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记
陈新颜，本名陈浩，新颜为笔名，另有笔名灵犀，彝族，四川会理人。自幼喜爱文学创作，作品见于《词刊》《龙门阵》《晚霞》《攀枝花文学》《西昌月》《长沙晚报》《华西都市报》《四川省招生考试报》《西昌都市报》等刊物。
（一）成都
中国古人修地方志，一般都会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地方的历史沿革，接着写它在天上所对应的星域名（古人称“星野”），接着附地图，再接着写这里的名胜古迹、人物、风俗、物产，最后是“艺文”。“艺文”部分主要收录当地文化名人的诗文。曾见一本《成都县志》上有一种说法，说成都为井鬼分野（“星分井鬼”）。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因为，成都人——或者说四川人都有一点“鬼”。
我在南昌上大学时，听一个教授讲《尚书》（这个老师还开了一门“古文字学”课）。我觉得有一个字他讲得不够好，如果换一种解释或许会更恰当，下课以后，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说:“很棒！”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是哪里的人。我说:“陈新颜，四川人！”他的眼睛里瞬间闪出惊异的光，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四川出鬼才！”
在这里，“鬼”是一个形容词，被修饰的人一般都有着大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和令人无法想象的才华，他们通常都不喜欢按套路出牌。成都人便是如此。2016年，我的一个朋友参加了四川大学的研究生考试复试，试题是川大自己命的，我朋友学的是哲学，川大的试题其中有一道却是要求翻译诸葛亮的《诫子书》。试题一出，难倒一片。朋友故作生气地说:“成都人，真是有点鬼！”
其实，（四川）会理人也爱用这个“鬼”字。古灵精怪的孩子，会理人呼之为“鬼娃儿”或“小鬼娃儿”，也叫“小鬼胆胆”；若是女孩子，则称之为“小鬼姑娘”。形容一个东西小到了极点，通常会说“小鬼点点大”；一个人“头脑转得快、鬼点子多”，别人就会说他“鬼得很哦”。可见，在更多的时候，“鬼”是一个褒义词——并没有贬低或批评一个人的意思。
成都人喜欢喝茶，爱摆龙门阵。这也许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易中天先生将老成都人的生活概括为:“喝点儿盖碗茶，打点儿小麻将，吃点儿串串香。”这些情景，我在成都时见得并不多。后来听一个成都的朋友说，这些在老城区还很常见。又说，现在的成都大体可以分为南北两块，北边的一块，较多地保留了老成都的人文风貌；南边的一块，则多是“蓉漂”一族聚集的地方。他还说成都是一座极具包容性的城市。白天，浩浩荡荡的“蓉漂”一族集中到城市中心打拼；下了班，他们坐地铁、乘公交、开车，散落在这个聚宝盆四周的各个角落。我同意他的观点。四川大学有一句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以为，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概括这座城市的性格。我在成都时，并不十分喜欢吃当地的小吃（我的口味有点儿怪），而是对清真美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爱吃川大清真食堂门口卖的“新疆馕”，两元一个，表面有洋葱细丝，是皮牙子馕，非常好吃。此外，浣花溪公园门口有一个卖烤羊肉串儿的大叔，他那里也卖馕，五元一个，味道亦佳。沙河街有一家卖的馕最大——我这个怪口味的人在成都找到了许多卖馕的地方，我感到非常满足。
成都人爱摆龙门阵，也善于摆龙门阵。司马相如过个桥，都要摆两句龙门阵，说:“大丈夫不乘驷马，不复过此桥。”后来，成都就有了一座“驷马桥”。
清代傅崇矩在他的《成都通览》里对（摆）“龙门阵”作出了解释，说:“龙门阵，说闲话也。”说闲话首先要有空闲时间。成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空闲时间？一是，这里是一个盆地，四面环山，相对闭塞，外面发生了战争，很少影响到这里。于是，这里成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唐代的两位皇帝，一旦中原有事，马上“幸蜀”。所谓“幸蜀”，说白了，就是来此避难；二是，这里是“天府之土”“沃野千里”，老百姓不愁吃穿，没有那么多的忧虑，闲下来就摆摆龙门阵，自娱自乐。
摆龙门阵得用成都话（至少也该用四川话），换了其他方言，也许就没那个味儿了——闪电不叫闪电，叫“火闪”（或“霍闪”）；说两个人很相似，要说“是一个妈生的”；被蚊子叮了，非常难受，说“非痛非痛的”；说自己耐惊吓，“我是钟鼓楼上的麻雀——吓破胆的”；形容倒霉到极点，“霉得起冬瓜灰”；嘲笑一个人睡觉睡过了头，“硬是脑门都睡起青苔”；张冠李戴，摆成龙门阵就是“张哥的帽子拿给李哥戴”；说话时给人留悬念，那就是“癞疙宝（癞蛤蟆）吃泡豇豆儿——悬吊吊的”。成都的歇后语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一个人胡乱说话，那就成了“癞疙宝吃苞谷面（玉米面）打喷嚏——尽开黄腔”。
成都历史上出了许多文学大家，如司马长卿、扬子云、杨升庵等等。如易中天先生所说，这些人实际上都是摆龙门阵的高手。在中国，要比摆龙门阵，谁能摆得过四川人呢？同样，在四川，要比摆龙门阵，大概也没有人能摆得过成都人。当然，说到杨升庵，明史学界一直有一个观点，说他可以与宋代的苏东坡平分秋色。的确，两人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四川人，文采盖世，一时无两；仕途都极为不顺，一个四方流寓，一个谪戍滇南三十余年并终老于戍地；都是仙，一个是“坡仙”，一个是“戍仙”；代表词作都写到了长江，而且都是在被贬的途中写的，词中抒发的感慨也惊人地相似；最后，他们的著作都非常丰富。杨升庵为什么获罪？“议大礼”。“议大礼”是什么罪？说到底，还是太有个性太能说，祸从口出。
但是，不得不承认，成都人的一些语言确实很精彩。我曾在成都龙泉驿住过将近半年，接触到了不少当地的农民。他们大多都很善良。买玉米棒的时候，他们看我人好，也愿意多送几个，说是自家种的，“吃亏便宜——莫来头”。也就是在那时我才知道，成都人吃的冬寒菜就是古人所说的葵菜。有一次，我兴冲冲地跑到露天菜市场跟一个大叔买了两把冬寒菜，问其做法，回答是:“细细地切来煮稀饭，最后撒点毛毛盐。”我对那位大叔说的“毛毛盐”印象很深。我此前听说过毛毛雨、毛毛汗。毛毛盐，却是头一回听说。毛毛盐的意思是要撒一点盐，但又不能多撒，像毛毛雨一样随便撒几颗就行。这样的语言是够精彩的。还有一次，我去逛人民公园附近的一个菜市场，进去以后，跟一个老成都买了几个番茄，称秤的时候，我看了几眼秤，旁边的一位大妈（她也是来买菜的）马上说:“小伙子，你放心，他的东西落窖（轿）得很！”哈哈，落窖（轿）得很。我觉得，成都人简直个个都是语言学家。
生活在聚宝盆里的成都人是安逸的，休闲的。明代天启年间，有人总结了成都的民风民俗，第一条便是“俗不愁苦”。成都菜市场里卖的豌豆菜一般都有筷子那么深，是用镰刀像割草一样一把一把地割下来捆了卖的。这样的豌豆菜买一斤回家，常常是吃半斤，扔半斤。全中国如此卖豌豆菜的怕也只有成都人。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们似乎显得越发地淡定从容。2016年，我在成都时遇到过一次轻微的地震。当时我和几个同事一起住在五楼。地震了，我大吼一声：“地震了！”然后一口气就跑到了楼下，累得气喘吁吁。再看看四周——我以为必定有许多人同我一样慌忙地跑下来，结果令我大失所望——一个人也没有。他们怎么能这么从容呢？平静之后，我回到楼上，同事依然端坐在沙发上玩手机，屁事没有。问曰：“为何不跑？”答曰：“成都人说了：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唉，对于成都人，我唯有敬佩。
成都出美食。细究起来，这跟它的自然条件不无关系。在这个号称“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上，社会只要不是太混乱，人们只要不是太懒，便可以做到衣食无忧。丰收了，总得懂得享受劳动果食——制作美食，制作出适合成都气候的美食。成都地形封闭，一年到头多见雾霾而少见阳光，气候湿冷，这对成都人的口味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的来说，成都人的口味很重。清代时的成都童谣唱道：“一碗荞凉粉儿，熟油辣子多放点。”吃个凉粉都要多放熟油辣子！除了重辣，成都的许多美食也重麻。冒菜、火锅、串串香都是又麻又辣，巴适得很。成都人做菜也像是在摆龙门阵，讲究铺陈排比，抑扬顿挫，单是香料就有那么几十种。我敢说，在几大菜系的制作当中，当以成都菜为代表的川菜所用的香料最多——辣椒、花椒、郫县豆瓣酱、胡椒、茴香、草果、香果、八角、桂皮、香叶、山奈、肉豆蔻、白豆蔻、草豆蔻、丁香、孜然、陈皮、甘草，我知道就有这么多，更何况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
成都也出美女。很多人到了成都，都要去逛一逛春熙路，一是为了买衣服，二是为了看美女。成都女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皮肤白，会做吃的，有脾气——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耙耳朵乖乖听话。二月初二，是旧时成都人的踏青节。这一天，浣花溪畔，美人云集。有个叫张咏的人写了一首诗描绘这一胜景:
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
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
当时还有人有一点诧异：铁石心肠的张公咏怎么会写这样一首诗?
烟霞终究也要散去，成都，它成为我的都，美人如花，像我的名字：新颜。而三三两两的美食，散落在大街小巷，龙门阵波诡云谲，这又像是张咏的邀约。谁成了都，成什么都，都不重要，只是我一个人的目光漫过浣花溪，扫视从古至今的陈旧又崭新的容颜。
（二）三都
三都，即三都水族自治县，在贵州南部。
三都的小镇上有许多小饭馆，门口支着两三张四方的木桌，每张木桌上都放有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之所以说这醋正宗，不是因为瓶身的标识上写着正宗二字，实在是因为瓶中的醋真。你若不信，大可打开瓶盖，闻一闻气味：温和醇正不刺鼻。倒一勺，抿一口（放心，老板是不会骂你的），酸爽里带着几分甘甜，沿着舌头上的末梢神经一直传至大脑，回味无穷。进门，叫上两碗米粉，不一会儿，老板娘就把粉端上来。满满当当的两大碗，碗大、粉多、料足。葱花香菜撒在最上面，浇头是两大片瘦猪肉、一勺用菜籽油酥得金黄的豌豆。油辣椒、花椒面在桌上，随你放。吃完粉，记得买单。两大碗米粉，给十块钱就行。
三都汽车站内的东西和汽车站外一个价。几个外出打工的三都人回来了（按辈分来看，应该是两个婶婶和三个侄女，婶婶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他们来到车站，上车之前，先要在车下换上本民族的服饰，豆绿色的绣花衣服，银晃晃、叮叮响的首饰，头发大多要束起来，外面包一块黑色或豆绿色的布。忽然觉得，穿上民族服装的她们像变了个人一样，之前还是都市里的时尚市民，之后就成了桃花源里往来耕作的村民。
坐上汽车，渐渐进入寨子，所谓寨子，其实就是一个山沟或者说成是一个山凹。山凹足够大，大得可以装下一条河和几十甚至是上百户人家，人家的房屋都是用木头建的，杆栏式，屋顶盖瓦，一般分为上中下三层，下层喂养牲畜，上层开两三扇窗户，用来做厅堂、厨房、卧室，最上层一般只用于住人。这样的房子，不抹石灰，不涂颜料，全身都是木头的原色，质朴无华。春联已经贴上了，纸张尺寸大，字也大，用毛笔写的。
我常常会去看路旁的那条河，冬季，水落石出，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裸露出来，大的如水牛，小的如弹珠，再小的是沙子。冬季是枯水期，但河里依然有清澈的河水在无声地流淌。
没有高楼大厦，只有青山绿水土路木屋。寨子里，摩托车已经很普及。来来去去，车轮上都敷满了黄泥。坐着朋友的车进入寨子，先是一段土路，接着是水泥路。路坎下狭长的梯田里，稻子已经收割完毕，剩下半截灰白色的稻桩，像一把把筷子插在已经澄清了的水里。这样的水田倒映着飘着几朵白云的蓝天，自成一幅画卷。
进寨子的路上，一家人正在建房子，高高的木头骨架已经搭好，房屋的规模已经初具，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这样建房子，我也是第一次见。记得以前一个贵州的同学跟我说，他们家乡的人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另一个同学听了很不屑地来一句：“这么落后啊！”我想不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就是落后吗？地球上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不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
三都是中国唯一的水族聚居的地方。当然里面住的也不全是水族，还有苗族，我的朋友便是，他所在的寨子也以苗族居多。到了寨子里，正赶上一家人办喜事，第二天下午，朋友找了一根木棒，挑上一桶酒、半蛇皮袋米去送礼，顺便把我也捎上。出了吊脚楼，沿着曲折的石板路往下走，路上又遇见很多送礼的人，几乎个个肩上都挑有东西。有的一头挑大米，一头挑豆腐；也有一头挑一桶酒，一头挑豆腐的；还有提竹篮的，竹篮里装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们一队人前前后后沿着石板路走。月光在石板路上静静流淌，人踩在上面，冰冰凉凉。来到办喜事的那户人家，进了门，我和朋友去送礼，收礼的屋子里放着一口棕色的塑料水缸，酒全往里倒，米呢？全部倒进一个大蛇皮袋里，这个蛇皮袋满了，又换一个新蛇皮袋。等管礼账的先生一一记下后，我们便上楼吃饭。
上楼一看，只见八九个人围成一个圆圈，大约围了十几个圈。中间架一口铁锅，锅底下烧着炭火，锅里的汤正沸腾着，里面煮有大块的豆腐、豆芽、青菜、肉片，锅上再架几根竹片，竹片上放五六个碟子，碟子里有肉，有蔬菜。人们你一筷他一筷地吃着，真是热闹极了。我们也和另外几个老乡围了个圈，开吃。热情的老乡夹给我一片大肥肉，手掌宽。哎哟，我的乖乖，吃这样一片肉，对于我这个平时不怎么爱吃肉的人而言简直是要命啊！那块肉一直在我碗底，到最后都没吃完，至今想来还觉得自己太浪费了。那夜，我们吃完饭，沿着石板路回去，爬坡上坎，抬头月已偏西。朋友说要是在过去，客人要走的时候，主人还要给每人的空挑子里放个大粑粑，这样，客人在回家的路上走饿了，就可以拿出来吃，到家的时候肚子里也还是饱饱的。
三都人很能喝酒，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喝。饭前一杯，睡前一杯。三都人以酒会友，以酒待客，以酒为媒。我去朋友家，朋友拿出自家酿的红薯酒给我倒上半杯，这酒清醇甘美，略带辣味，连我这个素不饮酒的人都能喝上一点儿。三都人碰见三都人，闲聊几句后，结束语必是：“过两天到家里喝酒。”据说曾有人进行过实地调查，发现当地喝酒的老人往往长寿。有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这有什么好奇怪的，贵州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山地寒气重，湿气也重，酒能驱寒，只要不过量便是很好的养生之物。不过，我也摸不清三都人的酒量。三都人迎亲的时候有讲究，必须要挑选那些能喝酒的人去，喝一碗酒，拿一件嫁妆，如果一碗都不能喝，人家连新娘子也不让你接走。
朋友说，三都人过去结婚是不用领证的，只要彼此看得上对方，先订个婚，到了正式结婚的时候，就摆下几十口锅，请寨子里的男女老幼来围着锅吃两天，做个见证，这婚就算结了。
苗族人爱吹笙。朋友发小家的吊脚楼上放了一整套笙，粗细不一的竹筒，长的短的都有，长的两米多，短的也有七八十厘米。发小说，笙能模仿人说话，说着便给我们吹了一句“恭喜主人家”，声音带着羞涩。
夜里，我住在吊脚楼上，在木窗前望见远山，苍苍莽莽的一片，山中传来几声犬吠。天上有月，半弯，跟一位苗族女子耳坠上的那块白玉一个形状。
第二天清晨，从对面山中传来几声鸟鸣，睡梦初醒的我，看看窗外，青色的远山上，流淌着些淡淡的白云。我们爬到了屋子后面的山上去，这里的山很深，据说以前经常有大老虎下山伤人。寨主便派几个壮年男子一人背一杆火枪守山。
三都的女人大都很能干，织布、磨豆腐、挖地、种菜、犁田、打柴，样样都来。也正因为如此，三都的女人是辛劳的，早上天不亮就起床下地干活儿。家里孩子多，上高中、上大学，都得花钱，不苦怎么行？男人呢？早就到广州福建打工去了。
后来，我们去了另一个寨子，这是一个水族聚居的寨子，进寨的山路绕来绕去，让我想起了那首《山路十八弯》。
母亲粗糙的手一刻不得闲，煮猪食，喂猪，眼睛被柴火的黑烟熏得发黄发暗。这就是朋友发小的娘。我们上山烤红薯，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奶奶，奶奶叫我们不要在山上烧火，以免引起火灾，毁了那片苍苍莽莽的森林。我们吃完红薯下了山，后来才知道，奶奶下山后为我们煮了一盆红薯，端到山上时却找不到我们。
在这个寨子住了一晚，夜里吃的是山药排骨汤，山药是我们从墙根角挖的。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听见有人在客厅里咳嗽，仔细一听，才发现是朋友发小的娘。是的，她起床了，在炉灶旁劈柴生火做饭。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一阵鸡啼。天似乎还没亮。接着睡吧。醒来时，娘已经将饭菜做好放在锅里。她呢？早就山上砍柴去了。
我离开三都，之后就再也没去过。几年后的中秋，我回忆起三都之行，写了一首古体诗，寄给那位远在天津上大学的苗族朋友：
梦里犹闻鸡犬声，三都月下曾同行。
家藏美酒留客醉，窗对远山抹微云。
中秋望月不见月，风送祝愿到天津。
心中有诗诗常在，小桥流水细细听。
天津的朋友读完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说他很喜欢那首诗，还说他们的寨子就叫“鸡兆”，来源于鸡叫声。传说他们祖先初到那里的时候，寨子里还没有人烟，祖先便在郁郁森森的大山脚下伐木取材，建造起了寨子里第一座吊脚楼。居数月，某天清晨，忽然从对面的山上传来几声鸡叫，才知道，原来对面山上还有人家。祖先因此便把那个地方称作“鸡叫”。后来登记地名的时候，来人把“鸡叫”听成了“鸡兆”，打那之后，寨子便被命名为“鸡兆”。
而今，寨子里建起了许多吊脚楼，鸡叫声依旧。
不过，高速路已经修通了，从大山的脖子上穿过去。
唯愿，寨子里的母亲不再那么辛劳。
（三）南昌
南昌多樟树。
王勃《滕王阁序》云: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南昌，古为豫章郡的所在地。豫章郡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记得大一时听一位老教授的讲座，他说，豫、章（通樟）是两种长得非常相似的树，它们小的时候，极难分辨。等到长个十年八载之后，才易分清:长得很高的是樟树，而较矮的并且不能再长高的则是豫树。
那一堂讲座，我听得十分认真，因为我对南昌和樟树都有很浓的兴趣。但回到现实中，我依然无法看出哪一株是豫树，哪一株是樟树，只好将它们通通都视作樟树。
我所在的大学校园里有许多樟树。樟树大概还可以细分。据我观察，我们学校的樟树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叶大，一种叶小。回想大学四年，我几乎走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宿舍楼下，教学楼下，图书馆楼下，食堂门口，校内的大道两旁，健康小道的沿途，随处都可以见到樟树。它们站成一排。有的极高大，主干粗如脸盆，树皮呈灰黑色，上半部分极发达，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远远看去，又像是一朵巨大的花椰菜。有的却只有茶杯口那么粗，树叶也不多，嫩黄发亮，叶子上像是被覆了一层透明的薄膜，看样子是刚种下不久的。它们就那样静静地站着。刮风下雨的时候，叶子时常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还有许多叶子被风吹落下来，落到草地上，落到学生的伞上，落到红砖或柏油铺就的路面上。等到雨停风住，每一棵樟树下的地面上都落了无数的叶子，深绿色的、浅绿色的、灰白色的、红色的，似后期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南昌多雨。
有位广西的同学总结南昌的气候是:夏天似火焰山，冬天如水帘洞。我也曾这样写过:南昌是雨的天堂，水的海洋。南昌的雨太多，太大，下雨的时候，又常常伴随着刮风，刮大风。风刮起来，摇门动窗，气势汹汹，如强盗明目张胆地欲入室抢劫一般。刮大风下大雨的时候，人只得躲在宿舍不出来。四年下来，我用坏了四把伞。大一时从家里带去一把七根伞骨的伞，被一阵风就给刮散架了。有的女生的伞，则直接被刮到几十米以外，还要在地上打几个滚。到了大二，我们都换上了大伞，二十四根伞骨的那种。
印象中，二月份的南昌要下好长一段时间的雨。天气乍暖还寒，冬天的毛衣还穿在身上，每天上课、吃饭、回宿舍睡觉、去图书馆看书、到市里逛书店，出门就得打伞。猛然一抬头，看见路边的樟树上有了不少红叶。红叶红得那么醒目，红得那么纯，那么纯，一如当时的我们。当时的我们也会有一点感慨：啊！樟树的叶子红了，然后随手摘下两片还带着雨水的红叶夹在书里。有时候也会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放进几张红透的樟树叶。
三月，雨停了。太阳出来，路面上到处都是积水，风雨球场绿色的铁丝网墙上挂满了明亮的雨珠。小草嫩绿，空气清新。鸟雀呼晴，心情大好。出宿舍楼到健康小道上去走走，看见几棵樟树下的绿草地上落了一地红透的樟树叶，远远望去，像是一群又一群的红鱼。到邮局去看看，常会收到不少惊喜——有朋友写给我的信，有杂志社给我寄来的汇款单和杂志样刊。那时候我喜欢写歌词，写好了，就到学校的打印店里打印出来装进信封，再拿到市里去投稿。收到稿费单，也爱拿到市里去取稿费。
在南昌，无论阴晴，出门时都得带上一把伞，因为南昌的雨总是说下就下，就像一些女生说哭就哭。市区有一家我很喜欢的独立书店，在文教路上。文教路是一条很老的街道，行道树是一些极高大的樟树，平均每一棵都有十多米高，浓绿的叶子将天空遮住，人在树下走，抬头只能从叶缝里窥见天空。一阵风吹过，落下无数的樟树叶，又一阵风吹过，文教路上下起了“叶雨”。很多人骑着电动车从雨中穿过。我从雨中走过，踩着满地的落叶，走进路边的一家邮局去换稿费。文教路上有一家邮局，他家的邮箱是放在室内的（学校的邮箱则是露天的）。我常到这家邮局投稿、领稿费。那时候，我的一首歌词稿费是三十元钱，都是用汇款单寄来的。我第一次背着书包走进这家邮局时，走到柜台前，一位眉清目秀的小姐姐问:您有什么事？我说取稿费。小姐姐马上投以很羡慕的眼光。我赶忙解释：不多，只有三十块钱。小姐姐莞尔一笑：三十块钱也是钱呀，现在少，以后就多了啊。三月的南昌微冷，小姐姐的话很暖。我拿了稿费，走出邮局，继续往前走，走进叶雨中。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