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试图分析格非《褐色鸟群》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先锋小说”这座峰，亦或是说《褐色鸟群》从1988年诞生、被讨论起就天然地被纳入进了先锋小说的旗帜下，在这种类别的归属之后，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下，再来对其进行解读，这种按图索骥的方式当然能够蹚出一条路来，这条路清晰地指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坛上，对于先锋派作家，再具体点说，对于格非个人创作思想的影响。但是一旦选择这样一条路，就不可避免地要落入一些比较主流的讨论漩涡，比如说：认为作品中出现了近似博尔赫斯式的“时间迷宫”以及设置“空白”；比如说有的观点选择以作者与叙述者的角度来解析，像是郭宝亮的《论<褐色鸟群>——两种元叙事规则博弈中的历史真相》1。以上的两种思路，当然有其合理的一面，沿着此种路径去阅读文本也能感到细部的精妙设置。但是，我想在寻求“同”的道路上，如果能够向着“异”的方式去推导，或许也能够开辟出一些其他的讨论空间来。

解读伊始，对于《褐色鸟群》有个很重要的前提需要界定，这种界定可能导向两种完全不同的推导结果，即文章是否是“梦”的叙事。如果以“梦”叙事去解读，多少会遇到心理学上“梦”的解析的壁障；而如果视其为“非梦”，那么解读起来就很难避免从“先锋小说”这一文学命题的定义出发，然后再去讨论作品本身。我想如果去其心理学上的晦涩解读，仅仅取其“梦”的框架结构，再考察文本文学性的加工创作，可以尝试作为解读作品的思路之一。

不难理解陈晓明为什么将《褐色鸟群》称为“中国当代小说中最玄奥的作品”2，梦的架构的设置其实从根本上拒绝了文章被深度探测的可能性。读者一旦试图解密此文，那么就会对阅读造成一重很大的限制，因为谜底本不存在，那么也就无所谓揭谜了。但它依旧吸引了众多的学者与读者一再去解密的原因是在“梦境”的框架下，在复刻梦境的基础上，作者加入进去的“人为”创作因素，这一点的介入相较于故事本身，相较于文本中诸如“水边”“哨声”“鸟群”等梦境意向的勾勒，所带给人的不确定感与漂浮感，它暴露出了被探测的可能性，这是更加值得注意的一部分。

在破解框架之前，还是回归于内容的本身，故事大框架在此可以分为两个：A、我与“棋”的相识与对话细节，可以视为前后两次，后一次的“陌生”推翻前一次的“认识”；B、我对“女人”追寻的“梦中梦”，从追寻反复失败到我多年前与女人的相识，再到相识之后在与女人的谈话中追溯回“追寻失败”的讨论。这两条框架线都没有形成一个闭合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很容易纠结于“我”与“棋”是否认识、“我”在七八年前是否遇见过“女人”、“女人”丈夫“死亡”的真实性、甚至“我”与女人丈夫是否有某种身份上的重合可能……一旦执迷于对这些所谓的“悬疑”真实性的解密，会容易踏空脚，因为这些逻辑缺失的“空白”，不具有通常悬疑小说的连贯线索。很明显的一点是在“我”以及“我”的叙述下，“棋”、“女人”等所有的人物都是“不确定”的。集体人物的“不确定”性让所谓的“谜”呈现出一个开放状态。如果说“博尔赫斯”式的“时间迷宫”中的主人公牢记着“教我始终向左转的忠告”3，试图走进迷宫的中心，成为一条可以走通的迷宫的话。那么格非的“褐色鸟群”中的迷宫就是不可解的，读者一旦行入其中，转入任意一段路径，行不了几步就会正面撞上墙。这也是我在读到一些将《褐色鸟群》与博尔赫斯的“迷宫”相类比时候存在的怀疑之处，因为“迷宫”的整体构造决定了两者本质上的不同。

博尔赫斯设置的“空白”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让读者能够“参与”进故事，在填补空白的阅读思考中，完成迷宫的俯视图，闭合故事的“迷宫”线路。而格非的“空白”更像是一种随意的投掷，读者只能去感受“梦境”，在此过程中，一旦试图填补，即发现故事没有闭合可能，只有无数敞开的口子。如果说这里是迷宫，那么这实在是无法连贯的，断裂的残垣。

对于这种断裂的线索与片段式的情节，并不是完全无法解读的，但是一旦强行解读很容易离开文本的故事内容，变成对于形式的探索。比如蔡志诚认为“‘我’不仅是两个互文文本的叙述者，而且又是两个交叉文本的人物行为者——‘主人公’，再加上隐约浮现的暗示性‘作者’印记，正是这多重交叠的叙述者身份。”4这是基于先锋性的特征，基于后现代思潮的视角来进行解读的一种方式。在此，我不想试图去追求其是否合理、是否真正的解开了“谜题”，我更试图去追究的是让文本有可能被解读的“路径”探索。通过推导一种文本结构的建立、通过探索有可能的写作方式，来完成文本的解析。这个“路径”一共两条，一条是碎裂外的“圆圈”结构，一条是“不确定”下的确定。

第一条，如果文本的“梦”叙述导致其失去探测可能，那么随之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情节、内容一再地颠覆与被颠覆，导致无法对文本细节进行细读，陷入泥沼。这样看来《褐色鸟群》表现出来的叛逆，反传统的特点，倒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明显特征。

南帆曾经对于将《褐色鸟群》定义为“仿梦小说”表示怀疑，“这种观念很难解释，《褐色鸟群》之中的圆圈为什么如此完整？这些圆圈与其说是异常心理的产物，无宁说是精心制作的结果。”5但是内在的梦境与外在的圆圈结构，这两者是可以不矛盾的。内部“不被探测”的结果不会影响整体上“被探测”的虚假圆圈幌子。在文本故事的外部，在于小说成为小说，故事成为故事的“传统”文学规范上，这个“精致”的圆形其实只是包装一样的存在。

从断裂“迷宫”梦境之外可以明显感到有两个圆形结构的存在，它们像外包装一样地套在“梦”结构的外面。一层包装是“棋”的出现与离开。在这一层的设置上，我们能够看见近似戏剧上的对称结构，文本的首尾出现“棋”，不变地带着帆布包与画夹（第二次为镜子），离开与到来将整个故事的碎片包裹其中。而另一层包装是“我”的故事，“我”试图写一部书，到这部书的继续。两者的建构使得碎裂的故事外有两道时间和某种意义上的“现实”维度的围墙。这个围墙虽然随时可以拆解，可以打开一扇门进入“梦”中，但它毕竟环环相套，使得故事被框定在了其中。传统的故事结构包裹了“梦”叙事，因此在外结构上，它形成了一个虚弱的整体：写书开始 —“棋”到来 —“梦”叙事 — 书的继续 —“棋”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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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人物“不确定”外壳下的“确定”。

“棋”与“我”的交往分为两次：首次出现时候认识，再次出现时不认识。这两次相见只是叙述顺序的不同。可能“棋”从头到尾只出现了一次，也可能是“我”的想象与现实的区分。不论哪种都让“棋”这个人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梦”中的“女人”，多年前与现在也存在类似的不确定性，但是在这种“存在”与否的不确定的外壳下，又给予了他们相当程度地“确定”，使之成为一种有可能的“存在者”。比如“棋”，她既在故事外部聆听，又成为故事框架的叙述介入者。她可以说是叙述者的一种“复调”声音，与“我”合作完成整个故事，像是“爱情法则”的提出、对故事“庸俗结尾”的评价、说“我”的故事是一个“圆圈”等，使得她也成为叙述者的一部分。“女人”在内框架中，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否定了我的“故事”的真实性，成为一种“复调”中的“复调”。比如在“我”的叙述下，我见过她，但在这一层面的声音中她的叙述下，未见过我；还有“我”的叙述中看到的少女与婴儿的画面也被“女人”以确定的声音否认。

因而这就使得“我”，原本应当是一个“确定”的声音，却产生了自我的矛盾，在这种不断的被否定的“叙述”中成为了不可靠的叙述者，成为“不确定”的声音。总体的互相否定导致的“不可靠”下是局部的“可靠”，而这种局部的“可靠”又不断被瓦解与击碎。一旦试图离心其中任意一部分，相信这种局部的“确定”，就会导致整体支架的坍塌。因而只能任由其梦境的框架支撑，保持文本轮廓。

但是《褐色鸟群》终究并不构成“叙事迷宫”，外部闭合故事下，其内部实质是断裂的碎块，因而对于其“先锋”以及文本中“现代”与“后现代”的诸多解读分析，可能比作品本身具有更加鲜明的“后现代”特征。在重重的解读下，这个虚假的谜面所隐现的靶子的轮廓中心，也许锚点并不存在。

参考文献：

1.郭宝亮：《论<褐色鸟群>——两种元叙事规则博弈中的历史真相》 ，《文艺争鸣》，2009年，第2期，第133-136页。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版, 第95 页。

3.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博尔赫斯小说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

4.蔡志诚：《性、梦幻与感觉的密码——<褐色鸟群>的“叙述迷宫”与都市想象》，《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第92页。

5.南帆：《再叙事：先锋小说的境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第26页。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2021级中文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