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晶靖：莱姆和他的星际失败学
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ław Herman Lem，1921—2006），波兰作家、哲学家。他的写作涉及科幻、哲学、文学批评等领域，曾接受医学训练，是20世纪欧洲最多才多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索拉里斯星》《无敌》《惨败》《机器人大师》等。其中《索拉里斯星》被许多人誉为无法超越的科幻神作，并被多次改编为电影。
老实人道：“可是，大法师，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祸啊。”
修道士说：“福也罢，祸也罢，有什么关系？咱们的苏丹打发一条船到埃及去，可曾关心船上的耗子舒服不舒服？”
邦葛罗斯道：“那么应当怎办呢？”
修道士说：“闭上你的嘴。”
邦葛罗斯道：“我希望和你谈谈因果，谈谈十全十美的世界、罪恶的根源、灵魂的性质、先天的谐和。”
修道士听了这话，把门劈面关上了。
——伏尔泰《老实人》
科幻小说史家写到莱姆，只想快点跳过去。有一位说，莱姆写得机智迷人，但是他的人物没有深度，在他的书里智慧大于爱。考虑到智慧的门槛要高一些，这不是个好的判断。罗伯特•海因莱因的《异星异客》的主人公在火星上建立了一个宗教，他说，我是上帝，你是上帝，一只猫要抓一只麻雀，他们俩也都是上帝。这部作品对把爱和性放纵联系在一起，好莱坞著名邪教教主查尔斯•曼森曾经要求他的信徒人手一本《异星异客》。
但是谁能在科幻小说的BGM里这样批评海因莱因？他号称美国科幻小说之父，有大量粉丝。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它与人类而不是机器的本质联系在一起，但用来评价莱姆则显得作者对于该学术项目的耐心不足。
还有一位很好的学者赞美莱姆是欧洲战后最伟大的科幻作家，这就像称赞邻居的儿子在总共五个人的比赛中拿到了冠军，因为欧洲战后就没多少科幻作家。他拒绝对莱姆做出系统性的评价，因为他觉得要批判性地去研究莱姆，需要和莱姆一样博学才行。言下之意是，你们不要责怪我在这里不加分析，更不要责怪我没有给莱姆足够一节的篇幅，因为还没有人能够好好写一本关于莱姆的书呢。
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科幻小说一开始的地位都是很低的。在海因莱因的时代，科幻小说登在各种小杂志上，行业标准是两美分一个字，而一篇纯文学小说的稿费能达到数千美元。如果把小说比作女人，科幻小说一度就像妓女。不过莱姆说，这个妓女是《罪与罚》里面的索尼娅，长着天使的面孔，有不可估量的深度——但那是说他自己。我们再次援引一句海因莱因为妓女辩护，他说，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健康，一篇粗糙写就的，仅包含一丁点儿有益的新观点的科幻小说，比整整一书橱的文笔优美的非科幻类小说都更有价值。莱姆是不可能同意这句话的，他眼中99%的美国科幻小说都是垃圾，剩下1%是写《银翼杀手》的菲利普•迪克。这99%应该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艺术门类，不要把一个作品改改换个名字就投给另一家出版社，还要多阅读一些纯文学来提升自己的水平，比如卡夫卡、卡尔维诺和君特•格拉斯。科幻小说和许多类型小说一样，不可能靠自己的演化来达到现有纯文学的水平，它们必须向更好的小说学习。《罪与罚》是怎么写杀人的？卡尔维诺是怎么写一个人分成两半的？《铁皮鼓》又怎么把超自然力量写进现实的？其实，现在的作家也以涉足一点科幻题材为时髦，麦克尤恩和石黑一雄近年来都写过机器人。把莱姆放到这个序列里来评价，虽然不是完美的，但却是最恰当的。就像人们不会因为托尔斯泰用大篇幅写了1812年战争就说他是军旅作家一样，莱姆写的虽然是科学的题材，他仍然是一位非常令人震惊的纯文学作家。
乔纳森•斯威夫特笔下三兄弟的故事可以看做莱姆的作品在十八世纪的先声。三兄弟在父亲临终的时候，各自领了一件永远穿不坏的外套和一份遗嘱。遗嘱里写了如何穿着和保护这件外套，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在衣服上增加或更改一丝一毫，否则会遭到惩罚。三个儿子到了其他城市，有了喜欢的女人，这些女人对他们着装是否时尚提出了要求。比如，要求他们佩戴肩章。三个儿子研究了很久遗嘱，虽然遗嘱没有任何和肩章有关的内容，但是通过他们的不懈努力，终于通过类似藏头诗一样的方式，在遗嘱里找到了S-h-o-u-l-d-e-r这些字母。可是肩章很快就过时了，儿子们又想起来父亲生前的朋友曾经说过，会支持孩子们买金饰带。更新的时尚出现的时候，儿子们又给遗嘱加了一个祖父的看门人写的附录。最后，他们干脆把遗嘱锁进盒子，不再为研读它而费心，只在他们认为适合的场合才提一下父亲的权威。
这个故事的精髓在于，三个儿子事实上并不相信父亲临死前关于不能改动衣服的威胁，但是他们相信有某种心不在焉的神灵正在监督。否则他们就不需要费那么多力气，直接按照自己的意图开干就行了。就像福尔摩斯常用的台词一样，这很简单，华生……重要的是（福尔摩斯的）解释。福尔摩斯的解释用来安抚维多利亚时代读者的焦虑感，而三个儿子的解释抚慰他们自己。
莱姆非常可爱的短篇小说集《机器人大师》里有与之相反的故事，机器人大师有两个人，特鲁勒和克拉帕乌丘斯，前者是行动派，后者像个先知，嘲笑前者死脑筋——但他们都具有创世神一样的能力。有一天特鲁勒被某个星球的国王邀请去制造一个完美的机器人宰相，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人工智能。在制造完毕以后，国王拒绝给他付金子。也许有人想创世神为什么还要钱呢，莱姆的答案是：因为制造金子很麻烦。
机器人大师的对策是，给完美的宰相写一封看似携带着秘密信息的信。因为完美宰相有近乎于无穷的算力，它当然可以解出这封信的真正含义，可是这封信的内容再平常不过，针对它的解释当然也就出现了无数个各异其趣又莫名其妙的版本。国王对这些版本都不满意，特鲁勒的第二封信又提到了机器宰相体内的一个不存在的零件。等到国王把机器宰相拆掉而去寻找零件的时候，它就再也不能保护这个国王了。还是关于解释，但寻求一种不存在的解释是具有毁灭性的。机器人大师最后总结道，要撼动完美的智慧，需要一个支点，愚蠢就是这个支点。
莱姆的这篇故事与他的几个长篇小说一起，构成了对斯威夫特式故事的回应：寻求解释的后果是发现不曾期待过的东西，但无关一开始要的那个解释。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这种星际民间故事，把反乌托邦、神学、科学、历史和闹剧混杂在一起，无所不能的巨大力量通常是沉默的，他们沉默是因为他们对我们毫不关心。但是莱姆让他们为琐事争吵不休。这种故事风格暗含着一种对结局的许诺：不管怎样，世界最后是安全的，人们可以回到他们当初所在的地方，或者更好。这些短篇作品有的引人发笑，有的又极为深刻，在《利他霉素》里，出现了一个所有文明都发展到极致的星球。但冒险者来了以后发现，这个星球上的人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四处探寻，最后才有人很不耐烦地告诉他，因为一切都发展到了顶峰，接下来不管朝哪个方向走，都会是下坡路，所以这样躺着才是维持完美极致的最佳方法。这是为我们预告了历史终结以后的景象。科耶夫笔下历史终结后的人心中唯有快乐，而莱姆的这些高等人为了维护来之不易的完美主动躺平。另一类是更加严肃与宏大的作品，《无敌》《索拉里斯星》《惨败》三个长篇构成的序列是莱姆伟大声名的基石。它们的主人公都登陆了其他的星球，并试图接触那里的原住民生命。这些星际冒险背后有同样的主题，即关于解释。他们的主人公面对各种各样的困境，主观感受是类似的：我来，我见，我迷惑。
与这种迷惑相反的是“星际征服者”和“星际奴隶”这两种最可能的身份——如果我们的文明高于外星人，那么我们会是征服者，否则，我们迟早是更强大文明的奴隶。这种把地球知识投射到宇宙的认知有一种杰夫·昆斯式的气质，它们真空、光滑，表面即是内部，拒绝模糊地带和解释。在这样的故事里，战斗在星际战舰上通过按按钮发生，离外星人/虫子都很遥远。这样的小说是以熟悉的方式对抗人们不想仔细端详的威胁。只有当外星人表现出类似人的行为的时候，才传递出一些具有艺术价值的恐怖，我们在那一瞬间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屠杀某种同类。这样的故事可以在十七世纪找到广泛的原型：登陆的西班牙人和“野蛮”的印第安人在北美进行了殊死的搏斗。而莱姆笔下的小说要陌生得多，他给我们提供的星际经验里充满了可信的细节，这些细节的琐碎和肮脏令我们感到不适。在《惨败》里——
飞行员面对一块倾斜的平原，远处群山围绕，平原上散布……散布的到底是……什么？犹如忽然撞开超自然博物馆的大门，大滩腐朽怪物的腐骨统统倾泻而出。或许这些一个赛过一个怪异的骨架，其实是疯狂怪物的蓝图？或许，它们都是造物失败的副产品，是不允许参与生命循环的碎渣？他看见形貌巨大的肋骨，也许并非肋骨，而是蜘蛛的骨架，那死死抓住血斑点球形蛋的蛛腿，尖牙紧紧咬住对方的水晶下颚，脊柱上的板状椎骨，如同史前爬行动物腐烂后由脊椎迸出的钢镚卷。
这个驾驶着机器人大步前进的我们的同类就是莱姆笔下主角的一个典型形象，他接下来要路过一片奇异的森林，上千个深坑向上喷射粘稠的白色铵盐流，在空中凝固成树的形状，层层勾连，直到底部承受不住重量，整株碎掉。飞行员想通过的时候，被这样的絮状物掩埋。他象征了人类永不服输的探索精神，在小说中他会被复活一次，向别的星系挺进，但在结尾可以说他又死了一次。因为这种永不服输的精神输了。外星人不想与他接触，却被他毁灭，他见到了外星人，却视若无睹。
莱姆式的主人公总是处于发现——描述——思考——无解——行动——发现的循环。整个冒险期间，他们都被迫面对海量的这种信息压迫，就像不断翻阅一本陌生语言的字典，并且这本字典永远也不会有最后一页。对于这种迷惑表现最好的一本书是《索拉里斯星》，它更早的得名是因为塔可夫斯基把它拍成了电影，中文名译作《飞向太空》。
电影是典型的塔式缓慢的、圣像画般的风格，它遭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为小说添加了一个额外的、充满市民气的框架，出现了主人公父母的形象，还让主人公最后跪倒在父亲面前，将之视为某种救赎的表达。令人迷惑的是，它还在其中的自杀场景添加了一个似乎没有必要的性行为，就像是空间站里的一件丑闻。而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周围有大量零下二百度就会沸腾的液态氮。
莱姆的开头快速得令人眩晕。在小说里，主人公凯尔文一开始不是“飞向”外星，而是持续地“坠落”向这个星球。这样的星际航行因其缺乏耐心、随意丧失了科幻小说里常常忍不住浮现的仪式感，他被紧紧包在太空舱里，像是快递员随意扔到门口的一个盒子。盒子里的货物看到目的地的时候，已经离行星太近了。他错过了看到这个奇怪星球全貌的唯一的机会。和许多科幻小说不一样，《索拉里斯星》里没有什么宏大的探险。(在《无敌》里则有一场非常壮观但意义模糊的战斗。)但在进入空间站之后，小说的速度逐渐减慢。凯尔文根本没指望去探索这个星球的秘密，他在空间站里活动，目的只是搞清楚周围的状况，这里的真相和空气一样稀薄。这很像卡夫卡《城堡》里的主人公K的处境。真实也许存在，但人们感知到的绝不是真实。
小说的题目Solaris（solar）似乎在暗示这是一个和太阳有关的故事，但和麦克尤恩幽默而轻快的《追日》（Solar）相比，前者和太阳的关系要淡漠得多。莱姆为这个小说设置了幽闭、杂乱和黏稠的环境，用其中人物之一的话说，这里发生的事情“就像是一场迷迷糊糊的高烧”。他们处于后科学的时代，发现一种新结论已经难上加难。索拉里斯学文献堆积如山，人们已经没有能力把数据和知识分开（莱姆另外一本杰出的小说《其主之声》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空间站里杂乱、破败的环境就是科学现状的一种象征。凯尔文来到空间站以后，面临的更像是一种神学处境——人们已经隐隐意识到，这个星球表面70%的面积被类似胶质的海洋覆盖，它是这里唯一的生物（有可能是单细胞的）。依据常理，索拉里斯星围绕着两颗恒星运行，在这样的天文条件下，它最终会被吸往其中一个质量更大的天体并被吞没掉。但它真实运行的轨道与此并不相符。把这个星球想象成一个巨型的海螺壳，有一个行星级别的寄居蟹住在其中，它以某种我们不知道的方式，使自己不被万有引力的潮水冲来冲去。这个生物令人畏惧之处在于，它处于科学和神学之间的边缘地带，如果一个行星加上一个生物可以违背万有引力，那么热力学第二定律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人死了也可以复生——从远古开始，在人类的各种叙事中，能做到这些的就只有上帝/佛陀/其他神。这种处境不意味着人类的常识和科学全部失效了，而是这些依然有效，但违背它的也有效，并且人们在长久的迷惑中分不出两者的界限。
然后莱姆告诉我们，主人公飞行了十六年才到达这个星球。但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时间跨度只有在地球上才是有意义的。从他到达星球的那一刻起，时间随着整体科学和他个人的迷惑似乎进入了停滞状态，海浪永不休止的轻轻起伏是这种状态的象征。小说的读者和凯尔文一起，来到了一个由怪异的上帝主宰的失去了时间/历史的地方。胶质海洋是索拉里斯的创世者，也是这个星球唯一的居民，它盘踞了整个星球大部分的面积，并让剩下的百分之三十（地球人通常会把除自己以外的地球部分称为世界）变成了单调的剩余。它象征了一种古老的，尚未开始觉醒的力量，能够以有机物的身体来控制无机行星的宇宙轨迹。如果我们用人类的思维（不可能不用）来表达的话，这个创始者与我们熟悉的模式相反，它是在自己的身躯内创造了万物，万物统一为它自身，并在其中不断进化。让空间站的科学家难以理解的是，海洋似乎具备十分高等的智慧，但是对人类毫无兴趣。我们不妨推想这样一种神学处境：上帝本来就是愚蠢和疯狂的，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并非他精心设计，反而是出于任意和遗忘才制造出来的东西，他此后的退场只是因为他再次陷入了疯狂……
《索拉里斯星》以及莱姆其他一系列作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了人类思维的有限性：要突破认识的界限，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废除我们自己身上最本质的那些东西，思想和物质形式。只要我们是以人类的肉体形式和空间/时间感来思考，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就永远会面临无解的神学处境——不是一切都处于我们的认识链条上。在另外一部更具戏剧性的小说《无敌》里，莱姆也设想了索拉里斯式进化的反面：不是一个巨大而混沌的有机体，而是无数个无机体（黑色的小三角碎片）具备了统一而强大的意识，它们本能性地冲击任何人类和智能机器的逻辑，使其成为白痴。它们和索拉里斯星一样，仍然是我们理解的智能的反面，但它们不是向内，而是遵循了一种向外离散的进化路径。极端简练的形式完全去除了个性，在冷战年代的波兰，这当然也是一种敌托邦式的表达——它们服从于某个更高的无法言说的总体，以旋风般的决心废除自身以外的所有不同意见。但我们还是应该在荒漠般的宇宙语境里来谈论它们，它们有什么恶意？不知道。它们只是在进化中从本体摆脱出来，保留了纯进攻性的本质，不过这种“进攻性”仍然是人类的语言，我们不能说风或者土有进攻性，因为飓风和地震只在很少的时候会出现，它们也不怀着要攻击人类的目的，它们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自然现象却激起了人类想去与之战斗的焦虑，而事实是我们的能力极为有限，即使在地球上，也没有能力消灭一种气候。
和许多科幻作家相比，莱姆设想的未来世界不是非常遥远，人类依然在寻找和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但只要人类把地球及其产生的一切知识作为参照标准，宇宙里除了死寂以外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一种剩余。这种认识的困境在莱姆最后一本小说《惨败》里到达了顶峰， 人类拥有强大的武器，与一个新的行星文明几乎一步之遥。不过这个行星并不想接触。小说中写道：“要想实现接触，首先要让他们相信我们有和平意图；要想让他们相信和平意图，首先要达成接触。”正如人类无法理解索拉里斯，就向海面发射高强度的x射线一样，《惨败》里的星际冒险家们将拒绝视为侮辱，发动了战争。这种战争的本质并不因其发达的技术而更有必要，相反，它和一个与小动物嬉戏的儿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小动物没办法觉察儿童的心意，后者就拿树枝戳戳它，或者干脆把它杀死。这是儿童特有的一种残忍的学习方式。
莱姆一以贯之的星际失败学让人想起古希腊的智者高尔吉亚，后者通过三个陈述提出了一种完全消极的哲学：一、不存在任何事物；二、即使有某物存在，我们也不可能知道它；三、即使事物存在并且我们能够知道它，我们也不可能将这一知识传达给别人。但高尔吉亚寥寥几语，并未陈述为何，后来被判定成擅长诡辩的人。十九世纪，这种对待认知的怀疑心态被一位德国科学家审慎地再次提起，他引用的是拉丁格言ignoramus et ignorabimus（我们尚且不知，将来也不可知）。后来有一位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用类似的句子来反驳他：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终将知道。这种态度直到今天都占领主流，也是莱姆作品中许多人物不言自明的信心来源。
作为未来学家和作家，莱姆用小说的方式延续了这个争论。他把视线投向地球之外晦暗的星空，并最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的认知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展，主要因为我们是人，并且过于焦虑。在《索拉里斯星》里，海洋也在与人沟通，它作用的领域是人身上最难以启齿、最焦虑的领域：欲望。和性欲有关的内容构成了本书另一种主要的驱动力，凯尔文初到空间站，就得知和自己接头的同事吉巴里安已经死了。然后，他注意到一个高大的黑人女性正在向他走来。（在塔科夫斯基的电影里，这个形象被抹去了。）
她身上只穿着一条闪亮的黄色裙子，好像是用稻草编成，她巨大的乳房下垂着，乌黑的手臂和普通人的大腿一样粗。她从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经过，看都没看我一眼便走开了。她巨大如象的臀部来回摇摆着，就像在人类学博物馆里有时可以看到的那种臀部特别肥突的石器时代雕塑。
她走进了宇航员吉巴里安的房间并把门关上了，就像一辆车开到了终点。这么说是因为她下一次出现的时候已经死了。海洋具有一种奇怪的能力，能够把人心里隐秘的欲望实体化。这就是为什么莱姆隐去了黑人女性的面孔，把笔触集中在性征上。吉巴里安淫秽的性幻想在他的脑子里是安全的的，但当幻想化为一个实体的人，出现在代表科学的空间站里，他就大为震惊、羞愧，最终崩溃自杀了。莱姆表达的是，性幻想完全可能转而成为一种威胁，人类的大脑可以是一个发达的宇宙望远镜，也是一个欲望机器。当向内的欲望机器失控了，就会导致向外的宇宙望远镜的损毁。这不是说有性欲的人就没有资格去探索宇宙，而是，我们认识到的宇宙很可能就是混合着汗液的我们自己的一部分。
不久凯尔文也见到了多年前自杀的女朋友，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欲望对象。吉巴里安的淫秽的性幻想制造了一个纯粹的欲望对象，它真正的作用是为凯尔文的故事充当引子，因为后者基于愧疚的故事更深地卷入了情感，更充分地代表了人在面对无法理解的事情时候的历史处境。凯尔文认为自己对女友哈丽（有一个译本译作海若，暗示了她和海洋之间的关系）当初在地球上的自杀有主要责任，女友的复活唤起了他心中最深的焦虑。理智告诉他，即使所有的细节都一模一样，复生的人也只是摆脱了死亡（undead），并不是活人。一开始，他的处理办法和其他人类似，就是让复生的人再次死亡。他把哈丽塞进火箭发射进了太空这个坟场。但这种强行埋葬，就像我们使劲要忘记一件事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欲望会一直以人们无法预料的方式返回。
有一个细节展现了凯尔文的欲望的复杂之处，当他要离开一个小时的时候，哈丽表示一定要和他一起去：
这个哈丽和以前真是判若两人。以前的哈丽是不会强求人的，从来不会。
哈丽和黑人女性的区别在于黑人女性是简单的欲望对象，是“阿芙洛狄忒”，但因其太过夸张，所以像是一个怪物。而哈丽有自己的意志。这种意志和活人哈丽的相反，这不仅是在表达她不是真正的哈丽——其实莱姆在前文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她只是幻想的产物——强调这一点的意图在于表达凯尔文心中的渴望：他渴望一个不同的哈丽。从不会强求人的哈丽在凯尔文离家后自杀了，这个到哪儿都要跟着的哈丽，永远不会死掉的哈丽正好是凯尔文罪责感的纯然反面。因此我们在后文中发现哈丽对凯尔文的渴望是疯狂的，但这是凯尔文的欲望，他的欲望就是被哈丽形影不离地跟随，这样他才可以用恐惧来替代挥之不去的内疚。
当其他宇航员认定空间站里的来访者其实是海洋的造物时，坚定地主张用武器来消灭它们。我们不应津津乐道于莱姆的行文中那些显露怪诞之处的细节——这些在今天的流行科幻电影中被反复强调的地方不是小说的重点，比如哈丽的衣服没有扣子，哈丽的身体有超强的复原能力等等——这些细节当然都在告诉读者哈丽不是一个真人，如果我们迷恋这些细节，就会和那些宇航员一样，把她最终看成是一个威胁。但她不是一个机械姬那样的有威胁性的角色，让人们沉迷于她的逼真而不自知，恰恰相反，哈丽和凯尔文这个人类一样，对认清自我感到迷惑。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被提醒，她只是像真人而已，小说中的凯尔文本人比我们更清醒这一点，因为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们是通过他的眼睛来看到的这一切。但凯尔文选择了接受。在这个接受的瞬间，凯尔文展现出一种不易被理解的英雄气概。他不是单纯出于赎罪，或者对旧时光的怀念而接受了幻象，他是看清了一切怪诞之处以后依然选择了接受，并与之生活下去。
这并非是太空时代才有的伦理抉择。请允许本文作者暂且要绕远一点，谈一下《十日谈》的第三个故事。与我们前面讲过的斯威夫特故事相似，但父亲传下来的宝物只有一件。三个儿子谁得到这个戒指，谁就是一家之主。父亲在弥留之际请人制作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戒指，这样儿子们就不会争斗了。这个故事是在隐喻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亚伯拉罕宗教，谁是正统，永远也说不清了。戈特弗里德·莱辛的《智者纳旦》里，为这个故事增加了一个法官，法官的裁定是，上万年后，谁的戒指显示魔力，谁就是真正的主人。这当然不是真正的解决，但这也是把解决的权力交给了历史。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的历史和各自教派在历史中的行动。起源是神的选择，历史是人的选择。
要追溯索拉里斯星的起源是不可能的。不但它的起源是一个谜，关于它的真相也无法被地球所接受。在这个星球上生活的人们被地球上的同行假定为神志不清、真伪难辨。宇航员们知道，如果回去说出“幻成肉身”的真相，自己将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余生。因此，凯尔文对于新哈丽的接受，应该被理解为人基于对历史性的需要的选择。哈丽是0，在他们的共处中，哈丽才从一堆粒子成长为一个接近于人的实体。但可悲之处在于，凯尔文的这种选择看似崇高，但依然是基于人对历史和爱情的理解作出的。它无法消除两种智能的排异反应。哈丽发展得越像人，就越有人类才有的那种对于自我的焦虑，她自我意识的觉醒必然导向生命的终点。当其他人的欲望化身阴魂不散的时候，哈丽则倾向于自毁。凯尔文则不得不面对自己在地球上命运的重复：先是哈丽不愿离开他，接着是哈丽一次又一次地自杀。
在故事的最后，哈丽用人类造出来的粒子武器毁灭了自己，得以摆脱海洋和人类之间无休止的欲望博弈。但这不是故事的结束。对人类来说，这是精疲力尽和惊心动魄的历险。而对于海洋来说，这只是一个浪花升起又落下。人类对于外星文明的本体论式的和微观情感式的接触，最后导向一个结论，就是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个巨型的液体怪物的一场嬉戏。从人类的角度看，它是幼稚的，像个巨大的婴儿，因为它无法理解什么是人类的爱和历史。但在宇宙中，谁在乎人类的思维方式？人类航行到宇宙深处，最终只不过是遇见了自己的欲望，这样的欲望在宇宙的真空中产生不了回响，反而成为折磨人类自己的刑具。勇气与爱，最后只能带来空洞的回声。
《索拉里斯星》以及其他几部作品，似乎都是莱姆试图为“第一次接触”这个流行已久的科幻母题划上的句号。它们都在表达“接触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创伤性的。但在小说结尾，莱姆构建了一个和之前的压抑情节完全不一样的抒情场景：
……它先是犹豫了一下，向后退缩，然后从我手上流过，但并没有碰到我的手，而是在我手套的表面和覆盖在上面的那层液体之间留下了一层薄薄的空气，而且这层液体的黏稠度马上发生了改变，变成了一种几乎像是肉质的东西。接着，我缓缓地举起胳膊，那股波浪，或者更准确地说，波浪中窄窄的一条，也随着胳膊升起，继续包围着我的手，就像是一层越来越透明的暗绿色包囊。我站起身，好把胳膊举得更高一些。那股细细的胶状物质被拉得很长，就好像一根颤动不已的琴弦，但并没有断开；它的根基，那股已经完全平展的波浪，就像一个奇怪的生物，耐心地等待着这场实验的结束，在我的双脚周围紧紧地贴着海岸（同样也没有碰到我的脚）。这看上去就好像是从海中长出了一枝柔嫩的花朵……
这段文字让人联想起米开朗基罗《创世纪》里上帝向亚当伸出手指的画面，在他们的手指中间有一小节空白，在宗教的话语里，接触终将发生。而海洋依旧像是某种形态的克苏鲁生物，但它是友好的。因为那一层薄薄的空气，我们的理想和欲望最后都会返回到自己的身上，它们也将因为与这个巨大的未知物共存，而不得不重估价值。这是莱姆作品在面向宇宙的失败学之外，向未来敞开的一个向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