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精神与陕西经验
陕西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诞生地，因而与《讲话》精神从形成到传承发展等各个环节都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这种联系，最终发酵为当代文艺传统中的陕西经验。
《讲话》精神的形成不仅是在陕西延安完成，而且与陕西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民间文艺，及其与当时在延安的现代文人的深度融合有着密切关系。在延安时期，一批进步文艺家早在1942年之前就已经自觉开始了与民间文艺、与广大人民群众相融合的实践。最为突出的例证便是1938年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这个剧团的成立本身就是毛泽东在与柯仲平等人一起观看秦腔演出时产生的动意。其主旨就是“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民众剧团简章》）。民众剧团成立后以陕西地方剧种如秦腔、眉户、道情、秧歌剧等编演了大量现代戏。演员们唱着“你从哪达来？从老百姓中来。你又要到哪达去？到老百姓中去……”的团歌，历时一年多，在边区190多个村镇给老百姓演出1473场，观众达260万人，行程2500余里，曾被《解放日报》誉为“小长征”，走出了一条传统戏曲与人民、与时代相结合的艺术道路。就在1939年底，毛泽东正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民众剧团的这些文艺实践，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论述“民族的”“大众的”文化，认为其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新民主主义的，特别是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和文艺要走民族化、大众化道路，以及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扎实、可靠的经验基础。毛泽东曾亲自对民众剧团的负责人马健翎说：“你编演的秦腔《好男儿》《一条路》等剧，既是大众性的，也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的作风和气魄，体现了中国的新文化。”
《讲话》发表后，延安文艺界开始了如火如荼的新秧歌运动，以及各门类的文艺家在陕北各地的采风运动，实现了文艺历史上文人文艺与民间文艺最大规模的、有组织、有纲领的一次大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学艺术史的新纪元，产出了《东方红》《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血泪仇》《中国魂》等一大批在陕西民间艺术基础上孕育出来的、能够标志新文化的文艺作品。
《讲话》精神被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确立为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方针后，陕西成为践行《讲话》精神、传承延安文艺传统的主要区域。一大批延安时期的文艺团体和文艺家留在了陕西，将《讲话》精神和延安文艺传统的根脉深扎在三秦大地，并长成了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形成了中国当代文艺传统中的陕西经验。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留在了陕西，成为西北戏曲研究院，后改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西北文艺工作团”留在了陕西，成为今天的陕西省歌舞剧院；《群众日报》留在了西安，成为今天的《陕西日报》，其中的副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艺的重要阵地。同时，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马健翎、石鲁、关鹤岩、胡采等一大批延安时期的文艺家和文艺评论家留在了陕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艺的火种，也成为发酵陕西经验的酵母。
延安时期的诗人、民众剧团的创建者柯仲平，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当选全国文联常委、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但他坚持留在了陕西，并担任西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西北文教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艺术学院院长和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1956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陕西文艺的领军人。
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等从延安到西安，成为第一代“文学陕军”。他们长期坚持在农村、部队、矿区等人民生活一线，走出了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主义道路，直接影响了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叶广芩、杨争光、红柯、陈彦等为代表的后几代文学陕军的成长。
文艺评论家胡采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主持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工作，从1979年到1993年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后又同时担任陕西省文联主席。他的理论著作《从生活到艺术》直接将《讲话》精神传承到了陕西文艺界，滋养了几代文学陕军。同时，胡采作为文艺评论家，在改革开放初期指导成立了陕西“文学评论笔耕小组”（1981年），后来从中走出了助力几代文学陕军的“陕派批评家”群体。
民众剧团的主要剧作家马健翎，在新中国成立后带领西北戏曲研究院继续开展“戏曲现代戏”的创作，用秦腔、眉户、碗碗腔等陕西地方剧种推出了《十二把镰刀》《梁秋燕》等一系列成功的戏曲现代戏，培育了陕西几代编剧、表演艺术家、作曲家和剧评家，陕西因此始终是全国戏曲现代戏编演的代表区域之一。
画家石鲁留在陕西之后，坚持用传统国画去表现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继1959年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转战陕北》后，与赵望云、何海霞、李梓盛、康师尧、方济众等画家一起提出“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主张，并于196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习作展，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被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美术流派之一——“长安画派”，为古老的国画艺术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后以刘文西为代表的、坚持用国画表现革命历史和陕北民间生活的“黄土画派”，将“长安画派”的艺术主张与实践一直延续至今。
延安时期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大力开展陕北民歌搜集和改编工作的一大批音乐家和诗人中，只有关鹤岩、刘锋等几位留在了陕西，他们以民歌为基础进行现代民族音乐创作，对新中国成立后陕西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革”后期唱响全国的五首革命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军民大生产》《工农齐武装》《翻身道情》，就是由关鹤岩、刘锋、李若冰等老延安文艺家搜集、改编词曲，由陕西省歌舞剧院（延安时期成立的“西北文艺工作团”）演唱和录制的。这种基于民间艺术的现代民族音乐创作，成为陕西当代音乐的基本传统，孕育出赵季平、允恩凤、冯健雪、张大龙、崔炳元等一大批作曲家和歌唱家。
此外，1938年成立于延安的“八路军总政治部延安电影团”尽管没有留在陕西，而是去了东北和北京，但作为红色影像开端的“延安电影团”及其《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等作品，所表现出的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真实记录革命历史和边区军民生活，开创红色影像历史的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精神，在1980年代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吴天明、张艺谋、黄建新、张子良、杨争光等陕西电影人的身上得以传承。
《讲话》精神和延安文艺传统，经由这些延安时期的老一代文艺家和文艺评论家，在三秦大地上薪火相传，一直延伸到今天，形成了足以代表中国当代文艺主流传统的陕西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以陕西当代作家柳青长期深入人民生活的事迹、路遥的格言“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来勉励全国的文艺家。这是对以这几位陕西作家为代表的陕西经验的高度肯定。
陕西经验是从80年前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在陕西延伸出来的一条文艺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人民立场和现实主义精神。更有意味的是，这条道路延伸在陕西这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沃土上，接续着中国传统，留下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个艰难脚印。如果将陕西各类文艺家的作品，按照时序进行排列，便会发现，那就是一部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艺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传统文艺被现代化的历史，更是一部乡土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历史。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