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
以多种文体研究学术、阐释思想和表达审美是汉语写作的一个传统。所谓文史哲不分，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写作的跨界和跨学科。在广义的文章范围内我们通常所说的写文章，包括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新文学之后，文学从文章中分离出来，但新文学作家仍然在文章传统之中，他们仍然在写文章，左手论文右手散文，或左手散文右手小说，抑或左手散文右手诗。这是新文化的传统。我们熟悉的学科体制内的训练，粗糙地说是删剪与专业无关的枝叶，在一根树枝上结出果实。这一方面体现了专业分工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抑制了专业之外的其他可能性。以研究文学为主的学术，其本身似乎只有和文学性分离才能保持学术性。这是悖论，还是被制造的困境？我们研究新文学、讲授新文学，但新文化的传统在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几乎断裂了。我知道自己虽不能至，但心向往之。
如果从青少年算起，我个人并无多少自己的故事和辉煌的写作历史。在念大学之前，我能读到的书只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朝花夕拾》《呐喊》《彷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我的大学》《卓娅和舒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三家巷》《苦菜花》，以及《解放军文艺》《朝霞》《人民文学》等杂志上的作品。《金瓶梅词话》翻了几十页就悄悄还给同学了，批林批孔时读了《论语》的节选。这看似丰富的书单是多么的贫乏，今天无法设想这些书启蒙了我的文学理想。八十年代以后，突然接触到那么多书，我这才知道文字的世界和文字之外的世界是那样浩瀚辽阔。
我们这一代人青少年时期若是能有正常的阅读生活，今天的状况也许要好许多。我后来写作的《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大致反映了那个年代我的理想、学习和生活状态。青少年时看重时代，肖像是我们，八十年代我们变成了我，现在个人与时代重叠。好像是1975年夏季开学后，再次看了电影《闪闪的红星》之后，我在教室里连续几天写所谓电影剧本；看了几期《朝霞》后，又模仿写作诗歌。直到1980年，我在东北的一个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两首散文诗，在同学们起哄中，我用稿费买了二十几个馒头，大家在县城的街上开心地吃了。再次发表所谓作品，是《散文世界》创刊后，我的老师范培松先生推荐了我的几篇散文，新近出版的《时代与肖像》收录了其中的两篇。在这组散文发表时，我的兴趣已经转向学术，曾经的文学创作理想变成了文学研究，这是漫长的思想生成和价值重建的过程。
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差不多集中了十年时间研究中国现代散文，先后出版了《中国当代散文史》《乡关何处——20世纪中国散文的文化精神》和《询问美文》等。长期浸淫散文，在很大程度上训练了我的语言感觉，获得的另一个启示是现代学人应该寻找自己的表达方式。就此而言，《询问美文》在我的问学道路中是表达方式有所自觉的开始，我试图让论文接近文章传统。这个时候，我又开始写作散文，出版了散文随笔集《把吴钩看了》。方鸣先生特地为这本小书做了毛边书。当我在散文研究中关注“文化精神”时，我的注意力逐渐聚焦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这影响了我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对象的选择，最初我想做《新青年》或《新潮》杂志，后来确定以“文革文学”为研究对象。论文的资料准备几乎让我终身受益，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后，我又编选出版了12卷本的《文革文学大系》。但我发现博士学位论文和文献汇编不足以表达我对当代知识分子的理解，我想到的是能不能用不同的文体形式，来表达我对当代史和知识分子的理解。
历史的肌理常常在那些散落的、被忽略的细节中。按照现在的学术建制，学术论文和著作通常是删除这些细节的。我的疑问是，如果把这些组织起来，关于历史的叙事能否和历史的论述一样有价值。我最初的尝试是，2006年在《南方周末》写作了一年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为了写好这个专栏，我特地去湖北咸宁向阳湖考察了几天。那个曾经叫“向阳湖干校”的地方，留下了许多当代知识分子的足迹。我记得从武汉乘坐火车去咸宁时，拥挤的车厢和气息让有一种莫名的感觉，等我回到苏州时大家突然处于非典的恐惧氛围中。咸宁之行，部分调整了我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认识，这些在“纸上的知识分子”中留下了痕迹。《纸上的知识分子》结集出版时，我在封面上加了一行文字：一本知识分子的长短录，纸上烟雨苍茫。好像从那个时期开始，我文字的调性有所变化，笔底常常流出些许忧伤。或许人到中年，又经历了一次是行政还是学术的选择，我内心深处有了烟雨苍茫的感觉。2008年冬天一场大雪，阻挡了我回乡过年的道路，但我见到了久违的冰凌，我小时候叫它冻冻丁。在冰凌越来越长时，我突然觉得自己离故乡越来越近了。等到冰雪消融，我也完成了《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写作。我在乡村、大学、城市间往返，第一次用如此长的篇幅连接我与乡村，复原八十年代大结构中的边缘之处和被主流话语删除的细节。
写作这部长篇散文时，我也参与了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讨论，我对八十年代的理解影响了我对“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的乡村、城市和大学的书写。当时我曾经有一篇《答客问》说到自己想用多种文体来表达自己对一段历史的理解，现在想来我每次集中写作散文随笔，都与我学术研究思考的问题有关。2010年上半年我在哈佛—燕京访问，这是特别沉寂的半年，我强烈意识到一个人文学者需要有独处的状态。我相对封闭了一个空间，另一个空间突兀而渐次展开。我后来时常说到在中国看世界与在世界看中国的互动关系，与我这一经历有关。在美国以及后来访问法国和捷克，我也试图在世界范围内关注“革命”问题。回国以后，我应《读书》主编贾宝兰老师之邀，以“剑桥笔记”为题，在《读书》发表了一组散文随笔，在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时，我开始集中思考“思想事件”。学术研究通常是对材料的分析阐释，材料背后的细节、故事和事件在作为学术建制的文学研究论著中如果不被删除，通常是作为注释出现的。如果分析材料是学术研究，那么，叙述材料背后的细节、故事和事件就是散文写作了。但这两者未必是截然分开的，
此后将近十年时间，我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学术研究。我早年潜心研究现代散文，后来转向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如果不是遇见时任《当代作家评论》主编的林建法先生，我几乎不会从事文学批评。在学科内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几乎是两个行当。2001年7月从台湾东吴大学客座回来后，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和建法合作，组织策划了一些文学活动，这是我文学批评的十年。除了组织“小说家讲坛”、策划“新人文对话录”、写作作家作品论之外，持续了十几年的文学口述史工作，这部口述史在2021年下半年终于由译林出版社印刷了若干本试读本。从哈佛-燕京学社回国后，我自己的重心又逐渐转移到文学史研究，兼及文学批评，更多的文章可能介乎文学史研究与文学批评之间。文学史研究通常是论述历史，我尝试的口述史也许是叙述历史。我在口述史书稿中省略了我的提问，提问几乎都是从细节开始的，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的，尽管在大的架构和问题的选择中包含了我的理论的思考。众多的口述者在叙述文学生产的细节、故事和事件，我觉得这很吻合我的初衷和关于文学史作为文章的另一种想象。在史学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史景迁的史学著作等，他们关于历史叙事的方式给我诸多启示，我觉得应当尝试写一部叙事体中国当代文学史。这个持续了十多年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从前年开始我再次沉到材料之中，这就有了今年将在《文艺争鸣》陆续发表的《叙事体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家访谈录、口述史和叙事体文学史都溢出了我熟悉的学术建制。我不觉得这是跨界，而是一种融合或混杂，是学术论述和散文的融合或混杂。
对一个学人而言，叙事能力和论述能力是否同等重要？即便不是同等重要，叙事能力可否或缺？在长期的学术训练和学术研究中，我们对学人的叙事能力通常忽略不计。如果对叙事的理解不仅是从叙事学出发，也带有一定的实践经验，我们对文本的分析或许更为“内行”。我们在指导学生时，侧重的是如何分析叙事，很少兼及叙事实践。学者或批评家一旦从论述转到叙事，即被认为是跨界而称之为散文家或小说家。“剑桥笔记”后将近十年，我几乎没有再写散文，曾经看重的叙述能力也在减弱之中。“剑桥笔记”系列发表时，程永新先生电话问我如有合适的内容，可以在《收获》开设一个专栏。这让我激动不已。八年之后的2018年秋季，程永新先生电话问我准备得如何，我说了几个选题，他建议我写抗战陪都时期的重庆文化人，这就有了2019年的《收获》专栏“沧海文心”。在最初的写作中，我感觉生涩，如何将材料转化成细节、故事加以叙述，又融入自己的思考和情怀，对近十年没有写作散文的我是一次磨炼。我逐渐找到感觉，特别是有了沉浸在历史场景和历史人物中的感觉，我仿佛生活在当年的重庆。写作这个专栏时，我两度去重庆，从那些历史场景走过时，恍惚遇见了我笔下的那些人物，甚至听到了空袭警报的声音。如果说文学史研究是和历史的一次对话，这类散文写作则是将自己的身心安放到历史之中。带着这样的感觉，我又受《钟山》主编贾梦玮先生之邀，在《钟山》开设了写西南联大的“日常的弦歌”专栏。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虽然一直记得十多年前写《南方周末》专栏时发过的不再写专栏的誓，还是在《雨花》和《上海文学》上分别写了专栏“时代与肖像”、“纸上的生活”，朱辉先生和来颖燕的不断劝说，让我再次进入不断拖稿不断催稿的生活秩序中。“纸上的生活”开篇写到我的母亲，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个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拔根芦柴花》是为母亲写的祭文，我这几年在笔端流淌的忧伤而温暖的气息似乎都为了母亲的生与死。
在长篇小说《民谣》发表后，我说我这一代人青少时期没有故事，只有细节。因为这些细节是在历史中生长和沉浮的，它或许就成了故事。和《时代与肖像》一样，《民谣》是“我”的另一本《朝花夕拾》。我在这个“我”上加了引号，因为这是一部虚构之书。这是一次马拉松式的写作，我一直想把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渗透在小说中，想把语言、形式、故事相对融合起来。这对贫弱的我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抱负和磨难。二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这部小说断垣残壁地散在电脑中，熟悉小说开头那句话的朋友偶尔会询问这部小说的进度。我为此羞愧不安。当年博士学位论文《“文革文学”研究》答辩时，我在陈述中说研究这个阶段的文学也是一次自我批判。试图将“我”与“历史”相关联，是写作《民谣》的初衷之一。
“剑桥笔记”系列中有一篇《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在这篇自己比较喜欢的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是：“近三十年来，我们不乏优秀作家作品。但是，和梭罗，和鲁迅相比，我们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简单、大度、独立、信任的生活。生活的格式化和思想能力的贫弱（不能完全说没有思想能力），足以让我们这一代人的故事雷同和贫乏。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也影响着知识分子的未来。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这些故事，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思想生活有多大关系？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我想，我的写作或许都是回答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的故事是什么。
我是个“晚熟”的写作者。学术研究之外，我对散文、小说甚至诗歌的兴趣与尝试，并不表明我有多少才华。我只想进入自由的写作状态，即便是相对自由的状态，一些被压抑的因素因此可能被激活。毁掉自己的一种方式是放弃多种可能的写作。在论述之外，叙事、抒情，想象、虚构。是的，我只想做一个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