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被人诘问文学有什么用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将无知或无奈留给了问询者，虽说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但是我们真的很少思考自己的创作和研究为什么对他们没有发挥作用或产生影响。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实质上是对文艺批评的社会价值的探讨。

文艺批评价值的实现有多种途径，我们探讨这一问题并不否认和轻视人们对这一问题已有的基本认同，探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完成一种“补短板”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是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从形而上的理论内容到形而下的实践方法，都提出了全面完整的要求。我们看到，当下在讨论关于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时，人们更多的思考是指向三大体系建设中的意识形态立场、思想文化资源和基本学理逻辑等普遍性、共同性的宏观问题，而较少关注不同学科专业和学术领域之间的个性差异。毫无疑问，宏观问题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专业之间共同的基本立场，是一种超越性的学术前提。同时，宏大叙事、逻辑思辨也是人类思想文化一脉相承的共同精神传统。从柏拉图时代的灵感论和逻辑思辨到罗马时代的法理精神、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理念、黑格尔和康德的古典哲学形而上思想体系，直到近代科学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都贯穿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抽象理性思维。这种理性思维是超越物质世界和个人意志的逻辑存在，进而演化为一种社会秩序与精神法则。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共同属性，科学理性首先体现在历史的逻辑性和真实性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实现需要服从这一基本理性的逻辑。而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内容上的意识形态立场、民族和人类意识，方法上的历史性、科学性和逻辑性等，都反映了这种共同的理性思维传统的特征。与此同时，不同时代理性思维的所有特点都不同程度上表现出对于感性、个人和个别的否定与忽略。

从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批评来说，个人性评价具有思想逻辑的合理性。文艺批评是一种科学活动，也是一种审美活动。作为一种科学活动，文艺批评必须具有逻辑性，具有一般科学的普遍理性；作为一种审美活动，文艺批评又必须具有情感性，具有思想的个人性。无论是从学科属性还是学术研究来看，不同学科都存在着不同的个性特征。在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领域，除了具备哲学社会科学以上几个基本特点之外，还具有其独到的思想属性和审美价值要求，而在此之中，最不能忽视的就是个人性和情感性。

历史研究最终都是要追求当代性价值的，而当代性与个人性是相通的逻辑环节，没有个人性的评价就不能构成不断创新的当代性内涵。任何创新的思想都是从个体思想的创新开始的，而“历史定论”最初就是由“不确定性”的个人评价发端的。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科林伍德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虽说我们不能接着说“一切历史都是个人史”，但是至少一切历史都应该包括个人史，这总该是一个能得到人们基本认同的判断。否则，对于历史的重新评价就无从谈起。20世纪末口述史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大历史叙事的某种缺憾，但是对于具有思想个性和审美个性特征要求的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批评来说，却仍然缺少个人史的叙事特征和个人性的阐释特征。对于文学史的评价本质上就是对于历史的评价，而对于历史的评价往往就是一种当下评价。因此，历史评价必然随着社会时代变化而变化。本质主义对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批评来说，首先应该是一种普遍事实的陈述。同时，“我们必须要警惕的是，传统本质主义世界观很容易进一步抽象为一种‘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就历史和文学史写作而言，那就是离开基本历史事实陈述，而将本质主义作为单向的思想原则和写作方式，从而对历史事实进行阉割，让历史适合某种先验的‘本质’，使文学史写作成为不真实的叙述。”

张江教授近些年一直在探讨阐释的公共性与主体性、有限与无限及其关系问题，努力建构“中国阐释学”的逻辑体系。其中，他提出的“阐释主体的权利”的观点提醒我们，在“公共理性”的制衡下，对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批评进行个人性的阐释具有一种思想逻辑的合理性：“不同的阐释主体，把握同一文本，因无穷的不同理解，生出的阐释无限”。文学创作中作家个体人生体验的独特性与真实性、文艺批评审美价值的个人性和主观性，决定了批评话语的个人性存在的合理性。历史总是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个人性叙事并不总是属于个人，多数的个人性叙事最后构成了公共性叙事，因此，具有公共理性的个人话语也是一种群体性、人类性话语。与此同时，个人性评价必须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之上，否则大多数人的见解也不等于公共理性。相反，有时候在一个缺少理性的大多数群体中，个体理性反而会成为被否定的悖论，个体理性会自我弱化或被同化。所以，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与学术理性是实现和保证个人话语建构的基础与前提。

文艺批评话语的个人性首先表现在独到的思想性层面。思想性不等于理论性和逻辑性，后者可以是通过对现有思想的阐释而形成的，既可能具有思想的总结性，也可能具有思想的重复性。其中或许是逻辑自洽的，也就是自圆其说的，体现出一种话语形式的完整性和规范性，但是却缺少创新性的思想内容。而思想的重复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关键在于思想的创新。在文学史研究中，史料性研究最容易缺失个人性评价，构成一种碎片化的资料爬梳。其实包括史料整理在内，从史料到史料从来不是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史料的思想性和逻辑化才能活化资料和历史本身。而对于文艺批评而言，个性化的思想更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的真实和评价的真诚是文学史研究和文艺批评思想性的核心要素，对于研究对象的肯定与否定都要服从这一学术前提。创新性的思想不一定具备形式的规范性和逻辑的完整性，很可能是一种片面的深刻甚至存在某种偏颇，但是却能给人以启示和思考，这种不完美的独到思想比起那些貌似完美的常识，在一定程度上更有价值。社会变革和思想创新首先都是从个人开始的，没有个体的创造就没有群体和社会的变革。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具有一种创新意识和营造一种创新的环境。与此同时，创新性的思想来自创新性的思维方式，不具备创新性思维方式，新思想也可能是偶发的和片段的；而由创新性思维方式产生的新思想则是经常的和系统的。思想的落后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思维方式的落后则是很难改变的。因此，培养个性化的思想首先要训练一种能够产生这种思想的思维方式。与其他学科相比，个人性是人文学术特别是文艺批评最为明显的精神特征，是一种见仁见智的自我感受，更需要创新性的思维方式。

个人性批评话语的确立除了批评主体应具有的创新性思维方式之外，还必须拥有平等的学术权利和真诚的批判立场。学术研究是一种平等的精神活动，应确立一种学理意识和学术伦理的共识，要尽可能地坚持和维护学术研究与学术评价上的平等原则。个人性话语的确立离不开这种平等的学术环境，个体的自然性存在并不一定能带来话语权利的平等，群体性话语与个人性话语之间总是不平衡的，群体性话语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与文化基础，很容易成为一种权威性话语。因此，对于文艺批评个人话语的认同和强化，实质上是对于个人自然权利和思想权利的维护。此外,低俗而流行的网络文化和影像文艺是当代文艺批评应该高度关注的现象，大众文化权利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设应该是一致的。当下拜金主义、娱乐主义和职场攻略、宫廷权谋、历史戏说、抗日神剧、谍战神剧、“灰姑娘”逆袭上位和“穷小子”咸鱼翻身等现象充斥荧屏和网络，文艺批评必须用社会理性与审美品格来加以引导。迎合和鼓动大众的低俗性文化消费不是真正的大众立场，而是对精英意识和知识分子责任的放弃，最终导致对于大众文化自身发展的伤害。文艺批评的标准是一种正义和健康的标准，目标在于“惩恶扬善”，歌唱与批判是其共同生命所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思想性的批判。

毋庸置疑，个人话语是建立在民族话语和人类话语基础之上的个体性阐释，不能脱离民族性和人类主流话语。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发展、学术研究要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有益于人类文明发展，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也是一种思想逻辑。同时，在阐释过程中必须体现出学理性和个人性。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建构学术话语，不能停留在从政治到政治或者从政治到学术的层面，而应该达到从学术到政治的境界，这是学术理性的基本要求。否则就疏离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弱化了专业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

需要说明的是，文艺批评的个人性话语建构并不等于思想上的个人主义主张。人们对于个人主义的忌惮由来已久，有时候甚至超越了应有的领域与边界。有人认为，“就单个艺术家来说，他们像普通的个人一样，只是一种单独的存在，他生活在相对狭小的空间里，自身实践的永远只是自然之光的一个方面。个体的局限性要求人要勇于自我突破。既然艺术要实现人类超越自身甚至超越自然的总体提升，那么每一个肩负此种责任的艺术家，就在个人成长与自我突破方面更加责无旁贷。”可以看出，突破自我和个体性局限是实现人类自身超越的路径。个人性在不同领域和对不同对象的评价中，具有不同的价值与属性。在文艺创作与批评中，个人性话语是不可或缺的。在意识形态正确的前提下，文艺批评的个人性话语并不具有所谓的类似“双刃剑”的二重性，即使个性话语与众不同也是正常的审美现象。个体生命的生活感悟和独到的审美价值追求，不仅是创作与批评的实践过程，更是一种需要提升的艺术境界。《创业史》中纯真崇高的梁生宝和《檀香刑》中精致残忍的赵甲形象塑造大相径庭，但都是柳青和莫言对于历史人生的独特理解和表达。因此，个人性话语不仅是一种正常的艺术手段，也是一种正常的思想权利。超越常识的思想往往是不易被接受的，甚至可能被抑制，但从根本上说，群体性意识最初也都是从个性意识发展而成的。

文艺批评的个人性还表现在话语方式和叙述风格上。当下文艺批评话语的学院模式和非文学性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话语表达的玄学化和模式化倾向。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建构不只是一个内容问题，也是一个形式问题。形式是内容的逻辑结构和表现形态，话语方式的选择是对于这一结构和形态的不同表达。目前，在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学术体系建构过程中，话语方式存在着较为明显的玄学化和模式化问题。其主要表现就是套用西方各种理论，把一种日常知识用非常深奥甚至晦涩的话语曲折地阐述出来，西方理论的某些词语成为文艺批评的关键词甚至主题。这种理论的过度哲学化，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玄学化倾向，其实也是一种话语方式的模式化。玄学化和模式化的共同特点，是脱离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批评实践的目的做一种纯粹形式主义的研究，其话语表达逻辑严密、概念深奥，但内容是常识性的或者反常识性的。当前许多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实质上做了哲学学科的搬运工，简单利用当代哲学理论来解释文学现象，从而造成了普遍接受的障碍。个性化是在对常识的反思和超越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个人性话语表达。文艺批评的本质特征是审美批评，其所具有的科学性不能简单地转换成空转的逻辑。其实，这一要求也体现在学科体系与学术体系之间的差异性上。学科体系需要固定化，强调公共性；而学术体系则应该个性化，强调创新性。个性即风格，个性不鲜明，风格就难以形成。

文艺批评话语结构的模式化，是导致批评话语个人性不足的外在表现形式。一篇关于具体作品的批评文章的文体结构往往具有大致相似的格式，多由这样几个部分构成：作家简介、作品内容简介、作品思想主题、人物形象、艺术特征，最后点出一两点不足，而且结论也往往是“瑕不掩瑜”之类。无论是文学史研究也好，还是文艺批评也好，评价的核心就在于突出作品最独到的特色，将自己的感觉阐释出来而得到最大多数的认同。如果面面俱到，就使作品淹没于一种雷同的模式中，丧失其真正的特色，而文艺批评的个人性价值也就无从体现。

尊重和鼓励文艺批评个人性话语的建构，是维护文艺创作和批评本身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于人类思想文化和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