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讲话》精神的发扬光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同志影响最深远的著作之一。80年来，文艺界从未间断过对《讲话》精神的学习、理解和贯彻。在文艺理论上，《讲话》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和明确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则是对这一命题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表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大实践方面，已经形成新的创作热潮，并在决胜小康社会之际达于高潮。
研究这一高潮对于深入认识《讲话》精神、进一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同贫困作斗争的历史，脱贫攻坚之战，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千百年来追求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而在这一重要时刻，中国作家们没有缺席。在各地宣传部门和作协的组织下，作家们纷纷深入精准扶贫第一线体验生活、从事创作，投入作家的数量之众是前所未有的。一批又一批相关主题的作品不断问世，创作的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形成了全国各地攻坚战场都有作品反映，典型省份、重点地区、“最后一公里”地带都有作品描写的崭新局面。这一态势的形成，正是文艺工作紧紧贴近人民群众的结果。
投入相关主题创作的著名作家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使整体主旋律创作水平达到新的高度。作家的创作是自由的，写什么、怎样写，由作家自己决定，但是有这么多重要作家能够积极投身于这项创作，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作家们普遍认为，小康建设事业意义重大，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很值得进行文学书写。毛泽东同志关于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深入生活的思想，在今天也得到大规模的实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作家是愿意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到不断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去亲身体验、获得灵感的，“深入生活”已化为作家们的自觉行动。
作家本来自人民。当家乡西海固发生改天换地的变化时，作家季栋梁十分激动，自2018年起由儿子开车重走旧地，往返三四十趟自发采访，后写出《西海固笔记》。陈应松回到公安县，写出《天露湾》，满怀热情地颂扬了发展葡萄产业给老家带来的奇迹。王怀宇在《芬芳大地》里真挚书写留在乡村的老同学们，为他们命运的改变倾情抒怀。
作家们为深入生活不辞辛劳，徐剑曾20次入藏，《金青稞》描绘了西藏最后一批脱贫县奔小康的故事，他们为一个雪山环绕的莲花圣地的发现而欢呼。红日为创作《驻村笔记》主动申请到一线扶贫，并任偏远村驻村第一书记。有些作家带病坚持工作，有的在采访中疲劳过度，甚至离我们而去。
作家们的创作成果，使许多过去鲜为人知或人们不太熟悉的地区得到实际生动的展现，一些地方由此“一举成名”。王宏甲偶然发现贵州塘约村事迹，在无人邀请情况下主动写就《塘约道路》一书，出版后得到多方面的肯定并广受关注，此后全国各地到塘约村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何建明的《德清清地流》使一个以“地理信息”产业闻名的县得以突出报告，书中呈现的乡村数字化程度令城里人惊叹。作家们书写的是广大乡镇最新状况，并非来自过去印象或想象，如温燕霞的《琵琶围》里，贫困户们都拥有手机，即时通讯，“钉子户”石浩财甚至熟稔于录像直播，在平台上拥有自己的粉丝，数次借此挑起事端，这些情节带来了作品别样的现实感。
当然，作家们更为大众读者介绍和集中刻画出许多时代人物。朱晓军《中国农民城》中的陈定模的形象几乎是惊人的，他开创了农民集资建城的道路，克服无数现实阻力，促使龙港市成为一座“现代农民城”。王华以在扶贫工作中牺牲的干部们为原型，写出了《大娄山》，颇为感人，其中碧痕村原第一书记娄娄，从未出场却身影时时浮现，她的精神始终鼓舞着后人。滕贞甫《战国红》中塑造的“四大立棍”四个农民，由于直接出自生活，栩栩如生，使人印象深刻。
作家在深入生活中常有意外的发现，带来主题的丰富、视角的更替和题材的演化。关仁山听到一个农民挖掘老种子金谷的故事，形成《金谷银山》的雏形。王松深入基层，认识到农民们精神蜕变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写出《暖夏》。任林举详尽考察晋江的商业传统，使《晋江，奔流到海》富于文化内涵。陈毅达笔下的台风和大石厝，传达出《海边春秋》中独具特色的乡情。也有作家在接触地方革命传统时意识到脱贫大业密切关联革命初心，如吴克敬的《乾坤道》展现延安精神渗透新农村建设，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形成红色历史与小康征程的双重架构，潘小平的《大别山上》写出一部跨越近百年的人民脱贫史。
这些创作实践，是《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这些创作实绩，是作家们在新时代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结果。这也再次验证了那些基本的文艺原理：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