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现实——朱涛之诗带来的反映、反应、发明现实及其他
内容提要：本文从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新诗的四种成分、新诗如何致力于发明现实、创世的语言方式四个维度解析朱涛的诗歌，阐释了朱涛诗歌对现实的反应、对现实的重新发现，对新诗的领悟，以及其特别的审美表达，论析了朱涛诗歌创作对新诗的突围与独特贡献。
关键词：朱涛 新诗 反应 发现 发明
诗人朱涛曾停笔多年，当他再次捡起诗笔时，很快就有如下诗句：
邻桌的那个人用困倦把脑袋撑住
免得它从手掌和胳膊肘上滑下来
有几次我都想顶着太阳穴把那男子喊醒
告诉他，你不该坐在我的躯壳里打盹
在缝隙中呼吸阳光的辛辣
凭什么说不是你占据了我的位置
以我的外形生活
或者是你把幽灵留在我身体里蔓延
恫吓哭不出的笑声
——《移动的国家》
至少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诗句有点像老话常说的那样，在反映客观现实世界，是对外部世界作出的陈述。但很难讲这是照相式陈述；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样态的陈述当中，还有几分超现实主义的因素在内，但也仅仅是看起来好像是在对现实世界进行隐喻层面上的反映罢了。朱涛这几行诗给出的启示更有可能是，新诗不是镜子，它不可能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reflection），它最多不过是对现实世界作出的敏锐反应（reaction）而已。所谓反应，就是在酷热难当的房间中，空调释放的凉风突然接触人的皮肤时皮肤发出的“滋滋”声，那“滋滋”声甚至可能被汗毛不经意的触碰而改变了自己的走向。当然，“滋滋”声很难被蒲扇状的耳朵所把捉，甚至不会被皮肤在它自己发声时的同一个瞬刻间所察觉，因为皮肤对凉风作出的反应仅仅出乎本能，只在一个刹那间。而佛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而一刹那经九百生灭。反应是对刺激的快速回答，和密切相连于照相式反映的镜子、摄像机无关。新诗不仅是对现实世界的正当防卫，而且正当防卫原本就应该是新诗的本能①。唯有这种性质的本能，才可以保证新诗像辉煌灿烂的古诗那样，仍然算得上汉语皇冠上的明珠，不是它的诋毁者们认为的那样矫情、无聊到了可有可无的程度。上引朱涛《移动的国家》中那几行诗句也许足以表明：当抒情主人公“我”面对某种难堪的局面时（比如：某个不知名之人居住在“我”的身体之内，并以“我”的外形展开他自己的生活，此即“我”身上的人），新诗可以充当防卫的工具、怎样充当防卫的工具。无论是作为名词还是动词，防卫都倾向于意味着，它既可以是对现实世界采取的反对、拒斥的态度，也可以是对现实世界采取的赞同甚或赞美的姿态。究竟是赞美、赞同还是反对、拒斥，取决于诗人和新诗在某个特定的瞬刻间，突然遭遇到了何种性状的事情。
仅仅一首《移动的国家》也许就足以表明，朱涛打一开始，就对新诗有着别出心裁的理解，他在直接叫板老牌、老套，也自以为老练的文学理论。在现代中国，该理论一向不假思索并且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在这种理论的心目中，不仅一贯擅长叙事的小说如此，大多数时刻偏爱说理的随笔、更多情况下宠幸抒情的诗，也理当如此2。就小说而言，巴尔扎克对现实生活进行的照相式陈述堪称最佳标本。就被人诟病已久、诋毁多时的新诗来说，热情的批评家们早在1990年代中后期，就给出了劝诫和药方：新诗必须及物；或者，新诗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及物性③。及物（或曰及物性）在强度上，可能赶不上照相式陈述那般变态，那般热情洋溢地愚忠于老牌的文学理论，但它强调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地反映，却从来都是不争的事实。朱涛对此显然持反对的态度。他写道：
带来风暴的，是盛夏的枝头
那垂挂的多汁的乌青
裸露让她百灵鸟一般走向桥的一端
而在严冬她躲进飞雪搂抱的冰窖
用北极熊的敬意和恐惧煨热冻僵的春天
她藐视的一切卷土重来
——《带来风暴的枝头》
这等质地的诗篇和诗行甚至不能以超现实主义去指称或概括，也和罗杰•加洛蒂（Roger Garaudy）倡导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论”搭不上几毫克的关系，但它似乎可以借用早期汉学家们常用的刺激-反应模式来加以表述。事实上，上引朱涛的诗行是对现实世界作出的迅疾的反应，他从未将反映论放在眼里。而如此这般写作的朱涛几乎没有理由不知道，作为一个流传很广以至于渐成教条的命题，文学是对现实的反映本身就是经不起反思的观点。所谓反思，就是以思想自身为沉思的材料、以命题本身为思考的对象。众所周知，在英语中，表示“符号”和“象征”的是同一个词：symbol。《带来风暴的枝头》的作者大致上会认同如下观点，人类只能经由象征的层面去认识客观世界；现实世界唯有在符号的打量下，才能得到人的认识。人的心思早就符号化亦即语言化了，人的认识因此只能是语言化的亦即符号化的，这和动物以其本能直接和客观世界打交道迥然有别。奥斯汀（J.L.Austin）精辟地认为，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后者向来都只能是语言所指涉、所描述、所表达的东西④。语言哲学在整体上倾向于认为，现实世界是由事情组成的⑤，事情只有进入语言世界或被语言空间所吸纳、所消化，才能得到人的认识⑥。这里边的关键是，人类凭什么保证自己是在事情本身的层面上，将事情搬进语言空间的？也就是说，人以语言世界去切中与它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究竟有几分真实性可言呢？这个问题让康德以降的西方贤哲既倍感焦虑，也倍感难堪。有了这样的背景，有素养的读者基本上可以相信，如下诗句不会是朱涛碰巧写出的：
未被大地截获的信号
还有：
春天突然来了
切开了河流失眠的床笫
——《我来自安卡拉》
突然到来的春天、被切开的河流的床笫并不是也不可能是现实世界中的春天和河流的原貌，它们只可能是语言和新诗的产物。朱涛也许会像罗兰•巴尔特那样，确信他有充足的理由去确信如下信念：所谓现实主义，不过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妄主义，它顶多在比喻的层面上得以成立7。河流的床笫和突然到来的春天云云，只是语言，和对现实世界进行的照相式反映没关系，因此，诗的及物性在这里差不多就是诗学上的伪命题。朱涛显然知道，及物性不可能也不足以保证它骨子里暗暗承诺的真实性，新诗甚至拥有不及物的权利，甚至本来就是不及物的。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w）断言：“我们从来无法确切知晓某个虚构作品中的陈述是否道出了作者的心声。”8西渡说：“诗歌虚构的世界与现实并不相涉，它从根本性质上说是不及物的。”9而一贯善于大开大合的卡尔•马克思认为，作为一种能够深刻认识世界的方式，文学和宗教、哲学、实践等其他三种方式相并列，相平行。对人类来说，四者缺一不可。它们以各自特有的行事思路各司其职。对此，写出《移动的国家》《我来自安卡拉》的那个诗人自有会心和慧心：文学的要害与核心，不在于它如何真实或是否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而是首先在于它在复杂难缠的现实世界面前，怎样作出反应或者事实上作出了怎样的反应（reaction而非reflection）。而真实性作为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概念或观念，至今仍然处于纠缠不清的状态，难坏了寄身于三十六洞七十二岛的哲学好汉。对于以语言为媒介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人类而言，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乌托邦；所谓真实，拿弗洛伊德在某处的话说，不过是一个梦，一个幻想或一句胡话。重新提笔写诗的朱涛深信，照相式陈述顶多是人家镜子或者摄像机才配拥有的能力；他以自己的写作一再敦促语言知趣地承认，语言并没有那样的本事。
相较于老牌文学理论倡导的照相式陈述，《带来风暴的枝头》《移动的国家》《我来自安卡拉》只算得上伪陈述。伪陈述不是反对和否认陈述。不会有人也不会有任何一种文体，居然愚蠢、狂妄到了或神经失常到了反对陈述的程度；作为人之为人的主要标志之一，陈述的伟大及其效用不仅毋庸质疑，还必须得到赞颂，因为它确实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伪陈述仅仅意味着，它愿意很诚实地不相信语言能够真实地、亦步亦趋地、毫不走样地反映现实世界，语言根本无法成为世界的镜像；它只愿意真诚地相信，语言的本能，仅仅是在第一时间内，对现实世界的某种特定的情景作出反应。因此，张枣在整体上对汉语所作的论断就值得信赖：汉语的丰盈性本身就是诗10。从整体上观察朱涛的新诗写作，可以得知，张枣的信念大体上也算得上朱涛的信念，否则，这世间就不会有《带来风暴的枝头》《移动的国家》《我来自安卡拉》一类的诗作被阅读、被传送。
新诗的四种成分
几年前，朱涛有一首很短的诗，题作《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全诗如下。
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
数着钟鸣的足音
祈祷时间散落的钉
锲入劈头盖脸绷紧的晨光
做一只合适的脚
安置不断下沉的鞋子棺木
在被赐予又被剥夺的童年
要理解这首初看上去完全不知所云的诗，有必要着眼于全诗的最后一句：“在被赐予又被剥夺的童年。”如果由这行诗倒推回去，直至第一行“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那么，首尾两行之间那些散乱、各自为政，并且信奉无政府主义因而很不好理解的句子，马上就会变得有迹可循：它们不过是在数落童年时分某些不太友好却并非不可描述，但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断片而已。这些断片既让所有赞美童年和故乡的话语充满了讽刺的意味11，也让朱涛趁机展示了很好的诗艺，有意让首尾两句之间的所有句子都成为自由电子般的断片，故意让它们处于毫无方向感的混乱状态，仅仅依靠一首一尾充当电极，便让失去方向感的各个自由电子般的断片朝同一个方向整齐进发。因此之故，诗意在跌宕起伏间，反倒显得更加明确、明晰，有一种山重水复之后、云开雾散之下的豁然开朗感。但朱涛在此埋下了一个诗学伏笔却不可不察，假如你果然天真地相信这是朱涛在独自回忆往事，朱涛已经由此深陷于往事的泥淖中，那你就很可能严重误会了新诗这种大有性情的文体，也误会了伪陈述的初心和正当防卫的本意。
“诗言志”针对的自然是古诗；古诗仅仅是中国古人“言”自家之“志”的工具，从来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志”者，“怀抱”也12。对于古诗来说，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古诗为诗人服务，诗人善待古诗；抒情主人公则乐于与诗人合二为一，诗人之志就是抒情主人公之志，被“言”中的诗人之“志”，就是通常所说的古诗词作品。朱涛的写作可以作证，同样的情形，断不会发生在新诗多姿多色的身板上。事实上，作为文体的新诗、诗人和抒情主人公，乃是三个相互依赖却又相对独立的不同角色；他（它）们彼此之间互为主体，分别拥有各自强劲有力的自我内涵，共同指向成型的新诗文本（或作品）。朱涛对此多有慧心，新诗打一开始，就不是或至少不仅仅是诗人“言”自家之“志”的工具；不是诗人在心胸宽广地善待新诗，而是诗人与新诗处于平等的位置——善待有施舍和居高临下的意味。作为文体的新诗和诗人——比如朱涛——在互相谈判、争斗中，呼唤出了他（它）们彼此认同的抒情主人公，并赋予了这种性状的抒情主人公以独立并且相对稳定的自我内涵。在《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一诗中充当抒情主人公的那个人，必须得到朱涛和作为文体的新诗的共同认可。面对童年时分那些颇为不堪的往事和已“故”之“事”，面对“被赐予又被剥夺”的尴尬之境，被协商着制造出来的抒情主人公的反应反倒来得非常冷静，口吻也很平和，伪陈述则显得从容不迫。这仅仅是因为朱涛和新诗制造出来的抒情主人公遭遇到的，并不是猝不及防之间到来的事情，恰恰是诗人朱涛和作为文体的新诗事后回忆的产物，却又并不意味着新诗竟然草率地认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著名观点，诗“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感情”13。而“回忆的重大作用之一，就是对储存器性质的、现象学层次上的记忆进行涂改，将曾经毫无意义、毫不相关的原真生活事件堆积为‘纪念物’，以便符合回忆者此时此刻的心理需要。所谓回忆，就是对记忆中的事件进行有目的的挑选——毕竟不是每一件发生过的事件，都对回忆它老人家此时此刻的脾胃”14。比如说，在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看来，“本雅明对过去的回忆是有选择的，它将其愿意回忆的一切均看成是对未来的预见，因为记忆的工作……摧毁了时间”15。回忆拥有的这种从容、平静和斯文的范儿，让作为文体的新诗对往事的反应——而不是对“回忆起来的感情”——在一个瞬刻间，变得如此优雅、平静和不露声色，尤其是将防卫的程度和强度降到了最低点。如果拿《将回到锤子过度爱抚的夜》和《女神》中诸多防卫过当的诗作相比，或者拿它和左联时期那些急吼吼的分行文字相较，甚至拿它和北岛早期那些略显愤激的诗篇稍加比较，情形就显得尤为清楚。这里的关键原因，当然是朱涛和新诗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温和、平等的状态；他绝不赞成自己对作为文体的新诗稍有怠慢。
汉语的现代性由现代汉语来体现；或者，现代汉语是汉语现代性的产物，它以对物、事、情、人的条“分”缕“析”而见长——超强的分析性能也许是现代汉语最醒目的标志之一16。新诗是现代汉语顺理成章的结果；或者，现代汉语是新诗破虏平蛮的媒介或利器。仰仗这种性状的语言，新诗能以自身为主体，自主其事地将世间万物万事仔细地瞧它一个够和瞧它一个遍。朱涛的诗作因此可以如此言说，“蜂鸟停留在空中/保持平衡/因为鲸鱼丧失美味/像苍茫的老人/摆放在锃亮的刀叉上//听到的不全是血/有时还会是螺旋桨/喝着冰镇薄荷茶/轻快地吐出黎明”（《致失败者：蜂鸟停留在空中》）。稍有新诗教养的读者都不难体会到，这里边的每一个词、每一缕气息、语词和语词之间不着痕迹的转换，都精确地指向了物、事、情、人相互间汤清水白的关系。这不免理所当然地意味着，新诗对现实世界的正当防卫（亦即反应），可以精确到不差分毫的地步。朱涛很清楚，有了汉语的现代性，新诗不必像古诗那样，以营造氤氲、朦胧的氛围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以至于让读者由此深深信服诗人所“言”之“志”17；有了现代汉语超强的分析性能，新诗才能以其对万事万物不可思议的精确反应，取代老牌文学理论倡言的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朱涛因为经商，曾经停笔多年。很奇怪，当他重新开始新诗创作时，他甚至比很多一直坚守现场从业者更清楚一个事实，一个来自现代汉语诗18内部的事实，诗人、作为文体的新诗以及经由他（它）们协商而来的抒情主人公一道创造出来的，乃是作为成品的新诗文本；新诗文本当然是现代汉语的分泌物。由此，朱涛在暗中给出了他对新诗的理解，构成新诗的成分有四，而不是通常情况下被认为的那样仅仅只有诗人和新诗，并且新诗既受制诗人、也屈服于诗人的意志。这四种成分是：作为文体的新诗、诗人、抒情主人公和新诗文本。前三者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指向，让第四者成功地诞生。
发明现实
如果文学只是对现实的反映，那就意味着文学只能是现实的仆从与跟班，谈不上多少主动性，它也因此在人那里失去了应有的尊重和重要性。这等难堪的局面，断不会被有野心和自尊心的诗人所接受。重新开始写作的朱涛联合作为文体的新诗，让给他（或它）们的抒情主人公如是说：
他返回人间的第一件事是替大自然巡视
把勋章颁给藏红花和橄榄枝
用一柄波斯银勺浇灭太平洋螺旋火焰
卷起的波涛
把巴格达巫师和印度僧侣符咒的灵光中
掩盖冗长季风催眠的蓝鲸
但他想象不出受罚的雌狐会咬着他的小耳朵
抬起杏仁眼对他说
没有刺刀的宇宙了无生趣
——《此刻人间安静得像太平洋》
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新诗文本呈现出来的，根本就不是对现实的反映，甚至不仅仅是对客观世界的反应。在肉身凡胎存身其间的现实世界中，没有谁有能力“替大自然巡视”，除非他（或她）是上帝或不幸患有深度神经病；藏红花和橄榄枝不需要勋章，除非它们有自我意识；没有任何器皿可以浇灭波涛，再说了，太平洋根本就不会发出螺旋形的火焰……当然，也大概不会有人以这样的方式，对猝不及防之间不召而至的事情实施防卫，除非他（或她）神经不正常，因为这样的防卫无济于事。从纯粹生理学的层面上看，想象力很可能当真是人才配拥有的本能；唯名主义者（Nominalists）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持论高远，他将人的想象力直接视作一个稠密、扎实的语言事件（language events）19。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更上层楼，在他看来，人的想象力原本就是一种质地特殊的意识形态；想象力意味着对现实的拒斥和反抗，更意味着愿望。愿望则意味着从所是空间（to be as it is）走向应是场域（ought to be）20，犹如马克思所说的从必然王国迈入自由王国。愿望不仅促成了诗篇，它本身就是最高的诗篇21。在朱涛已经公开出版的几部诗集中，诸如《此刻人间安静得像太平洋》一样的诗歌文本比比皆是。这应当是蓄谋已久的事情，不会是心血来潮的简单、碰巧之举。
看起来，朱涛极有可能赞同张枣的艺术洞察力，“没有文学，哪来的现实呢？”22张枣之言绝非危言耸听，海德格尔早就这样表述过：“‘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习惯之上的……因为我们这个社团的语言习惯预先给了我们解释世界的一些选择。”23而更有甚于海德格尔之所说的恰恰是，文学（比如说新诗）不仅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也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正当防卫，更应该发明新的现实，发明此刻和当下，又岂是时下正在大肆盛行的穿越文学可堪比拟。朱涛的诗作在这里给出的启示也许是，被现代汉语精心喂养的新诗的自我内涵之一，就是致力于发明新的现实；这就是新诗想要的长相。《此刻人间安静得像太平洋》当中描述出的景象，不过是被发明出来的无数种新现实中的一种。被新诗发明出来的现实永远呈复数状态，它们是众多以至于数不清的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朱涛在题作《闪电》的短诗中，如此写道：
闪电，你心脏的熔炉是冶炼氰化钾的吗
泣血过你的嘴无不蘸着速朽的眼神
期盼夜的荒原生灵涂炭
是谁赐予你永不凋谢的长柄银勺
吹奏海腥味的铜号
叫板千帆过尽的波浪
中国古人很有想象力地认为，闪电，天笑也24。但朱涛的短诗《闪电》却发明了一种新闪电，这种被发明的闪电看起来毁誉参半、正邪参半，既可能是毒药（氰化钾），也可能是吹奏乐声的器皿，这种乐声甚至可以叫板令人恐怖和要人命的波浪。总之，它是一种凡间人世未曾出现过的闪电，一种可能的闪电，或者一种在闪电层面上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被发明的新现实提供了和只愿意提供各种匪夷所思的可能性，它要么直接就是应是场域，要么就是以应是场域的反面去映衬、去解释到底什么才是应是场域。真正的现实世界晦涩难懂，因此，朱涛在对这样的现实产生反应时，也就合乎逻辑很激烈；他的诗大多复杂难缠，难缠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闪电》的复杂性仅仅在于，它集应是场域和到底什么才是应是场域于一体。
担负发明现实之重任的新诗，和诚实地“言”古人之“志”的古典诗词大不一样。后者不虚构、不伪饰，尤其是没有发明新现实的责任和义务。古诗只负责表达古人在现实经验面前真实的灵魂反应25。但朱涛很清楚，新诗发明（或曰虚构）新现实的目的之一，是给真实的现实提供参照，让我们存身其间的那个晦涩难缠的现实，去模仿被新诗发明出来的现实，而不是老牌文学理论认为的那样是新诗模仿我们存身其间的现实。朱涛再一次埋下了一个诗学伏笔，真实的现实注定是残缺的，所以才需要新诗发挥具有反抗功能的想象力，才需要被想象力包孕着的那种对应是场域的强烈愿望。在古典中国，人们常常以颂扬真实的历史人物（比如文王和周公）为方式，达到讽刺当下现实的目的。陈子龙就这样说过：“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时衰而思古之盛王。”26郑覃上书唐文宗：“夫《诗》之雅颂，皆下刺上所为。”27在现代中国，新诗以发明新现实来达到批判现实世界的目的。这正是一贯愤激的朱涛最想看到的局面，新诗在最根本的层面上，和伟大的古诗保持了一致性。也就是说，新诗从一个很隐蔽的角度和一种很幽暗的途径，回归到诗教、美刺的大本营，只不过它的回归是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再一次地“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发明一种创世的语言方式
有不少批评家已经注意到了朱涛独树一帜的语言方式28。耿占春指出，“就最显而易见的话语方式而言，朱涛的诗似乎远离了日常经验性主题，至少就其表层语义而言，更倾向于梦幻般的无意识呈现”29。“梦幻般的无意识呈现”正是发明新现实的另一种称谓，宛若父亲、爹、爸爸和father之间的关系。在此，耿占春的潜台词更有可能是，朱涛之所以能让作为文体的新诗发明各种各样的新现实，就在于朱涛找到了仅属于朱涛自己的语言方式、发声方式。很显然，这是一种与发明新现实相匹配、相般配的方式。依照神学语义，太初有言就是必然的结论。此“言”决非一般之言，它既是上帝之“言”，还直接等同于上帝（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30；即使是万能的主，也必须借助语言才能说出（God said）——而非制作出（God made）——整个世界。与上帝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大有区别的是，朱涛的语言方式首先建立在刺激-反应的层面。基督徒一准儿会认为，朱涛受到的刺激来自被上帝说出的那个现实世界。
铁，在我的体内种植
三角架，与最初的肋骨。
现在，它们生长、扩大、旋转
如深不可测的黑洞的天空。
在时间饥饿的搅拌机里坚挺
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
——《替一切哑默者呼喊并歌唱》
耿占春在引用了这几行诗之后，紧接着有过很精彩的评析。“毫无疑问，铁、三脚架、搅拌机都是我们这个时代轰隆作响的物质性语言，它们制造出社会体量的增长，在诗人的‘体验’里，这些钢铁，这些机械设备与装置，也在人的体内种植下来，生长/旋转，人与物的固有范畴已经被僭越，不同事物之间的广泛可交换性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现实性，而非仅仅存在于诗歌修辞之中。”31这是朱涛在用他特有的语言，对现实世界做出迅疾的反应。但更正确的说法在这里，朱涛赋予了他的语言在面对现实世界时随机应变的能力。朱涛也许是凭靠个人性情，完成了对语言的个人性塑造，但个人性情属于不可知领域32，不可言说；依照维特根斯坦的教诲，也就不必追究。或许，皮卡德（Max Picard）能对这种情况作出一点点——仅仅是一点点或哪怕只有一点点——有效的解释。“沉默产生语言，换言之，它是出于一种委任而存在的。也就是说，语言是由在它之前的沉默所认可了的，所正当化了的东西。”33单就这一点而论，朱涛和他的语言就既是上帝的受造物，也是上帝的受造物的伴生者。但朱涛基于对新诗的独到领悟，必然会让自己的语言方式更上层楼。
秋天吞下的绞肉机预感将于深夜发作
他嘱咐廉价的果实们：心绞痛时
须踮起脚尖，让嘴飞出去，像呼啸的子弹
咬合大地泥泞的种子，似亲吻至爱的人。如此
披肩的盲雪才能赤裸着
找到你们匿名的遁形血迹
完成尸检洁白的惊艳一瞥
——《雪国尸检》
这样的诗篇就不仅是对现实的反应，已然是发明了一种新现实；这样的语言方式也不仅仅停留在对现实刺激做出反应的层面上，而是一种类似于创世的语言。从理论上说，所有的诗人和艺术家都应该是和必然是创世者，因为他们必须创造可能世界；但此处所说的创世的语言的意思是，它在性质上而非效用上与上帝之言相等同。
注释：
①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见敬文东《新诗：一种愿以拯救性教义为自我的文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1期。
②1949年以来，如此这般看待文学差不多一直是中国大陆文艺理论教程中的核心部分，最著名的或许要算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一书，几乎通行于中国大陆每一个汉语言文学专业，有着极大的影响。
③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有可能是诗人肖开愚（肖开愚：《90年代诗歌：抱负、特征和资料》，《学术思想评论》，赵汀阳、贺照田等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225页），这个问题其后得到了批评界的大规模认可，罗振亚是其中极有力量的提倡者（罗振亚：《21世纪诗歌:“及物”路上的行进与摇摆》，《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罗振亚：《21世纪“及物”诗歌的突破与局限》，《诗歌月刊》2019年第2期）。
④Austin,Truth,Philosophical Pape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pp.121.
⑤陈嘉映：《泠风集》，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⑥21敬文东：《随“贝格尔号”出游》，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56、263-265页。
⑦罗兰•巴尔特认为，“叙事的功能不是再现，而是建构一种景观”。“叙事并不展示，并不摹仿。”但他站在结构主义的立场，又走向了绝对化，“叙事中‘所发生的’指涉（现实）的观点是无，‘所发生的’只有语言，语言的冒险，对其到来的不断赞颂”（R.Barth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ructuralAnalysis of Narrative ,in Image,Music ,Text,p.124）。
⑧[法]托多罗夫：《日常生活颂歌》，曹丹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1页。
⑨西渡：《灵魂的未来》，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10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诗歌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11比如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的成员之一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就曾令人吃惊地写道：“我们的童年之乡还存在，即使仅仅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即使家乡将我们流放，我们仍然对它忠诚不变；我们把家乡的形象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就像随身必带的行李一样。”参见[美]马尔科姆•考利《流放者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张承谟译，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2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13[英]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一八〇〇年版序言》，曹葆华译，《西方文论选》，伍蠡甫主编，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7页。
14敬文东：《记忆与虚构》，《小说评论》2002年第2期。
15[美]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姚君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16汪晖对这个文体的思考值得重视，“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的更为鲜明的特征”。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二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39页。汪晖指出了分析性的由来。但也有人认为古人使用的汉语自带分析性能成中英，参见潘德荣、陈望衡主编《略论汉语的特质》，《本体与诠释》(第6辑)，刘梁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页，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处于误解。
17有关这个文体，参见敬文东《新诗：一种渴望自我实现的文体》，《文艺争鸣》2020年第7期。
18将新诗这个名称等价于现代汉语诗的初衷，乃是想将“诗”与“歌”分开，摒除“诗歌”这个提法。至晚从春秋时代开始，“诗”与“歌”就已经分途，这从《左传》中许多人征引《诗经》的句子以陈自家之志，即可略见一般。王小盾经过仔细考辨，认为《尚书•尧典》中著名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应当作如是解：“什么是‘诗’？诗是心志发为朗诵；什么是‘歌’？歌是把朗诵的声调加以延长；什么是‘声’？声即曲调，是对歌声的模仿；什么是‘律’？律即乐律，是对曲调加以调和。”参见王小盾《论汉文化的“诗言志，歌永言”传统》，《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到了新诗阶段，“诗”与“歌”在根本上更是毫无关系。
19Wilfrid Sellars，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3.
20[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4页。
22张枣：《张枣随笔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23[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6页。
24参见无名氏《神异经•东荒经》。
25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见[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东方杂志》1926年第6期；[美]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陈小亮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26参见陈子龙《陈忠裕全集•论诗》。
27参见赵莹编修《旧唐书•郑覃传》，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28罗振亚：《穿越而来的“惊奇先生”——朱涛诗歌印象》，《文艺报》2019年3月4日。
29 31耿占春：《在语义畸变中求索意义秩序——以朱涛为个案的诗学札记》，《当代文坛》2021年第2期。
30参见《圣经•约翰福音》1:1。
3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88-111页。
33[瑞士]马克斯•皮卡德：《沉默的世界》，李毅强译，上海书店2013年版，第8页。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