃一顿，吹吹牛。他们有老婆有孩子，适合农历年这种节日，也喜欢招朋唤友。既然盛情难却，我也就去凑个热闹。我想起纪虹说她明天会和几个朋友一起过来。
夜深了，我仍然无法入睡。我明白必须休息才能有足够的体力应付手术，或是放疗。想到未知的这一切我既焦急又难过。赵欣然，这次相遇又意味着什么？过去这些年，我已渐渐淡忘她了。她的变化如此之大，我最初竟没有认出她来。可是我仔细琢磨她说话的神情、语气，还是很熟悉……噢，我的头脑无法停止地编织着过去和现在，织成了一个巢穴。那巢穴躺在死亡的阴影下，我仍旧无法呼吸，痛入骨髓。
当我终于睡着的时候，我回到了大学的操场，我和郝伟在踢球。我还见到母亲，我跟她吵架，她把我最喜欢的自行车送给了一个什么亲戚的小孩。在西安的街头我见到了婧婧，她真的长大了，染了头发，背着双肩背包。我想要告诉她我是她父亲，可她不理睬我，头也不回。我追着追着摔倒了，爬起来的时候她不见了，我哭了。
我醒来，发现我在病床上，周围是一圈布帘。房间暗沉沉的，有一些古怪的动静。那是什么？我明白我快要死了……就是那样，离死亡越来越近的隐秘的不安，有一些阴暗、邪恶的东西在靠近我。
隔壁床上传来一阵咳嗽，似乎他已尽量压低了声音。等他终于停下来，我松了一口气。“对不起。”我听到那个印度老人干瘪的声音。
他在对我说话吗？我没有回答。他又说：“你逃不了的，是吧？”我想他是不是在说梦话，不由自主屏住呼吸。“你还年轻，不过，谁都没法子，只能接受。”我问：“你……是在对我说话吗？”我努力回想他的样子，秃顶，瘦高个，皮肤松垮，双眼凸出。那声音变得有些急躁，伴随着又一阵咳嗽：“当然，我听到你哭了。我也听到他们昨天对你讲的话。”我慢慢放松下来，听他继续说：“我七十多了，我也害怕，非常害怕，我和你一样，晚期……你有孩子吗？”我告诉他我有，但好几年没见到她了。刚才我梦见她不认我。
印度老人突然嘎嘎笑了，我有些生气。“我有很多孩子，可我知道，他们对我死不死都无所谓。”他继续说道，“这么多年我明白了，你只是一个人，无论周围有多少人，几个老婆，几个孩子，你只是自己一个。神明在前面，但你看不见他。没有仁慈，直到最后一天，你什么都不是。我越来越明白了，但是，也许已经晚了。”他絮絮叨叨地说下去，说他来加拿大四十年，从做工地小工到开自己的建筑公司，见过温哥华那些安静的日子，和世博会、冬奥会后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涌来的日子。他含混而干瘪的卷舌音回荡在寂静的黎明时分，我听得困了，看见天花板上的通风口渐渐显出了边界，蓝色围帘上的皱褶越来越清楚。接下来的一天怎么过？
纪虹来的时候跟在李宇博几个人后面，矜持地捧着一个花篮。她妆容精致，染成黄褐色的及肩长发，身穿明媚的湖蓝色大衣，挎着名牌包包。李宇博摇头晃脑地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昨天爬梯就差你了。老苏说，最近人人都在说国内的疫情，各种说法都有……他们没有说起我的病，好像我明天就会回家，或者会永远在这里待下去。我看着他们，嘴唇发苦。为什么是我？这些人当中，为什么上天选中了我？我也是普通的肉身，凡俗之人，却是个最倒霉的家伙。我偷眼看纪虹，她有点忧愁又有点遥远地看着我。我的心往下沉。上次和纪虹见面是一周之前，我们去旋转餐厅吃饭，要了一瓶勃艮第的白葡萄酒。我有些心疼，但必须要配合她的品位。那天晚上她开玩笑说要搬过来住，我有点蒙，居然没有接话。
第二天一早，鲍勃医生和琳达来了。他说肺部肿瘤要做手术割除，越快越好。脑部的扩散手术后采用全脑放疗。同时他们会进行基因突变检测，看是否有靶向治疗的可能。我问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医生略带尴尬地微笑着，没有回答。后来我问琳达，她把双手放进口袋里，又拿出来，眼光一直不看我。“给我个日子，我也好过啊。”我头晕脑涨地说，“三个月，半年？早知道早预备后事，活着也是受罪。”她的样子极不自在，我担心她马上要走了，想调节一下气氛，于是换了口气说：“真没想到……你知道吗，那时我们都叫你赵飞燕。”她刚要笑，脸色却转为绯红，显出一层薄薄的愠怒。这愠怒使她不知所措，像要突然流出泪来了。我没想到她的反应这么强烈——她已然不是当年那个甜美、乖巧的女子了。她定了定神，自嘲地咧嘴笑说：“你能认出我，也真不容易。”我想着要不要道歉，但我说那句话不过是为了恭维她而已。
“今天是大年初二。”她说着给我量过血压，又量体温。体温计插在我嘴里，我发出一些咕隆咕隆的声音。完后我说：“运气不好啊！”她的手指偶尔触摸到我，冰凉的。我问她哪一年来的，她说十年前来。住在哪里？温东。孩子上中学了？没有，没有孩子。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眼中闪过一道灰色。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在大学时代，她是众人心目中的贤妻良母。她给郝伟买衬衣买袜子，为他洗脏衣服，从家里带自制辣酱给他吃。我们很不忿，她为什么对郝伟那么好。那家伙除了家里有点钱、能侃之外，没什么本事。我说：“我记得你是生化系的。”她马上知道我的意思，淡淡说：“出来了，只能从头开始。”说着轻轻撇撇嘴，然后唰地拉开我的布帘，外面的阳光打在窗前的地面上，树枝的影子在愉快地晃动。门外护士们彼此问着早安，说要给桑贾伊（应该就是我的邻床）预备明天的手术，也说到我，要再进行一项验血。她们不知说起什么咯咯笑起来，笑声似乎掀起了一阵轻风。
清晨，又一个有着阳光的清晨……所有坐在大窗前对着电脑写报告的清晨已经一去不返，而世界并没有任何改变。也许我不能活着回来了。我想了一个上午，然后给张丽亚发了电邮。
赵欣然对我说，手术时间定了，就在下周三。这几天我要开始吃流食，为手术做准备。之后呢，我问。她说恢复一段时间以后开始放疗，大概需要两个月左右，然后再看情况。我给乔治和公司人力资源部发电邮，说我至少三个月不能回去上班了。目前我还算是休病假，我明白那之后如果不能完全恢复，我会被解雇。但我担心不了那么远，我甚至不一定能活过下周三。
我看到外面阳光尚好，发现自己还能站起来，就想出去走走。可我还没走到电梯间，就又昏厥过去。醒来的时候，恍惚看到桑贾伊的病床正被推出去，他好像冲我眨眼。花白的胡子茬，秃脑壳，核桃皮一般的脸，竟然有一丝顽皮。我不出声地笑了，不过我想到这个老头和我不一样，他已活到了该顺理成章地接受死亡的年纪了。而我，前面还有着一条明晃晃的路要走，如果半路倒下，会引起人们的侧目、议论和轻视。
我看着滴入我血管的药物溶液，有一刻又感到眩晕。我意识到大脑的癌细胞越来越多。我头一次想到，除了身体不是我的，这个脑袋也不是我的。所有这个躯体都不属于我，就像前妻、女儿、工作、朋友、这世上的任何事。
夜半时分，桑贾伊发出一些古怪的低吟声。从那动静里我听得出来，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后来呻吟声越来越大，变成“噢，哎呀，嗨……”的含糊叫声，他的床在晃动，吊瓶碰在什么东西上，叮当作响。终于护士们进来了，不止一个，她们打开了他床前的灯，紧张地急促地彼此说着，要加一些仪器，或者通知哪个医生。他“啊、啊”大叫起来。我睁大眼睛，双手攥住身上的盖毯，希望别出什么事。然后我听到她们把他的床推出去了，焦急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我坐起来，心咚咚直跳，那是谁逼近的声音？我觉得我快要窒息了。我按按钮。赵欣然来了，她问我需要什么。我说，我很渴，我觉得我呼吸不上来了。她仔细查看我，问我是否吃过了化痰药物，并且记住到手术前都不要吃任何东西。我问她印度老人是不是死了。她什么也没有说。我无法抑制，哭出声来。我说我很害怕，我睡不着。她走过来，最终拍拍我的手。我把那双手紧紧拽到胸前，这样她也被拉过来，她的脸离我很近，我感到她柔软的脸颊的温热，她的呼吸打在我的脸上。她想要挣脱出去，我压低声音，哀求说：“别走，求求你，别走，别走。我明天就要死了，啊。”
她放松下来，低低说：“没事的。”我把头埋在我们紧攥的双手后面。我的口水沾湿了病号服，鼻涕和泪水混在一起。她有些慌乱，但没有动。我害怕她会叫，但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我把嘴唇凑到她的耳边，说：“你真的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不想死，我没有办法，我没做过坏事啊。”她说：“哎，哎，我知道。”我心里很感激，抽泣了一会儿，放松了她的手。
她递给我一张纸巾，又把隔壁的布帘拉开，月光从窗外倾泻进来，明晃晃地照着半个屋子。那半个是桑贾伊曾躺过的地方。昨天他的儿媳带着新出生的孙子来看望他，他吹起口哨，那时我羡慕他的乐观。不过是一天之隔……他死了吗？我真的害怕她离开，独自留我在这阴影和暗光交错的房间，那人在生死之间挣扎的气息还存留着……还好，她站在那里，双臂交叉，看着窗外摇曳的树枝。
她问我：“你真的没有家人了？”我擦了泪，揉皱了的纸巾团在手里，说：“我女儿在国内，上高二了。”张丽亚的回信里这样写着：疫情严重，大家还是不要走动的好。希望你的手术顺利，加拿大的医疗条件比较好，不必担心。她的语气冷静、坚定，和那个在深夜歇斯底里地敲着我的房门，坐在地上哭泣的女人完全是两个人。
“我对不起我女儿，我想她不愿见我吧。我们很早就离婚了，这孩子很可怜……过去……”我感觉鼻腔发出一股酸气，我竭力忍住它的扩散——真不该这么软弱，“唉，你可能不了解。”
“这有什么？”她忽然说，“谁没点难过的事。”
她的冷静使我更加难为情。我说：“明天要手术了，我情绪有些……也不光是为手术，还有，我实在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我感到她挺直了脊背。她没有看我，问：“我怎么啦？”
二十五年前的夏天，那天赵欣然来看我们和另一所大学的比赛，那是在西安另一端的一所大学。她可能是即兴而来，喜气洋洋地拿出几罐啤酒，说是犒赏我们。她斜挎着一只民族风的布袋子，穿着一条蓝白格子的连衣裙，那种上身收紧、裙摆很大的裙子，显得她比平时高一些，更丰满一些。
但是郝伟和对方球员起了一些纠纷。那边说郝伟绊倒了他的队友，裁判偏心没判罚郝伟，最终我们赢了。他的队友去了医院，郝伟必须一起去付医药费。郝伟和那人说着说着推搡起来。赵欣然马上紧张起来，她要跟郝伟说什么，他一把推开她。对方的几个人开始嘲笑他们俩。郝伟扭头冲我说：“周健，你带她回去。”然后又对赵欣然低低吼着：“回去，别啰嗦！”
赵欣然被镇住了。我跟在她身后，我们在两方队员的目光中离开了球场。球场边上明晃晃的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路边粗壮的梧桐树下走着晚自习回宿舍的人们，每走几步就能在树影下撞到一对情侣。
走了一会儿，她站住了，挺直了脊背,半扭过身体说：“我自己回去。”我虽然看不清她的脸，但觉得她一定哭了。
……
“我怎么啦？”琳达还在问，她走到床前，我的呼吸急促起来。“老同学嘛。”我咕哝着。等到她站在我身边，凝视着我，我又说：“对不起。我刚才……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那种人……”她并不回答，而是检查了我的血压、体温，然后准备离开。我鼓起勇气说：“我没想到遇见你，最近我想起以前上大学的事，很多事。”
“想太多是自寻烦恼。”她冷冰冰地说。
“噢。”也许我不该说太多，可我忽然止不住了，“你不知道，我想问问你，你还记得吗，你还记得那年有一次，晚上，我送你回学校……”
“什么？”她问，但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她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我有些激动：“九四年夏天，有一天晚上我送你回学校。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你自己走了，其实……我这么说，其实我快死了，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错过的事太多了。”我说着又感到头晕目眩。
那天她拒绝我送她，扭身走了。
她穿了一双坡跟凉鞋，她的裙摆随着脚步轻微晃动，她用右胳膊紧紧地夹着布袋子。她刚才哭了，那是为了郝伟吗，还是别的什么？
我一直跟在她的身后，我看着她走上公交车。我在后门上了车，在她身后的那排座位上坐下。这使我兴奋、紧张起来。车上没有几个人，我当时感到，她知道我在她身后。她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风油精味。她的长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辫，一些碎头发在后脑弧形发迹的边缘轻翘着，似乎触到了我的呼吸。有一刻我觉得她要回过头来，或者说些什么。我紧紧攥着自己的双手，仿佛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但她没有动，一直那么坐着。我觉得她在等待着，而我什么也没有说。有些话涌到我的嘴边，在我的嘴边打架，蜂拥挣扎。我压制着它们，没有一个逃脱我的管制，这是我一直期待的时刻，又是多么难熬的时刻……车到站了，她起身走下去。我松了一口气，感到释然，马上又极度懊悔。
“那天晚上，我，跟在你的身后，一直跟到你的宿舍楼。”我艰难地说，“这很傻，很傻。”
“你对朋友倒是挺听命的。”她说。
我一开始没明白什么意思，等明白过来，马上急切地说：“我不是为了他。我担心你……”
她从鼻子里嗤了一声，说：“你就是这样。”
“我，怎么样？”
她说：“老是躲在后面，什么也不说。”
我听出那里面的一丝埋怨，感到难过。但是，那意味着她对我有期待吗？我又感到有些震惊，好像发现了什么埋藏在时光角落里的秘密……难道我们之间真的有过可能吗？难道她真的了解过我吗？我一直站在郝伟身后看着她，过去了这么久，我几乎从没有想到她会真正地看到我，我这个人，而不是“郝伟踢球的哥们儿”。那么，在那个夜晚，如果我说了什么，如今这一切会有什么不同吗？我很想问她。但几乎同时，我就感到极度沮丧。
“我是个一事无成的人，”我说，“而且快死了。”此刻我最渴望的是她的怜悯。
她没有安慰我，却突然说：“有段时间我想过死。”
“怎么会呢？”
“每个人身上都有些事儿，也不是只有你的才是事儿。我在这儿做护士，见得多了。”
外面有人叫她“琳达，琳达”。她走出去，头也不回地把门带上。我的房间完全陷在黑暗里，还有一些阴郁的光，一块空床所留下的地方，一个可能已经死去的老人的气息，一段破碎的突兀的谈话。她说我总是躲在后面，什么也不敢说。我今天已经说得过多了，恐怕是死亡使我勇敢起来了，因为我想到明天这个时候，我是不是还会活着，虽然医生告诉我这个手术不算高风险，但是，如果他们打开我的身体，发现里面坏掉了，癌细胞侵蚀了所有的区域，那可怎么办？或者麻醉发生意外，或者大出血……即便我活着度过这个手术，癌细胞会被完全切除吗？我拖着这个完全不能掌控，也不知详情的身体，被这肉身所绑架，必须向前……这些纷纷杂杂的算计、忧虑、纠结，使我的大脑活跃、不肯休息，而一切都源于我是如此渺小而悲哀。
我又按铃，希望她给我一些药，我吃了可以睡着。进来的是另外一位护士，琳达已经下班了。
胸腔镜手术后的第二天，我从麻醉中醒来。我还活着……床前忙碌的是一位从未见过的白人护士。她脚步声很轻，说话声也小，以至于我老是听不明白她在说什么。手术怎么样？我问她。她说都很好，没问题。可我不放心，我知道他们从不直接告诉你坏消息。鲍勃医生终于出现，高高兴兴地说手术比较成功，切除了癌细胞，活检的结果证明了诊断。等我恢复一段时间，就可以做脑部放疗。我放心了。可是第三天、第四天，赵欣然仍未出现。她去了哪儿？我想，等我好起来，我会去找她的。
肺部疼痛并没有减轻，反而越来越严重。每天心慌呕吐，身体也开始浮肿。我又担心起来。执行了医生订制的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他们告诉我，我有轻度肺部感染和胸腔积液、胸腔出血、心率失常。也就是说，出现了术后并发症。引流管中的液体颜色灰黄，感染越来越重了。我必须吃止吐药、止痛药、抗生素。不能吃东西，完全靠输液维持。
陪伴着输液管中一滴、一滴的药物，时间一秒、一秒地走过，我并没有死，可是也不算活着。我的日子在机械的程序、药物的加持中度过，思绪飘散，神智昏茫。我无法集中注意力，也几乎不看微信。国内的疫情似乎惊心动魄，但我无法发出惊叹、庆幸、感动，甚至没有对病毒的恐惧。
输液使我疲惫，药物吃得恶心。我想也许在手术中死去会比较好受。护士们不厌其烦地叫我练习深呼吸，使劲咳嗽。在一个晴朗的午后，李宇博和老苏来看我。纪虹没有来——自从上次之后，她甚至没给我发过微信。他们有意回避提到她。我在心里冷笑，却感到刺痛。他们满怀怜悯地看着我，问东问西，又遮遮掩掩。只有当老苏提起最近的疫情时，他们才兴奋起来。老苏感慨大洋那端发生的一切，然后对加拿大政府的做法忧心忡忡——居然不建议戴口罩。“你没搞明白，”李宇博说，“这边是这么想的……”然后他们又说到美国。这些指点江山的机会，显然给他们平淡生活带来了某种滋味。我知道他们都是些好人。可如今我也处在悲惨之中，没法和他们一起享受旁观的快乐。
在他们走后，我甚至想，这场疾病使我和他们完全分开了。我沦落成了被围观的那个人。我望着窗外那棵枯干的树（自从手术后他们把我移到了单人间），觉得我就要在这张床上腐烂、死掉了。
我在床上翻了个身，试图把压在身下的引流管扒拉开，忽然听到：“你怎么样？”
当我意识到这是一句中文，并且看到她低垂着头，在整理我床边的引流管时，又惊又喜。我问她去哪里了，她说休假了。去哪里玩儿？我问。她把双手插在口袋里，有些无可奈何地说：“跟朋友去墨西哥玩儿。早就定好的。”
噢，我第一次得到确认，她没有家庭。内心升起一股温暖的快意。我说我也去过墨西哥坎昆，那里的沙滩很美，食物应有尽有。我甚至开玩笑说，我长胖了好几磅，但你还像上次一样苗条。
她掀开被子，摸索到胸部引流管的上端，调整了半天。我紧张起来。等我回眼看她时，我发现她的脸红了。在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一阵心慌。我这样的身体，完全没有遮拦，好像一块腐烂的肉，在她柔软的手下如此被摆弄。这是多么可悲的、羞耻的事。二十多年暌违，如今在异国他乡相见，我却衰残如此。
她整理完了，轻轻皱着眉头说：“引流量超过150cc，按说，这时候快出院了。”我觉得需要安慰她，说：“总归是安全下了手术台，癌细胞也切干净了。”她点头，微笑着：“你这人挺乐观的。这样病会好得快。”我说：“奔五的人了，啥没见过。没什么好怕的。”脑中一闪而过那天晚上的情形，那时我在病床上哭泣，紧紧攥着她的手。我后悔吗，有一些。但愿我没有那么软弱过，她很可能会看不起我。我想，我不会再那样了。可是，我们都有一些时候，失控的时候。我真希望她不会看不起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天晚上她手上的余温……
她说医生对我的药有新指示，有一种要加量，还有一种药换了。今天要照X光，检查肺扩张的状况。又告诉我几个姿势，要我学着锻炼一下，帮助肺扩张。这些别的护士都说过了，我安静地听着。她站在床边比划着那些姿势，我跟着做。我看着她的腰身，想着她穿着普通衣服，在外面，我会不会认出她来。比如，我们一起在等公车，我会认出她来吗？我希望她一直说下去。
她扭头盯着我，忽然问：“你笑什么？”我说：“没有，我没笑啊。”她直起身体，有点严厉地看着我，想说什么，转而嘟囔道：“这么多年了……”我仔细探寻着她的表情，她是不是又脸红了？这时另外一位护士快步进来，是一位墨西哥裔、身材矮胖的年轻女孩。她对赵欣然说: “琳达，你快来吧，温德利医生问起肾上腺素的事。”赵欣然头也不回地走了。墨西哥女孩走过来，检查我的各项指标。她像对待一个孩子那样口气柔和地问我，时不时抬头张望门口，让我不禁为赵欣然担忧，她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我又想到年轻时她的脸多么皎洁，何时出现了那块斑？她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吧，就像我。我们都改变了。
下午，肺部疼痛越来越严重，一开始我强忍着，努力回想平静、美好的事。主要都是大学时的那些事。后来呕吐的感觉使我的上半身像被一只机器手挖掘、腾空，辛辣的酸楚从鼻腔覆盖到腹部，挑动着我细若游丝的意志，将各种器官抖动。我感觉到了那些器官的分界，它们像一些凌乱的袋子彼此撞击。最糟糕的是，我吐不出来。我在床上和卫生间里来来往往，像一只疲乏的走兽。我忍不住哼哼起来，何时是个头呢。
傍晚时分赵欣然来了。她给我增强止痛剂，疑惑说为什么手术五天了，还会这么痛。鲍勃医生也来了，除了强调要做X光片和超声波检查以外，只说还需要时间看看。在他惯有的平静里，我嗅出了一丝不安。
我望着天花板上渐渐暗下去的光芒——那是我躺在床上唯一看得到的风景，对自己说：“为什么呢，这么丑，这么老，为什么还不死？”医生和护士都没有说的是，我的身体将如何应对接下来的放疗。我惊异地发现我的想法改变了。刚得病时，我不相信我这么年轻就会死，我觉得我还有很多机会。如今，不过是在一次手术之后，所有的这一切——我要奋力回击的病痛，我所不知道的前方——对我来说就显得如此艰难。我丧失了勇气。但我无能为力。在肉体的劫持下，我那一度强壮的自我缩得很小、很小。
“你太紧张了。”赵欣然轻拍我的手，定睛看着我，微笑着。我知道她是个善良的姑娘，话涌到嘴边，我只说了一句：“谢谢你。”
她继续笑着，说：“我今天想起来一件事，我记得你以前会玩乐器。”我也笑了：“摆弄吉他，骗骗小姑娘的。”她不经意地问：“你那时没有女朋友？”我兴奋起来，我明白自己长得丑，她这样问也许是给我面子。我想找到一句显得大度的自嘲，却找不出来，只好说：“你那时是不是爱看书啊，我记得有一次看你在看一本很厚的书。”她疑惑地问：“一本很厚的书，不是课本吧？”
那是一个安静、清爽的秋天的午后，空气中布满舒爽的凉意，使人油然而生对时光的感叹。下课之后，同学们都散了。我一个人走到学校东区的小花园里去。那里有两株漂亮的枫树，正当灿烂。我看到她坐在枫树不远处的长椅上，捧着一本书在读，微皱眉头，目不转睛，另一只手还从身边的袋子里掏零食吃。不久前我刚买了一本《百年孤独》，从那本硬皮书的厚度和封面的色彩，我知道那也是一本《百年孤独》。
“我现在很少读书了。”她说，“也就是大学时的那几本书了。”说着她摇摇头，对自己不满意似的。我说：“就是看到你在读那本书，我才读的。我把开头看了好几遍，老是读不下去。可人家都说那书好。”她并不想确认我说的是哪本书。我后来说，我也很少读书了。顶多看看微信文章，现在这个时代，好像没有读书的必要了。
“我看你好些了，止痛药管用。”她说，“你会挺过去的。比你身体素质差的，我见过的多了，都复原了。你要加油。”她说这话的时候，刘海在她的脸颊上浮动，散发轻触着她脸上的那片斑。在背光之中，这一切都显得柔和。我忍不住唐突地问：“你那时，和郝伟为什么分手？”
她怔了一怔，并没有立刻感到被冒犯，反而嘲笑说：“大学时候的事儿，谁当真的？这还用问吗？”但我明明看到她的脸上浮起一层淡红，那并不是害羞，可能是激动，或是厌恶。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问：“你们好了四年，你们是高中同学是吧？”
她脸上的神情表明，有两种感情在她心中打架。等那矛盾的表情稍稍安定下来之后，她说：“那个时候，我爸去世之后，他帮了我们家很多。”过了一小会儿，她忽然尖刻地说：“还有他爸。”
“我……”我咽了咽唾沫，“我觉得你们不是一类人。你和郝伟。”
“哦？”她想说什么，忽然感到厌倦，甩甩头，“你该休息了，你这人真怪。这么多年过去，好多事我都忘了。你怎么……好好养病吧，别胡思乱想了，不利于恢复身体！”我感到我到底还是冒犯了她，不再说了。
半夜时分，我在干渴和疼痛中醒来。我喝了水，值班护士给了我加强镇痛药。我想赶紧入睡，却想起了母亲。在她离世前的那几年里，她极度虚弱，一直在床上躺着。有一两次，半夜时分，我听到她在隔壁叫我。我连忙过去打开门，一股中药味扑鼻而来，在黑暗中她的声音焦急说：“水，健，给我点儿水。”
那几年，我眼睁睁看着她从一个精力旺盛、喜爱与人辩论、交际甚广的退休中学校长，变成一个缠绵病榻，在病床上时而兴奋、时而绝望的老人。她得了再生障碍贫血，一直找不到有效的治疗办法。她只好一个一个地换医生，一个一个地换治疗方案。我的父亲在母亲开始生病的那一两年和她离婚了。他娶了年轻的保姆。我和母亲访遍了西安的名中医，熬煮各种中药。有一段时间她面色红润起来，我们都感到了希望。但是那个中医去了南方，而母亲由于一次小小的意外，手臂出血无法止住，被送往医院急诊。医生说她要做一次手术。手术后她的情况越来越坏了。我们又去寻访中医，吃了一些使她不停呕吐的中药，但是据说那属于正常反应。每一天我们都要做各种决定，预测接下来的疼痛是否可以忍受；再过多久我们可以判定这种药没有用，转而寻找另一种药；某个医院的宣传可信不可信，是否在这次失败之后要去试一试；还有谁谁可以帮我们找到一位专家……每一项决定都使我绝望，我真的想逃走。那种未来完全失控，对可能的悲惨后果感到恐惧，却连放弃的权利也没有的极端无力，使我抓狂。我看着母亲，她一次一次地充满希望，一次一次地希望破灭。在最后的两年里，她几乎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我要给她开一些止痛药，她不愿吃，她说止痛药吃了对身体不好，宁愿忍着。我在房间里听到她在隔壁哼哼呀呀的声音，我真的想击碎面前的黑夜，或者逃出去，逃到外国去，外星球去。
母亲后来常常讲到死，好像这使她的病痛舒服一些。她有时带着开玩笑的语气，有时又一本正经，像一个通透的哲学家，以至于安慰显得有些多余。有一两次她泪水涟涟，说放心不下我和上大学的妹妹。还有很多次她笑着说宁可死去。我们雇了一个很快乐的保姆，但我发现我不在房间时，她欺负母亲。那时我刚刚离婚，拿到了加拿大移民签证。为了照顾母亲，我耽误了半年多，在移民纸马上就要失效之前才飞往温哥华。
病房外面不知谁的手机铃声叮铃咚隆响起，我发现自己的眼角有了泪，顺着脸颊缓缓地爬下来，带着冰凉的痛感。母亲早已离世。只有在梦里，我偶尔会见到她，闻到她身上温暖、柔软的味道，吃到少年时暄软的馒头，听到她的叹息。如今是我，躺在病床上的是我，或许很快死去的也是我。到了这个地步，我终于明白了一些事。在健康快乐的日子里，我的身体仿佛不存在。我说话，我大笑，我吃喝，我工作，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要什么，我讨厌什么。而如今我的一切都困于这副躯体，仅仅是这副躯体。除了它我没有其他的欲望，它完全绑架了我。当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晚了。但是，即便回到健康的时候，我又能怎样呢。
我听到窗外一阵沙沙的雨声。门口走廊里忽然急促走过几个人，从他们紧张低沉的语气判断，是医生和护士。正是夜里三点二十七分，在国内，是下午六点半左右。我打开手机，我有婧婧的微信。我把手机放在胸口，躺了一会儿，想了想，然后拨了微信电话。当我有点结巴地解释了我是谁之后，婧婧礼貌地问我身体怎样，但没有叫我“爸”。我一点也不在意，毕竟我们已经几年没见面，也没通过电话了。我很高兴她没有显出过分的尴尬，或者不理睬我。我努力地找话题，问她疫情怎样，要注意安全，将来准备考哪个大学，住校还是在家。孩子的回答断断续续，大多数只有几个字“还好”“一般”“还行”。我感到一种混合着愧疚的满意。我还活着。虽然对于婧婧来说，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但是我能在这个世界上关注着她，只要远远看着她，我也就满足了。在我们刚离婚的时候，我并没有为这个孩子考虑什么。我甚至讨厌张丽亚把孩子当作武器。但如今我感谢她照顾女儿，教养她，她是个好孩子。如果我们的离婚对她造成了损害，但愿已被弥补；但愿她拥有健康的身体，好的职业，将来有一个好男人爱她，照顾她。
想着这些，我在一阵微茫的幸福中睡去了。
两周后我终于出院了。我在医院的花店订了鲜花和卡片，感谢医生和护士们。墨西哥裔护士热情地说：“你恢复得很好！会很快康复的。”白人老护士拍拍我的肩，哈哈笑起来，那笑声立刻感染了我。赵欣然在忙碌中和我微笑道别。我发现没有她的电话，或是微信。但在那一群人之中，我不可能去要她的联系方式。我想她可能不想再见我，一个在她过去的生活中出现过的足以带来尴尬的人。也许我们这些日子的交谈——同学、军训、食堂、辅导员——将渐渐失去色彩的旧时光重新刷洗晾晒，在她，都不过是出于女人普通的好心罢了。
况且，我这样一个病残的、失去工作、可能很快死去的老家伙，又能为她的生活增加些什么呢。我看得出来，她也很孤独。可她站在生活的岸上，而我是游在乱流里，急切需要救生衣，随时可能被淹没的那个人。我们并不平等。这就是生活的悲哀之处。
这只是头一步，未来还有很长的路，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医生的计划是，一个月之后开始脑部肿瘤的放疗。那些秘密间谍一般的癌细胞到底在我的脑袋里占据了多少江山，我用另外一部分健康的脑袋，无论如何也想不清楚。但我在清晨和深夜，似乎听到了某种声音在脑中回旋，就是那些癌细胞发出的声音，它们在攻城略地，庆祝胜利。而我似乎越来越疲惫、紧张。但我毕竟活着。
我在等公车的时候发现下雨了。二月下旬的天空如淡铅色，街道和行人都灰蒙蒙的，小雨掉落在脸上，洒在眼镜片上，一忽儿我眼前就模糊不清了。我用手胡乱擦去镜片上的雨渍，越发感到寒冷和饥饿，想去吃一碗热腾腾的日式豚骨面，更想快快回到家里去。但是公车总也不来。
我听到她叫我的时候，才看到面前停下的丰田车。穿着厚外套的她确实让我花了点时间辨认。我赶紧上了车，又感激又意外，连说“谢谢你！”由于受宠若惊，我有点语无伦次：“停在公车站上要被罚的。”她紧张地打着方向盘，我们警觉地四处张望，我看到排在我后面等公车的人生气的眼神。
“你怎么不找人接你？”她问。我说我怕麻烦别人，大家都还在上班，又谢谢她冒险停车。她的脸红了，我不好意思再看她，以免她尴尬，赶紧说：“这下我成了自由人了。今天要好好庆祝一下。”
我告诉她我住在十三街路口那栋公寓楼。她在路边停下车，将地址输入谷歌地图，这才说，正好她也下班了。我放松下来。如果她专门来接我，那会更让我不安。雨越下越大，我们都没再说话。车停在路边时我说：“上来坐坐吧。”
她矜持地说不了。我说：“留一个联系方式吧，我加你的微信。”她没有立刻答应，好像初次想到这个事似的。然后她急促地说：“我看你一个病人，淋着雨……”我笑了：“我眼看就要成落汤鸡了。”她没有笑，把双手搭在方向盘上，说：“你上次问我，为什么跟郝伟分手。那么多年前的事了，我当时想，你这人是不是有点事儿啊……”我一动不动，就那么听着。她说：“周健，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大学毕业后就分手了。后来他结婚了，我们再也没联系。你说我和郝伟不是一路人，说的是对的。不然……”她咬咬嘴唇。
然后她忽然扭过脸来：“我脸上的这个，你看到的。”她停了一下，仿佛是鼓足了勇气，飞快地说，“那一阵子我糊里糊涂的，染头发没提前做测试，皮肤过敏。我以为没事，没急着去看……唉，我变成丑女人了。”那一片小孩拳头大小的淡色痕迹，好像一朵花开放在她的脸上，确实使她被人注目。
我们坐在车里，我不知怎么安慰她。雨还在下，寒风拨弄着光秃秃的树木，飞速开过的汽车溅起雨水。我忽然想，也许我错了，她并不是那个站在岸上的人，她也是掉进漩涡中的一个。
她忽然嘎嘎笑起来，有些刺耳。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这些。我们也不熟，而且那么多年没见过了。”我犹豫了一下，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我想，我们要是洋人就好了，此刻拥抱就很自然。我说：“欣然，我没想到这次遇到你。这是所有的难过当中的一件好事吧。郝伟这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他就没什么联系。但我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你年轻的时候……”
“我过得不好，”她急切地抢过话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搞砸了，一直在搞砸。”我说：“我比你更惨。你看，我连健康都没有了。但你不用可怜我。”
“我没有可怜你。”她说，“我可怜的是我自己。”
我明白了。我很想和她继续说下去，说说那些我们错过的机会，忧伤的记忆，那些我们从没有想过要改变的过去，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心中涌出一股力量，一阵欣喜。
她却忽然甩甩头，说：“你赶快回家休息去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了那么多乱七八糟的话。你赶紧回家去吧。”她勉强笑着，看得出来她不想再啰嗦了。
我最终加了她的微信。在公寓的大厅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的丰田车开远了。我坐在电梯里，一面同脸熟的邻居微笑，一面想着赵欣然说的那些话，比如“我搞砸了我的生活”。我也想起一些我不愿想起的事：一次球队训练前，郝伟告诉我，他要请假陪欣然去打胎。“怎么搞的，我让她吃事后避孕药了啊。”他轻描淡写地说，脸上写满得意。我狠狠地扭过脸去，以至于扭痛了脖子。
三月上旬开始，整个加拿大都紧张起来。媒体开始报道新冠病毒的社区爆发。中小学的春假无限期延长，酒吧、电影院和很多餐馆都关闭了。医院通知我，为了预留床位和医护，准备可能到来的爆发，我的放疗暂被推迟。具体何时可以开始，必须等待通知。
我也不可能回公司了。目前的身体状况不能做高强度的工作，更何况我还要准备一旦病情恶化，随时放下工作。和乔治沟通过一两次，我答应公司解雇我，条件是给我一份还算不错的补偿，大概可以维持一年半生活无虞。之后我再拿一年的失业保险，再往后就要靠自己的积蓄了。
我的公寓贷款早已还完，所以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想念那些坐在午后的玻璃窗下，看着低陆平原铜版画的时刻；那些工程进度理想，或者解决了棘手问题的豁然开朗的时刻；那些使我感到自己很重要，挥洒自如的时刻。当然，我冷静地想到，那些美好的时刻是夹杂在更多琐碎的枯燥任务和无益的争论之中的。作为西人公司的少数族裔，我上班的每天都经历着不断的自我检视，也常常感到面对庞大机构和主流人群时异类的脆弱。如今，这一切都没有了。我不再被那种紧张和压力折磨，但也变成了一个彻底无用的人。
一个无用的人，唯一可以关心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按照医生的要求，我在家做一些护理和锻炼。后来肺部疼痛渐渐减轻了，但我越来越经常地感到脑袋疼。疼痛使我恐慌，想到每拖延一天，邪恶的癌细胞就会更加攻城略地，我打败它的机会就会更缩小一点点。我怀疑医生选错了治疗方案，当初如果先做脑部手术，就不必承受这种慌乱。死也死得痛快。
我问欣然，何时才能开始放疗。她说我已经被移交到神经放射科，她也没法知道。她提醒我要及时向医生汇报。于是我几乎每天给鲍勃医生打电话，催促他安排放疗。到最后他都不接我的电话了。直到四月中，我终于得到了放疗的机会。在放疗前的最后一天，我却被告知，这所医院被省卫生厅指定为新冠肺炎的集中处理医院，医院的大部分设备和医护人员将为新冠病人预留，所以我将被转到另一座医院做放疗。
那些日子街上空荡荡的，大部分人都在家工作。公车变得很少，我戴着口罩，车上有些人盯着我看。但我不想摘下它。我看着明媚如常的春光和花朵，还有被病毒的气息掠过的明晃晃的街道。很多店面都关了，温哥华这座安详自如的城市为了延长生命，按下了静止健。我和那些行人，少数还在外面活动的人，我们之所以没有静止，是因为我们无法停下来。我必须去看医生、做检查，为了避免在某处等待我的死亡。而有些人必须要挣钱，不然也是死。
我想来想去，我是否应该约赵欣然。我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是否还有恋爱的权利，还是这是我的一种奢望和疯狂？我在清晨的床上刚醒来的时候，这种奢望特别强烈。冷漠、凝滞不动的空气中，我寂寞得发疯，也特别想念她。我该不该拖累她？她会不会嫌弃我？我是不是太自私？我们之间到底有的是什么？……
我鼓起勇气约她，她总说时间不合适。我知道她有时要倒班。我想着她也像我一个人，在公寓里为自己做饭，清洁垃圾，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或是刷手机。我看到有趣的视频或者笑话会转给她。她从不回复。但我想到那天下午，她在公车站上冒险接我，就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动。
大学时的照片我从国内带来的不多。在一两张球队赢球后的照片中，我站在郝伟身旁。他中等个头，茂盛的头发，凸出的眼球，有点愣愣的。我呢，高个子，小脑袋，小眼睛，咧着嘴大笑着。九十年代那会儿我们都穿着宽大的褐色夹克衫，现在看起来很土气。不仅如此，我们的发型甚至连笑容都有些土气，但那种干脆的、淳朴的快乐在二零二零年显然已经绝迹。
我没有赵欣然的照片，当年她不是我的朋友。但她年轻时的样子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身穿蓝白格子大摆裙，斜挎的布袋子里装着一本厚厚的《百年孤独》。当然，还有她圆润的额头、姣好的面容和身材。她的漂亮有目共睹，但我了解一些别人看不到的她：比如她跑步中途停下来系运动鞋带时，泛着红晕的焦急的脸；她拨弄长发，一只手臂弯过脑后去别发卡的样子；她坐在公车前排时挺直的脖颈；还有她一边吃零食，一边看书的全神贯注……当年她和郝伟在一起的种种，我却已忘记了大半。
就在我以为她不愿见我，准备放弃的时候，她忽然微信我，说想来看我。那时是我就要住进医院进行放疗的前几天。
“我把车停在后面小街边上，没问题吧。”她进门之后问我。我说没问题。她带着陌生感打量这间房子，递给我两盒大统华的点心礼盒。我将礼盒放在餐桌上，说：“你还带东西来，真是太客气了。”她矜持地笑一笑。我请她在沙发上坐下。暮色开始降临，窗外摇曳的樱花树垂下疲惫的重重花瓣，松树影子下跑过几只机警的松鼠。我打开窗，街道上汽车和天铁开过的声音猛地闯进来，使我心意烦乱。我又关上窗，说：“太吵了。”她并不在意，盯着我客厅里的一幅仿制的梵高《杏花》，说：“你这房间布置得不错，没想到你还挺文艺的。”“我拖地的时候听莫扎特，一、二、三……”我一面说一面比划着拖地的样子，我们都笑了。
她坐在靠窗的沙发角上，半个身体在淡橘色的暮光之中，另外半个身体在屋里的暗淡中，眼神平静，目光莹莹。我忽然想，她最好看的部分是这一双眼睛，特别是微微翘起的眼角，就是人们俗称的丹凤眼。“你换发型了。”我说。她在我的目光下，低头抚弄背包带上的圆形环扣，说：“老是一个样子，干脆剪短。不过这样显老吧。”她的眼睛也抬起来询问我。我说：“好看，你不老，很好的。”我发现自己笨嘴拙腮，只能又说：“谢谢你来。”她小声说不用谢。我又说：“我这儿很久没有客人了……如今这形势，社交都停了。我身体不好，更怕聚会。有一个教会的老姐妹打电话来，说想给我煲汤送来。我请她别来。”
她马上说：“你身体弱，属于高风险人群，要小心。”
我连连点头，又怕她尴尬，说：“其实我并没有那么清高，我还是希望有人来看我的。”
她撩了撩头发，问：“你不抽烟吧？”我摇头。“放疗的准备都做好了？”“CT、核磁图像做过了，医生也给了我放疗处方剂量。靶区范围和放疗计划，物理师和我讨论好几次了。”
她又说：“饮食很重要，多吃高蛋白的。千万注意保护皮肤，如果出血会有危险。”我说：“我比较小心，你放心。”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我记得你以前，你是不是骨折过一次？好像球场上来了救护车……”我说：“这个你还记得啊，踢球呗，都是不要命的。那次疼得我死去活来，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胫骨粉碎性骨折，搞得我后来都很怕痛。”她略带点嘲笑说：“别怕呀，你一个大男人。”我说：“欣然。”——同时感到有些恍惚，这个时候，她坐在我的客厅沙发上，外面是暮春的倦怠——“我后来明白了，那算什么啊。我妈去世之前，那是多痛苦……她喊着要快点死，她觉得命运对她不公，经历了太多痛苦。”
她感同身受似的、忧愁地看着我。
“真是毫无意义。没有好起来，只是痛苦，越来越衰弱。所有的希望，一个一个都破灭了。”我感到喉咙里又升起了那种绝望的味道。
“我见过更惨的。”她说。
我继续说：“最后她去世的那两天，她都没法坐起来了，躺在床上浑身痛得不能忍受。后来她的神志不清，她都不认识我了，只是流着眼泪哼哼。”
她又忧愁起来。我看得出来，她想打断我，或者转移话题。
“哎，”我说，“我太累了。我最近太负面。说说你吧，你这些年。为什么做了护士？”
“为了生活。”她嘴角浮起一层淡薄的笑，好像牛奶表面冷却了的奶皮，“我搞砸了很多事……不过呢，我也不讨厌那些病人。虽然每天照顾这些人，看着各种病人，有时候真的很沮丧，不过病人好起来也挺开心。我告诉自己，你还有健康。所以，没那么差。”她微微扬起下巴。
“是，健康最重要了。我现在才知道。”我叹气说。
“你恢复得算好的，”她以一种专业的确信说，“不过你要注意情绪，现在这时候，很多人得忧郁症了，你这种状况，一个人住……”她又打量房间，说：“不上班了，整天在家。”
显然她担心我，我忙说：“我这人本来就挺宅，每天看看新闻，围观网上吵架，再看一两个电影，时间就过去了。”
我觉着这听起来很凄惨，肯定是不行的，就问：“晚上我们出去吃晚餐吧？走路下去，五分钟有一个希腊餐馆，我知道他们还开门，很不错的。”
“噢，”她想了想：“我主要是来告诉你，我们医院，你也知道被省里划归新冠专门医院了。我抽调到传染病科了，明天开始集中隔离。有一段时间，可能三个月，或者更长，我不能离开医院，也不能回家，只能住在酒店。”
我马上担心起来，说：“你能不去吗？”
“没理由不去，其他的护士，家里有小孩的也得去，我怎么能不去？我就一个人，就算有什么问题，也……”她有些烦躁地咬咬嘴唇。
“我知道，我知道。”我小声说，真希望这些都是电视上，别人那里的事。
我心里沉甸甸的，但马上振作精神，说：“那好，那就更应该好好吃一顿，怎么样，我请客，承蒙你光临寒舍，蓬荜生辉。请你吃顿好的。希腊餐、西餐、中餐，你想吃什么都好。我可以开车，去市中心都可以！”
“算了吧，”她犹豫着，“这个时候，还是别到外面去了。”
我说：“别怕它，该吃喝玩乐还是要吃喝玩乐。总不能让病毒给憋死。你说是吧？”
她笑着扭扭头，短发擦着领口，我忽然觉得她和以前一样，那层命运罩在她身上的灰蒙蒙的东西不见了，她那少女时代常有的自如的笑容，在这一刻绽放出来，使我也倍感轻松。
最后我们找了一家日本餐馆。她说她喜欢吃寿司，我们要了一瓶日本清酒，酒瓶很漂亮。酒尝起来有一股微微的酸味。她囫囵嚼着三文鱼刺身，不小心芥末吃多了，呛得咳嗽起来，面红耳赤。我赶紧递给她水，她咕咚咕咚喝下去，张开嘴连连说：“哎呀好辣，好辣！”我连忙叫女招待倒水来。她张大嘴，一只手扇着空气，眼泪都出来了，直到又喝了半杯水下去，才平静下来。她噘着嘴说：“怎么回事嘛？”我逗她说：“我也呛过，差点连鼻子都飞出去了。”她这才笑起来。
环顾四周，偌大的餐厅空落落的几张桌子，只有我们一对顾客。身穿黑衣的女侍者殷勤地又倒了一杯水来。我告诉她我这些年的生活：换工作、结婚、离婚、到加拿大来……我们又说起大学里的事。我问她：“你记得宇文不，我前两年回国见他，他挺着个大肚子，完全两个人。以前他又瘦又小。”她想了想问：“是不是戴着大黑框眼镜，跟女生说话每次都点头哈腰的？”我笑了起来，说好像是那样。她说有一个女生去世了，我记得那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我们谈到了所有认识的人，还有郝伟。她毫不避讳地说郝伟甩了她。“为什么？”我问，“那会儿，你们可是很好的。”
“因为我怀孕了，他让我去堕胎。”她停下筷子，定定地说。我愣住了，没想到她这么坦白。我说：“那会儿太年轻。”“不是，”她严肃起来，说。“他太自私了，我后来受不了他，不过也晚了。”
我付了账，我们走出餐馆。
“我很难跟你讲清楚，我为什么和他在一起。从我父亲去世起，我就开始搞砸各种事情。我那时太年轻了。”在街灯下，她扭头过来看了我一眼，然后看着她的脚下，空气中一些棉絮使我的嗓子痒痒的。我伸手碰了碰她的胳膊。她没有反对。我扶着她的胳膊，我们一起慢慢向前走。
“我想，可能也不是我年轻，可能我就是比较笨吧。”她的嘴角浮起自嘲的笑，眼光看着前方树下挂着的一颗大吊篮，发了呆似的。“你别对自己太苛刻了，”我说，“我发现对自己要求高的人，特别容易自责。其实大可不必。”她停下脚步盯着我看看，大概在琢磨我的话，然后说：“很多人比我过得好多了。我真的挺失败的。”我心里明白她说的是什么，但我觉得我必须回避那个问题，说：“你自食其力，对病人那么好，怎么能说是失败呢，要说失败，我才是，我……”
她忽然变得犀利起来：“你别总是安慰我。四十多岁的女人，有几个像我一样，都有家有孩子了。”转而又说：“都什么时代了是吧，我自己还是老古董的想法。”我笑着说：“对啊，都什么时代了。”她的声音忽然有些激动，“可是我觉得，日子和理想是两条线。你觉得应该是这么样的，其实都是在安慰自己。最本能的那种想法才是真的，虽然很多人不会明说。”我不确定我明白她的意思，不过却为这一刻、这些话心生感动。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脚下，一双旧皮鞋在树影和灯光下交错出现。
“欣然，你想得太多了。”我们走到了她的车子前面，我说，“我现在才是最可怜的人，你比我强多了。”
她马上安慰我：“你不要想那么多，手术效果很好，放疗后再看看。现在癌症治愈率越来越高了。”
“谢谢你。”我说，“我这个样子，你还来看我。”
她轻轻地嗤笑了一声：“你这人，就是这样……”
“哪样，我是哪样？”我问。
她紧闭嘴唇，启动车子。我忽然明白了，我再一次想到那个夏夜，那夜晚稠密的等待和失望，那些路过的灯光和街道、吹进车窗的风、她的发丝和气味、我心中的冲动……
车子停在我的公寓楼下。我拉住她的手，说：“上来坐坐。”她说不上去了，要回去休息，也要准备进驻医院了，却并没有抽出手来。我紧紧握着那只手，又把它放在眼前看着，路灯下，那只手掌泛起灰黄色，手背青筋暴露。
我忽然觉得提议出去吃饭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我们应该在我的小屋，温暖而私密的房间里面，就这样拉着手说说话。也可以更进一步吧，我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是不行的。但我有些后悔。
“不知道多久才见得到你。下一次，”我急急地说，“你留在我这儿，我给你做饭，我的手艺不错，真的！”她笑了。我慢慢抚摸着她的面颊，那一块有斑痕的右脸。近距离中，她非常用力地看着我，我忽然有些想哭——自从得病以来我越来越情绪化了。我很想亲她，但我们坐在主副驾驶的位子上，拥抱和亲吻都不自在，路灯下有几个人走过——我放弃了。
我想，只要我恢复身体，那一天会来的。
……
（节选自《长江文艺》2022年第4期）
山眼，本名刘昘，曾用笔名艾溪；祖籍陕西西安，现居加拿大温哥华。创作小说作品逾百万字，多次获得北美文学奖项。作品发表于《长江文艺》《江南》《莽原》《香港文学》《世界日报》《侨报》等。著有长篇小说《他乡》；出版中篇小说《维纳斯的春天》、中短篇小说集《青春作伴》、长篇历史非虚构《行医者》、长篇小说《重逢1900》。小说《逃无可逃》入选《2020海外华语小说年展》，小说《隔离》入选《2021海外年度华语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