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要在时空的纵横交错中，在历史轨迹的变化和历史意识的理性调整中，在对人类的永恒价值的追索和宇宙终极意义的探究里，寻找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价值坐标与现实维度。

当下文坛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成为许多创作与评论所追步的焦点。然而，创作和研究者对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认知却莫衷一是。有论者认为，生态文学是内涵外延更为广泛能涵盖自然文学的文学范畴；有论者则认为，自然文学是更具形而上意义和人文视域的价值范畴，因此厘清两者之间的异同显得尤为必要。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对于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政策层面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文化实践价值。

自然文学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都是自古有之，起源自于各自的文化命脉中，并非是现代时期才产生的文学范畴。中国文化哲学中的自然观，催生了中国文学的自然创作，例如山水诗创作，田园诗流派等。中国的古典自然文学都是在自然的审美中寻求天道，寄寓着文人的道之文心。在西方，古希腊哲学、泛神论思想、神秘主义哲学、欧陆古典哲学以及宗教意识催生了西方的自然写作，例如英国的田园诗歌、美国推崇荒野体验的自然写作，这类创作都具有形而上的精神诉求。

由于古典自然写作很多都产生于文化哲学与信仰伦理层面，而非产生于社会历史的现实层面，因此自然写作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价值的审美表达。自然写作将自然看作是最高精神，天地万物之道蕴含其中，人之道也涵纳在天道中。人被天地孕育，与其他万物一样是自然之子。自然文学认为，只有从自然精神中习得真理才能使人之存在和谐永恒。古典时期的自然写作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不刻意不雕琢，“虽为人造，宛若天开”。

因为自然文学传统中超越现实的形而上诉求，使自然文学与某些有关自然的非虚构写作、生态文学划清了界限。某些有关自然的非虚构写作更倾向于现实性、科学性、经验性，例如郦道元的《水经注》、美国作家托马斯·里昂主编的《这片神奇的土地：美国自然写作文选》，这类非虚构写作不能完全划归到文学的审美范畴。生态文学则关注的是社会现实层面生态系统的平衡，其虽然也涉及哲学思辨，但是其最终旨归是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在现实层面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生态文学所彰显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观与天人合一的古典哲学诉求也是有着本质区别。东西方古典哲学中对自然的认识，带有宗教性和神秘主义色彩，承认自然之道的某种神秘性，认为人只能遵从天道，而不能以人的价值尺度判断“道”，正所谓老子《道德经》中所说，“道可道，非常道”。生态中心主义虽然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认为人应尊重自然，遵从自然伦理，但是其所承认的自然之内在价值仍然是以人之尺度为价值标准，而并非属于信仰伦理的范畴。生态中心主义有很强的现实指向，是“应对当代环境危机的最有实践力的伦理学派”。

自然写作在全球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转入到了审美现代性的反思阶段，欧美从18世纪到19世纪以卢梭、艾默生、梭罗为代表的自然文学流派即是审美现代性的文学先锋。审美现代性对现代性的反思，指向人与自然的隔绝，指向农牧社会逐渐解体，城市文明逐渐成熟所带来的伦理失范、精神沦丧，也指向生态中心主义所批判的生态失衡。但是显然，与生态文学不同，自然文学的文化内涵更为深厚，它指向了人类现代性单向度发展所造成的更内在的人类的精神、心灵的历史走向问题。

中国现代时期反思现代性的自然文学与西方顺应历史进程自发形成的审美现代性有所不同。中国的农牧社会形态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闭环模式中，其精神文化的变革也是在外族侵入的激变情况之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对自身进行的融合改造，例如，宋明理学就是应对外族侵略、民族精神危机而产生的哲学新纪元。古典时期，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受到过强势文化的置换性的冲击，其文化的根性也没有被触及。而晚清以降，由于西方的军事入侵，亡国危机触发了对传统的彻底否定。中国被迫进入了文化、历史、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进程，救亡图存的历史意志决定了文化层面的反思机制被抑制，所以，当西方的审美现代性已成风云之势时，中国的审美现代性却并没适合其生发的历史土壤，即使偶有萌芽也被压抑边缘，成为潜在流脉。直到1940年代后，由于西方迸发了空前的社会文化危机，二战成为矛盾的激化点，而中国也因战事形成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空间，自然文学的创作才有契机破土而出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例如京派文学，冯至的创作，以及九叶诗派等文学流脉中的自然文学倾向，但其至今还没有被充分研究廓清。

时至今日，自然文学与又适逢了新的历史机缘，生态文学也如日方生。当下，城市化进程已进入到了第二轮的加速期，超大城市、新一线城市不断涌现，如此势头使得传统的农牧文明更趋没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精神、文化、社会现实领域的问题。城市现代化进程造成社会的碎片化，致使人与人之间伦理关联稀薄脆弱；乡村人口的流失同样带来抚养下一代、赡养老人的伦理困境，以及失却原乡的心理和精神文化归属等问题；无论城市人还是乡村人的形而上精神空间都在趋于坍塌。城市人对真正的自然越来越陌生隔膜，其对自然的认知仅仅来源于成熟的文化系统和已经人文化的相对安全的自然环境。乡村的年轻一代也日渐离开曾经的农牧文明，参与进了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中。环境的污染、生态的失衡日益凸显。因此，自然、生态文学便顺应历史的召唤成为反思历史失衡的镜像，当代文坛的自然、生态文学创作初露峥嵘，呈现出一定的创作格局。小说方面以张炜、阿来、迟子建、陈应松等为代表，非虚构创作以苇岸、徐刚、韩少功、鲍尔吉·原野、李青松、胡冬林、艾平等为代表。

但是，当下由于对自然文学和生态文学概念的混淆，很多作家评论家不能厘清两者发生的历史逻辑与流脉走向，导致很多明显不属于自然文学范畴的文学创作和观念被纳入自然文学写作之中，也将自然文学窄化成生态文学。同时，由于对自然文学、生态文学没有文化哲学层面的清晰把握，很多创作者对自然文学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经验层面，或者拘囿于有限的知识谱系范围内，不能深刻洞悉自然文学的形而上诉求和生态文学的伦理实践性，因而，认知的局限导致了创作的偏颇。

自然写作也好，生态文学也罢，在当下，都存在着两种弊端，即“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

这里所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西方的文化学概念，而是指当下文坛创作中存在的将人之价值判断赋予自然的创作倾向。在这些创作中，作家对自然的呈现以人的价值判断为依据，在意念深处认定“春风十里不如你”。自然在作品中成为主客观对照的纯粹客体，作家缺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读者的阅读中可以明显感觉到人与自然的隔膜。创作者所展示的自然仅仅是观念系统中的文学想象，而非经验化的体察，遗失了形而上的精神超越，脱离了自然文学的价值轨道，或者说不能求达更高文化层级的价值观照。

而此处所提及的生态中心主义也不是指上文指涉的从西方舶来的生态伦理概念。这里所指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写作者在创作中忽略了人的维度，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以批判性、简单化的逻辑性思维将自然绝对化、孤立化从而隔绝了自然与人的有机联系。比如有些作品存在偏执的理解，认为自然灾害的原因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在出现动植物保护热点事件时，在冲动的写作状态下，有些作家往往会极端地判决人之存在便是原罪。

人在自然中有应有的位置与合法性，自然也有其运行的规律，这规律中有天人合一的圆美也有物竞天择的残酷。人之存在，天道之运行都是信仰伦理的范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我们对自然应持基本的敬畏，而不是随意发出任何向度的主观臆想。

自然文学的视角应是超越、多维、融合性的视角，而不是批判、二元对立的单向度的绝对化视角，天地人都应在一个和谐共存的体系中动态互参。“万类霜天竞自由”，人与万物是类别之分，而非主客之分。自然文学应有贯通天地的高度与境界，而不是以狭隘的视域，极端的单向度思维割裂天地人的整体性，降低自然文学的精神维度。即便是生态文学创作，也应该注重对精神伦理的探寻，提高文本的文化层级。若想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需要创作者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广袤的精神世界与崇高的理想诉求，并在艺术上修炼出自然无为洒脱恣意的写作手法。当然，修养至这样的高标，绝非一日之功可达，也需要创作主体的天赋异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理解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和主要着力点，自觉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自然生态问题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其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而文学需要关注、辅助的就是文化建设。自然、生态文学要深入到文化肌理之中，就必然要摆脱当下创作中的弊端，提升其文化段位。比如，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的今天，还有一些地方有旖旎的自然，但现代化进程相对缓慢。现代文明在空间上的差序化进展，使得这些在政治经济建设上落后的农牧边地，反而呈示了文化上的参照价值。正如学者尤西林所指出：“农牧业社会的自然观,同时就是人文自然观:在这一传统社会中，生存劳动性的自然观与肯定人性意义的人文自然观也具有和谐统一的性质。由于农牧业社会是与现代社会直接关联的传统社会形态，更由于这一社会形态所具有的上述和谐特性在今日的重要参照座标意义……在现代性批判与对未来社会的建设性构思中，农牧业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观念模式意义。”而很多作品留存下了这些农牧社会的自然生产生活方式和其所产生的自然观与朴素的哲学观。例如内蒙古作家艾平在《隐于辽阔的时光》中的草原森林自然书写，就呈现了游牧社会中留存的朴素的自然哲学、天人合一的生存之道与伦理温情，这些都对现代城市文明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互补性的参照意义，它能启动人们的深刻反思。而作家们需要思考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传统社会所保留的传统文化如何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中进行创造性改造，使其获得时代的生机。

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可以融合伦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文化视域，而不仅仅是为自然而自然、为生态而生态，将自然生态孤立于社会、文化、精神领域之外。自然、生态文学密切关乎人之存在，而人之存在本身是一个多维的动态系统，因此，我们要在时空的纵横交错中，在历史轨迹的变化和历史意识的理性调整中，在对人类的永恒价值的追索和宇宙终极意义的探究里，寻找自然文学与生态文学的价值坐标与现实维度。这也是我们当下文学创作者都应具备的精神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