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苦痛与死的伦常——评胡学文新作《有生》
内容提要：胡学文的《有生》在借鉴乡土中国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将人物俗常的精神褶皱投射于喜鹊、乌鸦、蝴蝶等自然生灵之上，形成一种物我合一、众声喧哗的生命奇观，并由宋庄见出整个乡土中国百年来的民族苦痛和生命本相。但作者并未采取惯常的宏大叙事，而是透过凡常琐碎的生活细部和生死伦常，经由不同历史时期女性群像的存在之困，以“小人物”讲述“大历史”。而长期以来“被侮辱”“被贬损”的女性身份的转变，鲜明地凸显了乡土中国在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异质与新变。可以说，她们微若蝼蚁的生命史，即是沉痛的民族苦难的时代面影。
关键词：胡学文 《有生》 女性群像 生命本相
福柯有句高频名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今天我们发现同样重要的是阅读神话的年代。2021年5月刚刚颁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认识整个中国未来的变化，尤其是社会、家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具有极大的启示。在人口数据及平均人数面前，阅读和阐释长篇小说《有生》别具意义，这是胡学文耗时八年创作的一部“大书”，不论是50万字的篇幅，还是对百年乡土中国生命形态和民间文化的钩沉，都是近年来当代文坛浩如烟海的“新生儿”所鲜有的。胡学文在建构宋庄这一文学世界的过程中，力图祛除主流话语和宏大叙事的阴霾，“尽量蜕去关怀和悲悯中的戏剧性和知识分子视角，胡学文把自己的生命和《有生》这样一个巨大的文本完全消融在土地、乡民和文化的肌理之中，追求的是超越了历史、阶级（阶层）、性别等话语之上的更为平静也更为壮阔的‘大悲悯’”。①
小说采用作家所谓的“伞状结构”，通过百岁老人祖奶的回忆与追溯，经由个体生命命运浮沉的血泪与酸楚，再现了百年乡土中国的历史苦难与生命褶皱，并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分章穿插叙述了如花、毛根、罗包、杨一凡和喜鹊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痼疾，以百年时空的不断交错穿梭，将过去与现在巧妙地勾连起来，聚焦万物生灵，透过凡常琐碎的生活细部和生死伦常，倾听尘世众生的喧哗与骚动，折射波澜诡谲的时代风云和满目疮痍的民族苦痛，并于宋庄见出百年乡土中国的心灵秘史和生命本相。
一、物我合一、众声喧哗的宋庄奇观
中国作家大都有很强的乡土执念，他们在凭藉各自不同的情感体验与文学想象回溯历史，审视现实人生的同时，也在建构着自己的文学版图，譬如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梁鸿的“梁庄”等，宋庄则是胡学文倾力构筑的文学世界。总览20世纪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固然是其主流，但作家大都追求厚重的历史叙事和宏大的史诗性建构，对现实人生和历史苦难的叙述过于沉痛和压抑，给人以撕裂的经验痛感，而缺少灵动的自然风韵和浪漫的虚构与想象。胡学文新作《有生》中的宋庄是一种犹如王国维所谓的“有我之境”，其对宋庄奇观的勾勒嫁接和移植了诸多乡土中国的神话传说和民间寓言，是对中国儒释道合一的传统文化与民间传说的文学想象。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文学养料，重视花鸟虫鱼等自然生灵，使之与不同人物形象相映照，于一种人与自然合而为一、众生喧哗的浪漫氛围中，讲述个体生命的存在之困，揭示乡土中国原初的生命形态和民间经验。这一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和古老传说，将人的主体意识投射到自然生灵之中，使其与小说人物的情思意绪相映衬而成一个个奇特的生命有机体，藉以缓解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沉重，重获生活的勇气和心灵归所的创作方法，是胡学文《有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点。
祖奶是宋庄有名的接生婆，将接生奉为自己的人生圭臬，并在一次次的接生中逐渐被传奇化，最终被宋庄人尊为神而顶礼膜拜。中国人自古以来具有非常浓郁的观音崇拜，流传着诸多关于观音菩萨的神话传说，接生婆更是以观音作为自我行为的规训。在她们看来，“接生是积德，德没有亲疏，不分大小，不管什么人找你接生，哪怕是你的仇家，都不能推。观音在上，接生婆的一言一行，都逃不过观音的眼”②。接生不仅是祖奶的人间使命和积德之法，更是其万念俱灰之际生命得以继续的灵丹妙药。《有生》以祖奶出生时的各种怪异事件预示了其波澜诡谲的传奇人生，而蚂蚁作为小说贯穿始末的重要意象，它的每次出现都伴随着祖奶失去亲人的切肤之痛。小说着重描述了祖奶父母死亡现场蚂蚁蜂拥而至的“盛况”，以及由此带给她的精神刺激和心灵震颤。于祖奶而言，预示厄运的不是民间传言的乌鸦，而是蚂蚁，它不仅见证了祖奶一个个亲人的离世，而且凸显了生命的渺小与无常。瘫卧在床的祖奶身上并不是真的有蚂蚁在窜，而是其多年来郁结于心的伤痛的外在显现，是其一生难以祛除的心灵梦魇。
除了半人半神的“观音弟子”祖奶，胡学文的宋庄还有视花如命并精心喂养乌鸦的如花、能听懂喜鹊叽喳之声的喜鹊，以及会如蝴蝶般飞翔的白杏等一个个奇特的人物形象，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物我合一、众生喧哗的乡土画卷。这种对中国民间经验和神话传说的借鉴与嫁接，不同于贾平凹《废都》《怀念狼》等具有挽歌情调的乡土叙事。胡学文笔下的万物生灵是始终立足于人本身的，是人物情感的主观投射，而非自然万物的自我言说。它们既不似《废都》中犹如哲人般忧心种族退化的牛，也与《怀念狼》中可以随意幻化成人的狼大为不同，而更接近于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我观物”式的寓情于景。
《有生》调动了自然界的各种生灵，并藉此寄予了小说人物不同的思绪与期冀，喜鹊和乌鸦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意象性存在。喜鹊和乌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寓意，一般而言，喜鹊是吉祥的象征，乌鸦则正好相反，往往被视为死亡、恐惧和厄运的代名词。在中国文学，尤其古典诗词中，它们也是无数文人墨客藉以表达其人生境遇与繁杂心绪的重要意象。胡学文在继承和借鉴古典文学借景抒情的创作手法的同时，一反人们固有的思维定式，不论是象征祥运的喜鹊，还是预示不祥之兆的乌鸦，都被他的小说人物珍若家人，是其生活寄托和情感归所。
喜鹊从小便聪明伶俐，但父亲的懦弱和母亲生活的不检点造成了她刁蛮的性格，也促使她过早地担负起了家庭的重担。比起母亲接连不断的丑闻，尤其与其情夫企图谋害家人给喜鹊造成的心灵创伤，父亲羊倌和弟弟小更懦弱的性格更使她生气和绝望。当父亲最初把受伤的喜鹊抱回家时，她并不喜欢，甚至因其犹如父亲般近乎讨好的行为而心生厌恶，但在目睹了喜鹊与野猫的生死搏战之后，它的勇敢和坚强令她吃惊，而其感恩之举更是令她，也令整个宋庄震惊。她后来为自己更名为喜鹊，既表达了对鹊鸟的喜爱之情，也蕴含了其不为人知的自我期许和精神寄托。“那叽叽喳喳于她不只是识别码，不只是情绪的探测器，还是她的呼吸她的血液。人们只知道她喂养喜鹊，不知她也依赖它们。没有它们，她可能也会活下去，但绝不会是这么个活法。更透彻点儿说，她的精气神儿源于它们。”③而她之所以嫁给黄板，皆因他不服输的性格，那是她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男子气概，但这承载着她人生期愿的幸福却随着黄板的牢狱之灾渐渐远去。她人生最为悲哀之处便是求而不得，不论是对于家人，还是爱情。
对于如花而言，乌鸦同样也是她的念想与牵挂。如花是个爱花如命的人，她会因所养的花惨遭毁坏而伤心难过，也像喜鹊能明白鹊鸟的啼鸣一样懂得花语，她宛若花朵般美丽，但其幸福生活也如烂漫鲜花般转瞬即逝。她与钱玉因花结缘，婚后的他们幸福无比，钱玉不仅没有抑制，反而助长了她养花的兴致，使她不仅在家里养花，也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都种上了各种各样的花，更为疯狂的是钱玉竟陪她在雷雨天去野地看闪电，甚至为了让她看奇艳的花朵，私种罂粟而被人举报拘留。在钱玉看来，只要是如花喜欢的，他都不仅支持，而且喜欢，但美好的东西总是短暂，这一幸福的生活很快因钱玉的离世而终结，致使如花饱受相思之苦。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生死不渝的爱情佳话，胡学文借鉴了诸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让钱玉如梁祝化蝶般变成了乌鸦，给了如花新的生活希望和人生信念。
喜鹊和乌鸦等自然生灵在胡学文的小说中都被赋予了人的情感，承载了人物的美好期许与愿望，但其小说浪漫而奇异的想象远未止于此，而有其独特的艺术想象，这主要体现在白杏这一人间精灵的塑造上。白杏不仅天然地迷恋苍蝇蚊虫等各种空中生灵，就连走路也需借助手臂的舞动方才不至摔倒，即使白礼成严厉矫正也无济于事。对白杏会飞的神奇场景的亲眼目睹使祖奶大为震惊，虽然她并不理会白礼成将其归咎于白杏生于接生途中，沾染了不好的东西的猜疑与揶揄，但出于对女儿安危的考虑，他们不得不对其严监严管，有时甚至采取栓绑的措施，但灾祸依然未能幸免，白杏最终还是乘祖奶睡着的间隙解开绳子奔向河边，永远地消失了。再次失去女儿的残酷现实犹如晴天霹雳，几乎将祖奶抛入了绝望的深渊，但“我闭上眼，就看见了飞翔的白杏。白羽如雪，身姿轻盈。她飞过蝴蝶河，飞越垴包山，飞向蓝天要融化的天空。一个俯冲，她射下来，快至地面忽又翻起，在村庄上空久久不动，就那么悬浮着。她周围没有同伴，就像那些孤傲的老鹰。偶尔，白杏会栖落在房顶或门前的杨树上，那还是大旺栽的，并不怎么高，树叶遮掩不住她的身影。我凝望她，她窥着我”④。白杏既是祖奶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也是其永在的人间精灵，尤其在白礼成和白花失踪之后的那段难捱时光，她几乎是其唯一的依恋和心灵宽慰。
二、人物身份的转变及其精神褶皱
“胡学文的小说有一种北方的朴素，这份朴素是诚恳而动人的，是忧郁而善良的。在他的小说里，没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说教，有的只是对不幸人生的深情凝望。”⑤其对不幸人生的深情凝望大都体现在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肌理有着直接的关联。在传统的乡土中国，农业是人们最为重要的生活源泉，而这一生产方式决定了男性的主导地位，迫使女性沦为了“第二性”，长期以来遭受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压制和贬损。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传统乡村的社会结构与权力机制被重新洗牌，乡村女性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胡学文的《有生》再现了女性在不同时期的生活苦痛与精神褶皱，并经由女性身份的转变凸显了百年乡土中国社会秩序、经济结构以及文化心理机制的某些新质。
《有生》对女性生命褶皱的叙述与渲染占了很大比重，不仅书写了祖奶厚重繁杂的人生期冀与经验痛感；喜鹊源自原生家庭的成长隐痛和如花的爱情悲剧，也叙述了李二妮、麦香等女性人物群像的生活疑难和心灵创伤。她们的人生悲剧既有时代、社会、家庭的贬损与戕害，也有其自身的性格因素。李二妮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女性，她性格孤傲骄横，但又悲苦可伶。在传统中国，“我们的家既是个绵延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⑥。在这种讲求纪律而排斥个人情感的事业性团体里，男性居于核心地位，掌控着整个家庭的生产劳动和生活资料，而女性则是依附于男性的生育社群，有着“三从四德”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约，遵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制。在这种充斥着浓郁的血缘继替观念的封建社会，没有为夫家生育儿子以延续香火便是李二妮不幸的最大源泉，这也是其一直以来记恨祖奶，想方设法要将李夏过继给她的原因所在。在她看来，她原本可以避免这一人生悲剧，但接生无数的祖奶却偏偏没能保住自己的儿子，使她不仅被夫家嫌弃，更要隐忍丈夫赵进元的不忠和厌嫌。她曾想以李夏来挽回自己在夫家的地位，换得丈夫的回心转意，但却遭到了祖奶的拒绝。试想在遵循父系单向血缘传承的乡土中国，即使祖奶同意将李夏过继给她，她也未必能讨得公婆和丈夫的欢心，甚至会将李夏推入家庭差序法则的边缘，成为其婚姻的牺牲品。而其后来被赵进元为吸食鸦片而卖掉的凄惨遭遇，更是凸显了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物的卑微。但李二妮的血泪与伤痛并不仅仅是她个人苦难生活的简单呈现，也是诸如李桃等中国封建社会千万妇女悲惨人生的真实写照。
麦香的人生悲剧则更多的是其自身的性格使然。罗包因麦香身上散发的奇香而痴情于她，即使其因与邱猴子私奔而声名狼藉，罗包依然不顾父母反对娶了麦香，婚后更是对其百依百顺，宠爱有加。“麦香既不需要下田劳作，也不需要在豆腐坊帮忙，除了做饭，就是制作香囊。不夸张地说，麦香是宋庄的第一个全职太太。不需要做饭也不制作香囊的时候，麦香就和另一帮女人，多是年龄比她大的‘挂胡’。”⑦但罗包无微不至的爱恋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使麦香渐次飘然，甚而助长了其性格中自私、刻薄的偏狭一面。她不顾他人颜面和邻里之情仅凭怀疑去找土墩娘兴师问罪；也不愿念及手足亲情借钱给宋太，在她看来，即使亲爹也要权衡利弊，不能头脑发热充好人、逞英雄；更令罗包愤怒的是她不仅留下了他给毛根和毛小根的肉，还将几日前炖糊的肉送给了他们，全然不为他人着想。与李二妮不同，麦香与罗包婚姻的破裂并非源自传宗接代这一乡土中国的亘古伦理，而是其日渐跋扈的性格和不近人情的做事风格造就的。她甚至利用罗包的信任，将自己不孕的事实转嫁给了罗包，并居于道德的制高点来宽慰他。罗包的一再让步和容忍不仅没有缓解他们之间的情感裂缝，而且成为了麦香算计和欺骗的砝码，她的盛气凌人和蛮横无理最终导致了家庭的决堤，但她却将问题归咎于自己的不孕和安敏的插足，而不去反思自身。不论是委身于宋品寻求人生的依靠，还是对于婚姻的挽回，她都采取了一种错误而极端的方式，亲手将自己原本幸福的生活一步步逼入了死角。
纵观百年来女性的生活境遇和生命轨迹，从礼制教化到资本运作，从“第二性”的生育工具、男性附庸，到现代社会的全职太太、独立个体，这一女性身份的巨大转变更为直观地再现了乡村社会秩序和伦理制度的“破冰”。现代文明的浸染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改变了乡村的恒定结构，淡化了乡土中国浓郁的地缘情结和家族血缘执念，也于无形中促进了乡村女性的解放，促使封建宗法人伦强加给李二妮等千万妇女“三从四德”、传宗接代的封建规约和家庭职能渐次消弭，男女家庭地位也发生了历史性反转。在罗包与麦香的婚姻中，位居主导地位的不是罗包，而是麦香。麦香不仅掌控着罗包的钱财，更拥有家庭的绝对话语权，他们的婚姻是以罗包而非麦香的包容与妥协而维系的。麦香不仅没有因未生育而遭到任何非难，反而将自己的不孕转嫁给了罗包，这在传统中国是绝无可能的。在那时人们的认知里，不生育或生不了男孩是女性的问题，男性作为家庭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在罗包和麦香的婚姻中，罗包父母是作为在场的缺席者而存在的，婚后的麦香与罗包与父母分开生活，他们不再是一个由血缘捆绑在一起的密不可分的有机体，而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论是麦香婚后一直未生育，还是后来的婚姻变故，罗包父母都处于一种失语状态。现代文明不仅打破了传统中国的男权神话，促使现代社会农村女性渐次获得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解放，也使得现代人告别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恋观。不论是麦香与邱猴子夭折的私奔，还是如花和钱玉的两情相悦，都是乡村青年追求恋爱自由的体现。罗包不顾父母反对，不介意麦香声名依然娶她为妻，以及如花从父母家逃跑，毅然决然地改嫁钱宝等都进一步凸显了封建家长权威的溃败与现代人自我意识的觉醒。
现代社会，女性的生活困顿和精神褶皱不再是事业型家庭社群所赋格的作为“第二性”的听命与服从，以及由此造成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苦痛，而是源自原生家庭的成长之殇和现代社会个人欲望与偶然性因素合力下的无可奈何，而后者又与男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除了象征封建男权机制崩塌的罗包，《有生》也描绘了诸如乔石头、钱玉、杨一凡等其他现代社会男性人物形象身份的转变，及其存在之困。乔石头接替祖奶成为宋庄另一个神一般的存在，鲜明地体现了资本魅惑下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预示着祖奶所代表的传统礼法社会已然成为了过去，现在乃至未来的乡村将落入金钱宰制的牢笼，其最突出地体现在乔石头对垴包山的收购上。土地是乡土中国无可割舍的生命依托，然而市场经济狂潮彻底改变了现代人的土地观念，使得很大一部分人为了眼前的利益放弃了土地所属权，社会经济强力也诱使钱玉等人脱离了传统中国生于斯、耕于斯、死于斯的既定生活轨道，在金钱魅惑下离开了土地，进入城市以寻求生活的无限可能。但从普通农民到农民工，这一身份的转变并未使孙少平般的农村青年在城市谋得想要的生活，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成为了犹如如花般留守家中的妻子永远无法释怀的伤痛。但即使如乔石头这般资产丰厚、位尊权贵之人，最终也难逃精神荒原的侵蚀，而他与喜鹊之间的情感纠葛，则体现了“他人即地狱”的心灵痼疾。
杨一凡是营盘镇的镇长，也是诗人北风。他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也没有诗人应有的才华与气质，但不论是严重的精神焦虑症，无意间邂逅的养蜂女，还是关于蜂王的诡异短信，都使其充满了浓郁的神秘色彩，而这些旁逸斜出的奇崛人生又似乎与他诗人的身份相契合。犹如天外来客的养蜂女让杨一凡不由得想到《聊斋》，而他也似其人物般亲历了一次如梦如幻的人生奇遇，但养蜂女的蜂针疗法不仅没有治愈杨一凡的失眠症，养蜂女更以离奇死亡的方式根植于其心灵深处，那些有关蜂王的无厘头短信则一再拨动着他敏感的神经，使其更加焦躁不安，徘徊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精神焦虑症是一种都市现代病，作为营盘镇镇长的杨一凡却患有此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农村现代化转型在为现代人提供更加多元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遭受着城市的浸染和贬损。
三、主要叙事人及其时代面影
后记《我和祖奶》开篇即叙述了作家返乡看望祖奶的温馨场景，但就在读者因其真切的细节描写而以为祖奶确有其人之际，作家却笔锋一转，“好吧，我老实交代，祖奶是我虚构的人物。在写作的三年中，我与她朝夕相处，加上构思的时间，达七八年之久。闻其声，见其形，睹其行，揣其思，杀青之时，竟恋恋不舍。她人在塞外，而我仍有机会造访她，遂写下上述的臆想”⑧。这一叙事的突转着实令人震惊，也不禁使人想起1980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醉心于形式试验的先锋叙事，但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胡学文并无意效仿先锋作家而公然揭开文学的虚构面纱。犹如大仲马在创作《三个火枪手》时会因情节需要将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亲笔“杀死”而伤心难过，祖奶于胡学文而言亦是如此。在胡学文看来，祖奶并不是自己所虚构的小说人物，她和她所生活的宋庄，以及宋庄的芸芸众生皆是真实存在于中国大地的，是装裹着人间悲剧的构想世界的真实世相，而非对感受世界的直观再现。
胡学文将自己对乡土中国的深切情感熔铸于宋庄这一文学世界，小说大半部分以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经由祖奶的百年人生际遇揭破现实的残酷与荒诞，勾勒风云变幻的时代画卷，谛视历史的沉痛苦难和生命的原初形态。而小说开头和结尾祖奶的自白正好形成了一种复调，强调了这一小说主人公和主要叙述人的独特之处。对此，胡学文在后记中作了详尽的阐释：“最初，我设定由鬼魂叙述，但想到已经有那么多小说均如此叙述，从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到托尼•莫里森《宠儿》，均光彩夺目，尾随其后，不只危险，亦糟糕透顶。若由祖奶坐在椅子上，一边喝茶一边回忆又太简单太偷懒了。省劲是好，只是可能会使叙述的激情和乐趣完全丧失。小说家多半有自虐倾向，并非故意和自己过不去，而是对自己的折磨会爆发动力。这样，我让祖奶不会说，不会动——请她原谅，但她有一双灵敏的耳朵。小说写她的一个白日和一个夜晚，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讲述了自己的百年人生。”⑨
“《有生》有着相对宽漫的时间跨度，小说中的‘祖奶’和其中的众生经历着百年时光里的全部曲折、疼痛、起伏、爱欲和时代变迁，以及这种变迁中个人命运与社会认知的转变。”⑩但与20世纪中国文学侧重于历史宏大叙事的现实主义作品不同，《有生》既没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的正面描写，也尽力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始终着眼于历史长河中的芸芸众生，并经由小人物凡常的生活琐碎与生命褶皱，再现了风云变幻的时代图景和沉痛的历史面影，凸显了如蝼蚁般卑微的个体生命生的苦痛与死的俗常。“每个人的‘当前’，不但包含他个人的‘过去’的投影，而且还是整个民族‘过去’的投影。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用的、不可或缺的生活基础。”11祖奶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儿时跟随父亲漂泊期间，三岁登基的溥仪、逃荒大军、剪辫子、大清覆灭等不时穿插期间；二是在李贵的牵引下来到宋庄，在此结婚生子，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她因接生见过土匪、察哈尔副都统、冯玉祥手下的师长乃至日本将领等各色官员，亲历过伪蒙疆政府、农民暴动、“文革”等民族国家政治风波与社会变革。用她自己的话说：“我经历过灾荒、饥饿、战争、瘟疫，当然有数度失去亲人的打击，但都挺过来了，没有被野狗争抢，没有被乌鸦啄食，可就像划割过深的伤口，即便痊愈，也难免留下疤痕。每一节每一处都长着一个故事，犹如老树的枝条，在晨雾中醒来，在暮霭中睡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12可以说，祖奶的百年人生也是乡土中国的民族史、苦难史，而在这些触目惊心的民族苦难背后皆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苦痛与无可奈何。
天灾与战乱是中国人心底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20世纪中国文学也极尽叙事之能事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与渲染，胡学文的《有生》也不例外。以农业为根基的乡土中国是黏着在土地上的，世代定居是其生活常态，只有遭遇严重的天灾或战乱方才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但即便是迫不得已举家搬迁，人们也大都遵循熟人社会的关系法则。祖奶一家加入逃荒大军去往山东，是为了去单县投靠父亲的表弟，而在祖奶当宫廷焗匠的梦想破灭之后，又在李贵的牵引下来到宋庄，这一人生轨迹的突转皆因对熟人秩序的信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生理需求置于人类需求的第一位，认为只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才有自我实现的可能。逃荒的窘境和求生的本能迫使祖奶父亲抛却了出门三分敬的处世至理，强烈的求生本能遮盖了人性中理性、温暖的部分，使其为一只小鸟与衣衫破烂的女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这一凡常之事鲜明地再现了动乱时代微若尘埃的普罗大众的生存疾患，并由此窥见人性中不为人知的幽暗面。而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节点，残酷的战争、各种名目的赋税以及土匪流氓等合力促使整个乡土中国家破人亡。“死人多，活人少，从砖块瓦砾中翻找尸体，再将尸体埋葬是巨大的工程，更大的苦难在于，尸体残缺不全，有的没了头，有的没了腿，有的缺胳膊，有的炸烂了肚皮。即便凑全了，但未必是原来的，男的安到女人身上，本来是老人的身骨，却安了娃娃的头。到后来，没有哭声了，因为没了力气。每天醒来就不停地挖、找、翻。”13但蔚县这种残酷的暴力与死亡场景对于饱受民族苦难的乡土中国而言只是冰山之一角。
《有生》不仅经由祖奶的百年人生再现了晚清以来乡土中国遭受的巨大民族浩劫与时代隐痛，也凸显了生于期间的普罗大众的沉痛苦难。生与死、乐与哀，唯有顺其自然，欣然接纳，这不仅是宋庄人的生活秘方，更是整个乡土中国血与泪的生命哲学；不仅是特殊历史时期微若蝼蚁的小人物的应对之策，更是几千年来乡土中国世代继替的生存哲思。乡土中国长期以来相对封闭、贫困的社会现实与儒家以家族为核心的礼法教化逐渐形成了费孝通所谓位育的生活方式。“在资源有限的匮乏经济里有不知足不安分的人，而且对于物质享受的爱好，本是人性之常，但是这种精神并不能使人在这种处境里获得满足，于是有知足安分的观念发生了。这种观念把人安定在这种处境里。”14自足、安分、克己便成为了古老中国的处世秘诀，这种几千年来积淀而成的安分守己、修己以顺天的位育观早已融入中国人的骨血之中，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
正是这一无意识之中的潜意识形成了中国人忍受苦难的坚韧毅力，也是余华在《活着》中经由福贵老人一生的苦难与坚忍，道出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残酷哲思的原因所在，但对于为什么活着这一人类终极追问，胡学文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在他看来，人生在世要有期冀和念想，即使微若游丝，犹如接生之于祖奶、乌鸦之于如花。胡学文也藉祖奶之口指出，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大灾大难也无可避免，要有情绪的自我排解方式，倘若郁结于心而成顽疾，最终只能悲剧收场。拉风箱的婆婆、吆喝卖麻花的店主、吃草的白礼成父亲等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驱散着内心的苦闷与烦难，即使历经百年时代变迁，宋慧、林月莲等人也依然延续着这一“传统”。宋慧以挨打的方式帮助丈夫杨八叉发泄内心的不快，又通过嚎哭来消解自己的苦楚；林月莲则通过近乎极端而变态的方式来排解孤独与焦虑。她以公爹调戏自己为由一再上访，但她上访的目的并不是希望政府能真正帮她解决问题，只是想藉此消磨漫长的虚空时光。
除了对生活的美好期冀和情绪的自我消解，胡学文也通过祖奶再现了小人物面对无力改变的深重灾难时近乎本能的报复性抗争。接连失去亲人的沉重打击不仅没有击垮祖奶，反而激发了她的生育本能。“在那个漫长的夜晚之后，准确地说，是第一缕阳光投射在窗棂上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要生儿育女，那个念头飘然而至。我不止要生一个，要生两个三个四个……我尚未衰老，子宫仍然润盈。我没考虑能不能养活，似乎已经丧失理智，只是想生。死神夺走了五个，我要生更多的孩子。”15生育不仅是祖奶对自己悲惨遭遇的无声反抗，更是其能够想到的存在得以可能的唯一方式。祖奶这种经由残酷的生活苦难爆发出的本能性生殖欲望和对不公命运的抗争，不禁使人想起莫言《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并以此窥见乡土中国生命孕育的原初形态。
注释：
①何同彬：《〈有生〉与长篇小说的文体“尊严”》，《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② ③ ④ ⑦ ⑧ ⑨ 12 13 15胡学文：《有生》，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05、852、693、264、941、942、273、744－745、838－839页。
⑤韩松刚：《时间和生命的综合——评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扬子江文学评论》2021年第1期。
⑥ 11 14费孝通：《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1、19、99页。
⑩李浩：《胡学文长篇小说〈有生〉：“体验”的复调和人性百科书》，《文艺报》2020年8月28日。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