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曹军庆，男，生于1962年，湖北省作协文学院专业作家，现居武汉。有多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集出版。

编者说

章晋初猝死街头，欲盖弥彰的戏剧性人生戛然而止，他生前由报刊红人到负债累累，人生如谜，唯有其追随者李义信是“知情者”，章晋初不为人知的神秘人生被李义信在酒桌之上娓娓道来。我有疑问：一个人死后，真的可以把生前的一切托付给另一个人来讲述吗？被托付的另一个人值得完全信任吗？

本报通讯员

文/曹军庆

我可能在章晋初死之前三个月还见过他，也可能是两个月，要不然就是两个半月。在我们县城的解放路上，他和李义信刚从一家小酒馆出来。我老远就看见他们了，他们个儿高，身高都过了一米八五，远远望去，脑袋明显像是悬在其他人脑袋之上。人多，身子也隐在其他人身子当中，唯有他们的脑袋如同由无形之手提拎着，在满街熙熙攘攘的脑袋上移动。我有些吃惊，章晋初的脸孔在空气中显得浮肿，这使得他的头颅看上去比从前大了一号。我想起来了，章晋初有严重的酒精依赖症，外貌上有此变化也就不足为怪。记得他不喝酒就像是掉了魂儿，无精打采，只要一喝酒，魂儿即刻就能附体。

穿过人群，我们终归在大街上碰面了，面对面站在一块儿。他和我热情握手，他的手掌宽大，温暖有力。

我说，“你回来了。”

“回来了。”他压低声音说，然后把我拉到街边，远离李义信。

“我跟你说，这话我只跟你说。”就像接上头了，他跟我说着只有在密友间才能说的私房话。“我有几十套房子呢，唉，房子太多了，在上海在北京我还有别墅，随便出手一套就不得了。但是我不出手，又不缺钱，卖房子干吗？你知道吗？我跟许多房地产大佬是朋友，是哥们儿，王石呀、王健林呀，都是我铁哥们儿。”又来了，还是老一套，我记得半年前以至于两年前碰到他，他也这么说过，仿佛是编好的台词，说得比背台词还顺溜。

第一次听他说这些还觉得特别突兀，听多了就习惯了，就当和熟人见面时，彼此说说“天气还不错”一个意思。

他又说，“我在外面有很多女人，都是漂亮女人，最小的那个只有十九岁，不对，只有十八岁。她们给我生孩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有多少个私生子了。我的私生子分散在各个城市里，他们都跟母亲生活在一起，住着高档房子，上昂贵的私立学校。”

说完这些，他好像有些疲惫。我没有在他脸上看到极度亢奋，拼命掩饰的心虚或飘忽不定的狡黠，什么都没有，这些理应在醉酒者或信口胡诌人脸上出现的表情，在他脸上一点痕迹也没有。不过是闲聊，如同聊他家里刚刚添置了什么家具那么普通。他轻飘飘地说着，跟聊家常没什么两样。

“我现在不行了，主要是体能不行，但是请你相信，我还在生孩子。我们国家的科技很发达，厉害着呢。我把精子送出去，送给我的女人。她们有的自己替我怀孕，不想怀的，就配上自己的卵子找另外的女人代孕。”

他提到代孕，这个时候提代孕真是巧合？某个电影明星因代孕事件身败名裂，有关她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传得铺天盖地。他是不是新闻看多了，也难怪，我想起他那颗脑袋原本就是新闻脑袋，新闻是他的老本行。

李义信向我递眼色，转身把他拉走了。他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人家有事呢，你还说个没完。”

我看着他们的后脑勺又悬在其他人脑袋之上移动，渐渐远去。他们老在一起，像个二人组合，类似哼哈二将那种。可惜我无法给他们的组合想出恰如其分的名字，有了名字，一说就知道是他们，比如唱歌的凤凰传奇或玖月奇迹。我就是想不好，但是，没有组合名字也不影响他们好多年都是搭档，他们很少分开，几乎从未分开。

章晋初退休后搬到重庆去了，跟着儿子住，隔三岔五他就要回来，在那里即使住久了也不习惯。每次回来，李义信都陪着他，还请他喝酒。李义信现在比他混得好，儿子从清华大学毕业，又到英国留学，后来留在纽卡斯尔工作，娶了个上海女孩，女孩在伦敦。李义信到了晚年，家庭条件突然好了，不缺钱花，儿子还经常寄英镑回来，嘱咐他讲究生活质量。他乐在心里，在外行事依然谨慎低调，从不乱夸儿子，喝多了酒也不张牙舞爪。衣着打扮还像农民，保持着本色，与从前无异。因为手上有些钱，章晋初回来了，李义信就有能力请他下馆子。馆子虽说是苍蝇小馆子，却也总算有个去处，不至于说章晋初回来了没有着落，无人接待。

他们是搭档，也是朋友，境况却有天壤之别。人跟人没法比，尤其朋友之间，真要细细比来比去的话，难过的那一方死的心都会有。李义信的儿子在国外风生水起，章晋初的儿子却在重庆打工，听说还是在饿了么公司送外卖。房子也住得窄，还要起早贪黑干活，穷困之家百事哀，章晋初跟他们挤在一起，当然住不惯。可是从前不同，从前他们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没想到的是两个人的人生到了老年被反转了，调了个个儿。李义信请章晋初到苍蝇小馆子喝酒，在外人看来，就像是一个人在好心地接济另一个人。

章晋初碰到每个人，都会说一通那番话，就像跟我说的那样，他信誓旦旦地说他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个女人。那些说辞听着耳熟，就像是在背诵网上贪官们的犯罪资料，他把那些贪官公之于众的罪行拿过来，贴在自己脸上，并以此炫耀。那些倒台的大贪官，每去掉一项罪，都能减轻若干处罚；每增加一项罪，又会加重若干处罚。谁都想避重就轻，可是章晋初对那些贪官们不愿承认的罪行求之不得，巴不得据为己有，将人们津津乐道的所有那些罪名全都归于自己名下。他愿意揽下那些罪，愿意将那些罪戴到头上。在他看来，那根本不是什么恶名，而是荣耀。

当然，也可能他不是那样想，他只是说说而已。

只是说说而已吗？第一次听他说，我都听傻了。后来找到一次机会，我不得不向李义信求证，我问他，“章晋初是不是疯了？他说的那些话可不都是鬼话。”

“不，他没疯，我确定他没疯。”李义信说，“除了自我吹嘘，除了那些反复自我吹嘘的故事，在其他方面他的脑子都是清醒的。你知道他在胡乱瞎吹就行了，没人把他那些故事当真，只有他自己当真，他把自己重复说出的事情都当成真的了。好在他的脑子确实没坏，他不是神经病。”

“脑子没坏，怎么会说那种鬼话，又怎么会信以为真？”

“他不觉得是鬼话，不过次数说多了，他便觉得那就是事实。”

“那还不是脑子坏了。”

“他脑子没坏，那只是他脑子中的一部分。”

“脑子中居然有这样一部分，还有其他部分吗，那么其他部分还会好吗？”

“有，他脑子中的其他部分都是好的。”

这便是李义信给我的答复，他的解释语焉不详，逻辑上也不是太通顺，但他是章晋初的权威叙事者，我们都是从他这里了解章晋初。他们是铁杆盟友，有关章晋初的疑问，我们都会去问李义信。而章晋初身上的疑问实在太多了，说不通的地方也太多了，他是个奇人，关于他的各种混乱的信息，李义信大概是最可靠的也是最后的裁决者。

我对此将信将疑，一个人可以这样吗：他的神志在这些事情上面是清醒的，在另一些事情上面又是糊涂的，可以这样吗？他到处说自己有多少套房子，有多少个女人和私生子，到底出于何种目的？也许目的他已经忘记了，也许说辞本身就是目的。

当我向李义信求证，我问他章晋初是不是疯了的时候，章晋初已经去世了。谈论他的朋友，也即是在谈论一个死者。章晋初是早逝者，李义信因此成了比他长寿——于是可以从容讲述他过往历史的那个人。

章晋初死在重庆街头，他走着走着，突然倒地不起，有路人报警，警方由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他儿子。儿子将其火化，并把他的骨灰撒入长江。他妻子住在武汉娘家，并没有前去奔丧。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其实章晋初的家早就散了，早离婚了。他曾经是全县公众人物，但大家只了解他外在的事情，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事。这样一个公众人物说走就走了，至于他隐藏的那一面，如果没有知情者说出来，也会被他一并带走。

知情者只能是李义信，章晋初的死讯，便是他最早在微信朋友圈披露的。他发了一张两人早年的合影照片，照片里的章晋初意气风发，另一个男人李义信拘谨鲁钝。他给照片配上文字：本报通讯员章晋初在重庆羽化登仙，文字后面连着缀上几个泪水长流的表情图标。这条微信，有点类似章晋初的死亡官宣。在它之外和之后，再没有另外的信息。吊诡的是，我们县里从前的新闻教父，在他死后却没有任何新闻。如果不是李义信的私人关系，如果没有他在线下绘声绘色的讲述，不会有人知道并谈论发生在重庆街头的那悲惨一幕。

当章晋初在全县红得发紫的那些年份里，李义信只是他毫不起眼的跟班，他的年龄比章晋初还要大五岁，但是在比自己年轻的同伴面前却插不上嘴。他们一同出去采访，李义信从头至尾只能当个缄默者。

那些年，每个县都有通讯报道组，报道组一般会放在宣传部，也有放在文化局的，章晋初的身份是报道组的通讯员。因为实在忙不过来，需要抽调人上来组建一个报道班子，于是选中了海棠镇办公室写材料的李义信，他被调来做了章晋初的助手。两人正是从这时候，开始了他们的职业搭档生涯。李义信进了城，却还脱不了农民底子，说话行事畏手畏脚。反观章晋初，完全是另一种范儿，人高马大，风流倜傥，派头十足。可能是经常陪同北京和省城记者的原因，章晋初身上自带光芒，甚至有比那些正式记者更厉害的派头。在我们看来，他就是记者，但他又不是记者，他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以及我们市里的报纸上发表新闻稿件，开头第一句话都是“本报通讯员章晋初报道”。他在每一张报纸那里，都是本报通讯员。因此他比记者更自由，有更多平台，记者只能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发表新闻，他在哪里都可以发表。很多时候，他都笑称自己是本报通讯员，实际上本报通讯员是他头上戴着的一顶光环。

中央和省里的记者来了，都由他陪同，由他安排行程，张罗饭局。人家写了稿件，出于客套，也会捎带上他的名字，文章开头都是“本报记者谁谁谁本报通讯员章晋初报道”。加上他自己独立发表的新闻，那些年县里所有的新闻，可能都是从章晋初这个口径传播出去的。注意！那些年还没有互联网，也还没有自媒体，这些东西很久之后才出现。他所报道的，都是正面的先进典型，一直在为方方面面的政绩添砖加瓦。他经历了多任领导，真要数起来，可以数出一大串名字。这些人都得到升迁，县里的领导升到地级市去了，运气好的，还有些升到省里去了；乡镇领导升到县里来了，科局长们进了四大班子。尽管升迁各有缘由，章晋初的报道总还是能起到不言自明的作用。用他自谦的话说，算是敲边鼓的作用吧。

有了这个身份，有了这个工作带来的潜在的功能性原因，章晋初走到哪里都很吃香，都能吃得开。领导会放下架子，跟他勾肩搭背、称兄道弟。他是县里的无冕之王，不是官，却见官大一级。见官大一级不是他说的，而是县长说的。县长要属下们配合章晋初采访，说了这句话，那是章晋初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每个人都不一定会有这么好的黄金时期，而且，他的黄金时期在时间上并不是昙花一现，时间长度持续了十好几年到二十年。那段时间，李义信一直跟着他。可惜的是，章晋初没有抓住他的命运。

李义信在线下讲述章晋初死讯的酒局上喝醉了，他眼泪汪汪地说，“章晋初没有抓住自己的命运，他如果抓住了命运，不会是这种结局。”

章晋初死后，李义信自然而然成了他朋友的命运讲述者。但是一个人死后，真的可以由另一个人来讲述他生前的一切吗？还有一个我们已经知道了的事实，即当年李义信给章晋初做助手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极其自卑的，因为一直被碾轧，甚至多次有过自我否定的负面感受。这些曾经有过的情绪，在他现在讲述章晋初时，是否发生过微妙的发酵作用呢，我们对此一无所知。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能听他说。要了解章晋初，只能找李义信。除非某一天，突然冒出了另外的人证或物证。这种可能性并不总能出现，老实说诸多世事都将成谜，或是只能成为被讲出来的样子。

章晋初把发表的稿件从报纸上剪下来，规整地贴在剪报簿上。这是他的爱好，也是县里通讯员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和规矩。他是高产的新闻工作者，剪贴的新闻作品累积有好几十个簿子，堆在地板上，比办公桌还要高出一截。在章晋初最失败的时候，他断崖式的失败主宰了他的后半生，那时候，他偶尔会躲在屋子里，守着一堆剪报簿痛哭。这一幕也是李义信讲出来的，李义信讲得活灵活现，就像是亲眼所见。他说，章晋初在外面跟人说他有多少房子有多少女人有多少私生子，直说得栩栩如生，说累了便回去，扑倒在剪报簿上痛哭。或者他先在屋子里，扑倒在剪报簿上痛哭，哭累了再出去，跟碰到的每个人宣扬，他买了多少房子养了多少女人生了多少个私生子。

我只能看到他当着我们的面胡吹，我们也都知道那是假的，却谁也不忍心戳穿他，他那么破败潦倒的样子哪像是有房子有女人。至于他脆弱的另一面，比如守着剪报簿痛哭，那很可能也是真实的，只是章晋初始终守口如瓶。

……

试读结束，全文原载《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