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的《在路上》出版于1957年，《纽约时报》迅速予以“时代之作”的高度评价，书评作者吉尔伯特·米尔斯坦指出：“就如同《太阳照常升起》比20年代的任何一部小说都更能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信仰声明，《在路上》将被奉为‘垮掉的一代’的信仰声明。”按照凯鲁亚克的好朋友威廉·巴勒斯的说法，该书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在路上》不仅预言和激励了嬉皮士运动，并超越了“垮掉派”和“嬉皮士”，以反抗束缚、蔑视物质、背包上路、纵情高歌、生命狂欢而成为西方青年亚文化的绝对经典。当然在保守的读者看来，书中人物吸毒、乱交、反传统、反主流，完全不能接受。誉之所至，谤亦随之，关于本书的争议从来都没有停息。放浪形骸固然不值得追随，追求自由与爱却也不能被轻易否决。如果青春是一场必定要发的烧，《在路上》就永远有一群体温三十七度二的读者。

在中国，1962年《在路上》的最早一个节译本出版，收于作为“反面教材”的“黄皮书”系列。十年后，阅读了本书的诗人芒克和画家彭刚以“先锋派”命名了二人的联盟，并热血沸腾地进行了一次扒火车的流浪之旅——在“文革”后期的氛围里，自然是以失败告终。改革开放以后，外国文学的大量译介成为“解放思想”的路径之一。1984年，广有影响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册收入了《在路上》片段，由黄雨石、施咸荣翻译，杰克·凯鲁亚克的大名走出了禁书目录。1990年和1998年，漓江出版社分别推出了陶跃庆和文楚安翻译的《在路上》；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王永年的译本。该书的强烈叛逆性一度连译者们都很难接受，陶跃庆说：“读完整部作品才发现，情节之平淡、结构之混乱、文字之粗俗、俚语俗语之频密，完全超出我们对一部一般文学作品的想象。”王永年也直率地告诉记者：“我个人认为，无论是文字上还是文学上，这本小说都没有太大的出众之处，行文和结构都比较糟糕。”尽管毁誉参半，甚至正是因为毁誉参半，本书逐渐积累了中国读者，从未像在美国一样流行，也从未跌出小众经典的榜单。

《在路上》1962年版

时至今日，《在路上》的主人公们酷爱的66号公路，已经有了中国西部版本；背包客、搭车族、自驾族们堵塞着出城的道路；深受“垮掉的一代”影响的摇滚乐和音乐节，也都在中国普及和更新。旧金山“凯鲁亚克小巷”的“城市之光书店”，迎来朝圣的中国文艺青年。甚至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带动《在路上》又一波热卖，因为迪伦说过，“对我来说，《在路上》就像《圣经》”，“它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像它改变了每一个人那样”。最惊人的是2020年，《在路上》有十多个不同的简体字中译本出版，有的出版社甚至同时推出两个译本。即便是因为该书已成为“公版书”，在中国的外国文学出版史上，这亦属前所未有的盛况，能够相提并论的只有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

除了《在路上》，凯鲁亚克的其他作品也陆续引进中国，包括《荒凉天使》（2006）、《垮掉的一代》（2007）、《孤独旅者》（2007）、《达摩流浪者》（2008）、《巴黎之悟》（2010）、《俄耳甫斯诞生》（2012）、《而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2012）、《镇与城》（2013）、《梦之书》（2013）、《杜洛兹的虚荣》（2014）、《吉拉德的幻象》（2014）、《科迪的幻象》（2014）、《特丽丝苔莎》（2014）、《大海是我的兄弟》（2014）、《玛吉·卡西迪》（2014）、《地下人·皮克》（2015）、《大瑟尔》（2015）等，大约占到凯鲁亚克全部作品的百分之九十。有关凯鲁亚克和“垮掉的一代”的学术研究与准学术介绍，几乎成为一个现象。然而，相较于繁盛的作品译介，凯鲁亚克传记的译介相对冷清，只有2000年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垮掉的行路者》。《垮掉的行路者》原名为《杰克之书》，本次由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翻译、精心编辑，对于国内的凯鲁亚克读者和研究者来说，自是幸事一桩。

第一重传记：凯鲁亚克

《杰克之书：他们口中的凯鲁亚克》并不是一部“自传”，本书的两位作者在凯鲁亚克去世六年后，遍访凯鲁亚克的亲朋好友，“想要他认识的、爱过的、恨过的人和那些认识他、爱过他、恨过他的人畅所欲言”。所以凯鲁亚克本人在这本传记中是沉默的，构成内容主体的是三十余位被采访者的众声喧哗。一般的传记写作会将通过访谈得到的资料抽丝剥茧、编织进新的文本脉络中，而这本书是将口述材料原样搬来，毫不避讳其中的抵牾扞格，因此该书读者要像侦探一样思考，像法官一样判断。难怪凯鲁亚克的好友、诗人艾伦·金斯堡在看过书稿后惊呼：“我的天哪，这就像是《罗生门》——众人撒谎，真相毕现！”

凯鲁亚克的小说都是从个人经历与心理经验中取材，因此不可避免地具有自传的性质。他一生所写的都只是同一部大书，由十几部著作构成滔滔不绝的自我陈述，不乏自我美化的成分，不乏部分主题的厚涂，更不乏有意无意的遮掩。所以亲友们的“证言”，会让“另一个”凯鲁亚克浮现。只有将凯鲁亚克“自塑”的凯鲁亚克与亲友们“他塑”的凯鲁亚克并置，才能合成一个更真实的凯鲁亚克。

杰克·凯鲁亚克

1922年3月12日，凯鲁亚克出生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洛厄尔镇。他的父母利奥和加布丽埃勒都是从加拿大魁北克移民美国的，说一种不够高贵的法语方言，社会地位在小业主和工人之间。1939年，凯鲁亚克以优秀的成绩从中学毕业，又依靠橄榄球方面的优异天资获得了进预备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奖学金。大学二年级，他因为与教练吵架而退学，立志要做杰克·伦敦式的“冒险家、孤独的旅行人”，要成为托马斯·沃尔夫那样的杰出小说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鲁亚克在商船上做过水手，也短暂地参加过海军，因无法忍受军纪约束，住进精神病房并获准退伍，1943年完成小说《大海是我的兄弟》。1944年，他与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女生伊迪·帕克恋爱，并通过她结识交往了一批朋友，包括吕西安·卡尔、艾伦·金斯堡、威廉·巴勒斯、赫伯特·洪克等人，他们构成了“垮掉的一代”的核心。当年8月，因为协助吕西安·卡尔销毁罪证，凯鲁亚克被捕，伊迪·帕克为他付了保释金并与他结婚，但不久后二人分手。

此时的凯鲁亚克过着双重人格的生活。一方面，他混迹于校园中，与家境富裕的中产阶级朋友们鬼混，谈文学，谈恋爱，过度饮酒，服食安非他命、吗啡、大麻。他甚至因为过量服用安非他命得了静脉炎，不得不住院。另一方面，他与父母的劳动人民家庭过着清贫而循规蹈矩的生活。父亲患上癌症后，凯鲁亚克照料他直至辞世。1946年父亲去世，母亲在皮鞋厂当裁剪工，以工作收入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

1946年12月，凯鲁亚克一生中的重大事件发生，他结识了来自丹佛的尼尔·卡萨迪。卡萨迪于1926年出生在犹他州盐湖城，在丹佛贫民窟随酗酒的父亲长大，十四岁偷了第一辆汽车，从此频繁出入少年管教所，据说创造了偷车五百辆的纪录。他在管教所的图书馆看到“哈佛古典文库丛书”，迷上了康德等哲学家，决定要上哥伦比亚大学。卡萨迪从少管所写给哥大学生哈尔·蔡斯不少信件，凯鲁亚克看过那些信，对卡萨迪非常感兴趣。因此，卡萨迪携新婚妻子露安娜来到纽约后，凯鲁亚克很快就与他建立了深厚友谊。1947年7月，凯鲁亚克的第一次旅行就是沿途搭便车，把丹佛作为第一站，去拜访卡萨迪。1948年底，卡萨迪驾着新买的哈德逊汽车，来到北卡罗来纳凯鲁亚克姐姐的家里，接上凯鲁亚克，同朋友一道疯狂穿越全国。1949年，凯鲁亚克从纽约出发去旧金山找卡萨迪。1950年，卡萨迪邀请凯鲁亚克一道去墨西哥。正是这四次旅行构成了《在路上》的四个部分。

凯鲁亚克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镇与城》，是在1950年。这部小说体现出他在洛厄尔和纽约之间的徘徊与冲突，有托马斯·沃尔夫《天使望故乡》的影子，评论界反响一般。他在一家电影公司谋得一份自由撰稿人的工作，撰写脚本提要。同年11月，他第二次结婚，对象是琼·哈弗蒂。1951年，凯鲁亚克将一卷电传纸塞进打字机，开始快如闪电地写作《在路上》，整本书只有一个段落，足有一百二十英尺长。他全程靠妻子喂的豌豆浓汤和咖啡生存，更靠吞服安非他命来维持灵感，汗出如浆，T恤挂满了屋子。在全书结束部分，主人公找到了“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目光纯净、无邪可爱的女孩”，可是在现实中，完成这个手稿后凯鲁亚克就与琼分道扬镳了。他将《在路上》题献给琼，但是此后琼起诉他，索要女儿的抚养费。

1950年代，凯鲁亚克的朋友们开始出版一系列作品，凯鲁亚克本人则面临出版困境。他一直生活在底层，是一个执着的旅行者，靠打零工、出卖劳动力维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暂停波希米亚的生活，回到母亲身边，过一段安宁的日子，将旅行时的笔记整理成文稿。这个时期，旧金山成为“垮掉的一代”的中心，金斯堡出版了《嚎叫》，凯鲁亚克在此地结识了加里·斯奈德，他将对方视为新英雄，代替了以前对尼尔·卡萨迪的崇拜。斯奈德是伯克利的研究生，研习中文和日文。凯鲁亚克与他讨论佛教，二人一起攀登马特洪峰，这段经历是此后《达摩流浪者》的主要内容。这段时间里，凯鲁亚克一边反复修改《在路上》，一边写出了一系列自传式风格的书，可以视为《在路上》的前传、后传、衍生和重述，包括《萨克斯博士》《梦之书》《玛吉·卡西迪》《地下人》《墨西哥城布鲁斯》《特丽丝苔莎》《吉拉德的幻象》《金色永恒经文》《世间的天使》。

1957年，凯鲁亚克当时的女朋友、编辑乔伊思·格拉斯曼见证了他的一夜成名。9月4日午夜，他们前往报摊，等候《纽约时报》运到，听说那天的书评一栏会有《在路上》的评论。凌晨，凯鲁亚克最后一次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躺下，早上电话铃声吵醒了他，他已经大名鼎鼎。乔伊思指出：“他身上几乎没有什么钱。他是知道怎么不花钱就能过日子的那种人。他所有的家当真的只有背包里的那些衣物。”对于常穿一件红黑相间的伐木工衬衫的人而言，成名是一件太不能适应的事。朋友霍尔姆斯为他办了一场派对，遍邀媒体记者，而他社交恐惧症发作，“三四十个人聚在公寓里，就为了见见这位新星，文学界年轻的马龙·白兰度，可他刚打来电话说来不了了，他卧病在床”。

尽管凯鲁亚克本人不情愿，他还是被媒体视为一场运动的代言人，“一时间，他发现自己被媒体摆在舞台的中央，衬托他的道具有法国存在主义（黑毛衣、贝雷帽）、晚期浪漫主义（无限制的享乐主义），以及人类从德·昆西到安斯林格有关毒品的全部看法”。在写给金斯堡的信中，他抱怨“多得难以想象的活动，我不可能记清楚，包括早些时候维京出版社的旅馆宴会厅，几千个尖叫的记者，《在路上》原先的一百英尺长卷轴版拉开来铺在地毯上，一瓶瓶老祖父威士忌，一篇篇宏大长文，《星期六评论》《世界电讯报》，所有他妈的地方，所有人都疯了”。当时，《纽约时报》和《村声》赞美他，《星期六评论》和《时代周刊》谴责他，无论崇拜还是贬低都达到极端的程度。尤为重要的是，众多读者都以为他是书中的离经叛道者迪安·莫里亚蒂，而他其实只是旁观者、叙事人萨尔·帕拉迪塞。面对媒体的多番刺探，他两度精神崩溃，不禁质疑：“美国的作家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受刺探个人隐私并加以炒作的狗仔队的骚扰？”凯鲁亚克选择了“垮掉”，或者，为了扮演一个更外向的角色，他选择了酗酒。《在路上》出版后，凯鲁亚克继续写作自传式作品——《达摩流浪者》《大瑟尔》《孤独旅者》《巴黎之悟》《杜洛兹的虚荣》，以及好几本没有出版的诗集、梦境记录等。他渐渐远离了昔日的伙伴们，也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激进社会运动颇有微词。

1966年，凯鲁亚克步入第三次婚姻，夫人是斯特拉·桑帕斯，少年时代朋友的妹妹，来自家乡洛厄尔小镇。1969年10月，因为过度饮酒，凯鲁亚克死于消化系统大出血，终年四十七岁。他的葬礼是天主教式的，手捧着念珠。美国的学院派多年抵制他的作品，直到1970年代末期，他的大部分作品才陆续出版。在民间，传奇取代了作品，就像另一个嗜酒的天主教徒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人们总是阅读得更少，谈论得更多。杰克·凯鲁亚克，成了美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

《杰克之书》廓清了凯鲁亚克生平中的多处迷雾，首先是他的社会阶层和认同。他在洛厄尔的贫民区长大，在《镇与城》等作品中对家境进行了美化：富裕，有着普鲁斯特式小点心的滋味，“我所有的童年都凝结在厨灶边香草味的冬日波光里”。少年玩伴直言不讳，“他们家有很多问题，很不走运”，他的母亲认为凯鲁亚克本该属于更高的阶级。他们家无力支付他的大学学费，还希望依靠凯鲁亚克的橄榄球奖学金解决父亲的工作问题。年轻时，凯鲁亚克一定体会过阶层差别，他所上的大学预科学校百分之九十六的同学都是犹太商人的后代，凯鲁亚克一度混迹在富裕学生之列，还帮他们写期末论文。毕业典礼时，因为没有钱买白色套装，他只能放弃参加，“躺在体育馆后面的草坪上，嘴里嚼着一根草，一边读着惠特曼”。他后来结交的哥大朋友圈，吕西安·卡尔和威廉·巴勒斯都出身富裕家庭，艾伦·金斯堡的父亲是中学英语教师兼诗人，连凯鲁亚克的第一任夫人也来自有游艇的芝加哥资本家家庭。青年时期的凯鲁亚克身上有一种奇特的矛盾。一方面，他容貌堂堂，风度颇像中产阶级子弟。毒贩赫伯特·洪克回忆说：“凯鲁亚克看着就是一个典型的、白净的、年轻的美国大学生……我觉得他是典型的箭领广告里的那种人。他们以前经常找白白净净的年轻人穿着西服打着领带拍箭领广告。”另一方面，他所喜欢的有钱朋友都离经叛道，要“批判现有的一切社会习俗”。由于凯鲁亚克从小勤工俭学，做过多种体力活，对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的“费拉”——世界的贫民——有所了解和同情，他在尼尔·卡萨迪和路遇的底层人民中，找到了一种自在的感觉，他一生所记录的，也是这些人的生活状况。后来他笔下根本就没有主流价值观，不是冲突问题，而是根本不在意，凯鲁亚克的确继承了惠特曼的平民主义衣钵。凯鲁亚克的朋友斯奈德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杰克是20世纪美国的神话记录者。那也许就是他的那些小说站得住脚的原因——它们会是20世纪神话的最佳表述”。如果说金斯堡代表了激进犹太知识分子的反叛，斯奈德代表的则是“20世纪美国的另一个原型，是西部的原型，是无政府主义者、自由论者、世界产业工人联盟传统的原型，也是户外工作传统的原型”，这一点“正好契合了（凯鲁亚克）对季节工人、铁道流浪汉、蓝领工人的兴趣”。

此外，《杰克之书》使凯鲁亚克与母亲的复杂关系得以显现。亲友们在其他方面各执一词，唯独在母子关系方面众口一词。洪克说：“她对他生活的控制到了令人咋舌的地步。她不赞成他和金斯堡来往，我认识的所有人她都不满意。我甚至没法告诉你她看起来像什么。她太难以捉摸，心思都在杰克身上，你几乎没有办法看清她本来的样子。”霍尔姆斯说：“她非常严格，非常挑剔，最不喜欢乱糟糟的，但是她本人又非常不理性。”与凯鲁亚克有过一段情缘的露安娜提到，在恋爱关系中凯鲁亚克像个小男孩，需要母亲般的呵护，同时对自己的情人又极不负责。她将此归因于母亲对凯鲁亚克的变态控制：“杰克无法从和他母亲之间的那段纠葛、与他母亲的关系中走出来，他无法跟一个女人建立起一段良好的稳定的关系。他从来也没能从中走出来。”另一个女朋友杰姬·吉布森也谈到凯鲁亚克与母亲的关系：“他需要母亲来稳住他自己的方向感。”父亲临终时，嘱咐凯鲁亚克要照顾好母亲，做个孝顺的孩子，这一点凯鲁亚克一生未忘，朋友说凯鲁亚克“总是牵挂着他的母亲”。母亲加布丽埃勒一直做着繁重的体力工作，每逢凯鲁亚克没有路费回家，她总是马上汇款；凯鲁亚克每次在外面流浪够了，总是会回到母亲身边，这其中有深厚的感情，也不乏感情胁迫和愧疚之心。《在路上》出版后，母亲随他由东而西、由北到南地搬迁，并管理他的收入和通信。他第三次结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母亲中风瘫痪在床，需要人照料。从“逃避与回归”这个角度看凯鲁亚克的婚姻生活，以及他周期性的离家旅行，当另有领悟。

《杰克之书》也使得凯鲁亚克的宗教倾向有了更合理的解释。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旧金山“垮掉的一代”风行静坐习禅（凯鲁亚克谈论着十方世界、如来佛、乾闼婆，还有永恒；金斯堡念着《金刚经》《心经》《楞伽经》），但是在真正懂得佛教的朋友看来，他们的佛教“相当书卷气”。一个叫洛克·麦科克尔的年轻木匠和佛教徒——曾经收留过凯鲁亚克和斯奈德——说得中肯：“我觉得他的佛教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我想他的直觉没有错。他对佛教并不太了解，也没有接受过很多训练。加里·斯奈德完全不一样。”斯奈德在这方面堪称凯鲁亚克的师父，他给凯鲁亚克讲了寒山的故事，告诉他什么是“游方僧”，还带他上山修行。不过，斯奈德并不认为写出《达摩流浪者》的这个弟子有多高的禅宗水平，嘲讽他是“临阵脱逃的佛祖”，并且一语中的地提出：

从某个角度看，“垮掉的一代”是指代迄今为止美国存在过的所有原型和神话的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惠特曼、约翰·缪尔、梭罗和美国流浪汉。我们把它们纠合在一起，然后再打开这个集合，它变得像文学母题，然后我们再加点佛教的东西进去。

在老友霍尔姆斯看来，“杰克的思想底色一直是天主教……杰克的书、杰克的个性、杰克的青春期、杰克的延续感、杰克的家庭观、洛厄尔，还有其他所有的事，全都是天主教性质的”。的确，凯鲁亚克的母亲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法裔加拿大天主教——女信徒，母亲为他准备的小房间里，总有一个天主教的十字架。在《吉拉德的幻象》中，凯鲁亚克怀念他九岁夭折的哥哥，用完全诗意的笔法，将小哥哥塑造为一个天主教圣徒。“浪子回头”这个天主教主题，似乎也能部分解释他最后几年的文化保守倾向。

第二重传记：《在路上》

如果文学作品也有传记，《杰克之书》就包含了一部“《在路上》传”。书中用相当长的篇幅展现了这本书的孕育和诞生过程，特别就其中事实和虚构的部分进行了解析，书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说明和校正。对于《在路上》的研究者来说，看《杰克之书》如入宝山，有目不暇给之感。

首先，此书戳穿了一个神话，我们今天看到的定版《在路上》，并非1951年那个历时三周打出的、单倍行距、不分段、一百多英尺长的纸卷。他的“自发性写作（spontaneous writing）”固然适合初稿，却并不适合定稿。《在路上》的出版历尽波折。1953年，稿子辗转来到著名评论家、维京出版社编辑顾问马尔科姆·考利手中，他认为《在路上》有结构问题，必须修改。凯鲁亚克认真改了，包括按照法律顾问的建议，调整人名与地名。最后又经过维京出版社内部编辑的删节与改动，《在路上》才终于成为我们看到的1957年通行版本。马尔科姆指出：

杰克做了件他后来永远也不会承认的事。他做了大量的修改，修改得很好。噢，他永远也不会承认的，因为他觉得故事应该像牙膏管里挤出的牙膏那样不可改变，他的打字机里打出来的每一个字都是神圣的。恰恰相反，他修改了，而且改得很好。

朋友们更是透露，早在1949年他就开始构思《在路上》，也许写过十个开头。所以《在路上》是一部深思熟虑之作，天才并不只靠安非他命驱动。

《在路上》的另一个传奇是风格独具。事实上，凯鲁亚克从多处学习风格，并进行风格练习。他青年时代博览群书，读过沃尔夫、惠特曼、普鲁斯特、麦尔维尔、布莱克、塞利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劳伦斯、歌德、尼采、斯宾格勒、萨德、卡夫卡、海明威等人的作品。“二战”后他在新学院完成美国小说课程，写了有关托马斯·沃尔夫的论文，又熟读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以及威廉·布莱克的著作。在写作《在路上》之前，他曾花费三年时间研读别的作家的小说，例如，《了不起的盖茨比》让他明白设置一个富有同情心的叙述者的重要性。同时，他又需要摆脱文学前辈的影响，寻找自己的声音。看了卡萨迪写给他和金斯堡的张狂恣肆的信件后，凯鲁亚克豁然开朗。他说：“在读完尼尔·卡萨迪那妙不可言的自由叙事的信件后，我找到了自己的风格——随心而写。卡萨迪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碰巧也是《在路上》里的迪安·莫里亚蒂。”

极其细致的观察和松散随意的风格糅合为一体，带有一种漫无情节的随意性和挑衅性，其叙述节奏富于速度与激情——小说里人物与事件纷至沓来，来不及细加解释就向下移动，像汽车一样飞驰，是“生活实录”，也是“自由联想”，这是全新的手法，颠覆了传统写作风格，也成为《在路上》的风格标志。而在稍微带点妒意的朋友看来，他迟来的成功靠的是一种全新的散文体写作手法，他将之用在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上，即年轻人的精彩冒险。凯鲁亚克的不幸在于，他的名望——跟他的文学地位这一有待确定的东西全然不同——更多地依赖于他描绘的人与事，而不是他的描绘手法，他后来坚称，要是可以选的话，他宁愿选后者。

的确，《在路上》的读者们关注书中的描绘手法，但它所描绘的人和事更为耀目，那么特立独行，那么疯狂恣意。凯鲁亚克根据朋友们的遭遇写成这本书，巧妙地融合了虚构和自传成分，应出版社要求，为避免法律纠纷而放弃书中人物的真名实姓。但是随着卷筒纸版曝光，这不再是秘密：萨尔·帕拉迪塞就是凯鲁亚克，迪安·莫里亚蒂是尼尔·卡萨迪，艾伦·金斯堡是卡洛·马克斯，威廉·巴勒斯叫老布尔·李，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叫汤姆·塞布鲁克，赫伯特·洪克则叫埃尔默·哈塞尔。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读者会说“我想读那本书”，但是《在路上》使情况变成了“我想认识那个人”。书中的迪安·莫里亚蒂迷住了万千读者，他与叙述者萨尔的关系，换言之卡萨迪与凯鲁亚克的关系，一直是好事者关注的中心。在《杰克之书》中，霍尔姆斯这样解释二人的关系：

尼尔是个骗子……男人总是……被他身上那股活力、那股劲儿和他的单纯所吸引……他总是在望向下一个时刻，如何行动，如何动起来……他这人身上就没有嘲笑别人的气质……我相信，尼尔是传统意义上和最严格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杰克无法清楚地表达……他为什么如此迷恋尼尔。

其实，《在路上》的开头部分就有解释：“我一辈子都在这么追赶让我感兴趣的人，因为吸引我的只有疯子。他们疯狂地生活，疯狂地说话，疯狂地被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从不无聊得打哈欠或口吐陈腔滥调，而只是燃烧、燃烧、燃烧。”[1]霍尔姆斯指出：“杰克是来自新英格兰工业小镇的中产阶级男孩，非常中规中矩。他相信生活能够以某种方式开个口子。他想要开个口子，但是他自己没有胆量这么做……尼尔似乎为他带来了……逃离的路线。”与此同时，“尼尔极度着迷于那些一整天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咬着指甲写作的人”。凯鲁亚克正是后者，这就是二人一拍即合的原因。

《杰克之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谈论尼尔·卡萨迪的私生活。他结过三次婚，三任妻子分别是：露安娜·亨德森，十五岁街头孤女；卡罗琳·鲁宾逊，丹佛大学美术系研究生；戴安娜·汉森，成熟的大家闺秀、有夫之妇。作为情种，卡萨迪每次离婚都是为了给下一任合法身份，但是一旦结婚事毕，他马上再回到前任身边生活。他为了同卡罗琳结婚而同露安娜离婚，可是离婚后马上又带着露安娜出门旅游，露安娜与他反反复复纠缠了十年，这期间，卡萨迪曾因殴打露安娜折断了自己的拇指，最后做了截断手术，但二人不久后依然能和好。戴安娜“完全是来自纽约的书香门第，以前从来没见过像尼尔那样的人，尼尔一头冲进了她的生活。她基本上是把整个人生交给了他，因为那强大的魅力，她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卡萨迪为了给戴安娜身份，去墨西哥办了与卡罗琳的离婚手续，然后奔赴纽约找戴安娜结婚，使她的孩子有了合法身份，随即他拿着从新婚妻子那里得来的钱，回旧金山去找前妻卡罗琳。一团乱麻的婚姻关系中，还穿插着多种露水情缘。尤为复杂的是，卡萨迪是双性恋，与艾伦·金斯堡等人有同性之谊。卡萨迪还喜欢将自己的女友“转让给”凯鲁亚克，露安娜和卡罗琳都曾与凯鲁亚克有过关系。因为以上种种，凯鲁亚克本人的性取向也是《杰克之书》的要点之一，有人说他是异性恋，有人说他是同性恋，有人说他是双性恋。

露安娜在访谈中的说法比较有说服力：

在我看来，杰克和尼尔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小得多，像是两个孩子，可能十一二岁的样子，刚刚结识自己的哥们儿，勾肩搭背的那种。他们会聊天，会一起玩，跟性没有关系。他们非常亲密，非常温暖，一起发现事物，或者发现原来他们喜欢同样的东西，发现他们有着同样的想法。

多位朋友看到过他们一起玩小孩子的玩具手枪，用来打瓶盖，童心未泯。研究者认为，《在路上》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子，是少年浪游主题的升级版，虽不中，亦不远。在墨西哥，卡萨迪抛下了病中的凯鲁亚克，二人的友谊到了尽头。最后当卡萨迪再次来到纽约时，凯鲁亚克婉拒了他，目送他最后一次拐过第七大道的路口。可是《在路上》的结尾依然饱含深情：“我想着迪恩·莫里亚蒂，我甚至想到我们终究没有找到的老迪恩·莫里亚蒂[2]，我想着迪恩·莫里亚蒂。”

《在路上》的一些版本以惠特曼《大路之歌》中的一段作为题记，深化了“同行”这一主题：“伙伴啊，我把我的手给你！/我把比金钱更珍贵的我的爱给你，/我越过说教和规则把我自己给你；/你会把你自己给我吗？你会和我一起远行吗？/我们会形影不离，直到生命尽头吗？”

第三重传记：“垮掉的一代”

《在路上》出版前夕，凯鲁亚克写过一篇小文章，后来改名《余波：“垮掉的一代”的哲学》。他声明，“‘垮掉的一代’是我们（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和我，还有比我们更狂野的艾伦·金斯堡）在40年代末的一种想象”，“垮掉，意味着倒霉和破败，但充满了情感强烈的信念”，“它代表的不是青少年罪犯，而是某种特殊灵性的拥有者……他们是地下英雄，是西方所谓‘自由’机器的最终产物，他们嗑药，听博普爵士乐，时而闪现顿悟，体验‘感官错乱’，言谈怪异，贫困但快乐，预示着美国文化的新流派”。

凯鲁亚克对“垮掉的一代”颇多赞美之词，《杰克之书》进一步厘清头绪，指出“垮掉的一代”根本就不是所谓的“一代”，这个标签是为了应付记者提问、试图自我解释而创造的。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垮掉的一代”差不多就等于凯鲁亚克的朋友圈。后世将凯鲁亚克誉为“垮掉的一代”的标志性人物，殊不知他并非这个词的发明人。此书的被采访者，不仅包括霍尔姆斯和金斯堡，还有吕西安·卡尔、威廉·巴勒斯、格里高利·科尔索、赫伯特·洪克，以及更次要一些的人物，他们讲述与凯鲁亚克的交往，同时透露出对于“垮掉的一代”标签的认同或不满，对于同道中人的赞誉或贬低。在这个意义上，此书也可以算作“垮掉的一代”小传。

“垮掉”的最初发明者应当是同时混迹于纽约时代广场和哥大文艺圈的赫伯特·洪克。作为毒品贩子，洪克所说的“垮掉”在吸毒场合有特殊含义：被骗、被抢，或是情绪上和身体上极度亢奋之后的极度疲惫。至于他们迷上博普爵士乐后，如何把节奏、欢腾、狂喜之意随意添加进去，那就见仁见智了。

金斯堡、巴勒斯、霍尔姆斯和凯鲁亚克会共用一些主题与方法。《在路上》写成初稿到正式出版的七年间，他们比凯鲁亚克更早出版了“垮掉的一代”的作品。霍尔姆斯的《走》出版于1952年，使用了“垮掉的一代”这个词，引起了《纽约时报》文学记者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兴趣，他邀请霍尔姆斯写了文章《这就是“垮掉的一代”》，文章大获成功。1955年春，凯鲁亚克用笔名“让路易”发表了文章《“垮掉的一代”的爵士乐》，不过这一年是属于艾伦·金斯堡的：“湾区的诗界仿佛是超级饱和的溶液，等着结晶成一块水晶。后来证明，《嚎叫》就是那块水晶。”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

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飘浮过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3]

此后，金斯堡为“垮掉的一代”所作的精神画像广为人知。

在金斯堡的努力下，《常青评论》为旧金山文学团体出了专刊，“垮掉的一代”开始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为1957年10月《在路上》的问世打下基础。到1959年巴勒斯出版《裸体午餐》，“垮掉的一代”的核心作品全部面世。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文学宣言的“垮掉的一代”，本是一场大家并肩的旅行。

协助《在路上》出版的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这样看待“垮掉的一代”：

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他们拒绝服从，发起了一场顽强的叛变——很难说他们反抗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群体并没有制定章程，但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反抗同龄人接受的法律、习俗、恐惧、思维习惯和文学标准这一整套传统……他们在两个层面上跟大多数传统的年轻人无异：他们不关心政治，即便是吸引观众的体育比赛也让他们提不起兴趣，他们在寻找某种信仰，一种会允许他们与世界和平相处的真正的宗教信仰。

到1960年代，金斯堡等人成为具有政治性的嬉皮士运动的旗手，凯鲁亚克与他们渐行渐远，隐匿于佛教和酒精中，“前半生致力于创作《在路上》并使它出版，后半生则在抹杀该书的影响”。

第四重传记：巴里·吉福德

《杰克之书》的作者是巴里·吉福德和劳伦斯·李，前者是知名作家，“讲故事大师”，后者是美联社记者，也是旧金山多家电视台的活跃人物。他们从1975年开始，两次穿越美国，采访了七十余人，写成此书。《杰克之书》在1978年出版后，成为第一本凯鲁亚克传记，也是凯鲁亚克研究的奠基之作，再版多次。他们访谈的原始资料现在保存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相当一部分并未收入《杰克之书》，还有一些访谈是有限制地使用，例如，巴勒斯的部分就应他自己的要求有选择地呈现。

传记学研究者迈克尔·本顿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作家传记描绘的都是传记作家自己”。吉福德也不例外。吉福德本人的生活经历，与《在路上》里的迪恩·莫里亚蒂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946年，他出生于芝加哥的一家酒店，父亲是犯罪团伙的一员，常年在大小酒店客栈里活动。在一次采访中，吉福德描述自己的童年说：“在一个个酒店的游泳池边长大，听着南来北往的人谈天说地，注意他们如何说话，模仿芝加哥和哈瓦那的各种口音。”1957年《在路上》出版时，吉福德只有十一岁，但《在路上》所产生的影响在他身上留下了印迹，所以二十九岁时，他才有了为凯鲁亚克写传的念头。吉福德本人从“垮掉的一代”和黑色幽默中汲取养分，最有名的是“水手与卢拉系列”，由七部公路小说构成。

吉福德写有短剧/故事集《作家们》，一共写了十六位作家，其中当然有凯鲁亚克。他虚构了1962年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家餐厅里，凯鲁亚克与著名黑帮老大“疯子乔”的一段对话。剧中凯鲁亚克问道：“你以为知识分子就不会有真正的人生经历吗？”

当然，凯鲁亚克有，吉福德也有。

2014年，我和外子驾车美国西部游，在66号公路终点圣莫尼卡看了日落，在洛杉矶听老鹰乐队唱了《加州旅店》，走了旧金山的凯鲁亚克巷，途经大瑟尔时，特意去海滩边听听潮音。离我们第一次读《在路上》，二十四年矣。

注释

1.本序中《在路上》的引文采用的是姚向辉译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

2.指书中迪恩·莫里亚蒂的父亲，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尼尔·卡萨迪的父亲。

3.引自文楚安的译本（《嚎叫：金斯伯格诗选（汉英对照）》，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