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陈嘉映：系统说理渐渐衰落，是智性含量越来越少的表达挤进来填充了真空。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空间，我们都见到自我表达的膨胀和泛滥，把说理的空间越挤越小。话语越来越普遍地变成立场的表达，或者是用来掩盖立场的表达。

刘 擎：我们看到，智识文化之所以衰落，有技术革新的因素，也有市场变迁的因素。此外，对智识精英文化的挑战，还缘起于智识群里的内部纷争，这种纷争的结果重新塑造了文化市场，包括塑造大众的文化需求。

智识人，曾改变时代的智识结构

陈嘉映：我想从文艺复兴时期讲一讲文化智性结构。文艺复兴时候的智识人，常被称作Renaissance Man。“文艺复兴人”有一个特点，即全才的人，比如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在好几个方面都很卓越，单单在其中一个方面的成就，后人就很难超越。在文艺复兴前后还有一个拉丁词humanitas，用英文说是humanist、humanitarian，我们把它翻译成人文主义者、人本主义者、人道主义者，或者把它翻译成文化人、有识之士，像彼特拉克、蒙田这些人。再晚一点，法语里的philosoph和英文philosopher是一个词，但意思不尽相同，我们有时候把他们叫作哲人而不是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孟德斯鸠等，与后来的专业哲学家不太一样。哲人也只是一个可能的译名，也可以叫作思想人。这批哲人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他们都是启蒙者。启蒙者，首先自己是开明思想者，他们希望给这个社会注入开明的理念。“启蒙”现在多多少少有点变成学术词汇，“开明”大家用得也不多，但是曾经，五四之后，“开明”用得很多，几乎是一种精神。

智识人还有一个名称men of letters，像休谟、亚当·斯密，他们自称是men of letters，你可以把他们叫作文人、作家、文字人。他们是饱学之士，但也谈不上是哪个领域的专家。还有一个词intellectuals，我们今天还在用这个词，这个概念跟左拉那些知识人、跟十二月党人连在一起。他们在思想上不仅开明，而且相当革命，对专制制度、传统制度有反抗性。所以，这个词不仅有知识人、智识人的意思，还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者这样一层意思。

我挑了这么几个词，是想讲讲这些人所代表的一种精神。我现在试图用“智识人”来统称这些人，这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概括语词，更不是好的翻译，但“智识人”不至于一下子把你带到我们平时说的“知识分子”“文人”这些熟悉的概念里。另外一个方面，“智识人”总体上不是行动者，他们靠什么？广义地说，就是靠discourse，这个词我和大家一样把它叫作“话语”，但它只是话语的一种，我会说这是一种智性的、比较长篇说理的话语，是一种很特殊的话语。

我先说很明显的一点，智识人生产广义的智识产品，包括文章、书籍、绘画、雕塑、建筑等，最突出的是文字产品，诗歌、小说、戏剧、哲学、科普文章，之后有报纸和杂志上的各类文章。他们通过智识产品包括文学艺术作品，从小的角度讲养家糊口，稍微大一点来说是获得社会承认。说他们的作品是智识产品，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有深厚的智识含量，这些作品改变人的精神状态，也改变社会的文化—智识结构。智识人群体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从文艺复兴以后，智识产品获得了相当的权威性，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不断增大，特别是文字作品，智识人的社会地位也不断提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识字的人越来越多，讨论的品质却在降低

陈嘉映：智识人意识到这些，设想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休谟、亚当·斯密的时代，他们把这个群体叫作republic of the men of letters（有人译为“文人共同体”，也叫“智识人共同体”）。这些智识人观点不同，但是大家和平共处，靠的是智性的交谈。在这些方面，西方的智识人有意无意地重新弘扬希腊的某种精神，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复兴这种精神。

这样一种智识人共同体的蓬勃发展，需要具备哪些社会条件？其实有一个条件，当时欧洲文盲已经很少，教育已经普及，总的来说大家都识字。在漫长的年代里，大多数人不识字，在中世纪更不用说，很多人都不识字。在这种状况下，智性的话语（discourse）直接把大多数人排除在外了。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方面，由于印刷术的发展，读物越来越多，这当然使得智识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智识人的影响本来主要在宫廷中，18、19世纪之后直接对广大群众产生了影响，到19世纪末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有一定的智识能力。但这种情况后来发生了改变。公共讨论好像变少了，或者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按说，当代认字的人更多，教育更普及，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今天想做的就是探究一下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要想说清楚，我做不到，最多开个头，而且只是从一个方面说起。

20世纪特别是“二战”之后，我们好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单说命名就有种种对我们时代的命名，有后现代、图像时代、数码时代、数字时代，后来又有后真相时代等，可能每天都有新的命名出来。为了方便，我选了两个，一个是图像时代，一个是数字时代。

本来数字跟图像离得最远，但最近几十年，数字化跟图像化连到一起，连得很紧，我们人人都有数码相机或手机，图像可以翻译成数字，数字可以创作出图像。这种联系是靠技术支持的。100年前，图像的生产很昂贵，现代技术让图像制作变得便宜。此外还应当提到商业的力量。商业和技术把数码和图像这两层联结在一起。

因为数字和图像的区别与联系，当代年轻人好像分成了两大部分。当代的精英阶层就是掌握数码技术的，在硅谷或者在中关村工作，他们成天跟数字打交道，通过数字来理解这个世界。不仅这些人，数学家们、物理学家们，甚至生物学家们，还有经济学家们，如果没有一整套的数学本事，很难成为这个时代的精英。世界对他们来说不是方方面面可感的，而是数字的，可通过数码化复制或创造的。而社会中的另外一大半人，差不多是“数学盲”，从小不怎么喜欢数学，后来也学不会数学，没有办法透过数字去理解世界，去掌控世界，他们通过图像了解世界。

社会上这两大群人，一群是通过数字创造图像，另外一群不懂数字，他们直截了当接收图像。他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但把他们维系在同一个社会里的，并不是对世界的共同理解。是商业和技术把这两大群人维系在同一个社会里。在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智性结构里，好像不再有智识人的位置。数码和图像联手，把我们前面所讲的智性的话语（discourse）从社会的智性结构中挤出去了。

我们刚才提到的困惑是，一方面，识字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讨论品质越来越低，乃至于到后来没有了讨论。我相信，数码与图像的联手，跟当今社会智性讨论阙失的状态是有一种联系的，我们可以多多少少从这个方面来理解这种让人困惑的现象。

平民时代的公共话语

刘 擎：我先讲智识人的精英文化被边缘化的问题。智识人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占据文化中心，而此前是贵族，此后是商业精英和技术精英。

陈嘉映老师刚刚讲的智识人，在那个时期受到特别的尊重，虽然彼此之间在政治问题、道德问题上有些分歧，但是由于大家在“智识”的界面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共同体，而且形成让人向往和尊重的一个景观、一个生活状态。这个不是智识人的自我标榜，而是受过教育的公众都会向往和尊重的。但那个时代过去了，就像茨威格那本书的书名所暗示的，它是“昨日的世界”。这些智识人、以文字文化为基础的人，不再是文化的中心。有人会认为这些智识人只是为自己的边缘化而怀旧伤感，然后不以为然地说：“你们有过你们的时代，但是已经过去了。”

但在我看来，智识文化的衰落带来了一些严重的后果，关键并不在于智识人自己是否感到失落，而在于对公共生活的影响。现代性造就了一个平民主义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公共生活，也就是说，无论大众是不是有正式的投票权，大众的意见和想法，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社会总体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特别在一个所谓民主时代。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克维尔本人是贵族，但他看到平等主义或者平民时代的来临是“天命所在”，根本没法抵挡。于是，问题不是要不要平民主义的民主时代，不是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等级结构，而是如何才能让一个民主时代实现自身的理想，成就好的公共生活。健硕的民主政治依赖民众的品质，要求每个公民都达到相当的智识水平，这是一个挺高的要求。一些保守派的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批判，实际上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贵族精英统治的等级社会，他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设想要尽可能提升民众的智识水平，接近以往贵族的水准。

当然这是特别难的事情。西方学术界大约40年前兴起公民理论（citizenship theory），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强调“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与“审议民主”等主张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主政治的品质需要公民具有一定的审议、商议（deliberation）的能力，成为所谓“informed citizen”。“informed”这个词蛮难翻译的，它不只是“知情”，而是包含辨识能力、交谈和争论的能力。通过提高公民之间的商议、交谈、辨析和讨论，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治判断，然后你再投票就能表达更有质量的观点。我愿意把“informed citizen”译作“通达的公民”，当然这是非常高的要求，但对健硕的民主生活来说又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在公共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了发言权，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言论的智识品质很低，就可能造成劣质的民主。

智性讨论衰落的原因

刘 擎：我们讲中世纪后的文人共同体兴起，这跟文化市场的出现有关系。如果没有出现所谓的“educated public”（受教育的公众），那么智识人永远是宫廷或贵族的附庸。但现在智识人的边缘化，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市场在演化中的知识衰落，因为市场转向读图时代，从文字文本为中心转向了以图像为中心。

写《娱乐至死》的尼尔·波兹曼，还有一本书叫《童年的消逝》。什么叫童年的消逝？最早的时候，在文字没有普及之前，成人和童年之间是没有文化屏障的，但到后来随着教育普及，在大部分成年人可以阅读，就和儿童之间形成了一个文化上的鸿沟。但是后来，当电视兴起以后，这个屏障又被打破，成人和孩子可以在图像传播中共享一个文化世界。波兹曼更担心的是成年的消逝，他认为，文字文本对于结构性的逻辑思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这是一切现代文明建立的基础。但现在，影像文化主导了文化市场，而且现在不只是电视，还有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身体外挂的一个器官，我们找不到手机会心慌意乱。

因此我们看到，智识文化之所以衰落，有技术革新的因素，也有市场变迁的因素。市场的逻辑表面上是中性的，遵循的是需求和供给机制。只要有需求，我通过算法给你推送这些东西。但我们需要思索：什么样的需求才是应该被满足的？文化需求有高低、对错和好坏之分吗？对此，我们智识人还能够给出确定的答案或指南吗？

所以，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除了技术以及市场的力量，智识人群体本身对智识文化的衰落是否负有责任？在这个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后真相的时代，我们遇到了一个挺大的麻烦，那就是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陷入了难以区分高低、好坏、优劣和对错的处境。而造成这种处境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恰恰来自智识人群体的内部。这涉及到更大也更为复杂的话题。陈嘉映老师在《感知·理知·自我认知》里辨析了感知和理知，并不是呼吁我们需要重新高扬理知，而是对两种认知之间的纠葛关系展开了非常深入的探索。但在另一面，对理知传统的批判比如像德里达对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这些晚近的后现代思想的趋势，似乎又与智识文化的衰落存在深刻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智识文化的衰落好像有一点是智识人自我招致的。

也就是说，对智识精英文化的挑战，缘起于智识群里的内部纷争，这种纷争的结果重新塑造了文化市场，包括塑造大众的文化需求。如果智识人没有办法重建相对有力量的标准给大众，我们就蛮难说如何才能扭转智识生活的衰落。

陈嘉映：我关注的是智性交流阙失背后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如果识字曾经带来智性生活的黄金时代，我们现在就应该进入白金时代，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怎样从智识结构来理解这个事实？

什么时候是说理的黄金时代？我个人的看法是——在政治上不见得正确，在其他方面也不见得正确——说理需要有听众，公共说理需要在公众中有听众。最有利的社会结构是19世纪下半叶到“一战”之前，欧洲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不是话语的生产者，就像刘擎说的，在那时候的智性结构中或者社会结构中，买家都是很有眼光的。到了数字时代，数字、图像把文字说理挤了出去。情况变了，用昆德拉的话说，“人人都是作者，但没有听众”。人人都是作者是有问题的，这是我的看法和通常比较“正确”的讲法不太一样的地方。

刘擎讲到听众是“informed public”。“informed”，一方面是知情达理，一方面有一定的被动性。他们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见识，听得懂系统说理，对说理的品质有鉴别力，但他们自己并不热衷于系统发表自己的一套，也许觉得自己的知识、见识不足以形成一套值得公众倾听的意见，但更常见的是由于他们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没有在说理这件事上投入很多心力。后来各方面的发展大家也都见到了，在平民化的转变中，很多人自我表达的愿望慢慢强过被动知情（“informed”）的愿望。更重要的是，现在的媒介手段使人人都可以成为发言者。在报纸时代，人人都读报，当然，你也可以给报纸投稿，但是多半发不出来。

刚才讲到尼尔·波兹曼，讲到电视时代，电视的确启动了一个重要的转变。要理解别人的讨论和争论，报纸这种媒介比电视好得多。上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从报纸和广播转向电视时代，那时候关于说理面临危机的讨论非常多。但是媒体转变太快，讨论都跟不上。一开始，并不是智性讨论的愿望越来越弱，而是人们对智性讨论的关注程度降低了，智性讨论被淹没在自我表达的汪洋大海之中。久而久之，智性讨论的愿望自然就变弱了。

系统说理渐渐衰落，总会有什么东西来填充这个真空。是什么东西来填充这个真空？是智性含量越来越少的表达挤进来填充了真空。在各种各样的媒体空间，我们都见到自我表达的膨胀和泛滥，把说理的空间越挤越小。本来，智性的话语（“discourse”）是一种交流、熏染、教化。人们想象的智性话语空间，它能够容纳不同的意见、见解，人们在说理过程中互相熏染和教化。现在，话语的这样一种主要功能流失之后，话语更多变成一种表达。再加上其他的因素，话语越来越普遍地变成——至少被看成——无非是立场的表达，或者是用来掩盖立场的表达。人们对话语失去了信任。

辨析海量信息中的智性话语

刘 擎：我们在公共讨论中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指责那种低水平的讨论，或者说公共讨论品质差的原因是太感情用事，太极端化，不理性。是不是我们的公众全部这样？我认为不是的，其实是说话的人多了，参与的人多了，可能那部分本来讨论品质比较高的“通达的公众”仍然在，只是在整个话语数量的权重当中比例占小了。

有人分析过微博的结构，指出在最开始的时候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大概是60%，这部分人的绝对数量仍然在，但是现在由于微博用户变得非常非常庞大，这部分人的权重变小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不能简单说高扬理性就可以了，那些感性的因素总是存在于公共讨论之中。所以陈老师讲的我们要保持discourse，或者说论理的水平，不仅是在公共生活中，在伦理生活中也是如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并不是说要恢复一个完全由理知主导或者理知专断的传统，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张力。

陈嘉映：我跟你差不多，或者跟你引用的看法差不多，问题并不是现在没有人讲道理了，说理的人还在，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了，瓦釜雷鸣，都是立场的表达，不跟你细细说理。不过，我关心的是社会的智识-文化结构，而不是在指责普通人不静下心来说理。我刚才讲的智识人，他不管理企业，不带兵打仗，他的专长是大量地吸收、梳理知识，有条有理地说话，讨论问题。如果你拿这个来要求那些每天要去送外卖养家糊口的人，这不是很公正。另一方面，我有表达的愿望，现在又有了表达的平台，凭什么不让我表达？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缘际会，那时的智性—文化结构最适合智性话语：有些人在说理、在讨论，大多数公众能够听懂这些讨论，关心这些讨论，但他们主要是听众，不见得有时间、精力、兴趣和能力来参与公众讨论。平民化的社会趋向、互联网的出现等等改变了这种局面，人人都在表达，淹没了审慎的说理。

我不认为谁有什么办法总体上改变时代的智性—文化结构，更不认为谁能够返回以往的时代。最多能为个人提点儿建议。不必费心去指责那些不好好说理只顾表达的人，好好说理本来不是他的本职。在相当程度上需要你自己去分辨，哪些人在说理，哪些人在表达。还有，分辨自己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你是想明白道理，有时候你想知道大家在表达什么。分辨清楚，到对应处去寻求。就像你想吃烤牛排，不能到涮羊肉的馆子去。我很同意刘擎说的，智性话语虽然被淹没，但还在那儿。

（陈嘉映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