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很少能够有机会读到《独龙春风》这样的作品，作为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或是“非虚构”作品，它当然首先是一个关于脱贫攻坚、边疆振兴、民族团结的“重大主题书写”，但它又是一个内容丰富的“套叠的多重文本”，其中还有民族史、边地书、民俗志等等一系列内容，所以非常值得一读。

首先是民族史的书写，我以为这是该作品的主线，也是其中用墨最多，最扎实和引人入胜的部分。独龙族这一人口较少民族，长期生活于云南横断山脉的独龙江地区，因为地处偏僻，生态险恶，一直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由于经济生产落后，文化上也闭塞原始，甚至连个正式的族群名字都没有，很长时间里只是被矮化和贱民般地称呼为“俅人”“曲子”等。作品非常翔实地记述了他们漫长的民族前史，也记述了他们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以前困窘的生存状况。

很显然，夹在西南地区复杂的自然与族群环境中，尤其在近代帝国主义与各种外来势力不断渗透搅扰的情况下，独龙族人的苦难命运是可以想见的。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寻访他们先前生活样态，还原他们生存的历史记忆是相当困难的。两位作者潘灵和段爱松，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他们从19世纪晚期法国探险家亨利·奥尔良的日记中，找到了非常珍贵的史料，这位探险家最早用现代人类学的视角，详细记录了这一高山族群的衣着样貌、生活习俗、居住方式、生理特征，可以说是首次从现代人的角度对这一族群的观察记录，这些文字非常有力地佐证了作者对于独龙族民族史的考察。

当然更多的史料，是来源于繁杂的地方志的考据，这方面作者所作的功课更是令人钦佩，从光绪年间云南的地方官员夏瑚所作的《怒俅边隘详情》，上溯至唐人樊绰所著的《云南志》，他们都进行了细致的爬梳，并结合当代民族学史的一些成果，对独龙族的历史给出了一个形象而完整的轮廓，仅从这一点上，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其次，作品的文学性也是值得一谈的，这个文学性的来源也是基于上述“民族史”的叙述，这种叙述中很自然地生发出了诗性和诗意——我不能说它已然是史诗，但毫无疑问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史诗性的叙事”。这不仅仅是从“主题写作”的意义上而言的，更是从叙事的性质上而言的。因为我们从作品中，依然可以看到其中原始、原型、原貌的溯源部分，有民族史本身的厚度，丰富性和复杂性，有历史的苦难记忆，有迁徙和动荡，有压迫与反抗，更有翻身解放与脱贫致富。尤其是作为人口较少民族，而且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至现代文明的民族，这本身决定了它丰富的文学性的可能，蕴含了戏剧性的历史与文明跨度。我关于民族学、民俗学方面的知识非常稀薄，所以谈的不一定能到点子上，好在也看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有一点感性的认识。作为一个原始部族，他们刀耕火种的原始生存本身，就充满了苦难与传奇的历史内涵。作品写出了这个过程，特别在动荡的近代，在列强觊觎下的独龙族的苦难命运，还有那些有识之士为了保卫家园，忠诚履职、守护故土所付出的鲜血与生命，这些都使得作品的前三分之一，生发出了更多的诗意。

而且，“两度春风”这个修辞构想也同样富有历史意识。它将独龙族在当代的跨越和发展，非常富有当代逻辑地进行了架构，这是作品获得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的一个根本。没有国家的支持，民族政策的优越，独龙族人不可能获得政治上的新生；没有改革开放和脱贫攻坚的好政策，也不可能有今天独龙族人的美好生活。作品尤其浓墨重彩地讲述了新时代以来，在国家层面展开的脱贫攻坚之路，打通崇山峻岭修通公路，穿越重重阻碍修通水渠，透过万水千山，把国家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个家庭……在这一共同致富的历程中，有众多英雄和普通人的奉献，作品精细而精彩地描写了这一过程中历史的跨越与进步，还有在文明意义上的变革与变迁。这些都共同构成了作品丰富的当代性的史诗内涵。

除了这两点，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上述主线中暗含的一个“边地书”的文本。什么是边地书？这是中国这种多民族国家特有的一种文化地理，在古代是朝与野、庙堂与江湖、中央与蛮夷、治下与边塞，在现代是内地与边地、中心与边疆。而边疆稳固对于国家安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边地书”便包含了中心与边缘，族群权利和国家认同的关系的复杂内涵。基于这一命题，作品中的民族史与民族学的寓意，也得以有问题意识地展开。作者把大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权力结构、边境沿革和政治治乱引入到独龙族的历史之中，十分深刻地反映这一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差异、文化认同、家国观念、爱国意识等等。透过一个体量非常小的民族叙事，展示了民族团结与国家认同的大主题，彰显出边疆地区得以稳固与安宁的内在文化基础，以及强大的历史逻辑。这一点，我认为也非常成功，并且获得了较大的深度，如果不能彰显这一种主题，那么它在政治上将是一个欠缺。这体现了作者宽广而高远的文化视野与家国情怀。

或许《独龙春风》中稍让人感到不够满足的一点，是有关“民俗志”的描写，相比其他的要素，这一部分内容可能还不是特别的饱满。设想如果作者对于独龙族人的日常生活，有更多民俗化和风俗画卷的描写，那么作品将会更丰满些，也会有更多学术性的含量。就像列维-斯特劳斯所描写的南美亚马逊河流域，那些土著民族的生活风习一样，只有将一个民族的日常情态和风俗习惯都以特定的眼光书写出来，才更能够显示他们文化上的独特性，以及在人类文明史中的意义与价值。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主题书写”文本。显然，《独龙春风》有一个核心的写作逻辑和诉求，就是把一个可能的民俗志、民族史、边地书，最终变成一个时代性的重大主题书写。这个主题就是在当代中国，一个民族的再生、发展和历史性跨越的过程，这一压倒性的主题当然要成为价值统领。在这一点上，它或许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作品中的“纯粹民俗学”内涵，甚至也有可能压抑了它的“诗意”，但成功地将大历史的逻辑，通过一个复合性文本将其隐含其中，且传达出来，这就足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