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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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小说家蔡东，我们达成了许多一致的看法：

比如用文学的方式勘探生活的悖论，临摹那些“磨人”“坠人”的无解困境——蔡东擅长从日常生活与家庭生活中提取不能承受之重，超越一己经验，进入陌生人的灵魂深处体验、理解和共情。她的小说常常让人在难以为继的窘迫和痛失依靠的离散中触探生活的底细，而后又在细碎珍贵的光斑里看到希望，由衷地生出喟叹和宽慰来。

比如现代内核与古典气质交融——她将困顿和怜悯埋藏在波澜不惊的生活洪流之下，同时也埋下现代人内在性的精神难局。她用“木兰辞”、“布衣之诗”、“照夜白”等一系列深具古典之美的意象与典故，与深重的现实意脉相连，赋予小说以别致精美的形式，通透且深刻的内蕴。

比如深谙艺术与生活的辩证法——蔡东是典型的“生活艺术家”。在她看来，一场急雨，匀称的青菜，洗衣晾晒，站在阳台上看花草吸纳阳光，雪光映照中赏读明清小品文，无一不是人生快事。“越是对人生本质的悲剧性有深刻的认知，越希望活得真实、细微、顺乎本性。”

比如对女性境遇和命运的贴身关照——蔡东自诩为“女性热爱者”。在她的作品里，女性的善好与坚韧，普遍的无人重视的压抑和牺牲，始终都是重要的表达对象。因为“风浪在她们心底，多少隐而不露，多少按下不表，细细剖开熟悉的日常，一层又一层，里头的东西叫人心惊”。

上述看法，标识出蔡东小说创作一些至关重要的方向，却并不意味着关于蔡东的讨论已经可以望到终点——一些过程性的、甚至更为重要的部分还有待进一步询唤、辨析。

比如，辨析在上述方向上，在同行的写作者当中，蔡东有别于他人的地方在哪里，或者说，蔡东成其为蔡东，一些关键质素是什么，那些抵达艺术层面的机智、哲学层面的深沉、精神气质上的卓尔不群的路径、逻辑、方法，是如何实施并推进的。

类似的“过程性”考量，让“自由人时刻”这样一个议题逐渐浮现出轮廓。

在此议题之下，需要我们应对并回答的是，蔡东小说中叙述者的潜在兴奋点，以及文本的高光时刻还可以定位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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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则小说遍布存在之苦，而写作者却不以展示痛苦为乐，那么，是什么支撑着文本中那位讲故事的人，一遍又一遍跋涉于苦难的河流，打捞出她心中的吉光片羽，来到恰巧路过的陌生人面前，沉默并期待回复。

我以为，正是生活的间隙里，那些为数不多的“自由人时刻”。

所谓自由人，本意是赛场上随意切换位置的人，越出轨道从陆地航行进大海的人，做守则之外任何事的人。“自由人时刻”，在蔡东所生活的现实世界里，对于被磨损者而言，大概率降格为并不存在的加班，迟迟不接听的电话，一觉醒来惊呼“还好”，夜晚独自坐在车里呆滞和放空。而落实到小说中，就又重新拥有机会现出其他许多生动的样貌。

关于自由，蔡东在文本之外并无太多论述。她只表示，一个瞬间，一个闪念，一个核心的细节，就能催生一部短篇小说。某个闪念中，可能包裹着一个星汉灿烂的宇宙。而事实上，这些瞬间、闪念、核心细节的逻辑起点和灵感源泉，某种意义上正是她借助文字所向往和追寻的“自由人时刻”。

一个长久凝视家庭生活与亲密关系的书写者，因为有了这一层面的向往和追寻，得以在虚无之中始终看到灯塔，于杳无人迹之处不断寻找新的道路，从亲缘关系形构的日常生活里剥落出旁人难以觉察和表述的艰辛恐惧与安宁闲适来。这也是为什么，蔡东小说中那些负重的、隐忍的、无望的、富有悲剧意味的劳役之苦和存在之苦，能够在幽深壮阔之余获得新的空间，在天空之上建出另一个天空，用以盛放阴翳以外无法言尽的复杂意味和独属于写作者自身的创造性的隐秘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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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东的小说创作序列里，“自由人时刻”同时具备两个面向。它有时表现为溺水者破水而出的珍贵的呼吸瞬间，有时又突然松弛下来，具象为日常平淡之中一次又一次的“出神”乃至“走神”。前者如《往生》《无岸》《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后者的例证包括《天元》《伶仃》《照夜白》，以及新近的两个短篇《日光照亮北斗》和《月光下》等等。

我们时常把《往生》中的康莲和《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的周素格同类项并举，用以证明在前现代和现代的语境中，人的道德性两难和自我解放的无效性。《往生》描述两个年迈生命的硬性捆绑和两败俱伤。61岁的儿媳康莲看护年迈且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公公。蔡东曾在某段文字中提到，写《往生》的过程中遭遇挫败，无法推进，直到康莲惊人的“一推”找到她，才又获得了继续的勇气和信心。儿媳康莲面对纠缠半生的老人，心生了断、解放之意，她走上前去，推了他一下，冷冷看着老头的五官因痛苦扭曲在一起，扶墙而立，卑下不知所措地笑，这一刻，她“心底升腾起一股快感”。康莲的快感当然很快被其他情绪所淹没，作者给了她两个结局，一个是死于心肌梗塞，身体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盈，闭上双眼，万籁俱寂；一个是被及时救活，还是走不了，还要熬下去。但无论如何，那短暂的一推，都被阅读者牢牢记住，成为《往生》中屡屡被提起的重点章节。

康莲的“意外”的行为，在《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中换成了自由意志与伦理道德争力的背景，并被敷衍成为一篇小说的全部。从故事一开始，主人公周素格就在谋划一个“邪恶险峻”的念头，她要将她的人生枷锁——失智的哲学教授丈夫绑在家里，从压抑与脆弱中逃走，变回自己本来的样子。对于执着于自由的周素格来说，她的“自由人时刻”既可以理解为捆绑丈夫为自己赢得短暂出走的“海德格尔行动”，也可以是音乐会上半是沉醉半是痛楚的徒劳亲吻。或者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将这一时刻定格在主人公举起剪刀又突然停住双手的瞬间——在放下利器改用牙齿和指甲解开丈夫绳扣的同时，周素格恐怕也迎来了她本人在整个故事中最放松最坦然的“自由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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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迷于让人物浮出水面寻找空气，是因为作者一贯秉持着对善好的坚持，对趋光性的向往。而“自由人时刻”的“出神”“走神”系列，则彰显着蔡东在写作上“狂躁的幻想”和恰到好处的创造性。

《伶仃》中相伴半生突然又远走海岛的丈夫徐季，他的“自由人时刻”是重新发现和强调自我，是与此前的人生关系彻底隔绝，独自一人在剧场里沉思，在菜场买一把妻子从来都不知道他喜欢吃的芹菜。《月光下》姥爷将要离世时，小姨得知消息摇晃着站起来又坐下，等待一壶水烧开。纵然在等待造成的令人窒息的真空中，我和她的关系再难愈合，但对于久久被生活折磨的小姨来说，这可能也是她仅有的无声宣泄麻木、疲惫和不满的时刻。《日光照亮北斗》里记录了太多次的出神和走神，旧的出租房墙壁长出灰褐色的蘑菇，新房间阳光在某个时刻投进转瞬即逝的生气和希望，主人公坐在电脑前通过纪录片看两眼开阔苍茫的自然风景，它们表面上看去是个性居住心理需求的泯灭，实际指向的却是有关当代城市经验的消息中，无可皈依者精神现实碎片化，以及千疮百孔却努力维持鲜明在场感的强烈的心理认同。

在自由、出神、走神的话题下，《天元》是一定要提及的重要文本。这篇小说里，蔡东选择了最简单的背景色——“体面”的工作和纯粹的爱情，来直抒胸臆般地安置对“自由人时刻”的澄明和反思。关于“做自己”这个主题，作者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的诗意，赋予简单情节以合法性和动人的生命力，最终让主人公将“一种不晓得该向谁说的模糊却广大的抱歉”，置换为与心爱之人同声相应的小型破坏与冒险。相比较男友进门时高高举起的涉嫌人生PUA的“坏镜框”，小说中陈飞白藏在办公室抽屉里的诗更觉可爱迷人：

在每一次能瞄准的时候我没有瞄准

我往左边或右边偏了一下

因为这个不瞄准

我活得特别有兴致

因为这不瞄准

我觉得，我是一颗星我是一个人才

我活着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一次次的不瞄准

“不瞄准”，恐怕也是蔡东本人的人生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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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是“自由人时刻”系列的压轴之作，在我看来值得重读的《照夜白》了。年轻教师假装失声，试图上一节不用说话的课，过不用说话的生活，这是《照夜白》的基本剧情。

在上了四千一百二十八节课后，工作了六年的年轻教师决定清理掉自己的声音，向生活亮明态度。她想要的是，坐上布包上印着的那匹名为“照夜白”的骏马，从低迷停滞的状态中飞升而起，完成一场精神性逃逸。逃逸的过程并不复杂，先是使用气声，仿佛声带已无法振动，再关闭演出状态，在好友面前也不再吐露言语，便可以秘密享受失声带来的快乐了。在《照夜白》里，作者帮助人物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自我隔离”：把发音器官牢牢锁在身体里，“不跟还没想清楚的、并未完全认同的一些东西合为一体”；坦然拒绝任何聚会邀约，和一个个“毫无自由意志的公共的夜晚”；将挣扎、迎合、窘迫从意念中抽离，让自己的生活尽可能俭省，重拾“动情”的真正滋味。

《照夜白》或许是蔡东的小说中最“不守纪律”的一篇，却也是最有趣、最富创造性的一篇。年轻教师最终可能还是要落回到地面，她的声音也会再度遍布皱纹、长满白发、瞬间变老。但《照夜白》利用提喻法完成的一次小小建模，却将真实世界中悬置的、可以想见却暂无条件展开的问题，以更加真实的样子推送到我们面前，并在其中完美论证了现代生活中个人意识捉摸不定的脉动和惊慌失措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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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者将蔡东笔下寻找“自由人时刻”的人们，统称为“自甘退步者”。如果要为这个群体归纳总结出一些特点的话，以梦为马、想落天外、不可驯服是其一，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则是这些人都在努力地“静水深流”，他们试图在不打扰别人的前提下，从规则守则中跳脱出来，吟唱内心关于自由的强烈愿望。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尺度——是“星辰书”而非“太阳志”；是某一时刻对面楼折射进来的美妙的“小太阳”，而不是无穷无尽耀眼得令人无法直视的唯一永恒全部的阳光；是沿途慢慢发现并认识自己，觉察微妙的世事与时光，而不是急吼吼地奔向终点，一路向着尽头而去，除了一次性震撼再无他求。

人物如此，作者的心意自然也与之相呼应。

蔡东曾有力地阐述“有限度的写作”之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不踩红线，不溢出常规生活，以写作满足自己狂躁的幻想，调和尖锐的矛盾，“在处处受限的人生里，写作是成为自己的唯一方式”。她也不止一次在文本内外提出对于“只要结果”和“只见终点”的不同意见，比如认定雪莉·杰克逊的《摸彩》令人难忘，拥有一个陡峭的结尾，却“不在最好的短篇之列”。这些实际上都是在从不同侧面申明着自己的写作伦理：过程正义，而非结果正义。

要有看起来妙手偶得的东西；

要有自己也不知道的变化；

要有自然光。

这也是为什么在她的小说中很少见到陡转和悬念，取而代之的是无比耐心的铺陈，以及七分诗意三分调皮的旁逸斜出。

一个擅长讲述的人，在所有故事的一开始，就放下隐藏的意图。她的想法很可能是：最初几步先拨开迷雾，让人清楚地看到一个预想中的目的地，而后薄雾重新聚拢，在每一个细微的兜转处，让游历者历经此前不曾意料却又必须要经历的含混与震颤。如此往复，故事的结局很可能就变成，目的地似乎还在那里，而辗转抵达的人，眼目心神却与出发时截然不同了。

这或许就是温柔的蔡东的固执所在。

最后，再度回到文章的开头。那里，我曾借助一连串“比如”引出了关于“方向”的问题。所谓“至关重要的方向”，正是“向经典”的方向。尽管“经典”二字从来不曾从蔡东的口中说出，她的文学实践却在一步一营地为此做出扎实且郑重的努力。

但一向对莽撞谈论“终点”持保留态度的蔡东，自然要时时怀抱她所珍视的理智和审慎。

因此，相比较某个高远的目标，她更倾向于打捞“时刻”，关心“过程”。在正义的过程性里，她由衷地希望，她的人物，她自己，以及所有可能的不可能的理想读者，永远都有浮出水面，沉默不语，保持坚定或是顽皮有趣的时刻。唯有那样，我们才有机会从中获取驱散暗影的勇气和抵抗恐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