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健灵：我为什么一再写留守儿童
2009年，我出版了儿童小说《蜻蜓，蜻蜓》——那是我第一次关注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写一个留守女孩安安和丑外婆之间的冲撞和接纳，写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无奈与困惑，表面上关注的是留守儿童，内核里，仍然在探讨亲情与爱。说到底，那时候写这个题材，是胆怯的，底气不足的。因为对乡村生活的生疏，也因为对留守儿童群体的隔膜，我所依仗的，只是大堆的乡村留守儿童调查报告和影像资料，以及有限的对乡村生活的隔岸观火的认知。于是，只能将这样一个题材浓缩于一个乡村家庭，具体而微到祖孙关系上。仿佛只有这样，我的内心才不再虚弱，已有的经验才能踏实地落到纸上。《蜻蜓，蜻蜓》固然感动了很多人，但我以为，它仍旧算不得真正地写留守儿童。
作家殷健灵
一晃，到了2012年春天。
“蚊子”在孩提时代曾经是我的读者，长大后当了乡村学校的特岗教师。她在博客上与我时有互动，我了解到她当时的工作状况，动念前往贵州大山，探望她和她的学生们。对于我来说，这次远行彻底开启了一个“新世界”。
“蚊子”的小学校位于峭壁之下的小村庄里，连接村庄和外界的，是一条坑洼蜿蜒的山路，不通汽车，也不能骑自行车。那里没有自来水，村民用水必须从靠山上引流，连看电视都是奢侈。自然没有集市，“蚊子”每周的食物全靠一只竹背篓，走路数小时背进山里。全校四五十名学生，只有两个老师，复班教学，教学条件之简陋自不必说，学校的厕所依然停留在原始状态——茅坑。村里几乎成了空巢，只剩老人和孩子，常常是，两个孩子孤单单地撑起一个家。山涧、峭壁、崎岖山路，让上学成为一件难事，每到汛期，涨水的河流水势湍急，更是截断了孩子们的上学路。除了上学，打猪草、下地劳作就是孩子们的全部生活。家中有父母的，多半因父母缺失外出打工的能力，不是言语障碍妈妈，就是智力残疾爸爸。在那里，我见识了只造了一半却已住人的“石头框子”的家；见识了泥垒的房子里，漆黑如炭的墙壁和脏被子乱堆的床铺；见识了孩子在灶房的墙上用毛笔写下的“爸爸妈妈，我们想你们”……
在山中度过的日子，于我有着非凡的意义。它是一种荡涤，也是一种启悟——即便生活艰辛如此，我在那些留守孩子身上看到的，依然是倔强的生命力；在他们的眼睛里感受到的，依然是童年的清澈和对未来的憧憬。
后来，我把在大山里的经历，写进了幼童小说《甜心小米》系列，触动了很多幼小孩子的心，有一些孩子千方百计寻找真实的“蚊子老师”和她的学生们，希望能给予他们切实的帮助。小说里展现的生活以及山里孩子的精神世界，对于城市孩子来说，同样是一种心灵的荡涤。
我也在想，假如现代化的进程无法阻止，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才能真正改变留守儿童的生存和未来？一定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思考着，寻求着答案。
殷健灵新作、长篇小说《云顶》
时隔八年，2020年的夏天，我听到了一个美好的词：“童伴妈妈”。这是一项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启动的留守儿童关爱项目。项目通过“一个人、一个家、一条纽带”的模式，以“童伴妈妈”为抓手，以“童伴之家”为平台，为留守儿童建立安全监护网，试图为农村留守儿童提供福利与保护探索有效的途径，也为政府政策落地提供参考。
一个人——童伴妈妈。项目为每个村聘请一位全职的儿童守护专员，将所在村全部孩子的福利、安全、健康都纳入到其服务范畴，主要职责是及时发现问题、递送信息，并协调资源给予解决。一个家——童伴之家。通过日常开放以及定期组织主题活动为全村儿童成长助力。一条纽带——项目联动机制。项目与地方政府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形成有效的、直达儿童身边的服务网络，保障儿童福利政策的落实和儿童权利的保护。截至2020年4月底，项目先后联合共青团四川省委、贵州省民政厅、江西省慈善总会、云南省民政厅、和湖北省民政厅和安徽省慈善与社会福利协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等技术支持方合作，在75个县898个村开展童伴妈妈项目，覆盖了51.9万名儿童。
我以为，“童伴妈妈”项目是一种真正的进步，从关爱留守儿童的物质生活，到守护他们的精神成长。这是经过这么多年，人们对“留守儿童”问题所给出的充满人性化的关爱方式。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先期报道了“童伴妈妈”项目计划，在该节目主持人长江老师的牵线下，在贵州省绥阳县民政局的精心安排下，2020年9月，我得以于暌违八年后，再次深入贵州大山，寻访童伴妈妈和留守儿童家庭。大山里的生活今非昔比，通了自来水，坑洼山路被水泥路、柏油路替代，岌岌可危的泥砖房变成了二层小楼；看不到茅坑了，由政府补贴，给每个贫困户修了带抽水马桶、贴了瓷砖的厕所……那些像星星一样散落在大山里的“童伴妈妈”，用她们的爱，照亮了乡村孩子们寂寥的心。这些“童伴妈妈”，有的是土生土长的本村人，有的从外面嫁过来，有的在外面打工重新回到家乡，她们也许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但都具有比学识更加宝贵的“爱心”。
我很喜欢“童伴妈妈”这个称呼，生活里，孩子们也亲热地叫他们的守护者“妈妈”。都说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无私的爱，但是有限的几次深入大山的经历，有一个现象让我困惑了：这里的孩子有很多缺失母爱，甚至，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享受过妈妈的怀抱和爱——那些从山外嫁过来的女性，吃不了山里的苦，常常地，抛下孩子和丈夫，去别处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了，又或者，丈夫出了变故，病了或者去世了，妈妈便改嫁，将孩子扔给爷爷或者奶奶，从此音信杳无……对于缺爱的孩子，“童伴妈妈”是春风化雨般的安慰与爱的补偿。
我还听说，在四川巴中的大山里，有一位特殊的“童伴妈妈”张蓉，她和丈夫陈果，早在二十年前，就从城里回到大山，建起一座留守儿童学校，先后守护了1000多名孩子的成长，他们被孩子亲热地称作“张妈”和“果爸”。今年初春，我终于有机会来到张蓉和陈果的“元顶小学”，和老师、孩子吃住生活在一起。陈果和张蓉带着我认识他们深爱的大山，也带我认识村里各式各样的人……
元顶村是一个盛产茶叶的地方，常年多雨，云雾弥漫。雨雾中的群山美得朦胧，美得清丽。陈果曾对我说：这里的每个孩子背后都有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正因有了陈果和张蓉这样的守护者，才有可能让心酸的经历变成助力孩子成长的财富。
这部小说以“云顶”为题，“云顶”，寓意——云之端，象征着纯真、高洁与渺远。我想把这部小说，献给陈果、张蓉、李前梅、韩静、罗怡、汪绍敏、周开梅、杨晓彤等“童伴妈妈”（爸爸）们，献给所有关注和守护留守儿童成长的人。从“走出去”，到“走回来”——这是中国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到那时，乡村的孩子才不会“失爱”，一家人完整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才是人们向往的“最好的生活”。
感谢新蕾出版社。我向来排斥命题作文，但这一次，他们的“命题作文”甚合我心，欣然受邀。我和新蕾出版社有着长期的友谊，感动于他们对于文学的尊重和坚守，与他们合作是一件愉快的事。感谢长江老师、贵州省绥阳县民政局、陈果和张蓉夫妇等给予支持和帮助的人。也感谢我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乡村孩子，感恩他们给予我的心灵的触动——孩子，是成年人永远的启蒙者和老师。
（本文为长篇小说《云顶》后记，由新蕾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