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格桑花永葆微笑
走在玉树街头，一个美好的冬日。
人行道宽而平，机动车道更宽更平，行道树挺拔而茂盛，似乎向世界展示着涌动不竭的活力。目光越过树巅，落在木它梅玛山山腰，依山而建的结古寺，那红白相间的醒目，恍然就在眼前。煦暖的阳光轻抚下，瞬间，仿佛梵音缭绕耳畔，温柔地漫过心灵。
路对面是格萨尔广场，格萨尔王雕像高高矗立，不论是隔着一条路，还是隔着悠远的岁月，我瞬间看到许多厚厚的有字与无字大书向我奔来，遂不由得涌起许多铁血与柔情兼具的动人传说……
至今，到玉树藏区采访已过去颇长一段时间了，但孩子们羞涩单纯的笑脸，连同他们脸上的“高原红”，一直萦绕于心；一如那次过去更久的大地震，仍然为人深深记取一样。
此次来玉树采访，我的同行者是李彦池——一位年轻而优秀的图书编辑，知名童书阅读推广人。我们的采访对象是一群藏族孩子。他们的艺术才华吸引了我们，抹平了北京到青海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不少人说，这些待雕琢的藏族璞玉原本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过人的艺术天赋，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的生活区间都很逼仄，大部分时间里被在经济并不富裕的家和学校之间两点一线地定义着；生活主题也相对简单——赶快毕业，为家里挣钱。或和父母一起放牧，或在虫草季挖虫草，或做点儿小生意，或成为一名唐卡画师。
自然也有幸运儿。他们的父母宁愿生活紧张些，也要供他们读大学，到外面的世界学真本领，毕业后或留在西宁等大城市，或回到玉树建设家乡。
他们却是幸运的。由总部设在北京的一个基金会出资，在玉树市第一完全小学成立了一个画室——大唐画室，并在西宁市延请了一位画家——陈有龙，前往画室支教。
于是，才华横溢、爱心满满的陈有龙老师来了，一路风尘，两肩月光。孩子们与陈老师、与艺术的缘分之门自此开启！
在大唐画室宽敞的教室里，我伫立于《三江之源》这幅画作前，久久不忍移步。这是一幅版画，画幅很宽，从门口正好延伸至后墙；画面很高，因重量不轻，遂用一排木柜做支架，使之斜靠于画室最前面的墙壁上。
受材质限制，很多即便是赫赫有名的版画尺寸也很小。譬如著名版画家古元先生创作于1943年的版画《区政府办公室》的尺寸为13×10cm，其另一版画《拥护老百姓自己的军队》较大，也仅有37×27cm。
而《三江之源》的尺寸竟然为600×150cm。规制之大，令人惊叹！
“这版画是我构思出来，由4位老师和18名咱们一完小的学生共同完成的。”陈有龙老师口气透着骄傲，“孩子们可是创作主力，老师们只是辅助，只是起个指点的作用，其实就是打打酱油。”他双眼放光。
版画由10块小版拼成，但不仔细看完全看不出来，像极了一整块。三条江——长江、黄河、澜沧江曲曲折折，仿佛可听到江水汹涌澎湃流动的声音；远处是雪山，层层叠叠，连绵不断。线条之流畅、景物之连贯，完全像一气呵成的；其气势大气磅礴，力道似乎要从画面中随时倾泄而出，哪儿像孩子们稚嫩的小手雕刻而成？
但我完全相信，我知道扎加和扎巴的传奇故事。他们都是陈老师的得意“门生”。
扎巴随画室的小伙伴们到北京的运河边作画时，他的即兴作品《北京运河霞光》尚未完稿，当场便被一位收藏家相中；扎加也另有传奇，因其画作《冈仁波齐》的设色极为复杂，甚至与有些成名画家相比也毫不逊色，因而引起了州委书记的关注，当得知扎加已辍学时，州委书记亲自过问，硬将他从小商贩队伍中拉回课堂。
更具传奇色彩的是才仁永吉。2010年玉树地震时，她才出生几个月，尚在襁褓中。被埋长达48个小时后，她被救援队成功挖出。有位救援队员递给她一块饼干，她紧紧将饼干握在手中，虽一脸血痕，眼神却炯炯明亮，惹人怜爱。从此，她被人疼爱地称为“饼干宝宝”。永吉的美术才华也是过人的。她非常热爱美术，尤爱岩画。同样的题材，她总力求画出与众不同的风格。其《敬礼》《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团结》均堪称佳作。更让我惊愕的是，采访时我发现，虽然永吉“见多识广”，在接受采访上“身经百战”，但仍然保持着腼腆的性格，何其可贵！
在陈有龙老师和助手多杰才仁老师悉心指导下，艺术之门向他们敞开，孩子们的绘画水平提升很快，各种奖项——国内的、国际的，纷至沓来。他们面前，是一个精彩绝伦的艺术世界。
采访中，我和李彦池忙碌、感慨并快乐着：录音、录像、拍照；观赏、倾听、记录；转化文字、发酵思绪、提炼思想……如何快且客观地记录陈有龙老师和孩子们努力向缪斯奔跑的身影、写出他们的精神？靠近，求真，这也是我努力的方向。朝这个方向奔跑中，长篇纪实作品《微笑的格桑花》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事实上，它不仅是我的作品，更是陈有龙老师和大唐画室孩子们的作品，是州、市两级党委、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完成的作品。我想，让孩子们像格桑花一样微笑，让这笑容永葆美丽，是每个成年人、是全社会都在努力做的。大家的共识是，这种努力不会止于写作或文字层面，而是实实在在的爱心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