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杨葵

杨葵自选集

从“为他人作嫁衣”的出版人，到自己提笔写书的作家，杨葵的转型几乎是无缝连接。当很多人还在感叹杨葵策划出版的《哈佛女孩刘亦婷》曾是何等出圈的现象级畅销书时，他撰写的文章已多到可以出自选集：约200万字文章，出版过9种文集。

2022年6月，杨葵从自己写的200万文字中精选出40万字（其中有约8万字是近两年写的，此前未曾结集）编成3卷本自选集《枝条载荣》《静寄东轩》《愿言怀人》，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以轻松通透的文笔

记述名人逸事

杨葵出身文学家庭，父亲杨犁是西南联大学生，中国作家协会最早一批成员之一，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一任馆长。杨葵1968年生于江苏，1979年随父母移居北京。在中国作协家属院，他耳濡目染，见过文学圈子里众多的人和事。杨葵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作家出版社工作，做了多年编辑，这让他接触、认识了众多有名作家或无名作者。因而，普通读者或许不太有机会知晓的文坛掌故、文人行状，在杨葵的书中却可以随手翻到。轻松通透的文字间，人物形神毕肖。从“布衣孙犁”“三说阿城”到海岩、安妮宝贝……在杨葵笔下，可以看到他们未曾“现身”的宝贵细节。

杨葵不光关注文人、名人，在日常生活中交往的各行各业普通凡人，也会出现在他的笔下，或情深意重或交浅言深，尽显人性复杂和生活多态。杨葵的文字风格简淡易读，况味悠长，大有明清笔记体文风。早在1992年，杨葵在作家出版社做编辑时，编过一本叫《贾平凹自选集》的书。这套书后来引发了中青年作家出文集的热潮。整整30年后，文集热早已平息，杨葵的个人自选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写作无非三件事：

常识、逻辑和爱

自选集三本书的书名都来自杨葵喜爱的古诗词——陶渊明的《停云》四章：“东园之树，枝条载荣”。这一卷的文章都是讲过日子的点点滴滴。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正是枝繁叶茂的样子；“静寄东轩”，在东边小屋独处之意。这一卷的文章都与文艺、阅读、写作有关；“愿言怀人”，思念亲友之意。这一卷的文章都在写人，陌生的熟悉人，熟悉的陌生人。

杨葵将自己的书稿编完的那一刻是个清晨。住在山里的他，在清静的风和清脆的鸟叫声中，独自沿户外的山坡漫无目的地前行，回望三十多年写过的文章，给自己做了个总结——内容不过三件事：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写来写去，想说的其实也就三件事：常识、逻辑和爱。“看似无比简单，却是最难。”他写道。

2022年7月初，趁杨葵三卷本自选集出版之际，封面新闻专访杨葵，从出版到创作的心得，以及阅读媒介带来的影响等，请他谈谈自己涉足、观察甚深的出版行业近些年的演变。

对话

每一个小视频，其实也可视作一本书

封面新闻：我看到关于你有这样一段介绍：“在中国的出版圈，杨葵是出了名的‘眼毒’，经他的手所做的书几乎没有赔过钱，只是挣多挣少而已。”比如《哈佛女孩刘亦婷》影响之大，现在还有人打听刘亦婷后来的人生轨迹。除了一些偶然的、客观的因素促成之外，你一般是从哪些角度去预判一本书会不会畅销？

杨葵：畅销书大概分两种，一种是明摆着谁都能看出来会畅销，比如现在出莫言、余华的书，肯定销量不俗，我管这种叫显性畅销书。另一种畅销书是隐性畅销书，就是绝大多数人都不觉得它会畅销，但是通过出版者的一系列努力，最后成为畅销书。

要说判断角度，一定是多维的、复杂的、说不清的，经常是凭直觉。但这份直觉背后，必有勤劳、视野、执行力这些元素。绝大多数超级畅销书，在选定的时候，都没有预见到有那么大的销量，也是一边做着一边越来越大。还是那个话——做该做的事，畅销只是辛勤做事的自然回报。

封面新闻：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出版一本书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你是否遇到过一些对文学很痴情很执着甚至很偏执的人，热爱文学写作，但是才华和灵气不够的情况？你一般会怎么规劝对方？

杨葵：你所说的这种人，二三十年前挺多，这些年少多了，不知道是因为我离开出版社遇不到这样的人了，还是确实就少了。偏执的文学爱好者，绝大多数才华和灵气都不够。真有才华和灵气的，绝大多数也不会那么偏执。碰上这样的人，我不会劝。每个人的人生都是自己去经历的，他自会有自己的选择。

封面新闻：做图书编辑，你跟很多作者近距离打过交道。掌握了很多文坛掌故，熟悉文人行状。就你的感受而言，文人这个群体，有没有一个整体的共通的特征？比如世人常说的文人普遍会容易敏感、脆弱一些？

杨葵：文人敏感脆弱，好像都有一点，但我觉得在中国，至少在我打交道的人当中，这并非作家的特色，每个领域都有这样的人。中国当代作家里，纯职业作家不多，从这个角度说，也很难单把作家从人群中摘出来单论。

封面新闻：作为资深编辑，你此前多年都是给别人的作品作嫁衣。近些年来，你自己写作越来越多。当作者跟当编辑之间的转换，感受如何？

杨葵：我一直称自己是“业余写作”，最初写作是为了更好地当编辑，如果自己没有写作经验，很难细致入微编辑书稿。2003年辞去公职到今天，其实是写得更少了。不过这套《自选集》里，大部分文章都是2003年后写的，早年写的东西收入得极少——“悔其少作”大概是每个作家的共同特点吧。做编辑的人，自己写作很容易前怕狼后怕虎，下笔特别谨慎。一般作家写篇文章可能写完再顺一遍就发出了，做编辑的会一遍又一遍改，不厌其烦。做编辑的人就有这毛病，见稿子就想改，让所有的字词句更准确、更通顺，甚至有时候，为了音韵上更丰富，还会改一下用词的顺序，等等。我个人认为这并非好习惯，写作应该更大气些，关注更大的内容问题，不该斤斤计较。

封面新闻：除了写一些名人，你还写了不少普通人。对他们的描述也非常精彩。是怎样的契机，让你写了一系列关于普通人的文章？

杨葵：我总结过，我写的东西不外三个部分：过日子、阅读写作、各式各样的人。写人只是我写作的一部分。读者可能会分其中有名人和普通人，但在我这里他们都是我生命中的一些过客，完全没有名人、普通人之分。我关注的是他作为人的生命进程、喜怒哀乐、性格特点、柴米油盐，他有没有名一点都不重要。

封面新闻：作为编辑，你肯定阅读过大量的作品，跟不同的文字高手大家交流过。这种深厚的经验，对你自己写作有怎样的影响？对你自己写作影响比较大的人有哪些？

杨葵：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编一个作家的书稿时间长了，不自觉中自己写起文章来，会发现有这位作家的影子。比如我曾有一年，一直在编六卷本《王安忆自选集》，那段时间的文章，就常常会出现一些令我自己都很陌生的句子和语气。还有一年，连续编了几本阿城的作品，结果写文章也被“拐跑”过一段。在我看来，这是好事，相当于写书法、画画的临摹，再优秀的书法家、画家，人家还会经常临摹前辈呢，何况是我这样天资不足的人。

封面新闻：你20世纪末到作家出版社工作，2004年又参与筹建了一家民营图书发行公司，对出版业有直接、深入的经验和观察。作为世纪之交中国畅销书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在你看来，近些年，出版业总体出现了哪些显著而重要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比起20年前，现在很少出现以前那种全社会都会讨论的超级畅销书了。你如何分析、看待这种状况？这跟读者的阅读越来越分为不同的趣味有关吗？

杨葵：互联网让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版业当然也在这一轮大潮中沉浮，早已今非昔比。不过又有一句话叫“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传播”——出版当年只是传播形态之一种，今天也是。除了出版，还有很多其他形式的传播。现在的确极少有书籍引发全社会讨论，但出版的其他形态，比如小视频，频频引发热议，动辄流量几亿、几十亿。在我看来，小视频也是一种“出版”，每一个小视频，其实也可视作一本书。如果坐标尺很小，小视频和传统书籍出版差别很大；坐标尺放大，在更高角度考察，二者几乎没有差别，都是传播而已。就如同古时候线装书、戏曲是主要传播手段；现代社会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传统”出版业；而当代，是基于互联网的一些形态。说到底，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无论是线装书，还是现代书籍，还是小视频之类，要传播的内容都是那些，传播的形式不断变化。至于说到读者的趣味，又是一个庞大的题目。有专家统计过，互联网时代每个人一天接收到的信息，是过去人几辈子接收到的。选择多了，自然就分散了，这也很合理。这从客观上对做出版的人提出新要求：更精，然而我们的传统出版业，目前还看不出越来越精的趋势。

封面新闻：在《读库》创始人张立宪的文章中，经常会出现你的身影。《读库》模式一直很受关注，成为一种现象。虽然现在很少有超级畅销书，但像《读库》这样的书，能稳定拥有一部分有文艺情怀的读者，也能生存得很好。从出版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读库”现象？

杨葵：读库也出过畅销书啊，不过在我理解，他们只是在做该做的事、想做的事，畅销是在这样的态度下自然产生的。读库是当代出版中难得的一股清流，他们扎实做事、老实做人，不为东南西北乱刮一气的风向带偏。多说一句：这本来该是做编辑、做出版的默认值。

封面新闻：近几年，互联网社交网站、视频网站以及疫情给人们生活方式、娱乐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在这种状况下，你觉得优秀的文字有哪些不可取代的特质？对于那些想读书，但总觉得没时间的人，你有怎样的阅读建议？

杨葵：你说得非常对，关键不在于媒介是纸质还是电子，关键在于注意力。补充一点：还有用心状态。我从来不反对读电子书，从来不是纸质书的拥趸，我觉得媒介只是形式，关键在于内容，一直用屏幕读托尔斯泰和一直读纸书托尔斯泰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