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贾志红，笔名楚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驻会签约作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特聘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散文》《黄河》等文学期刊并入选多版本散文年选及精选。以会计师身份在非洲工作多年，非洲题材系列作品曾获全国孙犁散文奖、中华宝石文学奖等奖项。

01

那条河，巴戈埃河——巴拉丰木琴艺人老穆歌里的河，在二月，它是瘦弱的。雨季还没有到来，这片大地上所有的河流都在等待上天之手翻云弄雨赐给它们延续生命的水。可时辰还早，干燥的风起码还要在此盘旋三四个月才肯离开。此时如火的干风正和大地纠缠、撕扯，也或许是爱恋，那种狠狠的爱恋——大自然的万千情绪，就是这样复杂，爱恨交织，让人捉摸不透。风贴着地皮一遍遍掠过，风在情场总是处于进攻的一方，它像攫取爱一样掏空大地全部的水分，表皮的、脏腑的。大地被动地应付，敞开胸怀、裂开皮肤，任风恣肆，而后，似乎能听到大地噼噼啪啪碎裂的声音。

我几乎每天都要站在我们基地十层楼高的沥青搅拌机顶端看巴戈埃河。当然起初我不是为了看巴戈埃河而登上那么高的地方，那会儿我还不知道巴戈埃河就在附近，此前它仅在老穆的歌里出现，而歌里的东西总是那么美又那么远。沥青搅拌机螺旋状的楼梯又窄又陡，在四十多摄氏度的气温中攀爬楼梯，我总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我一次次站在高处往远方望，初衷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基地负责人、翻译老余布置给我的一项任务——当然他的任务不是让我登高，他只是说，多拍一些工地的照片，宣传报道的时候有用。我们正在重修的公路是西非的一条高等级沥青公路，号称马里的运输生命线，还是西非高等级公路网的主干道。内陆国家马里七成以上的进出口物资都奔跑在这条公路上，它们被大型货车载着，工业原料或是成品从邻国的港口来，热带水果以及干果品又奔赴着往那里去，那里有能够触得着大海的口岸，大西洋几内亚湾的港口是马里通往海洋、通往世界的门。来来去去，川流不息。公路建设的开工仪式更是因为有总统先生的亲临而充满荣誉感，时常有扛着笨重摄像机的当地记者们在工地采访，他们咋咋呼呼的，把拍摄过程搞得很热闹，招引得他们的同胞——我们雇佣的本地工人，用羡慕而骄傲的眼神射向他们，而他们情愿在这样的眼神中被射得体无完肤。

我们公司在国内的总部需要很多图片资料，总部负责宣传的那个小伙子在电话里对老余说，最好用照相机拍摄，手机图片画质不行。我便拎着我的老尼康相机，沿着我们建设中的公路，从起点布古尼到终点锡加索，去拍一条路，从外表到内里，从红色土方堆垒到黑色的沥青摊铺，一条路牵扯着我从荒野到村庄、到城市。它带着天空的太阳和云朵，带着它身旁的大树和小草，也带着依附于它的商铺和人家，还有建设者的表情——黄皮肤的、黑皮肤的，进入我的镜头。本地的工人们都很配合我，像配合他们的同胞摄像师一样，无论我怎么拍，他们都充满耐心，而我总是想抓拍甚至偷拍更多他们不经意间的动作或是表情，却往往不能得逞。比如我本来想悄悄拍他们的工地午餐，却发现他们一个个用手抓揉出饭团，整个填入大嘴，细长的手指尖几乎触到喉咙，这明显是故意做出的夸张动作，然后他们扭头看着我的镜头，一个劲儿地笑，那笑容和笑声充满得意。他们说，Madam贾，你藏不住自己的，你身上有青草的气味，你们中国人身上都有青草的气味。青草气味的说法让我十分好奇，我仔细闻闻自己的胳膊，为防晒而涂抹的乳木果油被太阳晒得发出食品将要被烤熟的淡淡香味，除此之外，我的嗅觉没有别的收获。我想细细问问他们，是哪一种青草？又何以在青草遍布的原野单单闻出我身上的青草气味？却终因说清这个问题需要调动更多的法语词汇而我的词囊过于干瘪而作罢。后来，我的镜头越来越无法区分两种面孔的差别，没有黄色和黑色之分了，我的那些同胞同事们，他们的脸以及暴露在阳光下的身体其它部位都被太阳烤出同一个色系，黑黝黝的，笑起来牙齿闪着一样的白晃晃的光。

厨娘卓丽芭对我拍摄的照片不以为然，她说：Madam贾，你的照相机把我拍得太黑了，不美丽。她说这话时，摇着头，神情恹恹，一只手在她的白裙子上摸着一条波浪状的蕾丝花边，另一只手抚着心口，一副委屈得想哭的模样。如果说这个世界上仅有一件事能令卓丽芭感到沮丧的话，那就是，她的美丽不再被人认可。我知道她很想要几张穿着白裙子的漂亮照片，我的尼康单反照相机使我看起来像一个很专业的摄影师，至少比那些拿着手机拍摄的人显得专业。卓丽芭对我寄予希望，她认为真正的照片只有像我的老尼康一样笨重的照相机才能拍摄得好，才能把她在镜子里的神态定格在一张相纸上。卓丽芭穿着白裙子的样子在镜子里的确是那么美，像婚纱拥抱着的新娘。她极爱惜这条白裙子，以至于除了在月光下舞蹈之外，不轻易穿它。白裙子也被保护得像一件婚纱，只在某个重要时刻登场。而最近白裙子频频亮相，是为了配合它的主人进入我的镜头。可是，我却没有把穿着美丽白裙子的美丽厨娘卓丽芭拍得更美丽。我是一个技术拙劣的摄影者，当拍摄场景的颜色反差过于强烈时，我便失去仅有的一点拍摄技巧，尽管我反复调整相机的各种参数，依然无法把卓丽芭的五官拍得更立体，除了牙齿和眼白，她的脸陷在一片黑影中；而白裙子总是成为照片的主角，仿佛它不是作为一件衣裳来为人服务的，它抢了主人的风头，年轻姑娘轮廓清晰俊俏的脸在美丽白裙子的映衬下反而丧失了一张脸该有的层次和柔美的线条。当然，白裙子很醒目，也足够美丽，但它自顾自地美，没有与卓丽芭融为一体，它属于它自己，它不为主人而舍弃自己的光鲜。而当卓丽芭不穿白裙子时，那些照片是多么美——花朵裙子、条纹裙子、波点裙子、蓝裙子、绿裙子，都极尽所能地讨好它们的主人，它们乖巧、顺从，以陪衬主人的美为唯一使命，只有白裙子那么骄傲、倔强，不肯妥协。可卓丽芭偏偏就爱着白裙子，像爱着一个梦，女孩的梦、女人的梦。

由此卓丽芭爱上碎石工巴布的手机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是巴布的手机，而不是巴布。那是一款产自中国深圳的传音手机，黑色，厚实，笨拙，像一块小砖头般有棱有角。它的音量很大，巴布跟着手机的音乐唱歌时，震天响的声音令我不相信音源是一部小小的手机。我不知道这款手机在功能上与其它牌子的手机有什么更多的不同，只知道传音手机在拍摄上有特别的“美黑”功能。卓丽芭肯定不是喜欢传音手机的大嗓门，她另有所爱，她单单爱那独特的“美黑”功能。巴布用他的传音手机为卓丽芭拍的每一张照片都比我拍出的更美，姑娘的脸轮廓柔和、线条细腻、表情生动。传音手机令人不可思议的脸部轮廓自动曝光补偿功能把卓丽芭姣好的容颜定格在一方小小的荧屏上。白裙子屈服了，白裙子与卓丽芭融为一体，成为她的附属，成为一件真正的衣服而没有与主人貌合神离，更没有抢夺主人的光芒。这个拍摄效果几乎只有传音手机能够做到。传音手机辗转到达巴布手中时，已经不知经历了几任主人，上一任主人并没有告诉巴布手机的特别之处，他收了巴布6000西朗后，打了个开心的响指就消失在集市的人群中。巴布没有指望用三天工资买来的廉价旧手机能有什么更强大的功能，只要能接打电话和发出响亮的声音就达到了他购买手机的目的。巴布是偶然发现的，传音手机拍摄的照片与他们的黑色皮肤是如此和谐，那一张张影像俊朗得不像他们但又分明就是他们，从未有过的面部轮廓的丰富层次使得黑小伙开始热爱自己的肤色。他把这个发现及时传达给卓丽芭并从姑娘那里获得了共鸣，他们陶醉在互拍和自拍中，院子里常常爆发出姑娘和小伙儿响亮的笑声。巴布不知道传音手机正是凭借独特的“美黑”拍摄功能而占据了非洲手机市场40%的份额，号称“非洲之王”。份额、名头这些又高又远的概念和碎石工巴布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与份额、名头有关系的“美黑”功能却与巴布产生了很大关系。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如果他的传音手机能晚一些被摔坏的话，他或许就能获得爱情吧。他一直这么想，也一直这么相信。

我依旧拎着我的老尼康相机拍摄我们的路。路默默地承受镜头各种角度的注视、打量，它从不会提出任何抗议。是从一次骤雨过后，从我首次登上沥青搅拌机的顶端，望见了一览无余的公路、也望见了河流之后，攀爬这个耸立于原野中的庞然大物成为我每日必做的事情。第一次攀爬，缘于一条彩虹的诱惑。在西非，骤雨过后，必有彩虹，我攀爬至高处，幻想离彩虹更近，却发现再也没有哪一个高度和角度能如这里全视角望见我们的路在原野的蜿蜒走势，像飘带也像游弋的蛇。它从西边的布古尼来，往东边的锡加索去。一些狭窄路段、弯道或是有桥涵施工的路段，路两侧修有临时辅路，辅路如躯干伸出的细长胳膊，拐向路边的杂草丛，被疯长的野草纠缠，又突然在某一个地方挣脱缠绕，探出头来，与躯干汇合。往来车辆像负重的牛般慢行在一条并不因为重修而关闭的公路上，似乎能听见车辆和公路同时喘息的声音，而公路的喘息声更大，也更疲惫，带着破碎的叹息。一条边境公路，被马里政府誉为生命之线，这崇高的赞誉成为公路的荣誉也成为它的负担，超载的大货车沉重地碾压在生命之线上，永无止歇。老余说，这条路啊，像一个人，是贫寒之家的独子，肩上的重担无法卸下，没有其他的兄弟分担。因而纵使在重修期间，生命线上的繁忙也没有减缓，半幅修建、半幅通车成为我们建设公路的模式，独特的身份注定了它昼夜不息，纵然它已经破败不堪，纵然大多数路段连路灯都没有，喧嚣的车辆依然从白昼驶至黑夜，又从黑夜驶向新的白昼。

我往更远的地方望过去，就看见了一条河流，天然的曲线闪着白光。西非的稀树干草原地带，河流的白光能在大片大片的绿色中脱颖而出，而天空又总是一成不变的蓝，绿色和蓝色都是安静的颜色，因而河流的光芒在天地的夹缝中得以无所顾忌地张扬。当然，我能在高处看到河流的时候是雨季，雨季令河流水量充足，河床宽阔，波光也有力量传得更远。旱季就不一样了，烈日和干风几乎抽干了河流的水，它瘦弱、奄奄一息，无论我怎样用尽目力，也无法找到相同方位曾经闪烁的光亮。

我在那个干旱的二月，便频繁地到巴戈埃河边去看河流，去看它是否已经干涸得消失于原野。从我们基地院子出发，沿着一条红土路往南走。卓丽芭不忙的时候会陪我去，大多数时候是我独自去，她对河流的兴趣永远不会超过对裙子。路上需要经过一块低洼地，雨季的时候，低洼地像湖泊一样蓄着水，还像模像样地长了一片莲花样的植物。是不是莲花，我不知道，我套用老余的话，“不是莲花也是莲花的同宗兄弟”，老余总是这样解释那些我们没有见过的植物，然后又常常感叹着说出“大地慈悲，植物变幻面目拯救人类”之类的话。老余就是这么一个人，博学、健谈、善感、悲悯，又有一点迂腐。

我坐在岸边看着巴戈埃河细小的涟漪，时常担心它撑不到雨季来临就枯死在半路，那样，老穆歌里的情景就不会实现了。那首歌伴着老穆的巴拉丰木琴第一次被我在尼埃纳的集市上听到后，老穆又多次唱起。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巴戈埃河，流啊流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巴尼河；巴尼河，流啊流啊，你要去哪里？你要去尼日尔河。这首歌除了第一段歌词固定不变，接下来的歌词便有了即兴的意味，老穆看到什么就唱什么，或许是飞鸟，或许是树木，也可能是云朵，什么飞入他的眼睛他就唱什么；什么进入他的内心，他就唱什么。巴拉丰木琴弹奏的旋律却是一致的，悠扬惆怅的曲调让我充满想象，巴戈埃河便在这想象中一次次从我眼前流过，仿佛我不是从来没有见过它，以至于当我站在沥青搅拌机的顶端看见那条白线划过原野时，我便肯定地大喊了一声：巴戈埃河。

一些傍晚，我在逐渐西斜的太阳下，沿着那条红土路，走过干涸的洼地。莲花样的植物早就没有踪影了，或许它的种子已经植入土地深处等待雨季的到来，几场雨过后，它的孩子们将生长并盛开如它当年的模样。我走到巴戈埃河边，在寂静的河畔，静静地坐上一会儿。巴戈埃河仍然顽强地撑着，在旱季，它保持一条河流该有的样子，纵然疲倦，仍然往远处奋力前行，就像一条在原野里坚强爬行的不屈不挠的蚯蚓，小而顽强。有时候我想，若是老穆和他的巴拉丰木琴此刻也在这里，该有多好，一首歌咏河流的歌曲在河流之畔唱起，该是多么相称又相悦。其实，我这么想着的时候，老穆就在巴戈埃河上，只不过他的身份是淘金者而不是歌唱者。老穆结束流浪歌手生涯后在巴戈埃河上淘金，一条河流的淘金者或许离河流更近，近到探入它的激流、感受它的冷暖。淘金是老穆谋生的手段，歌唱曾经也是，此时，歌唱成为他谋生之余的精神慰藉。淘金者老穆、歌唱者老穆一直都在巴戈埃河上，这条河流滋养他的一切。

二月还不是西非最热的季节，要到四月，这片大地才会像传说中那样被火焰炙烤。尽管如此，傍晚时分仍旧热浪滚滚。原野里几乎不见人影，牛羊也是懒懒散散的，被阳光晒得蔫头耷脑。放牛牧羊的孩子，早就躲到芒果树下了，西非的芒果树善解人意地长成伞的模样，这也是植物的慈悲，是老余说的植物拯救人类吧。好在纵然骄阳似火，但毕竟是傍晚的太阳，已经褪去正午的毒辣，以一种稍微柔和的光芒，照耀着巴戈埃河。偶尔会有一叶小舟，行在碎碎的波光里。看见它朝我驶来，我就大声问，有鱼吗？渔夫嘴里说着Capitaine、Capitaine，头左右摇晃着。我明白他今天没有捕到上尉鱼。其实即使他捕到了上尉鱼，我也不会买。我这么朝划船人喊话，只是想在这个寂静的时刻，对着河面说说话，也听听河面上微风送来他和善的声音。西非几乎所有的河流里都有上尉鱼，这是上苍赐给尼日尔河流域的礼物。巴戈埃河是尼日尔河支流巴尼河的支流，上尉鱼在巴戈埃河中如同在尼日尔河任何支流中一样，肉质细腻而洁白，是没有一丝一毫杂质、暗含着高贵的那种洁白。我们驻扎此地后，经常有渔夫上门销售上尉鱼，它鲜美的味道迅速征服我的味蕾，但是一个童话般的传说令我因为吃过它洁白无瑕的肉而深感罪恶。上尉鱼在我心里不再是鱼，更不是食物，而是那个中了魔咒、再也回不到人形的英俊上尉。

顺着水流的方向我一直往远处看，在下游的某个弯道处，有如老穆一样的很多淘金者。我目力不及，不能看得那么远，我视线之内的巴戈埃河依然宁静而清澈。不过能想象得出，有金子的地方就会有昼夜不息的淘金者，他们目光炯炯也形容憔悴，他们拉网式地把河床挖得坑坑洼洼，也滴水不漏把河水翻得浑浊不堪。蕴藏金子，对一个地方或一条河流来说是幸抑或是不幸，似乎很难说得清。这一带民风淳朴，金子带给他们闪亮的财富，也使他们走向失却之路，往昔的宁静被打破，巴戈埃河将越来越不清亮。而一条河流，它最美的状态是两岸芳草，它最善的结局是一路清澈地流向一条更大的河流，如孩子投入母亲怀抱般融入、融化。

02

波光荡漾，阳光照在巴戈埃河的水面上，亮晃晃的，晃得淘金者老穆睁不开眼睛。尽管巴戈埃河的每一条涟漪都闪着金光，老穆的眼睛也足够犀利，但是他已经很久没有从巴戈埃河里捞出一星半点金子了。平底簸箕里的河沙被冲洗后，浮沙散尽，最终的沉积物中再也没有令他晕眩的金色颗粒或是金色粉末，而被树枝遮挡的河畔早已被他翻了好多遍，他与所有的淘金者都神秘地认为有树枝挡住的地方更容易有金子。可是，金子大概是被树枝遮挡得太严实，或者金子已经被树枝牢牢把持，它不情愿让淘金者攫取上天赐予大地与河流的宝物。金子不再触碰老穆的指尖或是从他的指缝间逃走。雨季的第一场雨降落之后的那个傍晚，天空重新放晴，霞光和彩虹把半面天空染得异常绚丽。过分的美往往令人感到悲壮，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进行诀别。老穆的脖子上挂着巴拉丰木琴，在我们院子里的乳油树下歌唱。这个情景不是第一次出现，他是我们的近邻也是常客，每当有什么节日，比如我们的春节或是他们的开斋节，我们院子里就会燃起烤羊肉的篝火，老穆和他的巴拉丰木琴便不请自来。正巧他的歌唱也是我们喜欢的，为节日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有了琴声和歌声的助兴，那炙烤羊肉的火焰燃烧得更加激情，而火焰之上滋滋冒油的羊，也在这旋律中散发出越发诱人的脂肪香。于羊而言，老穆的歌算是献给它的安魂曲吧，羊在这曲调中极不情愿地完成它作为人类食物的宿命。令我们意外的是老穆这次雨后的歌唱，调子却低沉忧伤，与往日大不相同。往日他总是弹唱欢快而激越的曲子，激发人的食欲以及食欲满足之后的回味，可这个天上有晚霞还有彩虹的傍晚，我们却听到了老穆的忧伤。在此之前，我们一直以为他是快乐的，我们想象中的淘金和歌唱都是令人惬意的事情，都有闪闪发光的东西近在眼前。尽管我们听不懂老穆的歌词——除了老余，我们谁也听不懂，但是那曲调依然传达给我们忧伤的情绪，我从老穆的琴音里听到了他内心的焦虑和无助，巴拉丰木琴的每一条木片都被老穆敲得那么恓惶，甚至连乳油树上的鸟儿也听出了老穆的焦灼，它们安静地立于枝丫，屏息静听，不似往日那么聒噪。我猜测老穆大概有什么事情要请求老余帮助，果然，老穆结束歌唱之后叹息一声对老余说：余先生，我和金子再也不会相遇了，巴戈埃河里有很多金子，只是，金子再也不会咬我的手指了，可我的小儿子穆穆偏偏病了，他快要死了。

穆穆，放羊娃穆穆，那个在原野轻灵如一只鸟的穆穆，在夕阳下弹着自制琴的穆穆，得了重型疟疾，瘦弱的少年更加瘦弱，像一片被风吹干的树叶，就要从枝头落下。老余能说什么呢，只能借钱给老穆，让他赶快带穆穆去锡加索的大医院看病，那里有中国的医疗队，还有治疗疟疾的特效药青蒿素。

淘金者老穆在第二场雨到来之前成为我们的工人，如今他叫碎石工老穆，他与巴布成为工友，也成为搭档。他们负责为一台昼夜运转的碎石机投料，有时上白班，有时值夜班。巨大的传送带把石料送进碎石机的大嘴，又从另一个出口吐出碎石，堆积成山。老穆站在石山的一角，穿着醒目的橙色工作服，以便运送石料的司机能在一片灰蒙蒙中找到他，当然他还戴着防尘口罩和护目镜。我拎着我的老尼康相机在石山附近转悠的时候，看见老穆手里挥舞着一面三角形小红旗，他正在指挥协调工人们装卸石料或石子。见我举起照相机，他立刻调整了一下站姿，腰板挺直，臂膀有力，手里挥舞的小红旗呼呼生风。雨季是生产石子的旺季，每天一场几乎是按时降落的雨为碎石场天然除了尘。只要碎石机运转着，石子的产量就有保障，公路施工的工期也就不会成为老余天天挂在嘴上和拧在眉心的担忧。

有那么一天清晨，老余听见鸟鸣声格外清晰，叽叽喳喳从院子里的那棵乳油树上落下来。树上有一个鸟巢，住着一大家子鸟，清晨出巢、傍晚归巢，是鸟最热闹的时辰。老余感觉诧异，往日，想静听鸟鸣声是略显奢侈的念想，碎石机的噪音总是成为鸟鸣声甩不掉的拙劣伴奏。老余不相信自己耳朵似的又侧耳细听，这双耳朵已经被碎石机的噪音侵占了很久，一旦侵略者停止进攻，它们立刻恢复本该有的自由和灵敏，此刻，老余的耳朵不仅捕获了婉转清脆的鸟鸣，就连远处巴戈埃河的流水声似乎都能微弱地抚弄他的耳膜。怎么可能这么安静呢？基地的碎石机是昼夜工作的，工人们三班倒，人歇机器不歇，难道是机器出故障了么？或者难道是……老余想到了另一种可能，他疑惑地走出小屋，觉察了院子里的异常。碎石机果然静默无声，工人们黑压压地站在院子外面，到了上班时间，他们仍然不动。大卡车开来了，在人群外停了一会儿，又空着开走。往常都是争着抢着往车上跳，争不过的人就得走着去工地，要走好一阵子，到得晚了，就可能抢不到好活儿，占不着顺利的工作面儿。可是，今天，他们都不去争抢着上大卡车，个个都安静地站着，往常可没有这么安静，往常都是叽叽喳喳的，又唱又扭的。他们爱唱歌，一大早起来就唱，等车的时候也不闲着，有拿个老式小收音机的，随便哪个电台都是旋律激烈的音乐，配合他们扭动。可是，这会儿，他们都站着，沉默着。

太阳渐渐升高，空气燥热起来，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兜着雨水的云朵尚在别处，它们正急急赶路，要到傍晚才能抵达，疾风暴雨一阵子，再迅疾离开，去往另一个地方撒布上天的恩泽，整个雨季都是如此。老余在院子里的树下站定，其他同事也都这样站着，与工人们对望，像两个阵营。老余默默地抽着一支烟，又缓缓吐出烟雾，相似的场景在烟雾中交织、叠合。他忆起在尼日尔河畔的莫普提建造灌溉大坝的时候，也是一个早晨，也是这样的对视，那个工地就在尼日尔河边，在巴尼河与尼日尔河的交汇处，河水哗哗的声音敲击着清晨的寂静。他的老师、老翻译徐先生也如此时的自己一样，默默地抽着一支烟。徐先生抽完烟后对他说：不要急躁，这是沟通的方式，尊重和理解是解决问题的法宝。老余能记起他老师说过的很多话，而这个早晨，这句话尤其清晰，像他听见的鸟鸣声一样清晰。

怎么说呢，“罢工”这个词在那个早晨从遥远的地方蹦到了我的眼前。此前它仅仅是一个词，被囿于纸上或者荧屏，此后，这个词变得真切而鲜活，被附加新的释义。

老余庆幸不是碎石设备出了故障，他认为解决工人的罢工比维修设备更容易。机器是冰冷的，没有情感，况且在这偏僻之地，想购买机器配件简直比登天还难，境外采购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能把他急得发疯。而人，只要身体里流着热血，不论皮肤是什么颜色，血液的颜色是一致的，温度也一致。

老余抽完烟，走了过去，到大门口，在黑压压的阵营前站定，工人们先是齐刷刷地望向他，眼睛都亮晶晶的，又在和他对上眼后迅速闪开、溜走。老余不信自己的眼睛捉不住人，他的眼光在工人中搜寻，他要找一个谈判代表。他凭经验知道，某个迎着他的目光一直和他对视的人必是首领。他看见了老穆，眼光在老穆脸上停留了那么两三秒钟，正当他的眼光要移开时，他感觉老穆的眼睛与往日不同，那双眼睛在犹豫了瞬间后便迎住了老余的目光，像盯住巴戈埃河里的金子般，眼神灼灼，并暗含期待。老穆那天正穿着老余送给他的衬衫，崭新的条纹衬衫，平日老穆是不舍得穿的，他干活时穿工作服，不干活时穿件旧体恤衫。新条纹衬衫分明像一个宣告，无言地告诉老余，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此刻老穆的身份是工人代表老穆，穿条纹衬衫的工人代表老穆坐在会议室的长条桌前，他一本正经地报上自己的全名：穆萨维·马马杜·科纳科姆。我几乎已经忘记了老穆如火车一样长、一样分节的全名，这名字中除了他的本人名还包含他的父名和祖名。我只在他的录用登记卡片上见过他的全名，其余时候他被我们省事地喊成老穆，歌唱者老穆、淘金者老穆、碎石工老穆，甚至在每个月的工资表上，我也只写他的本人名穆萨维，另外两节车厢被我遗忘在铁轨上。但是今天，这个严肃的场合，火车整齐完整地开过来，披挂一新，进入一个仪式。老穆需要仪式，他需要他的全名和新衬衫为他撑起一个仪式。

罢工以及由此产生的仪式在两个小时以后结束。后来此情此景又在其它的几个早晨重复，条纹衬衫像一面旗帜，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很是醒目。老穆赋予这件衬衫非同寻常的意义，以至于除了这个时刻，他从不穿这件衬衫。衬衫保持着崭新和挺括，折痕依旧而顽固，或许那折痕还是衬衫的原主人老余留下的呢。后来几个早晨的情景与第一次如出一辙，先是对峙，而后谈判、互相妥协、解决，再然后，当然是大卡车又开来了，人人兴高采烈地争抢着上，大机器也恢复轰鸣，就像刚才不过是太阳钻进云层里打了个盹儿，再出来时，天地一切照旧。我们越来越充满经验，我们知道这里的工人们一旦有什么诉求的话就会采取这种方式与劳资方沟通交流，整个过程温和而彬彬有礼。等待谈判结果的工人们都不散去，他们仿佛预先知道，过不了多大时辰就会复工。

第一次罢工的谈判达成了怎样的共识已经被我遗忘，肯定有共识达成，否则工人们不会在两个小时以后复工。我能记住的是，老余和老穆从会议室出来之后，站在乳油树下握手，像履行外交礼节。是老余先伸出的手，老穆慌张地迎上，黄皮肤和黑皮肤的手握在一起。老余让我用老尼康相机为他们拍了几张照片。那天碰巧我的相机有些卡壳，快门怎么都按不下去，他们便一直握着手等我，有些尴尬。尴尬中需要找一些话来说，老穆竟然说了一句很官方的话，他说感谢中国公司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这句话是锡加索大区的政府官员说过的，又在媒体上多次出现过。老穆严肃而真诚地复述着官方的说辞，曾经的流浪歌手老穆是工人中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他把这句官方的话复制得很得体，如同他面对的是官方电视台的摄像机而不是一部民间的照相机。他们在我的镜头中笑着，上午的太阳既明朗又不毒辣，他们的脸因而显得轮廓清晰而柔和，那笑容和以前一样，又似乎不一样。

傍晚的雨如期到来，倾盆而下，狠狠地洗刷着大地，早晨我们站过的地方已是一片泽国，原野被水汽笼罩，朦胧而混沌。不久，云层慢慢变薄、变白，缝隙间透出亮光，猛烈的事物大概总是难以持续吧，要不了多久，云将乘风而去，把天空让给彩虹，彩虹是天地间搭起的一架桥梁，天和地也时时刻刻在冲突、在纷争，它们通过七彩之桥达成和解。

老余神情轻松，吹了一声口哨，吩咐厨师小陈，把高音喇叭打开，放歌，搬凳子、椅子出来，树下乘凉。他还派人去村庄买羊，说是大家辛苦了，晚上在院子里烤全羊。烤全羊于我们而言不仅仅是美味的食物，也是隆重的仪式，既是肠胃的安慰也是精神的慰藉，它昭示某个重要的节日，非年非节的时候那就昭示心情吧。老余显然心情很好，顺利解决劳资纠纷使他觉得自己的品格和能力又向恩师徐先生靠近了一点。徐先生在老余心里就像雨后的彩虹，挂在天空，悦目悦心，近在眼前，却可望不可即，老余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够达到恩师的境界，不过他正一步步靠近他心中的彩虹。

那位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徐先生，在老余一次次的讲述中，面目越来越清晰。我把他想象成老余现在的年纪和模样，如老余一样细高的个子、戴着近视眼镜、额头有深度相似的皱纹。徐先生二十几岁来，六十多岁走，在这块原始而神秘的大地上修路、筑桥、建造大坝和大厦，他见证那些砖砖瓦瓦筑起这个国家的骨骼。他不曾摸过一砖一瓦，他的手白皙而细嫩，那是一双书生的手，无缚鸡之力，可是那一砖一瓦却牵扯着他的心，一牵扯就是四十余年。如今他走了，不是离开这块大陆，是离开更大的大陆——离开人世。在离开人世前他没有离开过非洲，离开人世后也没有。他长眠在非洲、长眠在尼日尔河之畔的水城莫普提。老余说莫普提的尼日尔河落日壮美无比。许多个傍晚，他们在河畔凝望尼日尔河落日，尤其是在旱季，空气干爽、透彻，这样的天气仿佛是为尼日尔河落日而量身打造，舞台和背景已经准备妥当，那天空的君王驾着祥云来了，在极短暂的时间里，太阳由白转黄继而被血浸透，晚霞如蔓延的火点燃天空，也点燃了尼日尔河水，把徐先生染红、把老余染红。他们就那么红彤彤地站在河畔，直至太阳完全隐入地平线，而半面天的红霞依然鲜艳，像太阳痴情的恋人久久不肯离开。每逢这样的时刻，他们会突然停止聊天，不论正在说着的事情有多么重要或是有趣，他们都会停止说话，肃穆地与落日互相凝望。当生命与美对视的时候，语言成为噪音。如今尼日尔河畔曾经的对视成为单向，那轮落日凝望着徐先生的墓碑，墓碑下葬着他的衣冠，葬着他的尸骨，也葬着他的灵魂。

这个傍晚，在距离莫普提几百公里远的马里南方小村庄，在看不见尼日尔河落日却能听见巴戈埃河微弱水流的地方，老余想念着他的恩师，但他的彩虹已逝且永逝。那么就让一只羊来献祭吧，羊是食品也是祭品，总是如此。

柴火堆起来了，全羊上架了。男同事们都赤膊，拿着剔肉的刀围着滋滋流油的羊肉。雨后的傍晚凉爽，空气清新，小昆虫们在因雨水浇灌而格外茂盛的野草丛中欢叫，演奏它们生命中最高潮的乐章。每一场雨都是对野草的滋润，而野草甘心充当昆虫的食品和祭品。

肉香飞出院子，弥漫原野。厨师小陈把高音喇叭的音量调得足够大，那天放的曲子是《今天是个好日子》，嘹亮的女高音也飞越出院子，飞向红土路，飞向巴戈埃河。

音乐天才老穆学会了一首歌：《今天是个好日子》。某一天，他会弹着他的巴拉丰木琴把这首歌唱出来么？

03

每天傍晚踩着钟点准时到达的雨淋湿了朝南的那面墙，我在第一颗雨珠砸下来之前把粘贴在墙上宣传框里的照片取下来。墙每天在这个时刻被打湿一次，照片被我悉心保管，它们完好无损。第二天太阳升起，露水收敛，酣睡后初醒的原野轻轻呼出新鲜而芬芳的气息。照片被我重新粘贴上墙，初升的光映照着整面墙也照亮每一帧照片。不用担心傍晚之前有什么东西损坏照片，如果非要担心的话，那就是阳光过于强烈，照片将渐渐褪去色彩。阳光就是这样，它慢慢收走给予过这个世界的所有光鲜。

我们把这面墙叫作照片墙。除了展示我在工地拍摄的照片外，同事们的家人从国内传来的照片也被彩色打印机打印出来，粘贴在墙上，当然是在照片主人愿意与大家分享的前提下。比如厨师小陈，他的妻子和掉了一颗门牙的儿子的合影，就是他主动粘贴到墙上的。他一天之中无数次从这面墙前经过，也无数次看着这张照片，再轻轻地笑无数次。有时候，我看见他拿着锅铲站在照片前。我一点也不奇怪，厨房就在几步远的地方，等着油锅热的那点时间，小陈更愿意站在这面墙下想些什么或是什么也不想。

所有来我们基地的人，都会在这面墙前停留，驻足那么一会儿或是更长时间。来工地参观的、检查的、交流的人们其实更愿意看与工地无关的照片，有关的情景他们在现场已经看得够多了，他们想换换脑子，让眼睛清新一下。而那个正在咧嘴笑的孩子或许一下子就笑到了他们心里。正在换牙的孩子，他咧嘴笑的样子有些羞涩，像是笑到一半突然想起来自己的门牙跑风，想撤回笑，已经来不及了，只好难为情地把头倚在他母亲胸前。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一张河流的照片被粘贴到照片墙上。仅凭河岸与河水，没有岸边的建筑或是自然风貌来为一条河流标签，我无法判断它是哪条河流，但我依然是喜欢的。不论是在实地凝望一条河流还是在照片上端详它，哪怕它弱小又无名或是季节性地隐匿，河流总是能令人想到悠远、想到人的脚力无法抵达的广阔远方。两天之后，河流的照片被另一张照片替换。这张新粘贴上来的照片，拍摄场景也是河流，虽然依旧没有更多的旁证来验明它的姓氏身份，我却在看到它第一眼时就喊出了声：尼日尔河。如同当初我站在沥青搅拌机的顶端看见一条白线划过原野时，便大声喊出巴戈埃河的情景。厨师小陈作出了和我一样的反应。我想，凡是听老余讲过徐先生、讲过尼日尔河落日的人，大概都不会在面对这张照片时失去判断。

河水通红通红，染红河水的那轮太阳具有更深也更重的红色，它比中午的太阳更大，甚至也大于早晨日出时的太阳。大一圈的太阳缓缓沉向河的对岸、沉向傍河的渔村、沉向渔村尖顶的茅草屋后，而一叶渔舟正停留在河心的波光中，伫立船头的渔夫用力把一张渔网撒向落日的余晖，那网就仿佛是兜住了一些什么或者说挽留了一些什么，坠落的太阳也便放慢步伐。

那是尼日尔河畔的莫普提，也是巴尼河畔的莫普提，两河交汇处的莫普提四面环水，这座城市是马里的骄傲，尼日尔河则是整个西非的骄傲。那条从富塔加隆山谷流出的溪流，如果没有逆着海洋往东北方向前行的话，它充其量不过是一条流程不超过三百公里的小河，因迅捷到达海洋而省略了一条河流漫长的历程。正是这次义无反顾的逆行，它才能经历荒原、峡谷、山崖、绝壁，才能奔腾四千多公里去品尝广袤中的艰辛以及险境中的丰富和悲悯，并使撒哈拉沙漠南端的干旱土地不再是死亡之地。老余说尼日尔河是慈悲之河，逆行、流经沙漠而不干涸，那是上苍恩赐给西非的生命之河。他在号称“马里威尼斯”的莫普提参与了水利大坝和农田治理的工程，和他的恩师徐先生一起。那时老余是多么年轻，以至于在凝望尼日尔河落日的时候，他幻想着那是太阳这个天空的君王在与尼日尔河热恋，只有热恋才会有如此浓重的颜色，仿佛每一次都是爱的永别，决不再次重复，而非洲西部最著名的内陆三角洲、几万平方公里的鱼米之乡和天然牧场是这场热恋的背景、舞台，那么磅礴，那么奢侈，那么悲怆。

其实，我总是在面对一张太阳升起或是沉落的照片时陷入迷茫，我承认自己常常无法在这样的照片中区分清楚日出、日落。在一张静态的图片上，又没有其它参照物提示的时候，判别那轮地平线附近的太阳是刚刚从它沉睡的地方苏醒后一跃而出，还是在至高的天空目睹了人间悲欢之后正要绝尘而去，是充满智慧的事情，我想我大概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学会识别并欣赏落日之美吧。

这张照片的拍摄之地成为我的向往，也成为厨师小陈的向往。在这向往中，太阳一天天东升西落，天空越来越低，密布乌云，雨势越来越强大。

有些夜晚，发电机停止运转以后，空调不得不安静下来，屋里闷热，我去院子里透气，遇见小陈。他总是喊我一声贾姐，和我聊上一会儿。这个湖南小伙儿，第一次出国务工，他想在非洲多干几年，多挣一些钱，早一点还清房贷。整个基地凡是与吃喝相关联的事都归小陈掌管，比如粮食、肉类、蔬菜的采购及各个驻地的分配，比如培训厨娘，比如拉水、喂猪、种菜。小陈深感责任重大，他在国内只是某湘菜馆的掌勺厨师，除了管理锅碗瓢勺，他从没有想过管理别人。他焦虑而紧张，从早晨开始，满院子都充斥着他的大嗓门，他吼厨娘卓丽芭，怎么又把粥熬糊了？怒斥浇水的种菜工，菜园的水已经溢到路上了。然后，他动作麻利地炒菜，将头天晚上蒸好的馒头再馏一遍，馒头若是不够吃，就紧急烙几张饼。清晨的好空气中，院子里一派忙乱，鸡飞狗跳。早饭后，同事们驾着各自的皮卡，载着各自的工人，动静很大地纷纷出门去工地。他等大部队都出门了，才能开着一辆被挑剩下的破皮卡，晃晃悠悠地去集市上买菜。如此繁杂的琐事使他紧张得失眠。夜里停电以后，他从集装箱宿舍中溜出来，拿个本本，拿支铅笔，就着手电筒，写写画画。我看他的本本，歪歪扭扭的汉字记着第二天的工作事项。在一些蔬菜的下面，用汉字的谐音标注着法语或者班巴拉语的读音。他说，太难了，真不如在国内掌个勺，混个肚儿圆。他向我诉苦，说集装箱宿舍太挤，几个大男人，都打呼噜。后半夜停电，空调一停，屋里闷得睡不着，便开着门睡，但蚊帐不严实，蚊子太猖狂。说着话时，他扬起手掌，朝着那痒的地方一巴掌拍下去，狠狠地，像痛打强盗，又举起手掌，在手电筒的光下看着横七竖八的死蚊子在他掌心留下一点一点的血渍。他的血型使他格外招惹蚊子，他便总是在得疟疾，一场接着一场，中间间隔不了几天。高烧、发抖、深入到骨头的疼痛、腹泻到脱水、头痛欲裂，疟疾发作起来如世界末日来临，每一次他都会想到死。此前，死这件事离他是多么遥远啊，他那么年轻，刚来的时候，身体壮得像头牛。不过疟疾这种病不挑人，与是否强壮没有关系，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是传播的元凶。

高烧发作的时候，小陈披着毯子，这是我们最厚实的覆盖物，似乎就是专门为得疟疾的人准备的，除非得疟疾会冷得发抖，每天四十多摄氏度的地方，谁会使用厚实的毛毯呢。尽管披着毯子，他还是倚着照片墙瑟瑟发抖。这面墙朝南，倚着这面墙便能被全非洲最热辣的太阳照射，像火一样，而他还嫌不够，他还是冷，还是发抖，他想要再猛烈一些、更猛烈一些的太阳。干脆就来一场火吧，把他和那该死的疟原虫一起烤化了吧，同归于尽了吧。可是，他是多么怕死啊，他不敢想，他若想的话，就会想到那份出国务工合同，那份合同最恐怖和最冷酷的条款就是：若是身故，就地安葬。他更猛烈地颤抖了一下，而后有泪水流出。

怎么会呢？我安慰他，我说有青蒿素就不怕，我逗他说，大小伙子，媳妇儿漂亮、儿子乖巧，你不会死的，世界舍不得你。我们不约而同望向墙上的照片，那笑着的孩子、那尼日尔河的落日便也望着我们。这一望，小陈的泪水更稠密了，他哽咽着说，若是连尼日尔河都没有见过就死在非洲，太窝囊了。我没有接他的话，我心里也涩涩的。

这面墙，朝南的照片墙，在雨势最为强劲、蚊子也最为猖狂的八月，成为一面特别的墙。得了疟疾的同事们，像约好了似的，都披着各自的毯子，倚着这面墙，晒全非洲最炽烈的太阳。某一天，我看见了八个同事，他们披着花色相同或相近的毯子，像一群行为艺术表演者，把自己的影子投在那面墙上。

那面墙上，慢慢褪色的照片和影子叠合在一起，形成一幅更大的黑白影像。

雨终于在肆虐够了原野后渐显疲惫，它如一个强壮的男人走入暮年，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狂风、雷鸣、闪电这样的前戏在雨前仍然颇具声势且毫不紊乱，但是，雨，那真正的内容却渐渐稀疏而短暂。终于有一天，狂风、雷鸣、闪电过后，一棵小树被刮倒，而雨竟然一滴也没有落下，它把最后的不甘和恼怒发泄到一棵小树上，而后就离开这片原野。

巴布的传音手机就是在那个时候从碎石场的石山上摔落下来的，像一块自由落体的石头，在降落的路途中，它又和几块突出于山体的大石头亲密地接触了几下，而这几次的碰撞改变了它自由落体的速度和方向，最终，一条石缝接纳了它残缺不全的躯体。

石山不大，只是一个小石山，巴布踩着一块块石头慢慢接近那条石缝本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那天的风是狂风，不甘的恼怒的狂风，在这样的风中，巴布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尽管他的搭档老穆一再劝阻他，说手机已经摔坏了，再去集市上买一个就是了，不过就是三天的工资嘛，但是巴布说那部手机里有卓丽芭的很多很多很美很美的照片，他要找到它。

巴布最终找到了他的手机，但他是和他的手机一起从一块大石头上摔落下来的。巴布要为他身体的瘦高而庆幸，因为身体瘦而轻盈，因为身材高而四肢纤长，他在跌落的过程中，纤长的手指及时抓住了突出的山岩。他就那么牢牢地抓着，两臂张开，双脚悬空，如正在向上的攀岩者而不是向下的跌落者。这么悬了一会儿，巴布微微侧过脸，看看离地面不过两米多的距离，他便双腿微弓，双手松开岩石，像一只颀长的鸟似的，落下。

我猜巴布的脚脖子大概受了一点伤，他瘸了好几天，手指也被尖利的岩石划出血痕。他的手机终于安静了，他也安静了，神情落寞而忧伤。

卓丽芭走了，离开了基地。她攒够了去美容院的钱，她要去首都巴马科的美容院漂白她的皮肤。传音手机再好也终究是自欺欺人，她要真正的白，说她要找一家最好的美容院。她将拥有更白一些的皮肤，以配得上她的白裙子。

白裙子，白裙子，又是白裙子。让卓丽芭快乐的白裙子，让卓丽芭不快乐的白裙子。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后悔把白裙子送给卓丽芭的？说不清楚，似乎没有明确的时间节点，后悔这种情绪就像爱情一样，有时悄悄在心里徘徊不定，有时又如一见钟情般一锤定音。

美厨娘卓丽芭曾经穿着白裙子——我从尼日尔河畔的古城塞古带回来送给她的白裙子，跳过梦幻般的月光之舞。那些夜晚，忙完了厨房的活儿，洗过澡、喷过香水的卓丽芭换上白裙子，她拎着裙摆，小心翼翼地走在小径上，朝等待她舞蹈的人们走来，美丽得像月亮的一枚碎片掉落人间。那时她是多么快乐，可她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快乐的呢？

只有老穆是快乐的，他天天唱着歌，弹着他的巴拉丰木琴，而他的小儿子穆穆在不放羊的时候则弹着自己制作的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的“琴”跟在老穆身后，父子俩像一支游走乡野的乐队。

我想唱着老穆的歌，去莫普提。再也没有哪首歌比它更贴切了。我已经能完整地唱完第一段。

巴戈埃河，流啊流啊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巴尼河

巴尼河，流啊流啊

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尼日尔河

当然，我的歌唱没有巴拉丰木琴的伴奏，尽管老穆多次说过他要送给我一架他亲手制作的巴拉丰木琴，但是在我一遍遍唱这首歌的时候，依然没有属于我自己的巴拉丰木琴，老穆为他的赠送行为设置了一个时间限定：等我回中国的时候。

我想我会说服老穆，让他提前实现承诺，如此，当我伫立于莫普提的河畔，凝望一轮尼日尔河落日的时候，巴拉丰木琴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