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乡》之后的付秀莹，又开合自如地讲起了《陌上》中的“芳村”故事。从“小梨回来了”到《陌上》中那个惊鸿一瞥的翟小梨如怨如诉地道出“他乡”的魅惑和终究无法忘却的往事，付秀莹似乎遇到了某种巨大情感力量的驱使，让《他乡》成为了整个芳村叙事的旁枝逸出。而当她用激情裹挟着语言，以内焦点叙事的方式把内心积累的情感抒发开来，她又变得如此平静、冲淡，续接《陌上》而回望起那个精神原点意义上的故乡了，这就是《野望》。

《野望》自带诗意，不禁让人想起唐人王绩笔下的“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如果说《陌上》像一幅风俗画，《野望》则更像一首田园诗。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提到，田园诗中的生活及其时间对地点有一种附着性、粘合性；内容仅仅严格局限于爱情、诞生、死亡、结婚 、劳动、饮食、年岁这些为数不多的基本事实，而这些人的生活又和自然的节律相统一。

《陌上》中说“芳村这地方，最讲究节气”，《野望》就按照节气一一铺排开来了。节气的轮回之下，是最为平凡、普通的生活日常。除却养家糊口、婚丧嫁娶，吃食和民俗是芳村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村子里飘着的饭菜香，油锅爆炒的沙沙声，高压锅炖肉水蒸气的噗噗声在作家笔下惟妙惟肖。而那些被我们遗忘了的打月饼、送寒衣也在文字中被再度唤醒，恰恰是这些，“叫人看着觉得，人世间的富足殷实，觉得亲人们的情深恩重，觉得心里头妥帖踏实，温暖安宁。”在《野望》中，付秀莹已经放弃了《陌上》“主题式”的结构方式，在以翠台为中心勾连起的家庭与邻里中，也不再有哪些“事件”和“冲突”可以真正成为芳村这一角天空的主角，这些柴米油盐与人事赓续只被自然的时令之环推衍着，有些不知所终，有些冲淡化解，死水也在不经意间泛起微澜。而随着时序与节气的流转，它们再度降临，又再度杳不可见……这就是芳村的人们所生活的空间和时间，尤其是这一重时间的循环往复，和城市里繁忙的、碎片式的时间形成了参照。小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芳村早晨的街市——上班的、上学的、下地的、赶集上店的，重复着翠台家门口，一个骑着电车的人呼啸而过，问上一句“吃了呀不”，或者停下来扯几句闲话。如果不是智能手机、快手、网购、直播这些现代生活的符号猝不及防地闯入翠台和芳村人的生活世界，似乎她们就日复一日地忙碌在繁杂、琐碎又具体可感的人间烟火中。这就是一种可以从现代时间序列中逆出或无限制重新获得的时间感，而那些生活日常也被赋予了情节性的意义。

当然，一个现代又传统、开放又幽闭的芳村，不可能只停留在这一重时间结构中。付秀莹早就意识到，时代的脉搏是裹挟着芳村变化的不竭动力。这种动力消弭着芳村的守旧、贫穷和落后，但它是一种永远向前和转瞬即逝的延续性。机械化流水线的劳作、贫富差距、礼俗秩序的式微是否意味着田园诗的消亡？在《陌上》中，翠台就曾深感“如今这芳村，人心都薄凉了”；大姐也告诉小梨：“如今呀，哪里还有啥人情，人心凉着哩，薄着哩。”而到了《野望》，付秀莹以二十四节气展开的结构方式更像是一种召唤，将那些人们险些遗忘却又曾深植人心的人伦风俗召唤回日常生活，用婆婆给翠台蒸糕、给爹送粽子、全家吃饺子这样的节令与吃食勾连起一种“毗邻关系”，正如巴赫金所言，“吃”更常见的是获得家庭的意义，“通过饮食把不同辈份的家人、不同年龄的家人聚合起来”，形成饮食与子女的毗邻关系，而“这一毗邻关系里渗透着生长肇始、生命复苏的意思。”正如《野望》的结尾，付秀莹写到了芳村的野蒿子，它们是乡村野性、生命力和自足性的象征，“这种野蒿子遍地生长。这东西命贱，不娇气，好养活。看吧，等转过年来，冬尽春回，一场春风春雨，这野蒿子种子肯定就等不及疯长起来了，长它个满村满野。长它个铺天盖地。”换句话说，只要人们还维系着和自然节律相统一的关系与回环往复的时间，就可以从中获得一种永恒性。

近年来，付秀莹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执着地书写着“芳村”故事，即便是《他乡》中“进城”的翟小梨也在频频回忆、重访和想念着“芳村”。而前后相续又自成一体的《陌上》和《野望》，更是有着为芳村立传的冲动与气魄。当乡村之于久居城市的付秀莹越来越遥远和陌生，她却不断试图召回或建构一个“芳村”的记忆或想象，而除却创造一种有别于其他历史叙述的乡村个体生命史，这或许也指向了作家一种隐秘的心理与期待。回到王绩的《野望》，那里也不仅有乡野秋色，而最后的两句“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读来才更让人怅惘。就像《他乡》中的翟小梨经历了城市生活的不安、孤单和艰难之后，过去或故乡生活的朴素与单纯就即刻变得生动起来，也成为她可随时逃遁的乌托邦。而《野望》之“望”，也承载着更多回溯、反观与希冀，或许此时安居城市或他乡的付秀莹也做好了重新定位、考量乡村之于一代人背景性意义的充分准备。而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的一句话，或许恰可以阐释这种心理与期待，“只要人们生活在乡村之中，大自然之中，被家禽家畜，被按部就班的春夏秋冬所怀抱，他们就至少保留了天堂牧歌的依稀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