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科学家说时间并不存在，它只是空间的一个维度。但我们普通人对它的存在有着无可非议的、尖锐的体验。本能和经验告诉我们，对时间的体验便是人类意识的标志。

许多作家企图描写时间，我最喜欢的是博尔赫斯写的：“时间是构造我的实质。它是将我卷走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它是吞食我的老虎，但我就是老虎；它是燃烧我的火焰，但我就是火焰。”我们的意识同时穿越在现在、过去和未来，无时无刻不被生命中所有的希望和恐惧、所有的期待和焦虑影响和提醒着。过去的经验塑造了现在，又将现在的愿望投射到未来。

眼下我正在冰岛一个叫埃伊尔斯塔济的小镇，参演一部叫The Retreat的美剧。这是一个传统侦探故事的数码时代翻版。摄制组刚到这里一周，就因为导演和摄影师核酸检测阳性停止了拍摄。我得闲坐在“湖滨酒店”的小书桌前写这篇回忆。来的时候我因中转航线问题没带托运行李，只背了女儿在中学野营时用的高双肩包，带了有限的替换内衣、日用品和面前这些已经发黄的评论文章。上一次读它们是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几个月。

时过境迁，许多事情都已忘记，但是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犹如昨日。那天我非常难得地睡了个整觉，醒来已经七点多了。家里阿姨跟我说，你先生上班前让我告诉你看电视。我纳闷，一大早干吗让我看电视？我先去厨房给自己煮了红茶，然后打开电视。

电视里，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北楼燃着一团巨大的火焰，乌黑的浓烟从楼里涌出，覆盖住蓝色的天空。我不能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换了一个台，同样恐怖的镜头持续着，一架飞机从屏幕左面沉着地入画，向世贸中心的南楼飞去，眼看就要撞击，我紧闭上眼睛。播音员的声音说，第二架飞机撞进了南楼！美国正在受到攻击！我睁开眼睛，隐约看见一个人从燃烧着的高楼窗户里跳出来，第二个人从另一扇窗跳出来，然后第三个、第四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不可思议的画面。不知过了几分钟，高耸入云的高楼突然塌陷下去，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里化为乌有。画外电视播音员失控地叫道：No, no, no! 蘑菇云一般的灰烟滚滚升起，向周边的楼间空隙蠕动，弥漫到街道上。天瞬间暗下来，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到人群在尖叫。

我的心里也在喊：No, no, no! 那一刻，无数看着电视屏幕的人一定都在这样喊，更何况我对曼哈顿的那个区域怀有独特的感情——两年前，我曾通过取景器对这一片街道和楼房倾注了许多梦想。跟当地人不同的是，我在这些大街小巷行走、绕弯，并不是为了去银行办理业务，再去洗衣坊取干洗的衣裤，随后去街口的便利店买香烟。这里的一景一物是我的审美对象、恋爱对象。

那时我在这里导演电影《纽约之秋》。记得在选景的过程中，我和美术指导发生了一点冲突。我希望拍华尔街这一带新旧交替、层层叠叠的高楼和下面的窄街。这里无数扇窗户打开关上时互相折射的反光，这里昨天、今天和明天同时存在的感觉，是我心目中的纽约。但是美术指导更喜欢Soho、格林威治村那一带当年被视为酷的区域。我对他失望——他是用肉眼看面前的实物，在现实生活里判断哪条街哪栋楼更潮，而不是像《天浴》的美术指导Pan那样用镜头的眼睛看，并感受到实物在电影画面里更抽象的寓意。那段时间我很想念Pan，我深感自己还没有出师，正在艰难地、很不称职地独当一面……

《纽约之秋》也许是最后一部拍下世贸中心的好莱坞电影了。记得我们拍到这对高楼的时候，组里人说起过，纽约人一度认为它们破坏了曼哈顿的剪影，强硬霸占了天际线。在双楼还未竣工的时候，《哈泼斯杂志》上评论家就否定了它们：“这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人就这样呆立在那儿，既愚蠢又傲慢，与任何事物都没有任何关系，甚至彼此之间也没有任何关系。”从来意见不合的纽约人，因为对这两个“傲慢巨人”的憎恨而拉起了统一战线——直到很多年后的某一天，他们不经意地抬起头，惊讶地发现一个小鸟那么大的人，在两个巨人之间的空中，举着一根平衡杆来回行走、舞动。此人叫菲利普·珀蒂，是一位法国艺术家，那天是他二十五岁生日。足足四十五分钟，纽约人聚集在那两个巨人脚下，提心吊胆又欣喜若狂地仰望着这个奇迹般的景观。从此，这两栋楼让人联想起一个年轻人毫无功利性的异想天开，有了人性的光芒。

电视里那些熟悉的街道被厚厚的灰粉笼罩着，无数纸片从天边飘落下来，人们在烟雾里混乱地奔跑，一阵震耳的轰隆声让他们突然回首，惊呆地望着第二栋大楼像受伤的巨兽那样倒下来，泪水在他们沾满灰土的脸上洗出不同的肤色。这几十年来，世贸中心不仅占据了曼哈顿的地平线，它们已成为地平线本身——却在刹那间不复存在。

那阵子我已经开始筹备拍摄《扶桑》——一部旧金山唐人街电影。Pan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为电影做资料，我在家里改写剧本。“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我又怀孕了，在那之前的两次都在四个月左右流产了，医生劝告我不要在孕期承担导演工作的身心压力。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停止了《扶桑》的拍摄。

父母从上海打电话给我，父亲说他一位好友的长子在“九•一一”中去世了，那天他正好比往日提前到了办公室。母亲说，你千万记住天天祷告。我说，你们快挂了，我给你们打回去。那时的国际长途电话费十分昂贵，我总是这样让他们先挂了再打过去。自从做了母亲，我开始真正懂得父母对我根深蒂固的爱和牵挂。胎儿在腹中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也孕育着一份莫大的感恩——在这样充满飞来横祸的世界，我能安逸地在家里守住一个美好的希望。

纽约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浓烟里绝望的人们从四百多米高的窗户跳下来，他们飞速坠落的身影小得像天上的飞禽。我在下面的街上往上看，他们越来越近，有的头冲着地面，有的面向着天空，有的像体操健将在空中翻腾，每个人都伸展着双臂……

陆陆续续地，新闻里开始纪念这场悲剧中逝世的受难者，逝者的亲人们分享出他们最后的留言和信息：

朱尔斯，这是布莱恩。听着，我在一架被劫持的飞机上。如果不顺利的话——看来很不祥——我只想让你知道我毫无保留地爱你，我希望你做好事，去享受美好时光。对我的父母和每个人都是如此，我爱你，我会在那边再找到你。

我想告诉你，我爱你。请告诉我的孩子们，我非常爱他们，真抱歉我的宝贝。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三个人，他们劫持了飞机，正在转弯，我听说另外一架飞机飞进了世贸中心。我多想再次看到你的脸，宝贝，我爱你，再见。

亲爱的，想告诉你我有多爱你。我有点担心。我终于把你找回来了，真不想再失去你。你是我的一切。你拥有我整个身心和生命。我真的很爱你。

只有在这样的时刻，这个因被滥用而陷入平庸的字，又变得惊心动魄、催人泪下。只有面对如此的失去，我们才又一次被提醒，一切转瞬即逝，唯有爱跟地心引力一样永恒地主宰着一切。它是死者紧闭的眼帘后最后的亮光，是生者一辈子无穷的救赎。

同样是九月的纽约，同样是爱与失去、生与死，我两年前拍出来的《纽约之秋》显得那么多愁善感、苍白无力，甚至矫情、做作。

如果我在“九•一一”之后拍《纽约之秋》，它会是什么样子？我是否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对生命的本质有更真诚和深厚的表达？在曼哈顿拍戏的日日夜夜在我脑海里回旋，我开始思考那段经历，面对一年前无力面对的失败。

一九九九年六月的一天，我的经纪人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制片人Gary Lucchesi和Amy Robinson看完我导演的电影，对我十分欣赏，并有兴趣请我来导演他们下一部电影《纽约之秋》，李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将是片中的男女主角。

我的导演处女作在美国上映反响非常好，业界权威性的Variety（《综艺杂志》）选我为最有前途的十位新导演之一，经纪人认为我导演美国电影的时机到了。

英文里有一种叫“五月到十二月”模式的爱情故事，《纽约之秋》就属于这个类型。四十八岁的男主角威尔英俊潇洒，成功富有，正处于人生顶峰。他拥有纽约曼哈顿最时尚的餐馆，他的照片登在《纽约杂志》的封面上，他的事业、家、服饰都显出随意的高雅，他的一言一行都透出轻松的自信，他的身边永远簇拥着漂亮的女人。女主角夏洛蒂在威尔的餐馆庆祝二十二岁生日，发现外婆认识这位曼哈顿最抢手的男人，得知他原来是自己已逝的母亲凯蒂的男友。隔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年龄差距，威尔轻易地吸引了美丽的夏洛蒂，并以他惯用的方法开始了他们男女之间的游戏，但这一次他出乎意料地陷入了真正的爱情。剧中他将通过这场恋爱发现自己原来是怎么一种人，以及他应该成为怎样一种人。

我满心希望能爱上这个剧本，读完后却很失望，我没有被感动。可是好莱坞光环的诱惑令我难以抵挡，戏中的恋人是李察·基尔和薇诺娜·瑞德啊。而且，这是一部米高梅公司预算四千万美金的制作，光摄制组的生活费用就超出了我的导演处女作的总预算，还没有中国女导演导过这样规模的好莱坞电影，我也无法抵挡自己的虚荣。

那时离秋天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制片人要求我马上进组开展筹备工作。但是在接到《纽约之秋》剧本之前，我已经应承出演一部叫What’s Cooking？的电影。这是一部由四个不同种族家庭的感恩节晚餐为轴心的小制作，我将扮演其中一个越南家庭的母亲。如果我因这个配角不能按时投入电影前期的话，有可能会失去导演《纽约之秋》的机会。我去跟What’s Cooking？的导演商量，请求她放我走，但是她死活不肯。

那一整天我都在焦虑和矛盾中。晚上把孩子哄睡着后，我跟丈夫说，我还没有和What’s Cooking？正式签约，我没有法律责任去演啊。他说，你答应了去演就得去啊。我说，可是我真的不想为此失去一个那么好的机会。他说，属于你的东西跑不掉的，跑掉的本来就不该是你的，不用怕。他与生俱来的原则性，总是能让我在患得患失的困境里豁然开朗——原来面前就有一条通往自己命运的光明大道。

《纽约之秋》的确属于了我。我在洛杉矶演完What’s Cooking？飞回家看了丈夫和孩子，两天后到了纽约。那时离开拍的日期只有两个月，制片人早已定下了组里的主演和主创，唯一可以由我选择的是摄影师和几个配角。我觉得自己像是空降进来的光杆司令。

多年后我偶然跟《纽约之秋》的制片人Amy Robinson闲聊起当年，才得知那只“大馅饼”是怎么砸到了我的头上，为什么“属于”了我。

那天两位制片人坐在会议室里等我，Amy Robinson调侃说，我们真的到了这样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找一位中国女明星来导演这部电影？Gary Lucchesi大笑起来，好像他们在做一件荒诞的事情，然后他严肃下来说，是啊，她的确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原来男主角李察·基尔跟前面一位导演意见不合，把导演给炒了，没有任何其他好莱坞导演愿意接这个平庸的“烂尾”项目。眼看秋天就要来临，李察·基尔的档期也只有那几个月。制片人急了，如果再等到次年秋季，夜长梦多，这部电影很有可能会流产。

我飞去洛杉矶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当然还不知这些内情。记得我为这次见面还买了一套Max Mara的西装和一双高跟皮鞋。回想起来，我似乎经常在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去买新衣服，穿上后像武士戴上了盔甲。我大步走进会议室，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他们起身跟我握手，告诉我，他们从《末代皇帝》开始就是我的影迷，一直希望能合作，最近看了我导演的作品，觉得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们相信我可以为《纽约之秋》带来清新的、令人兴奋的诠释。处女作的成功给了我一个错觉，我真以为自己会导演电影了。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误会。

《纽约之秋》上映后票房很不错，不少影评却给了我无情的打击。经纪人快递报纸给我时说，“我完整地都给你，有些不好的，读不读你自己斟酌。”

原来评我为“最有前途的新导演之一”的Variety（《综艺杂志》）这回写道：“《纽约之秋》并不是一部坏电影，它只是完全彻底地平庸。”Boston Globe（《波士顿环球报》）的评论是这部电影“只有风格，没有实质”。我对自己一贯的怀疑被证实——我是个庸才、冒牌货，真相终于败露了。丈夫见我难受，企图跟我开玩笑：你向拳击手阿里学习一下吧，他总是说报上那些好的是我，不好的就不是我。你也得到了赞扬的评论啊，那才是你，我帮你把那些不是你的都扔了吧。我彻夜未眠，第二天丈夫刚去上班，我就鬼使神差把那些报纸从垃圾桶里捡了回来，把影评文章一一剪下，跟那些现场拍的照片、场记板、电影画报小样等等，一起封存在标了《纽约之秋》的纸盒子里。

一年后打开这个盒子时我跟自己说，如果你能把每一篇批评你的影评理智地念完，你就战胜了自己。但那毕竟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一种极度沮丧和疲劳，让我几次把文章推到一边。

在影片定剪之前，我们做了几次观众试映，然后总结了观众意见回剪辑间作修改。我对这样做非常反感，观众直观上感到有问题的地方，可能根本是故事中另一个地方的问题引起的，你如果照实去改，很可能进一步破坏了电影。但是制片公司坚持试映是此类影片的常规过程。后期工作的这一道关非常折磨人，我在完成混录后再也没有看过这部作品。

……

（全文见《上海文学》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