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木（节选）
难民。政治庇护。它们不是简单的字眼，虽然听得多了像是如此。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傍晚，我抵达盖特威克机场。离开熟悉的环境来到异乡，携带着少量杂乱的行李，压抑着自己隐秘难言的抱负——在我们的故事里，这个主题很常见。
对一些人——比如我——来说，这是第一次坐飞机旅行，也是第一次来到机场这么宏伟的地方。我穿过一个个通道，经过一排排座位，巨大的玻璃窗，路标，还有指示牌。我走得很慢，生怕转错一个弯，每看到一个新路标就松一口气。他们把我带到检查护照的柜台。“护照。”一个男的说。在这之前我已经在他面前站了很久，等着有人把我识破，将我逮捕。他表情严肃，但眼神空洞。有人告诉我什么也别说，假装自己不会英语。虽然我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可我知道自己会照办。因为这建议听起来有些狡猾，正是那种弱者应该掌握的计谋。他们会问你叫什么，你父亲叫什么，平日里做过什么好事。什么也别说。
他再次说“护照”的时候，我担心他会恐吓、威胁我，就把护照递了过去。我以前遇到的官员，会因为一丁点小错就凶狠地瞪你，会仅仅为了行使权力的快乐而玩弄、羞辱你。所以，我以为这个坐在入境局小柜台后面的“仆人”会记录点什么，会破口大骂或是摇摇头，要么就用衣食无忧的人看乞讨者的自信眼神盯着我。但他一边翻阅着我的假证件，一边抬起头，眼里藏着一丝喜悦，就像渔民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扯着渔网。缺少入境签证。接着他拿起电话讲了一会儿。而后他对我露出坦率的笑容，让我在一旁等候。
我站着，眼睛低垂着，没看到那个要把我带去盘问的男人走过来。他叫了我的名字，我抬起头，迎上了他的笑容，友好又世故的笑容。他走在我前面，脚步飞快，我发现他很胖，走到审讯室的时候，他气喘吁吁地扯着自己的衬衫。他坐了下来，却怎么坐都不舒服，我觉得他就像是困在了自己厌恶的躯壳里。我担心他心情不好，会迁怒于我，可他又一次冲我笑了。
我们所在的小房间没有窗户，地板是硬的，我和他之间隔着一张桌子，靠墙摆了一把长椅，刺眼的荧光灯照亮了整个房间。他指着自己外套上的胸牌告诉我，他叫凯文·埃德尔曼。愿真主佑你平安，凯文·埃德尔曼。他又笑了，笑得很厉害，也许是因为看穿了我很紧张，又或许是因为干他这一行难免会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被访者的不安之上。他拿着一个黄色便签簿，在上头写了好一会儿，记下我假护照上的名字后，开口说话了。
“可以看一下你的机票吗？”
机票，当然可以。
“我看到你带着行李，”他指着行李说，“行李标签给我。”
我假装听不懂。即使不会英语也能猜到“机票”是什么，但“行李标签”似乎就过于复杂了。
“我会去帮你取行李。”他说着，把机票放在便签簿旁边。然后他又笑了，不再继续这个话题。他长着一张长脸，太阳穴边堆着些横肉，笑起来尤其明显。
也许他笑只是因为期待着搜查我的行李。我想这种审查或许还挺有意思的吧，像是去检查一间事先未做任何准备的房间：屋里的日常景象还未布置成可供参观的场面。我默不做声，呼吸与他保持同步，以便能感觉到他升起的怒意。
为什么要来英国？你是游客吗？来度假的？有没有资助？先生，你有钱吗？英镑？美元？有谁能为你做担保吗？有联系地址吗？在英国期间准备和谁待在一起？他妈的，真是傻得无可救药。你在英国有亲人吗？先生，你会说英文吗？先生，你的证件恐怕有些问题，我只能拒绝你的入境申请。除非你跟我讲讲你的情况。有没有什么证明材料能让我了解你的情况？证件，你有什么证件吗？
他从房间离开了，我坐着不动，强忍着不敢松一口气，从一百四十五往前数，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刚好数到这里。我忍住倾身察看那个便签簿的冲动，怀疑有人会透过暗孔窥探，就等着这个可以给我定罪的举动。一定是时兴的电视剧让我产生了这种想法。说得好像有人会在意我是在挖鼻孔，还是在偷偷把钻石藏进肠子里似的。他们迟早会了解需要了解的一切。有人提醒过我，他们有专门的机器。他们的官员训练有素，能识破我这种人的谎话，而且经验丰富。所以我坐着不动，暗暗默数着，不时闭上眼睛，以显示自己在发愁，在沉思，还有一丝无可奈何。凯文，随你怎么处置我。
他回来时拿着一个绿色小布包，把它放在长椅上。那是我随身携带的行李。“能否请你把包打开？”我一脸不安与茫然（希望如此），等着他做进一步说明。他瞪着我，手指向包，于是，我露出放心、会意的笑容，讨好地点点头，起身把拉链打开了。他把包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小心地放在长椅上，像是在打开精致的服饰：两件衬衫（一件蓝色，一件黄色，都褪色了），三件白T恤，一条棕色长裤，三条内裤，两双袜子，一条康祖长袍，两支马来唢呐，一条浴巾，还有一个小小的木匣子。拿出最后一件物品时，他惊叹了一下，饶有兴致地把它拿在手中把玩，然后闻了闻。“红木？”他问。我当然什么也没说。那些琐碎的物品铺在密闭房间里的长椅上，就像一段人生铺在那里，我瞬间受到了触动。摊在那里的，并不是我的人生，而是我选出来的信物，代表我想讲述的一个故事。凯文·埃德尔曼打开匣子，惊讶地看着里面装的东西。可能他以为里边装着珠宝，或者其他珍贵的东西。比如，毒品。
“这是什么？”他问道，谨慎地嗅着打开的木匣子。多此一举，木匣子一打开，撩人的香味就已充盈整个房间。“熏香，”他说，“这是熏香，对吧？”他盖上匣子，把它放在长椅上，疲惫的眼中闪烁着玩味的意味。他拿着便签簿走回长椅，一一记下摆在那里的脏兮兮的玩意。
他回到桌前，又写了好一会儿，便签簿写满两三页后，他放下笔，身子往后靠，椅背撞到了疲惫的肩胛，他轻微地皱了下眉头。他似乎很满意，几乎有些快活了。我看出他要宣布判决了，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沮丧和慌张。“沙班先生，我不了解你，也不了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为此付出了多少代价。很抱歉，恐怕我现在只能拒绝你进入英国。你的入境签证是无效的，你没有资助，也没有人能为你做担保。我不指望你能听懂我说的话，但不管怎样，在给你的护照盖戳之前，得把这件事告诉你。一旦我在你的护照上盖戳，表明你曾被拒绝入境，下次你想要进入英国时便会直接被驱逐。当然，除非你的证件符合规定。你明白我刚刚说什么吗？我想你不明白。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得把程序走完。我们会试着找找看有没有懂你语言的人能给你解释一下。同时，我们一找到合适的航班，就会让你搭飞机原路返回。”他翻着我的护照，寻找空白页，接着拿起他第一次回来时放在桌上的小印章。
“难民，”我开口说，“政治庇护。”
他抬起头，我垂下眼睛。他的眼中充满怒意。“你会说英语，”他说，“沙班先生，你一直在玩我。”
“难民，”我重复道，“政治庇护。”说话的时候，我抬头瞟了一眼，又要重复一遍，但凯文·埃德尔曼打断了我。他深呼吸两次，明显是在勉力克制自己，可实际上，他恨不得能按下什么操纵杆，让我从裂开的地板掉下去。
“沙班先生，你会说英语吗？”他问我，声音又软下来，轻言轻语的，有些吃力。也许我会，也许我不会。我再次保持与他同步呼吸。
“难民，”我指着自己的胸口说，“政治庇护。”
他咧开嘴对我笑，似乎我真迫害了他。他身心疲惫地叹了口气，缓缓摇了摇头，轻声笑了。看着他的举止，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他盘问的罪犯，讨厌又蠢笨，刚用小伎俩让他暂时吃了败仗。我提醒自己，要当心被他突袭。一定是这个狭小的房间和他表里不一的礼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犯人，可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我努力想要进入这个国家，他却努力把我挡在外头。他不耐烦地翻着我的护照，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烦人精，给通情达理的人造成了没必要的麻烦与不便。接着他出门去请示别人了，又把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我知道，他马上就会发现，英国政府早已决定——虽然其中的原因我并不是完全清楚——如果来自我家乡的人宣称自己有生命危险，便有资格寻求政治庇护。英国政府想向世界观众表明，它认为我国政府会迫害自己的公民。这是大家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事情。但时代变了，现在国际社会的成员们都要表明，自己不会再听信聚集在干枯热带草原上的乌合之众，他们总是任性妄为，争吵不休。与曾经做过的事情相比，我国政府犯下了什么更可恶的罪行吗？它操纵选举，在国际监察人员的眼皮底下伪造数据，而此前只是在监禁、强奸、杀害以及折磨自己的公民。因为前述的不法行为，英国政府向所有宣称有生命危险的人提供庇护。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强烈反对态度很划得来。我们人数不多，只是一个小岛，岛民相对贫穷，很少有人能凑齐路费。的确有几十名年轻人靠逼着父母和亲戚贡献出私房钱凑齐了路费，不用说，他们抵达伦敦时，便会以担心自身安全的避难者身份被允准入境。我同样担心自身安全，多年来一直如此，虽然直到最近才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当我听说年轻人被允准入境时，决定要踏上这段旅程。
我知道，几分钟后，凯文·埃德尔曼会拿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印章回来，而我将被送去拘留所或其他可以待的地方，除非在我还没有着陆的时候，英国政府改变主意，判定这个玩笑开得太久了。但这并没有发生，几分钟后，凯文·埃德尔曼回来了，一脸揶揄的挖苦相，一副被打败的模样。不管怎样，我知道他不会把我送上返程的飞机了。
“沙班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像你这把年纪的人？”他一边说着，一边笨拙地坐下，看起来很伤感，忧心地皱着眉头，然后身子往后靠在椅背上，慢慢地活动了一下肩部。“你面临多大的生命危险？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告诉你，不管是谁说服你做这件事情，都不是为了你好。你连这里的语言都不懂，可能永远也学不会。上了年纪的人不大可能学会一门新语言。你知不知道？可能要过好多年才会有人处理你的申请，你很有可能被遣返。不会有人给你工作。你会孤身一人，可怜兮兮，穷困潦倒；生病的时候没有人照顾你。你为什么不待在自己的国家，在那里安度晚年呢？政治庇护这玩意儿是年轻人的游戏，因为这不过就是来欧洲找工作、发大财，无非如此，对不对？没什么道德可言，就是贪婪而已。哪是担心生命安全啊？就是贪婪而已。沙班先生，你都这把年纪了，应该更清楚一些。”
什么年纪才不会再担心自己的性命？或者说不想再活在恐惧之中？他怎么知道我所面临的生命危险不比那些通关入境的年轻人更严重？还有，为什么想过得更好、有安全保障，就是不道德？为什么说这是贪婪，是个游戏？他的忧虑倒是打动了我，我希望自己不再沉默，告诉他别担心。但我并不是三岁小孩，我知道怎样照顾自己。好心的先生，请在我的护照上盖戳吧，然后把我送去某个安全的地方拘留。我垂下眼睛，以免眼里流露出的机警出卖了我，让他发现我听懂了他的话。
“沙班先生，看看你自己，看看你随身携带的物品，”他指向我的那些身外之物，一脸沮丧地说道，“如果你留在这里，这就是你将拥有的一切。你以为在这里能收获什么？我告诉你，我的父母都是罗马尼亚难民，如果时间充足，我可以跟你细说。此刻，我想说的是，我知道远离故土去异国安居的滋味。我知道格格不入、穷困潦倒的痛苦，我的父母来英国时就经历过这些，我清楚回报是什么。但我的父母是欧洲人，他们享有权利，他们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沙班先生，看看你自己。对你说这些，我很难过，因为你不会明白，我真他妈希望你能明白。你们这种人总是蜂拥到英国来，完全不考虑会造成什么损失。你们不属于这里，你们根本不重视我们所重视的东西，你们的祖祖辈辈并没有为之付出，我们一点也不希望你们来这里。我们不会让你们的日子好过，会让你们颜面扫地，甚至会对你们使用暴力。沙班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再怎么结实的肉体也会融化、消解，随后化为水珠。我很容易就跟上他呼吸的节奏，直到他不再说话，因为大多数时候他的声音都非常平静，并不反常，好像只是在列举一些规定。埃德尔曼，这是个德国名字吗？还是犹太人的名字？会不会是编的？化为水珠，犹太人，护符。这是欧洲所有者的名字，他了解欧洲的价值，且祖祖辈辈都为之付出。但整个世界都已经为欧洲的价值付出了代价，虽然大多数时间只是在付出，付出，并未从中受惠。把我想象成一件被欧洲夺走的物品吧。你还记得那份长得见不到头的物品清单吗？那些物品过于精致易碎，不能留在当地人的粗笨手里，便被带到了欧洲。我也同样易碎，同样珍贵，一件神圣的物品，不能留在当地人手中，你最好将我带走。我想这样说，当然，我没有。我是个寻求政治庇护的人，第一次来欧洲，第一次到机场，虽然并不是第一次受审。我清楚沉默的意义，也深知言语的危害。
至于羞辱和暴力，我就只能碰运气了。当然，可能没有多少地方能让我不受羞辱，而暴力却会从任何地方冒出来。至于年老体弱、穷困潦倒的时候能有人照顾，最好别对这种安慰人的话抱多大希望。噢，凯文，愿你生命的船舵永远指明正确的航向，愿你无遮无拦时没有冰雹从天而降。愿你不要对面前这个乞讨者失去耐心，愿你多一些善良，在我的假护照上盖戳，也让我闻闻欧洲人所崇尚的价值，感谢真主。我的膀胱急需得到释放。当然，那个时候我不敢说出来，虽然我确实憋得难受。沉默会带来意外的不适。
他继续说着，眉头紧蹙，摇头晃脑，但我已经不再听了。我无言地盯着自己的护照。他停下来，手里夹着那枚允许入境的印章，翻阅我的护照。他突然想起什么，笑了起来。他走回放包的地方，拿出匣子。他又一次打开匣子，闻了闻。“这是什么？”他问，皱着眉头看我。“沙班先生，这是什么？是熏香吗？”他把匣子朝向我，用力地闻了一下，又把匣子朝我递过来。“这是什么？”他柔声问道，“这味道闻起来很熟悉。这是一种熏香，对不对？”
也许他是犹太人。我沉默地回看着他，接着垂下目光。我本可以告诉他这是榆迪【原文为Udi，斯瓦希里语，意为沉香木熏香】，我们或许能愉快地谈论他小时候经历过的仪式，或许那时父母还希望他参加祷告会和圣日活动。但这样一来，他就不会给我的护照盖戳，会好奇在那块狭小的干枯热带草原上，我的生命到底面临怎样的危险，甚至会以假装不会说英语为由，给我戴上手铐并把我送上遣返的飞机。所以我没有告诉他这是最上乘的榆迪-奥-卡马利【原文为Ud-al-qamari，斯瓦希里语，字面意思为“月亮木”】，三十多年前我弄到了一批，这是仅剩的，我不能在踏上寻找新生的旅途时丢弃它。当我再次抬起头时，我知道他要从我这里把它偷走。
“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拿去检查一下。”他说完，面带微笑，等了很久，看我是否明白他的话，然后将匣子拿回桌上，放在那本黄色便签簿旁边，然后扯了扯自己的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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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谢小婧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