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小说是以真实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骨架、描写人物命运、反映一个时代世道人心的文学作品。优秀的历史小说，应该是历史真实性和文学艺术性很好结合、传导正确价值观、知识密度大并让人能从中找到精神力量的作品。在过去的一段时期里，曾经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历史小说，但近年来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创作相对沉寂，架空、穿越类和天马行空式编造的作品大行其道。有学者说：“我们用了前半生的时间通过文学故事去积累历史知识，再用后半生的力量去一个个甄别推翻。”这提醒我们，历史小说特别是据其改编的影视剧，对大众历史知识和价值观方面的影响不可小视。我国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不竭源泉，我们有理由也有责任不断推出历史小说精品。最近几年，我创作并出版了《大明首相》《大宋女君刘娥》《范仲淹》3部历史小说。根据创作实践，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感悟历史温度，摒弃非黑即白历史观。历史学家关注的是历史发展中结构性的、非个人性的因素；历史小说家则相反，关注的是历史场景中的人。人，都有七情六欲，有七情六欲就会有纠结和挣扎，从而使冰冷的历史变得有温度。作家应以自己的审美体验去感悟历史的温度。比如，我们都知道范仲淹写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但在小说创作中不能因此将之符号化，而是应该找到更多生活化的细节，使之成为一个鲜活的形象。再比如《大明首相》中张居正与高拱的关系，其中既有严酷的政治斗争因素，也有复杂的人情冷暖。其中的任何一个行动，背后都体现出深刻的人性。

在传统观念中，受儒家君子小人之辨的影响，往往把历史人物简单分成好人和坏人。一旦定位为好人，他的一切就都是好的，即使有不好的一面，也要为贤者讳；一旦被定位为坏人，他就一无是处了。以这种非黑即白的历史观书写的历史是可疑的，人物是脸谱化的。人性复杂，红尘滚滚，每个历史人物都受到时代的规约，不是简单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可以概括。我们不应出于某种目的刻意拔高某个人物，即便他被后世捧为圣贤；也不能以陈腐观念去刻意嘲弄某个人物，即便他被史书称为奸佞。对待历史人物如此，对待历史事件同样如此。比如，庆历新政是范仲淹一生中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但长期以来，基本上是按照儒家君子小人之辨，把反对庆历新政的人都说成是“小人”。事实未必如此。御史包拯强烈反对新政中的按察之法，但又大力支持最受争议的“抑侥幸”改革；谏官余靖反对范仲淹设计的恩荫新制，但新政夭折后，他不间断地呼吁改革恩荫制度，后来朝廷推出的新法令，要比被废止的庆历新政时的恩荫新制改革力度还要大。再比如，创作《大宋女君刘娥》过程中，我关注的是刘娥冲破阶层与性别的桎梏时呈现出来的欲望和挣扎。当我们以男女平等、人不能仅仅因出身卑微而受到轻视和惩罚这样的时代精神重新审视历史，与当时以寇准为代表的士大夫的看法显然有很大不同。一旦摒弃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观，从人性视角和时代精神重新审视历史人物，历史小说实际上就具有了重塑历史的功能。毋宁说，这是历史小说作家的使命。

打通历史，直抵人物内心世界。历史小说要拂去时间的尘埃，敲开古人的窗口，与他们进行心灵对话，领略他们的百感交集。历史学家章开沅说过，没有达到一定的境界、一定的水平,也就不能或不配与古人对话。这也应该是对历史小说创作者的要求。历史小说作家应当具备打通历史的能力，对当时的思想资源、典章制度、社会风貌、政治生态乃至世道人心都有深入研究，这样才能对小说主人公有精准把握。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认为，宋人用墨画画、烧单色釉瓷器，要求绝对单纯，就是圆、方、素色、质感的单纯。这不仅是审美趣味，也是人生观的体现。这种人生观在范仲淹身上表现得非常鲜明。当反对庆历新政的人以结朋党来攻讦范仲淹时，宋仁宗为了给他一个澄清的机会，问他君子会结党吗？范仲淹明知皇帝对朋党很戒备，仍直言不讳地说君子有党，且对国家有益无害。因为他不想说违心话，更不忍用违心话欺骗信任他的皇帝。范仲淹41岁才得以进入朝廷，不到8年时间3次被贬，依然初心不改，直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以上种种，与当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安排直接相关。就思想资源来说，儒释道三教是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宋朝时三教关系调适得比较融洽，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使读书人参政热情高涨，有着强烈的责任感；道家任自然、轻去就和禅宗的超越思想，又使他们超然对待荣辱得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保持自己的真性情，不做作，不虚饰。就制度安排来看，宋朝实行官阶与差遣分离制，今天看来很丢面子的贬官，当时却很平常。所谓贬官，多数情况只是差遣的变化。差遣本就没有固定任期，随时都会发生变化，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不了解当时的思想资源和制度安排，就不可能进入范仲淹的精神世界，当然也不可能写出真实立体、有血有肉的范仲淹。

以真实性为第一，只能合理推理不能凭空编造。历史小说首先要具有历史性，历史性的核心是真实性。可以说，真实性是历史小说的特质。历史小说既然以真实的往往又是知名的历史人物为主人公，就应该对真实性负责，尽可能去重现历史风云中的真实人生状态。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说：“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但我认为，大事不虚是必须做到的；“小事”或者说细节也要有所“拘”。比如，不能在写明朝的历史小说中出现“奏折”，因为奏折是清朝才出现的词汇。细节的真实性，是历史真实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也使小说具有可观的知识密度。历史小说的真实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能背离当时的历史语境和历史精神。如果背离了历史精神，细节描述再真实，也只能是天马行空的编造。

当然，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允许而且必须虚构。因为历史本身就有太多谜团，太多留白处。但历史小说的虚构是有前提的，即不能凭空编造，而应根据历史文献提供的线索，结合思想资源、典章制度、人物性格与命运等做出推理。从这个角度说，我认同历史小说作家陈舜臣“历史小说是广义的推理小说”的观点。历史小说要写有血有肉的人，需要大量细节，而这恰恰是史料中最欠缺的。比如，《范仲淹》中的“小鬟”，她是范仲淹四子的生母。墓志铭记载她是钱塘人。那么，她是如何进入范家的？我查到一则史料，说钱塘一带当时流行一种风尚，虽蓬门贫女，也有一两件锦衣罗裙、几样头饰，目的是进入富贵人家做女使或侍妾。小鬟是范仲淹谪守睦州时，以女使身份进入范家的，后来引起一些风波，甚至导致范仲淹与梅尧臣交恶。我是根据当时的婚姻制度和已发生事件的时间点做出推理，来塑造这个人物的。以推理尽可能还原史料中缺失的历史，是历史小说的优势，也是历史小说的广阔空间。但是，没有必要凭空编造，误导读者。

当然，对历史素材如何取舍，从而巧妙安排情节，写出历史人物的命运感，并以既具有历史韵味又符合当今读者阅读习惯的语言表述出来，也是对历史小说作家功力的考验。这和前述几点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

（作者系历史小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