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请观众允许我代表他们感谢这些用笔支撑着剧院的人。”这是1988年话剧《天下第一楼》首演后，北京人艺第一副院长于是之写下的一句鼓励编剧何冀平的话。在于是之看来，“剧院这个买卖的兴衰盈损，首先靠剧本。”而用厚重的积淀、深沉的哲思、敏锐的笔触去完成这些剧本的作家、剧作家，自然就成为剧院发展的宝贵财富。在北京人艺70年的发展过程中，作家一直以来都是剧院创作和演剧创新最坚实的基础，从建院初期的郭沫若、老舍、曹禺，到新世纪以来莫言、刘恒、叶广芩、熊召政、邹静之、毕淑敏等优秀作家的加入，作家与剧院的互动关联在北京人艺体现得尤为突出。这种互动不仅仅体现在剧本的输出与呈现上，更为重要的是，它反映出文学与戏剧之间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

文学是人学，优秀的剧本是对人和人性的深刻表达。在日前举行的纪念北京人艺建院70周年学术论坛上，作家、戏剧家们畅谈作家与剧院、经典与时代间的关系，分析剧院发展、戏剧的生命力与文学之间的关联，从文学价值的彰显、文学创作力的转化角度，探讨文学与戏剧交融交汇、碰撞交流的多种可能，为未来文学价值的延伸、戏剧创作的提升带来了不少新的思考。

好的话剧剧本本身是一部文学作品

“我对话剧虽然是门外汉，但一直是近乎痴迷的热爱者。”中国作协副主席莫言表示，上世纪70年代，当他初次拿起笔尝试写作的时候，写的不是小说，而是一部六幕话剧《离婚》。“因为观看了上海的话剧《于无声处》，以及读到了郭沫若、曹禺先生以及莎士比亚的剧本，所以对话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莫言看来，中国的古典小说跟话剧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其特长就是白描，“我们更多依靠人物的语言、人物的动作和行为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中国的小说家进行话剧创作更容易转行。

2011年，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在此之前，由他编剧、原空政话剧团演出的话剧《霸王别姬》在北京人艺小剧场上演。谈及戏剧创作的经验，莫言坦言，当编剧尤其是话剧编剧，一定要把对话写好，对话写好了，话剧就能站起来。“一个好的话剧剧本，本身应该是一部文学作品，即便不搬上舞台，纯粹的阅读也会给读者带来很多艺术享受。”他表示，自己要用后半生的时间努力完成从一个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变。“我希望我努力的创作会使人们对我的称呼加上一个定语，就是他是一个剧作家，或是一个写剧本的人。”

因为话剧《窝头会馆》，中国文联副主席刘恒与北京人艺结缘，他的创作也与舞台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在他眼中，作家与剧院之间的关系可以比作“受惠者与施惠者”。“我那些‘干巴巴’的在纸上趴着的文字，经过表演活跃起来，变得有血有肉，变得生动，变得意味深长。”刘恒视剧院为作家语言创造的“检验所”和“实验所”。“在剧场，我通过听觉、台词来接触人物内心、接触人物灵魂，这种享受是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它会给我们一些出乎意料的答案，让我来修正自己的创作。”

在创作《窝头会馆》的时候，刘恒曾打过比方：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总之，一个比一个细腻，一个比一个精巧，一个比一个难。但话剧的写作也让他感到相当幸福。他把剧院比作自己的“伊甸园”，“我自己的创作像一颗种子一样，在伊甸园里被培育、发芽、成长、结果，而且也有春夏秋冬。每一场演出都是这颗种子的一个轮回、一次成长。”刘恒认为，在这个创作者的“伊甸园”“世外桃源”里，这颗种子是“不死的”，而且是可以被反复利用的，“这对创作者来说是极大的回报、鼓舞与激励”。

创作要感应时代脉搏与百姓愿望

“北京人艺就是游动在深海中的一条大鲸，从容而淡定，悠游而自信。无论戏剧文学、演剧风格还是丰富多样的戏剧美学探索，都呈现出既有异峰突起、又有高度综合性的整体勃发态势。”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表示，回溯北京人艺70年历史，它之所以能有如此定力，正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有着“民族的、人民的”面相，这是一个大剧院的文化自觉，也是它的历史担当。一个剧院如果没有一批有大格局、大情怀、大担当的人，是走不远的。中国话剧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是以曹禺先生为代表的无数智者先贤与中坚力量，用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劳动，实现了这门艺术的民族化转换以及落地生根与开花结果”。在陈彦看来，戏剧是积累的艺术，是可以反复打磨提升从而实现真正经典化的艺术。一批批优秀作品的轮番上演，既是提升也是打捞，更是完成文化不动产的积淀过程。“剧院是民族的精神殿堂，是剧作家的精神皈依与生命归宿。”因此，即便“我们可能难以增添有恒久价值的建构，可也不要成为败坏或倒观众胃口的那个‘助产士’”。

文艺评论家钟艺兵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级剧院的成就与贡献，首先要看它上演过哪些戏、质量如何、观众欢迎不欢迎，更加重要的是有多少原创的好戏。这些戏应该有助于我们国家和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并且有可能传之久远。经典戏剧是个别的、少数的，是难以产生的、特别珍贵的，必须有其开拓性、创新性、独特性、权威性、典范性，从而可以影响一个时期或较大地域内戏剧创作和戏剧欣赏水准的提升，这就要求剧作家在戏剧文本的创作中首先要能体现出“民族的根、时代的魂”，并能以非常之笔写非常之事。莫言认为，北京人艺70年来之所以能不断出好戏，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一直热切地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和现实生活，剧院的创作与千千万万百姓的劳动生活密切相关、与人民的情感紧密相连，从而能说出百姓想说却没有说出的话，表演出百姓想表演而没有表演出的姿态”。

“戏剧创作必须深深植根于华夏大地的土壤之中，才能收获被广大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无论何种题材、故事、手法，都离不开对当前时代脉搏和百姓愿望的感应，不如此便会失去戏剧的灵魂和使命。要不重复他人，也不重复自己，新鲜独特、深刻动人，这依靠的是创新，是剧作家长期生活积累的提炼和顿悟。”钟艺兵说。

一个剧院的背景就是文化

曾经创作过《有一种毒药》《关系》《冬之旅》等优秀话剧剧本的作家万方谈到，自己是从一个北京人艺的孩子进入到北京人艺创作者的行列的，剧院对她戏剧创作的孕育令她难以忘怀。“在剧院感受观众的情绪，对一个编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滋养。”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观众不仅仅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也在整个中国戏剧的舞台上不断看到了各种风格的戏剧表达、呈现和新的戏剧形式”，这一切都让万方感到“戏剧的自由和文学表达的自由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层次的融合。戏剧的呈现越来越自由，它的表达中越来越融入着文学表达的力量”。万方表示，无论是北京人艺曹禺剧场上演的新版《雷雨》《日出》《原野》，还是在首都剧场精品剧目邀请展上呈现的契诃夫的《安魂曲》、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拜伦的《唐璜》等由文学经典改编而成的外国戏剧，正是“戏剧与文学的这种极富价值的融合，为当代戏剧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魅力与能够打动人心的力量”。

上世纪80年代初，曹禺在与导演林兆华的通信中，谈到“北京人艺决不能成为保留剧目的博物馆……我们需要不同的艺术风格、不同风格的剧本来丰富这个剧院的艺术。”戏剧教育家、中央戏剧学院名誉院长徐晓钟借用曹禺先生的话，希望未来的北京人艺能进一步团结、沟通中青年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更进一步地和他们进行学术性合作，比如为他们举行一些有意义的当下创作学术研讨会，在启用他们的剧本、导演构思的时候，热忱地组织专家学者讨论研究，为他们提出具体建议，帮助他们和学者们做一些学术交流。“我以为这是对中青年作家最直接、最具体的帮助。”

“一个剧院的背景就是文化。”剧作家何冀平表示，创作一部好作品并呈现于舞台，让它得以流传下去，不是靠物质金钱，而是一个有文化的剧院。“北京人艺给作家的尊重千金难买。”30多年过去，何冀平至今清晰地记得于是之当年鼓励她的话，“他们是人艺的支柱、良心，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是做人和文化，不论我走到哪儿、写什么，这些都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有这个底子，扬起的就不是浮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