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静静的嘛呢石》到《气球》，作为电影导演的万玛才旦，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用镜头记录下藏族人的日常生活。而在导演的身份之外，他还是一位作家，《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电影均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近日，万玛才旦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出版，他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等多个平台以直播连麦的形式，分享了穿梭在文学和电影两个平行世界的心路历程。

拍电影的小说家

万玛才旦1969年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中专毕业后成为小学教师。他白天上课，晚上沉浸在书的世界，并且开始尝试写小说。几年后，他考上了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学系，把自己以前写的小说拿给老师看，老师鼓励他给杂志社投稿，没想到一投即中，很快被刊登。

　　谈及小说创作，万玛才旦坦言自己是灵感型作家，“灵感来了马上写，通常一两个晚上就能写完”。他用一个个充满魔幻色彩的人物，构筑起自己的“藏地密码”：有站着瞌睡的少女，有看见死亡颜色的年轻人，有去世之后仍在雕刻嘛呢石的刻石老人，还有被一卷黄绫经书诱惑终生却始终没能翻开一页的“转世活佛”……

上世纪八十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掀起巨浪，莫言、马原等作家相继受马尔克斯启发找到了自己的叙事语言。而万玛才旦似乎天然就有“魔幻”基因，他从小听爷爷讲故事，那些荒诞而又神秘的民间传说，成了最早的文学启蒙。“转世轮回”更是就发生在身边——他本人就被认为是爷爷、舅舅的转世。在藏地，日常即魔幻，别人觉得神乎其神、不可思议的事情，在他看来恰恰是藏族人的真实生活。

大学毕业后，万玛才旦成了一名公务员。除了写小说，他心里还升腾起一股拍电影的冲动。在青海找不到那么多电影可看，他就托朋友买电影原声录音磁带，先后听完了《简爱》《傲慢与偏见》等经典电影。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意外让他对电影中声音的运用有了独特的理解。

2002年，万玛才旦获得一家基金会资助，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电影。2004年毕业后，他回到藏地拍摄自己的第一部长片《静静的嘛呢石》。该片是中国百年影史上第一部由藏族导演执导、拍摄藏地的纯藏语电影。

万玛才旦启用了一批藏族的非职业演员，僧人的扮演者是僧人，小活佛的扮演者也是小活佛。在这部影片中，小喇嘛为电视剧《西游记》痴迷，电视机、VCD、摩托车、迪斯科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渗透在藏民的日常角落。

万玛才旦没有用激烈、夸张的手段展现两种文明的对撞，而是用一种温和的态度看待两种文化的对话——《西游记》中的藏语；VCD中的传统藏戏《智美更登》；小喇嘛到录像厅看香港枪战片，当屏幕上出现吻戏时愤而退场并要求退票……

《静静的嘛呢石》在2005年的中国电影金鸡奖上斩获“最佳导演处女作”奖，随后在海内外多个电影节上获奖。万玛才旦终于叩开了电影之门。

“老狗”与“气球”：当藏地传统遭遇现代化冲击

拍完《静静的嘛呢石》之后，万玛才旦又拍摄了藏戏题材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和反映现代化冲击下普通藏民生存境况的《老狗》，这三部电影被称为他的“藏地三部曲”。

上世纪90年代，内地兴起“藏獒热”，藏獒一度被视为财富象征。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藏族人始终把狗视为家庭成员。当偷狗越来越常见，面对内地人开出的高价，藏族人是否会“出卖”伴随自己多年的伙伴？相比《静静的嘛呢石》的温情，万玛才旦用一根绳子暗示了老藏獒的结局，悲怆中透着残酷。

拍完“藏地三部曲”，万玛才旦的电影创作日趋成熟。两部改编自小说的作品《撞死了一只羊》和《气球》为他带来两次威尼斯电影节提名。

《气球》的灵感来自于万玛才旦多年前在北京中关村街头看到空中飘过一只红气球，他被这个意向打动，开始“倒退着建构故事”，创作了小说《气球》。电影里，气球变成了白色的避孕套。女主人公卓嘎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她向镇上的女医生要来了避孕套，却被两个不明所以的儿子当成气球吹着玩，结果意外怀孕。丈夫达杰的老父亲去世后，上师预言，老人的灵魂将会转世回到这个家庭。家人都虔诚地认定卓嘎肚子里的孩子是达杰父亲转世，不希望卓嘎引产。一面是经济压力和违反生育政策的风险，一面是家人的宗教信仰，卓嘎何去何从？万玛才旦选择了开放式结尾，“故事只讲一半”，让观众自己去咂摸余味。

穿行在文学与电影之间 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

家乡所经历的变迁，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交织与隔阂，是万玛才旦多部作品的关注点。但在最新出版的小说集《故事只讲了一半》中，这个显性话题逐渐隐入幕后，万玛才旦把更多的笔触对准了藏地民间故事以及复仇、爱情、亲情这些文学母题上。

新书中有一篇名为《水果硬糖》的作品，讲述了一位藏族母亲因丈夫早逝，想留个儿子在身边，没想到大儿子是读书的天才，小儿子被指认为活佛转世，“留还是不留”成为困扰她的问题。文章结尾，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母亲买来一包水果硬糖让孩子们品尝，“一开始尝到的是一种淡淡的酸酸苦苦的味道，慢慢地就变成了一种淡淡的甜甜的味道了”。据悉，这部小说已立项筹拍。

穿行在文学和电影两个平行世界，万玛才旦认为自己收获良多。写小说练就的语言功夫，让他的电影对白非常凝练；而拍电影则帮他打开眼界，接受全世界最新鲜、最前沿的信息，对小说写作很有好处。

万玛才旦的小说语言简洁质朴，用画家陈丹青的话来说，是一种“本色的写作”。他不会用大段的细节描写人物外貌、事件场景，也从不写生僻字眼，连形容词也用得很克制，但是“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动活泼地被他有限的词语建构起来”。他的小说篇幅都不长，结尾常常戛然而止，有读者调侃“每次读完都感觉还能再续上两千字”，文学评论家则评价他的小说“故事只写一半”，另一半留给了电影。

万玛才旦的电影追求的是一种质朴美学，镜头里的藏地被“祛魅”，它不再是美轮美奂的旅游胜地，也不是汉族人净化心灵的精神圣地，而是承载着藏族人日常生活、喜怒哀乐的一方土地。“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万玛才旦写在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扉页上的这句话，既是他前半生的注脚，也是他为之继续努力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