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学仍需柳青的“愚人”精神
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并引用了作家柳青的话，“一个写作者，当他完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作家”，“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新的写法”。在2014年10月15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也曾以柳青扎根皇甫村书写《创业史》为典型，倡导作家“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作家柳青之所以屡屡被提及，除了他的文学实绩，还因为他的“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一个单元”“三个学校”等文艺观点及其文学实践中凝聚着一种文学精神。而这种文学精神不仅仅是柳青本人文学历程的一种精神结晶，从历史脉络来看，更是百余年来党的领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以文艺形式投身于祖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所激发出的文艺精神的体现。因此，柳青在文学创作中的“愚人”精神，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不断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师大家，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要使新时代文学繁荣发展，我们在广泛借鉴、吸纳世界优秀艺术成果和艺术经验的同时，更应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形成的艺术经验和精神资源来引领文学事业发展。在此意义上，以“事业”、“人民”、“生活”为核心要义的柳青文学精神，对新时代文学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是“事业”。干事业需要一种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实现这初心和使命作为一项持续的事业矢志不移地坚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走向创造幸福之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因此这种事业精神也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之中，助推社会主义文艺不断繁荣发展。柳青提出“六十年一个单元”论，意思就是：文学事业，是一种终生的事业，要勤勤恳恳搞一辈子，不能见异思迁。柳青更是将这一理念践行于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中，不管生活环境如何恶劣，不管病痛如何折磨，十四年如一日地坚守在皇甫村从事他的《创业史》书写。即使到了病入膏肓之际，他仍然坚持着文学创作。他曾请求医生，“让我再活上三四年就好了，我可以把我的事业给人民交代一笔整账”。反观当下文坛，能够像柳青这样把文学作为一项事业、有这样一份定力的作家并不是那么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当前文艺的“浮躁”问题，其根源之一就是作家事业精神的缺失。事业心的缺失致使一些作家没有了艺术理想和社会责任，更没有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艺术定力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追求，在这种情况下要创作出精品无疑是天方夜谭。那么，新时代文学要有大的繁荣和大的发展，作家们需要发扬柳青的这种“把文学作为一项终生的事业”的精神，克服“浮躁”，突破自我，致力精品创作。
二是“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各项事业的中心，人民性也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核心要义。毛泽东同志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提出“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则直接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新中国成立后，柳青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环境，举家定居皇甫村，深入人民，书写人民。对于人民，柳青不但身入人民群众之中，更在心理上和情感上与人民打成一片，他“就跟关中老百姓一样，穿着啊、打扮啊，连容颜都一样；他就是长期在农民里面，对他们非常了解”。正是因为这种扎根人民、为人民书写的真诚态度，柳青才能成就其史诗巨著《创业史》。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如果我们不能像柳青一样“身入”、“心入”、“情入”，充分了解老百姓的生活、情感、思想，而只是基于个人的臆想或者网络上的道听途说进行写作，就很难写出广大人民认可的精品力作。现在的文艺产品越来越多样，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分散，文学要想获得读者的认可、关注，核心要义还是要写出老百姓真正关切的命题。因此，新时代文学要繁荣发展，我们需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像柳青、杜鹏程那样走进人民、了解人民、讴歌人民，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三是“生活”。党的文艺思想中非常看重“生活”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始终把人民生活看作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柳青始终把“生活”放在文学创作第一位。1962年，柳青在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报告会上提出了作家的“三所学校”（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这一著名主张。他提出，“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并提出文学“技巧是很重要的，但是技巧是后来起作用，根本上起作用的，是生活”。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柳青在皇甫村的14年中，他与老百姓共同参与农村社会的伟大变革，共同感受这场伟大变革带来的情感和精神激荡。正因为这种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的真诚态度，才使他的《创业史》乡土气息深厚，形象逼真感人，细节真实生动，成为同时期农村题材小说中的翘楚。其实，深入生活长期以来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一条必然途径，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基础与前提。新时期以来，随着现实主义文学一统格局的打破，现代主义的兴起，深入生活的创作理念也开始遭到一些人的遗弃。一些作家认为，文学就是一种私人化的叙述，单纯注重文学的审美性即可，这导致他们只重技巧，不注重生活内容，更不要说生活体验。到了当今的信息化时代，面对互联网集束式、爆炸式的生活素材，一些作家更没有耐心花大量时间去深入生活了。因为深入生活的不够，不仅仅造成了部分作家创作题材单一和创作思维局限，更因情感的投入不够造成一些作品内容和人物形象与现实的偏离。这一趋势严重制约了当下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使一些作家逐渐丧失了书写现实的能力，使一些文学作品成为“无根的豆芽菜”，缺乏持久的生命力。这就是“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问题。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重建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这是当前很多作家努力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艺术打磨的耐心，以审美的方式将之转化为文学作品。
总之，新时代文学仍然需要柳青的“愚人”精神。其精神价值在当下这个必须不断克服“浮躁”的语境中尤其显得熠熠生辉。
（作者系延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