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北京的腊月比江南冰冷许多。凌晨三点半，沉睡中的大栅栏胡同被一声“吱呀”吵醒。这是我住进百顺胡同后，每天雷打不动听到的声音。开门的动静并不算大，却很准时，硬生生地把我从睡梦中给拖了出来。

这是每天大杂院里的第一个响动。开门的是在胡同里开饭馆的老韩。这是他生活的常态，也是这条胡同的常态。星星还满天铺在夜空里，月亮也高悬在头顶，整座城市，包括我们共同居住的百顺胡同，都还没有睡醒。其实，老韩自己也没有睡醒，闹钟响了三次，他知道自己无论如何得起来了。

老韩来自安徽，和老伴、儿子经营着一家川湘菜馆，今年快六十了，平时喜欢戴个帽子，帽子底下，是白了一大半的头发。戴上帽子人会显得稍微年轻些。

老韩的饭馆位于北京大栅栏一条名叫铁树斜街的胡同里，顺着铁树斜街径直走下去，就是闻名的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也是胡同，不过胡同和胡同不一样，前门大街商业氛围浓厚，是北京有名的小吃一条街，店面装修考究。尤其到了晚上，各种颜色的灯光和大红灯笼亮起来的时候，喜庆又热闹。相比之下，铁树斜街则是老北京的民居胡同，灰砖灰瓦、朴实无华，人流量和前门大街相比，也相去甚远。

老韩的饭馆原本只做中午和晚上两餐，今年受疫情影响，客流量大幅减少。虽然房东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相应减免了房租，但饭馆的经营还是有些惨淡。为了增加点收入，他和媳妇商量，早上加做早点，能多挣点就多挣点。

老韩的饭馆不大，摆满了也只能放六张四人座的桌子。这六张桌子和这间位于铁树斜街的小馆子，像是一条纽带，二十多年来，把老韩一家跟北京城联系在了一起。

熬粥用的米和做豆浆、豆腐脑要磨的豆子头天晚上已经泡上了，老韩打开火把粥煮上，这边就开始和面，媳妇负责磨豆子。面积不大的厨房里，只能容下两个人转身。夫妻俩忙得热火朝天，要不了多久，油开始在锅里翻滚，一根根泛着金黄的油条被老韩用一双长长的筷子夹出来，放在锅边沿的金属篓子里；粥、豆腐脑和豆浆也做好了，热气腾腾的，被老韩媳妇从锅里倒进保温桶，等待第一个掀开饭馆门帘的客人。

没在胡同住下之前，我总会觉得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各种花销都贵得离谱。去了老韩饭馆之后，才知道北京的早餐远比江南便宜许多。粥盛得满，油条个头也大，各来上一份，也才五块钱，基本上能把人吃饱。要是点上两根油条，到中午饭时候，都不知道饿是怎么回事儿。

也正是因为味道好，价格实惠，老韩饭馆的早餐要比中午、晚上热闹许多，客人来来往往，老韩忙忙碌碌。点餐与结账的人中间，有地道的京腔，也有东北、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天南海北的声音。因为一顿早餐，他们在胡同里相遇，短暂相聚之后，穿过一条条胡同，又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融入北京。

二

胡同是老北京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演绎着这座古都独特的风情和韵味。在一条胡同里，有气势显赫的王府大宅深院、富人商贾的四合大宅院、平民百姓的四合小院，也有像我和老韩租住的大杂院。人们熟知的南锣鼓巷，是北京最古老的街区之一，明清时期则是达官贵人的聚集地，里面的每条胡同，都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每间宅院里，都诉说着一个个老故事。紧挨着南锣鼓巷的帽儿胡同，作为京城十大胡同之一，每一扇木门背后都暗藏乾坤，末代皇后婉容、明代将领洪承畴、北洋军阀冯国璋都曾在此居住。

相比这些富贵之地，我还是喜欢大栅栏一带的民居胡同。没事的时候，我就骑着单车逛胡同。灰墙灰瓦的胡同，一条连着一条，一条挨着一条，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更是老北京居民生活的场所和京城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舞台。它记录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蕴含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像是一座座民俗风情博物馆，烙下了人们各种社会生活的印记。每次在胡同里骑行或是漫步，都有一种想在这里住上几晚的强烈愿望，问了几个房屋中介，昂贵的租金又让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国庆节后的第二天，天气出奇地好，既有秋季的清凉，也有晴日的温暖。阳光洒在胡同灰色的屋顶和墙面上，有阳光的地方温暖如春，上了年纪的老北京人坐在门口的阳光里打盹，门前笼子里的鸟叫唤累了，也跟着眯起了眼。原本快节奏的北京，在那一刻，突然间慢了下来。

路过陕西巷一家小卖店，原本想买瓶水，却看到冰柜的拉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平房出租”。我问老板娘：“房子还在吗？”老板娘说：“租房信息是一个朋友贴上的，前脚刚走，你打电话问问。”

房子所在的胡同叫“百顺”，与胭脂胡同、韩家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棕树斜街、朱家胡同、小力胡同并称为“八大胡同”。而百顺胡同，在其中名气最大。当年，京都名伶大都在附近几条胡同居住。至今，百顺胡同的一处宣传墙上，还雕有“人不辞路，虎不辞山，唱戏的不辞百顺、韩家潭”的石刻。

房子位于百顺胡同36号，院子里密密麻麻十几间房，对称地排列在两边，中间是仅容一个人行走的狭窄巷道。每一间房子面积都不大，大点的十几平，小点的七八平。负责管理这个大杂院的，是来自吉林榆树的东哥。东哥具体叫什么，我没多问，或许是跟我认识的很多东北人一样，名字里有个“东”字，就下意识被人喊了“东哥”。

我看到房子的时候，东哥正拿着瓦刀在墙上抹水泥。东北人自带豪爽派，东哥一张口，就听出是好打交道的人：“兄弟，我也不瞒你，这房子昨天刚腾出来，墙皮脱落得厉害，我重新抹一下，反正就这条件，你看行你就租。”

房间里除了一张床，就只有一个货架，新的水泥抹在墙皮脱落的地方，像是一个针线活不好的妇女在一件旧衣服上缝了一块又一块补丁，针脚粗糙不匀称，一点卖相都没有。房子很小，只有两米宽，床放进去，床头床尾都顶到了墙上，满打满算不到十平方。

东哥说：“这里前一天还住着一家三口。一对三十多岁的河北夫妻带着个五六岁的孩子。男人送快递，女人在家带孩子。孩子小的时候，三个人勉强睡在这张两米宽的床上，孩子稍大一些，就显得挤了。后来，孩子父亲在床尾装了一个三层的货架，上面两层放快递，下面一层成了孩子的床。”

男人负责百世快递大栅栏一带的揽件和投递，每天骑着三轮车穿梭在各个胡同之间。早上走的时候，孩子还没睡醒，中午饭基本上是在外面随便对付一口，有时候单子少，也会到老韩的饭馆里要一碗炸酱面或是点一盘饺子，蘸着辣椒油和醋吃得满嘴流油。不过，他觉得最幸福的时候还是晚上收工，该派送的单子派送完了，疲惫了一天回到家，女人已经把菜做好了。菜其实很简单，三个人，一荤一素一碗粥，再打开一瓶牛栏山二锅头——北京人叫它“白牛二”，一斤装的叫“大白牛”，半斤装的叫“小白牛”。生活在这个院子里的人大都好这口，据说每年的销量惊人。

这一家人在这里住了五年。孩子从出生到五岁多，所有关于北京的记忆，都跟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有关，他在那个用货架做成的床上，或许做了很多有关北京的梦。不幸的是，孩子在一次顽耍时摔折了腿，北京的医疗成本远比河北老家要高，跨区域报销幅度也会少很多；外加孩子快要上小学了，北京的教育资源他们享受不到，夫妻俩一合计，退了房，带着孩子回老家了。

三

房子条件不好，价格自然也相对便宜，我如愿住进了北京的胡同。

上大学之前，我曾在建筑工地做过民工，住宿条件简陋，工棚里连上下铺的高低床都没有，铺盖铺在木板上，就成了床。胡同的这间小屋，条件并不比建筑工地强到哪儿去。门朝北，没有窗户，灯熄后的一瞬间，整个世界没有一丝光亮，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

睡在胡同里第一天晚上，我一直在想，没有厕所，洗澡不便，上一个租客，还有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左邻右舍，他们是如何长期在这里生活的？他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在遥远的家乡，一些三线或是四线的小城市，拥有舒适的居住环境，单元房里有宽敞的房间，敞亮的客厅，有24小时热水的家，却为了寻求梦想，选择放弃舒适，漂在北京，煎熬着生活的苦。

一个朋友说，不管是哪一类人，不管是什么层次的收入，都能在北京生存下去。在这里，能看到很多阶层差别的不公平，也能瞬间在这种不公平之中找到相对的平衡。你感叹生活艰辛，也会不经意间在马路上看到一个你在电视里见到的某个明星。比如说，在我原先生活的那个江南小城，想听上一堂文学名家的课，不使出浑身解数，还真不一定能有机会。而在北京，经常能在周末去聆听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名家的创作分享，不要门票，甚至不用提前报名。对每一个追梦的人来说，这是北京的魔力，也是北京的魅力。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而来，以不同的方式拥抱着北京。

我拥抱北京的方式，就是穿过一条条胡同，感受这座城市的人间烟火。

关于胡同，老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六千，没名的胡同数不清。”有史料记载，“胡同”是蒙古语，街巷的意思，南北向称为街，东西向称为胡同。街相比胡同要宽些，临街的建筑商铺较多，比如杨梅斜街、樱桃斜街以及老韩开饭馆的铁树斜街。这里的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小院，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在大杂院里，住我对面的，是两个给超市送货的年轻人，六七平方的小屋里，放下一张两米宽的床，就几乎没有什么活动空间了。两人挤在一张床上睡，他们挺知足，条件好与不好并不重要，关键是省钱。一千五六的房租，两人平摊一下，一个人七八百块钱，就可以在北京的胡同里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小屋。

有一次，我听到他们中间的一个年轻人给家里打电话，语气里带着十足的自豪：“你知道我住的这是啥地方吗？这可是国粹京剧的发祥地，乾隆当皇帝的时候，徽班进京，那春台班就住在我这个百顺胡同，梅兰芳当年就住在这旁边。”

一个送货的年轻人，对北京的胡同竟如此了解，让我心生佩服。胡同的房子隔音效果很差，年轻人打电话嗓门也大，听着跟站在我旁边说话差不多。

我生在豫北，工作在江南，听到他浓重的乡音，一下子让我有了亲切感。我问他：“你是河南的？”他转身，先是憨厚一笑：“啊，河南周口咧。”老乡的身份，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头一次见面的陌生感瞬间也淡然无存。

我说：“啥时候你不忙，我请你喝酒，把屋里那个老乡一起喊上。”

“中！”他答应得很爽快。

从我们居住的百顺胡同出发，穿过陕西巷，沿着铁树斜街走上几百米，就到了老韩的饭馆。在这条胡同里，老韩的菜馆并不出众，我第一次去他那里吃饭，是因为他的那句吆喝：“进来吧，好吃不贵，不好吃不要钱。”

我起初并没有打算进，像路过之前的几家店一样，准备只做一个过客。他的这句吆喝，让我改变了主意。做生意就得吆喝，要不人家不知道你是干吗的，这点我深有体会。

我小的时候，父亲种了很多韭菜。韭菜要一茬一茬割，该割的时候不割，一旦长老，就卖不出去了，也会影响下一茬的生长。父亲一个人卖不完，眼看菜要老在地里。我那年十一岁上小学四年级自告奋勇对父亲说：“爸，要不我放学帮你卖吧，不过卖的钱得让我自己存着，将来交学费用。”父亲没拒绝，第二天我就挎着菜篮子出发了。

没出发的时候信誓旦旦，一走出家门，心里立马就虚了，我挎着菜篮子只顾走，脸红到脖子根，从村西头走到村东头，一斤菜也没卖出去。村里的一个婶子问我，你挎一篮子韭菜弄啥去？我说：“卖。”婶子说，你不吆喝，人家知道你是干吗的？

如今，老韩的吆喝，与我二十五年前的记忆碰撞在一起，牵着我的思维径直走进了他的饭馆。店里生意不好，我边吃边和老板闲聊。他说，算上今年，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年了，最后悔的事，就是当初没买房子，到现在还租住在胡同平房里，夜里上厕所得跑七八十米远，被窝里攒的那点热气一进一出全折腾没了，从屋里到外面，人一下子给冻精神了，深更半夜的还睡不着了。

由于疫情，街面上不少店都挂了转租的牌子。老韩算是比较幸运，房东免了不少房租，外加自己前些年的积蓄，勉强还能撑着。不过，中、晚两餐生意维持不了开销，只能硬着头皮把早餐也做上了。每天凌晨三点半起床，早餐卖完准备午餐，午餐到晚餐中间的空档，可以回胡同里睡上两三个小时，然后再熬到夜里十一二点，第二天早上凌晨三点半起床，如此周而复始地奔波于住地跟饭馆的胡同间。那时候，我才知道，每天早上那声“吱呀”声来自老韩。相比之前影响自己睡觉的抱怨，内心对他投去的，更多是怜悯与佩服。如果能安享生活，谁又愿意为了生存疲于奔命？

打那以后，只要我回到胡同，不管是早餐午饭还是晚饭，哪怕是吃一碗炸酱面，我都会选择去老韩的饭馆。

这一次，我和住在对门的两个老乡，在老韩的饭馆要了几个硬菜，两瓶“白牛二”。打电话的老乡叫田野，另一个叫李子涛，两个人来自同一个村子。酒至酣处，我问田野，你对胡同挺有研究的嘛。田野脸一下子红了，有啥研究，胡同的墙上都有介绍，一天跑多少趟，两天记一个字也会背了。李子涛说，田野喜欢历史，小时候家里穷，初中就辍学去广州打工了，但内心一直向往北京，这里是首都，有历史，也有文化。

李子涛这么说，田野还有点不好意思，端起酒杯说，啥喜欢不喜欢的，就是没事瞎看看。我敬他酒，让他给我讲讲百顺胡同，他举起酒杯，推脱说你一看就是大学生，我能给你讲啥。我执意要他讲。他把酒喝了个底朝天，说那我就随便扯扯闲篇：陕西百顺石头城，韩家潭畔弦歌声……说的就是咱这大栅栏的八大胡同。不过，现在人说起“八大胡同”，就只想着野史中那些青楼妓院、烟花女子，其实不准确。“八大胡同”可不限于这八条，而是前门一带多数带有妓院楚馆的烟花柳巷；再有一个，“八大胡同”当时因为风月场出名，最初实际上是京剧班子频繁驻扎才红火起来的，所以说这里是京剧的发源地。铁树斜街101号，就在这饭馆不远处，就是梅兰芳出生的地方。咱住那隔壁34号，是京剧之父程长庚故居；斜对面不远55号，是青衣泰斗陈德霖故居；咱住那个，是著名武生迟月亭故居……

话匣子一打开，田野顿时变得滔滔不绝，像是压抑许久突然找到了可以交流的对象。话越聊越投机，酒也越喝越多，回去的路上，田野突然问我：“你说人虚荣不，咱明明住的是这小破房子，两个大男人睡一张床上，连个窗户都没有，回家打电话的时候还吹得天花乱坠。”我搂着他的肩膀，说你那是孝顺，不想让家里人担心。他突然抱着我哭了，哭声在夜晚的胡同传出去好远。

其实不只是田野，李子涛，包括我也一样，一个人漂在北京，牵扯着一个家庭的思念。在这一点上，管理这个大杂院的东哥更是深有感触，他已经七个月没回家了。有疫情的原因，有工作的原因，也因女儿的一句话。上一次他回去，临走的时候，女儿对他说：“爸爸，你以后别回来了，我已经习惯你不在家了。你半年不回，回来待两天又走，我会更想你，还不如不回！”

四

我和东哥签下租房协议后，发了一条朋友圈，为了多年以后寻找这一年我在北京的痕迹，也为了庆祝在偌大的北京城，我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尽管简陋，却是我拥抱北京的阵地。

能住在前门附近的胡同，不少人觉得是一件特别豪气的事情。他们和我最初的感觉一样，北京的胡同身价都高不可攀，即便是租住，也要付出昂贵的租金。这是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抬起头往上看，追崇高贵富裕的生活，却经常忽略，再发达的地方，都会有一些靠下苦力生活在城市角落的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像老韩，在这座城市里，他的饭馆连同他自己，其实都是可有可无的。但每次回到老家，乡亲们听说他在前门大栅栏的胡同里开饭店，都认为那一定是腰包鼓得装不下的大老板，从来不敢想象他为了多挣下一点钱，早点在北京买上一间小屋，每天只能睡上三四个小时。

妻子把我的朋友圈拿给母亲看，老人家很快就把电话打来了，问我是不是跑到乡下租房去了，怎么连个暖气都没有？我说这可不是乡下，是皇城根下。母亲问，那儿离天安门，离毛主席纪念堂远不远？

母亲生于五十年代末，那个时候，群众发自内心地对毛主席无限崇敬、热爱。不管是不是共产党员，即便是像我母亲一样大字不识的农村孩子，都最听毛主席的话，最听共产党的话。家家户户堂屋当门的墙上，都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在母亲眼里，毛主席是让她吃饱穿暖的恩人。

六十多岁的母亲，跟土地打了半辈子交道。早些年，农业尚未实现机械化，播种、灌溉、除草、收割、入仓等一系列农业活动，全靠人力劳动。从开春到秋收，每天起早贪黑跟土地较劲，到了冬天没有农活的季节，为了能给我们挣点学费，又会像男人一样出去揽些苦力活。母亲生我的前一天，还挺着肚子在田里除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过度劳累，母亲腰腿疼痛的症状越来越严重，不能多走，也不能长久站立。

在我走出农村之前，县城是母亲去过最远的地方，见过最大的城市。我参加工作后，想趁着母亲腰腿还算可以，带她出去走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每次母亲都说，外面有啥好看的，城里的楼都一样，我这腿也跟不上趟儿。其实，这都不是根本原因，主要是看我那时候还没在城里安家置业，母亲不想让我花钱。

这次我到了北京，每次跟母亲视频，她都问我：“去天安门了没，去看毛主席了没？”我说看了，天天坐地铁从那儿过。母亲说，你给我拍张照片看看。我把站在天安门前的照片发给她，母亲问：“毛主席的呢？”我说毛主席纪念堂不让拍照。母亲“哦”了一声，语气里有点失望。我说：“妈，下次我回去把你带回来，你亲眼来看看天安门，看看毛主席。”母亲眼里立马有了光，随即又暗淡下去，那来回路费得花不少钱吧？

母亲虽然心疼钱，但因为是来北京，最后还是同意了。为了省钱，母亲坚持住在我租的那间平房。母亲说，这房子这么破，政府咋不拆了盖楼。我说别小看这小平房，距离天安门两公里，一平方卖二十多万。母亲听了先是一惊，随后又变得平静：“离天安门这么近，难怪卖这么贵。”

两公里路程，对正常人来说，闲逛着就去了，对于腰腿不好的母亲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从胡同去天安门的路上，我担心母亲身体吃不消，要打个车。母亲坚决不同意，说以前毛主席领兵打仗，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过了，咱这几里地算啥。

母亲没上过学，是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北京和她关联的，不是故宫、长城、颐和园、南锣鼓巷，只要能去一趟天安门，能亲眼看看躺在水晶棺里的毛主席，对她来说，就是拥抱了整座北京。

出发之前，母亲特意换上了新买的衣服，路上走得很坚决，一步也没停歇。在天安门前照相的时候，她先摸摸衣领，再拽一拽衣角，我让她笑一笑，她依然一脸严肃。在母亲内心，与天安门、与毛主席合影，是一生中必须完成的使命，嬉笑不得。

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人很多，队伍排了几个来回，时间长了，母亲手撑着腰，我说要是吃不消就回吧。母亲说，没事，吃得消。直到一个小时后走出纪念堂，母亲才找了一个台阶坐下来歇会，她说：“看毛主席躺在那儿，总感觉他只是睡着了。”我想说毛主席虽然走了，但他的思想还在，想想又打住了，没必要在母亲面前故弄玄虚。在母亲那代人看来，毛主席一直都活在他们心中。

五

在北京的日子，我经常背着包从胡同出发，前往天通苑、回龙观、通州、大兴、皮村，乃至地理位置隶属河北廊坊的燕郊，体验北漂聚集地的真实生活。他们为梦想而来，工作在城里，租住在市郊，上班单程最长的时间两个半小时。

地处北京北五环外的天通苑，是亚洲最大的社区，三十万的固定人口，六十万的北漂，他们每天迎着城市的第一缕阳光开始奔波，在夜幕沉沉时才回到栖身之所。站在天通苑地铁站的天桥上，即便是在晴好的日子，依然看不到小区的尽头。

和天通苑一样，回龙观、北京像素、河北燕郊，这些北漂们闯进北京最初的落脚点，因为房租相对便宜，安放着千万个北漂人不安的现实和果敢的梦想，有人在此启航，也有人在疲于奔波中黯然神伤。他们向往的北京太美好，他们拥有的北京太艰难，他们想依托这样的过渡，实现拥有理想中北京的愿望。

我时常躺在胡同的床上，回味远途上班跋涉的艰辛和疲惫，庆幸自己在皇城根下拥有这样一间小屋，刚好容下对北京、对文学的痴念与向往。我也时常会站在仅容一人行走的巷道里，仰望头顶湛蓝的天空，让文学的梦想飘向朝阳区最东端那个叫皮村的地方。

皮村，一个北京市郊的村庄，地处北京与燕郊交界地带。公交车在村口的环岛边上停下，环岛向西，笔直的马路通往繁华的北京城区，向北则是皮村，是租住在此的两万多名外来打工者眼中的另一个北京。

我慕名前去皮村，是因为那里的文学小组。那些户籍在农村却早已不在老家种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花上几百块钱，就可以在这里寻找到一处栖身之所。他们分布在城市的角落和夹缝之中，其中有很多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他们需要文学阵地，需要精神抚慰，需要被肯定、被鼓励。但主流的文化阵地对他们来说，太过遥远，于是他们抱团取暖，在那个偏远的、本不为人所知的小村庄，成立了自己的文学小组。白天他们是建筑工、装修工、电工、瓦工、装卸工；夜深人静，他们围聚在一起，就是文学的追梦人。他们用手中的笔，书写城市的角落和工人们的喜怒哀乐。看见他们，我就会想起多年前的自己，在建筑工地的空地上，捧一本文学书籍，在文学的世界里感知路遥、陈忠实、二月河、贾平凹。也正是文学的力量，让我从一名建筑工人重新燃起求知的欲望，走进大学的校门，并拿起笔，书写发生在祖国大地上那些动人的故事。

我从胡同一次次出去，去往前门、天安门、故宫，去往房山、昌平、门头沟，去往怀柔、密云、平谷、顺义，去往我没有去过的北京的每一个角落，用脚步丈量首都的博大与深厚，然后拖着疲惫的身体重新回到胡同。那间简陋的不能再简陋的小屋，是我拥抱北京后精神和肉体的归宿。

六

柿子在桌子上放软的时候，我离开了胡同。

那是我刚住进来的时候田野给我的。那天，他骑着三轮车送货，一棵生长在公园边上的柿子树，黄澄澄的柿子挂在枝头，像是一个个小灯笼，熟透之后从枝头落下，腐朽成泥土，成为树木生长新的肥料。果子是树的作品，被人摘下是一种认可，农村出生的田野再明白不过。就像是家里种的麦子、玉米、大豆，它们倾尽了生命里所有的能量孕育出的果实，如果不被采撷，不被加工，对庄稼本身来说，就是一种遗弃。

田野把树上能够得着的柿子摘下，带回家里。那天，他打完电话，我和他打招呼，他把柿子送给我，算是老乡初次见面的礼物。

走的那天，我把被褥留给了田野和李子涛，烧水壶留给了老韩，挂衣架给了东哥。我们在这里短暂相聚，很快又在这里分别。他们为了梦想，长年在这里生活；我不过是寻找一份体验，成为这里一位短暂的过客。

“晚上喝酒吧，我请，算是为老乡送行。”田野说，“还去老韩的饭馆。”

饭馆生意依旧不景气，老韩刚好得以有空陪我们一起坐下来喝酒。菜并不丰盛，酒还是“白牛二”。窗外寒风肆虐，零星飘着雪花，屋内推杯换盏，几个为梦想打拼的北漂人，经历着属于自己的狂欢。烤鱼的托盘下，酒精炉烧得正旺，托盘上面热气腾腾，寒冷的夜里，我感受到了别样的温暖。

我挺庆幸在那条胡同里，遇见和我一样的他们。酒喝多了，他们给我讲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那里有乡愁，有牵挂，有欢喜，有无奈。我把他们的故事记在心里，准备以后写成文章，成为传播他们故事的文字。

田野请客，老韩不肯收钱，我还是偷偷扫了店里付款的二维码。田野听到钱到账的声音，跟我急眼：“明明是我喊请客的嘛！”老韩也不高兴：“起码要打个折嘛！”

出了饭馆，就意味着告别，和胡同告别，也和新认识的他们告别，和这条街巷历史里的故事告别。这些皇城根下弯弯绕绕的胡同，低矮、破旧，每一条却都有自己的说头儿，都有自己的故事。它们辉煌过、屈辱过，在中国人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又开始了新的复兴。住在胡同里的人，不管是长居于此的老北京，还是像田野、老韩、东哥一样的外来务工人员，正是一个个小小的他们，撑起了大大的北京。他们和生活在天通苑、回龙观、北京像素、皮村以及河北燕郊的北漂人一样，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里，让北京这座拥有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正常运转、日渐繁华。站在城市的高楼上俯视大地，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他们渺小得如同蝼蚁，但也正是这些看似渺小的他们，让中国尊、中央广播电视塔、国贸等一座座城市地标拔地而起；也正是这些看似卑微的他们，在疫情期间，拔掉自己菜地里的蔬菜，义务捐献给疫情重灾区，倾囊助力祖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和他们告别后，我又走过百顺胡同、陕西巷、铁树斜街，走过前门，走到天安门广场，寒风素冷，我又想起母亲，想起她拍照时一脸严肃的表情。她来北京不是旅游，而是一次初心之旅，这座城市躺着那位让她吃饱穿暖的老人，减免农业税、发放粮食补贴、危房补助等一系列助农惠农的政策，从这座神圣的城市里出台，让她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一年比一年富裕。

我感谢那条胡同，感谢胡同里那间只有一张床的小平房，它容纳了我的梦想，承载着母亲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与其说是与胡同告别，不如说是换了一种形式的拥有，它早已和梦想一样，深藏在内心深处。许多年以后，想起北漂的日子，就会想起那条胡同，那间小屋。我曾经从小屋出发，穿过一条条胡同，拥抱过整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