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文学中的艺术使命与美学伦理 ——藏族作家扎西措《长征路上的扶贫人》的一种解读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堪称是伟大的民族壮举。作为亲历这个时代的作家,更作为脱贫攻坚新时代新长征第一现场的亲历者,作者在第一时间书写了这条浩浩荡荡的“新长征路”,以文字记述了长征路上一个高原乡村的脱贫历程,驳杂细腻而又质朴宏大。这不止是一个作家对时代的使命、一个扶贫干部对国家的责任,更是一个文字工作者心头沉甸甸的艺术良知。
书名中的“长征”,无疑是双关语,既指曾经的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更指举国上下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伟大历程;“扶贫”亦是双关语,既是字面意义上的扶贫,更是主人公在扶贫长征中历经磨练、精神涅槃后的“被扶贫”。诗意灵动的语言、流畅的叙事风格,结构出文本内在的艺术魅力,丰沛、畅达而醇熟。人性化的故事叙述,使得作品始终沿着女主人公的精神脉络行进,将她的现实生活、心灵思考和精神突围作为文本的第一主线,并以此展开一幅时代的壮美画卷。
女主人公的精神成长历程,使得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充满真切的代入感,生动的戏剧冲突,使得小说具有了戏剧作品的现场感。“我”最初带着家庭矛盾的负面情绪走进扶贫现场,内心无非想着完成上级派给自己的驻村扶贫任务,同时在远离喧嚣城市的村落为自己“修复爱的灼伤”。而随着具体扶贫任务的一项项展开,鲜活生动的人物一个个出现,在与每个人的交集中,在每个具体事件的进展中,“我”内心的一切都开始了潜移默化的深刻改变,对生活、人性、情感、工作乃至整个人生都有了全新的认知与思考。曾令自己悲伤、愤怒、绝望的一己情爱,渐渐化为理解和宽谅,因为“我”随着精神高度与深度的拓展,渐渐明白了一个人的一生中,除了一己情爱,还有太多更庄严、更重大的责任与使命,于是这条“扶贫长征路”对“我”的精神洗礼得以完成,说是浴火重生也不为过。在这片高原村落,在这些视土地为信仰的乡亲中,在脱贫攻坚的扎扎实实的脚印里,在汗水与泪水交织的阳光与星空之下,“我”从一个患得患失的女人、一个只准备完成任务的扶贫干部,转化成一个灵魂“被扶贫”的人,历经对自我内在意义与价值的反复拷问,完成了灵魂的放生与涅槃,并由此寻觅到了“生命的真谛”,贵重而深刻:“无论如何,我要感恩乡村。它使我焦躁不安的心静了下来,让我有时间和空间来安放自己。”
面对伟大祖国脱贫攻坚的铿锵节奏和浩荡奔腾的态势,作者将一个个体的小我置放其间,既是线索亦是引子,驻村精准扶贫攻坚感人、繁复又壮丽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作品中的主人公以及俄洛村相关扶贫小组,他们进行细致漫长的调研和走访,耐心而讲究策略地交流,对每个项目认真讨论与甄别,如此用心良苦,充分体现出主人公们对国家扶贫政策的敬畏、对扶贫干部身份的负责和对村民信任的最大尊重,为读者呈现出在国家脱贫攻坚战役中,千千万万战斗在贫困乡村一线的扶贫人形象,读来引人致敬、令人动容。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以阿奇爸爸为代表的老党员们。正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团队,使得扶贫不再是一个基本概念,拥有了更深的内涵与外延。扶贫是扶助真正需要帮扶的人群,让每一个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同时还要坚决杜绝让一些完全可以自食其力的人钻扶贫的空子,对扶贫形成依赖,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那就背离了扶贫的核心意义。扶贫不仅是生活条件上的改善,更重要的是对人精神上的启迪,让人们的精神世界真正脱贫,认识到勤劳的意义,认识到党的政策的伟大和党对脱贫攻坚的坚定决心,正如文中所言,“这个年代饿不死勤劳的人”。
作者以诗性的文笔、恳切的表述,将读者一步步带到扶贫前线的第一现场。从牦牛养殖项目开始,一系列问题铺展开来,而问题的出现、发展、解决,构成了一条全新的扶贫长征路。买牛路上遭逢暴雪,前路被阻、信号消失,黑夜和暴雪中大家合力推车,雪泥中跌倒再爬起来,寒夜中的汗水、歌声、口号、轰鸣的汽车马达,终于冲上山梁的尾灯,以及忽然出现的狼群、无处可逃的绝境,及至险象环生之后的劫后余生,这几乎就是一次微缩版的长征。重生之后是仙境一样的风光、梦幻一样的神湖与传说,这一切,又多像这一路的扶贫攻坚长征路,历经险阻、披荆斩棘,无论如何,永不放弃,只为之后胜利的彩虹。
细心的读者应该会发现,这部作品中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亮点,就是几位主人公基本都是女性。女性群体的形象充溢着自信和智慧、坚毅和勇气,却也不乏温情、细腻与笃定,极具时代感染力。在这片川西藏族的古老土地上,同样身为藏族作家的作者,一定在潜意识中承袭了一种深沉博大的母性情结。曾在一些史料中读到,藏族作为一个男性骁勇的民族,在古代却是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这个社会最初生发于中亚之游牧部落,随着游牧方式的改变,渐渐定驻一区,因为草原上居无屏障,易受外敌入侵,所以男子必须全力保卫家族,而同样重要的管理账目等工作则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女性肩上,久而久之自然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部落制度。且不去做学术考证,仅凭作者塑造的高原女性群像,就足以感受到这片土地上古老而厚重的母性力量。
“我”驻村的第一天,就猝不及防地被安排在风雪漫天的村里居住。从咽下委屈到被那个像梦境一样的雪夜彻底震撼,“我”这一夜的经历,仿佛就是整个扶贫长征历程的内在寓意。小小的俄洛村,是新时代的一个大家庭,更是历史进程中一个截面;是黄河中的一朵浪花,更是高原风雪中一株坚韧强劲的青稞。村里的第一书记蓝红梅美丽智慧、贴心周到,有着“风雨无阻的微笑”,是新时代乡村中旗帜一样的存在。她火焰一样的工作热情,点燃了这片土地上的希望,也映亮了村庄的过去,慰藉着渐行渐远的老一辈。老党员阿奇爸爸睿智沉着,将一生献给党的事业,卧病在床依然记挂着村里的项目,并及时出谋划策,是村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与之相反的是阿爸旺波的困顿焦躁,一生的不顺使得老人的生活窘迫清贫,而桑科妈妈给阿爸旺波送水磨糌粑的场景,令人感动。“迟暮的人生岁月,相依为命的每个人都需要帮扶”,作者如此由衷地慨叹,将扶贫攻坚的外延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拓展。
随着情节的一步步递进,主人公的心开始更为贴近她为自己定义的“我的新长征”,女性群像亦更为生动丰满、鲜明立体。勇敢承担了80头牦牛项目的曼措笃定而自信,是村里的干部,更是顶梁柱一样的存在,正是她对牦牛项目的承担,使得俄洛村有了定海神针。藏族大学生、倾听“月光落地的声音”的单亲妈妈,善良慈悲、勤劳坚毅、美人鱼一样的华丹措,是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对婚姻做出全新思考与选择的女性,女性的自强、自立、自尊、自爱,第一次在乡村摆脱了口号式的空洞,在一位单亲妈妈的月光里获得了脱胎换骨的重生。华丹措自主完成了对传统婚姻的解构,云淡风轻中传递着一种隐隐的震撼。
同样震撼人心的,还有达摩山庵堂里超然尘世的华丹拉姆、俄色拉姆,“仿佛身体和灵魂都飘向了深不见底的浩瀚夜空”,以及那座如真似幻的达摩山尼姑庵堂。这一组女性群像,使得母性的力量再次于大地之上升腾而起。古老的力量原来从来不会消失,它不止为曾经长征路上的战士提供生命的护佑,为今天扶贫攻坚的新长征披荆斩棘,更仿佛大地上的神谕,在灾难来临时为众生祝祷。平均海拔2900米的达摩山,山上的尼姑庵堂在暴雨洪灾中成为了村庄精神的诺亚方舟,一群诀别红尘的女性,在洪灾来临时于达摩山顶尼姑庵中祈福,不仅仅是为眼前的洪灾,更是为众生的四季平安、如意吉祥祝祷,达摩山因此具有了更深的寓意,正如作者之顿悟:“我们所处的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上的高度,更是一个修行场所的高度。”
正是在这样的高度之上,作者梳理、整合、淬炼着自己的精神世界。扶贫攻坚的长征还在继续,隆隆袭来的洪灾暴雨也是刻不容缓,这片倾注了国家大爱的土地、承担着大家无数心血的土地,这片在壮美的春耕中播撒了无数希望种子的土地,曾经吉祥热烈的歌舞仿佛还在耳边,雅敦节古老的农耕文化、绚彩的民俗文化仿佛还在交织绽放,但洪灾依旧还是来了。而作者涅槃一样的精神亦在同步归来的路上。“望着龙王山上犬牙交错的崖壁,听着岷江河在万丈深渊下咆哮,生命的敬畏感再次撞击着我的心灵”,“我”,一个曾经哀怨颓唐的都市女子,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涅槃为一个为了百姓乡亲的安危而扑向暴雨和雷电的女神。洪灾暴雨中,宏大、激烈而隽永的尾声,为小说画上了几近完美的句号,而留给读者的是绵绵不绝的惊心动魄与荡气回肠。
丰满的人物及情节呈现、鲜活的生活情态展示、庄严的扶贫现场、深沉静谧的心灵拷问,一切都如此新鲜而厚重,充满了人性至真至深的感染力。作品洋溢而出的艺术感染力,无限激荡着读者的心绪。
作品以扶贫主旋律作为主题,同样也担负着更为深邃的文学命题,即对阴暗幽微的人性之探寻。一个个体生命在乡村扶贫的精神历程中,完成了自我心灵的突围与重建。当“我”为世外桃源一样的山乡以及那片土地上热爱生活的人们带去改善生活条件的机遇时,这些人所给予“我”的,是更为深刻广博意义上的灵魂洗涤与精神救赎。恰似莎士比亚所言,“慈悲有时更像是甘露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
这是一片神秘的土地,多年前,雪山上的青稞曾经为长征的部队奉献出母亲一样的生命力量、信念与营养。而今俄洛村的大地与乡亲,这个长征路上的高原小村,继续度化着人心,涤荡着人性。作者于行云流水的文笔中一路迤逦而来,最终揭示出扶贫的双重隐喻,即党和国家这一波澜壮阔的扶贫历程,在对乡村进行扶贫的同时,也对扶贫者的精神成长进行了最为重要的锻造与淬火,并将经由扶贫而使得自己精神深处“被扶贫”的过程诠释得入木三分。这是作者极为深刻的发现与表达,这样的思考与表达,不仅是作品中女主人公的心灵突围,更是作者小说创作的精神突围,不止是智慧,更是某种庄重的勇气,同时亦堪称此类题材小说创作的艺术突围,深具艺术的美学魅力与小说作品的审美高度。
作为主旋律创作的小说文本,作者呈现出一种驾驭文字的天赋,无遮无拦、随性而去,如一脉河流在时间中自在地倾泻流转。河流中所蕴涵的内在意蕴,冷静或放纵、轻盈或滞重,逐一为读者提供了诸般精神延展的可能,作者慷慨地将自己交付于文本,复将文本交付于读者,从而完成了一种以扶贫攻坚新长征为主旋律、以文本为精神担当的建构,展现出无限宽大的艺术角度与心灵视域。
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与纪元,曾经的长征路上,不止有刚刚过去的脱贫攻坚的滚滚热潮,未来必定还会有新的时代长征之旅。曾经的高原大地,也势必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为隽永深沉的勃勃生机。而我们的目光也必将一再遥望俄洛村、达摩山、岷江与龙王山,我们的作家所要做的,就是以自己精湛的艺术手段、深刻的精神思考,铭记时代洪流中恒久而深情的这一切。显然,这既是作家的艺术使命,亦是作品的美学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