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蕾莎·蒙特：我要走了，跟我出生时一样，对世事一无所知
奥拉西奥·拉莫斯·梅希亚（Horacio Ramos Mejía）想要结束无望的爱情。1917年8月26日，这位年轻的阿根廷诗人在他的情人特蕾莎·威尔姆斯·蒙特面前割腕自杀，年仅二十岁。奥拉西奥不会想到，他的爱情和绝望，在特蕾莎的诗句里化为悲歌。他成为特蕾莎笔下的阿奴阿利，在一声声如泣如诉的呼唤中，一次次复活。
四年后，特蕾莎也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921年12月22日，她吞下一整瓶巴比妥，之后痛苦挣扎了两天，于12月24日在巴黎雷奈克医院（Hôpital Laennec de Paris）去世，年仅二十八岁。特蕾莎也不会想到，她的痛苦与反抗，都随着她的作品流传至今。她短暂的生命如同流星划过天空。流星湮灭，那光芒直到今天还在闪烁。
1893年9月8日，特蕾莎·威尔姆斯·蒙特生于智利小城比尼亚德尔马（Viña del Mar）的一个贵族家庭：她父亲是德国人，据说是普鲁士皇室的后裔；母亲是西班牙人，是智利前总统曼努埃尔·蒙特（Manuel Montt）的曾孙女。特蕾莎在七姊妹中排行第二，据说她父亲当时非常想要一个男孩，大概是这个原因，她并没有得到父母太多喜爱——这或许也激发了她叛逆的天性。
特蕾莎自幼受到了良好而严格的家庭教育。她学习语言、钢琴和唱歌，学习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
她和姐姐卢斯（Luz）受教于同一位家庭教师，老师对二人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对安分的卢斯充满鼓励，对叛逆的特蕾莎总是责备。在特蕾莎的日记里，她讲述自己被罚抄写“服从”（obedecer）这个词数百次。“在语法层面，我完全理解这个词。然而，我却从未想过将它实践。”
依靠着强大的语言天赋，特蕾莎学会了法语、英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一点德语。在姐妹们还热爱着洋娃娃的时候，她却热衷于阅读福楼拜、波德莱尔和魏尔伦——那是在二十世纪初，女性地位十分低下，即使她生在一个贵族家庭，阅读和写作也并不被鼓励。父母给她安排的一切教育都只是为了她将来能寻到一个如意郎君。
被禁止阅读的特蕾莎只有在大家都睡了之后才能偷偷看书。母亲发现了她的秘密，两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在大吼大叫中，母亲打她、掐她，把她的书撕成碎片。还是在日记里，她用第三人称写下：
“特蕾莎不快乐。”
1910年夏天，在她父亲举行的一次活动中，特蕾莎遇到了比自己大八岁的古斯塔沃·巴尔马塞达·巴尔德斯（Gustavo Balmaceda Valdés）。尽管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当时才十七岁的特蕾莎很快就和古斯塔沃结婚。她也自此同家人决裂。
两人婚后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活跃在文化社交场合的特蕾莎遭到了丈夫的嫉妒。
“这女人不但阅读，居然还写作。”从古斯塔沃对特蕾莎的评价看，他显然不理解特蕾莎的文学抱负。1911年，特蕾莎认识了丈夫的表亲比森特·巴尔马塞达·萨尼亚图（Vicente Balmaceda Zañartu）。二人一见如故，无话不谈。妒火中烧的古斯塔沃独自上门，拜访了自己的岳父。面对女婿的恳求，老威尔姆斯这样回答：
“如果你没有别的办法，就把她扔出家门吧。”
古斯塔沃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的想法不一样：
“我要把她关起来，永远禁锢她。”
1911年9月25日，古斯塔沃和特蕾莎的第一个女儿埃莉萨（Elisa）出生。1912年，随着古斯塔沃的工作调动，他们举家搬去智利北部城市伊基克。
在伊基克的日子成为了特蕾莎转变的关键。她在日记中写道：“在那里我学会了真正的生活。我开始了解我所在阶层的妇女不知晓的秘密，真正的物质与道德的苦难；那些卑微、琐碎的心灵和激情，还有伟大的恶习。（我也了解了）一个人所知道的一切。我的灵魂从考验中走了出来，但却感到厌恶，还有永恒的苦涩。”
1913年，西班牙记者、著名女权活动家贝伦·萨拉加（Belén Sárraga）访问智利，举办了一系列公开讲座。自此，智利开始了有组织的女权运动。贝伦停留的城市也包括特蕾莎所在的伊基克。受到鼓舞的特蕾莎在第一时间积极投身女权、工会及新生的改革派运动。与此同时，她开始以笔名在当地刊物上发表文章。同年11月2日，她和丈夫的第二个女儿西尔维亚（Sylvia）出生。
特蕾莎在日记中这样描述在伊基克的生活：“我们住在一个破旧的旅馆里，但那是港口周围最好的旅馆，附近是各色外国佬和智利人，商人、医生、记者、作家、诗人等等。或多或少过着一种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晚上聊天，白天睡觉，下午写作。我是那些聚会上唯一的女人……我酗酒、抽烟、尝试致幻剂…….我是无政府主义者，热情洋溢地谈论宗教，不过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反对宗教。我已经开始接受共济会的思想。”
1915年2月28日，应古斯塔沃邀请，比森特来到伊基克，协助古斯塔沃投身政治。再次相见，特蕾莎和比森特之间的情愫复又燃起。数月之后，古斯塔沃翻阅两人的信件，掌握了特蕾莎出轨的确凿证据。
经家事法庭（Tribunal familiar）审判，自1915年10月18日起，特蕾莎被禁闭在位于圣地亚哥的珍血修道院（Convento de la Preciosa Sangre）。不但如此，她还失去了女儿的监护权，这给她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在修道院里，特蕾莎每天祈祷，写日记。用她自己的话说，“日记让我活了下来”。
1916年3月29日，特蕾莎试图自杀，未果。同年6月，在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的帮助下，她终于从修道院逃离。两人马不停蹄，一同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了这两位智利诗人文学之路的里程碑。在这里，维多夫罗阐述了他的创造主义理论，自此奋勇向前，成为了拉丁美洲最伟大的先锋作家之一。而特蕾莎也在此获得了新生。
正值二十世纪初期，世界日新月异：尼采高呼上帝已死；弗洛伊德试图探索心灵和梦境；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颠覆了整个世界的认知……世界在蓬勃发展，艺术家们也在摸索新的艺术形式。欧洲的诗人开始在达达主义、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中表达自由，拉丁美洲的诗人也不再满足于从欧洲诗歌中找到的灵感，维多夫罗、聂鲁达和巴列霍等伟大诗人都在先锋派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
而特蕾莎有着不同的想法。比起形式上的革新，她更专注于内容上的探索。她坚持现代主义写作，往内心剖析，就如同她从小写到大的日记。她发表作品，很快得到了文艺界的认可，还认识了维多利亚·奥坎波和博尔赫斯等作家。
很快，年轻的阿根廷诗人奥拉西奥深深地爱上了特蕾莎。然而，在上一段感情中深受折磨的特蕾莎不再信任亲密关系，她对奥拉西奥的爱没有做出太多回应。1917年8月26日，敏感而绝望的阿根廷诗人选择自我了结，在特蕾莎面前割开了自己的手腕，最后死在特蕾莎怀里。
同年，还处在悲痛中的特蕾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多情的不安》。这部深情的作品包含了50首动人的散文诗。正如特蕾莎在第一页所言，”我并没有试图制造文学“。她的写作就像一把刀，剖开了内心的伤口。她对痛苦的认知，对世界的感受，对逝去爱人奥拉西奥的深切缅怀，都从伤口喷涌而出。这本书受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学评论家们的好评，很快售空并重印。之后，她另一部作品《三首歌》（Los tres cantos）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然而，还未从失去爱人的悲伤中走出来的特蕾莎决定再次出走。这次，她登上了一艘去往纽约的邮轮。
1918年的第一天，邮轮还在海上航行，悲伤过度的特蕾莎准备跳海自杀，幸好一位乘客将她救下。可当她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她的德国姓氏、碧眼金发以及她独自旅行的行为都让美国警方怀疑她是一名德国间谍。她在爱丽丝岛被关押了两天。重获自由之后，她再也不想于美国停留，直接登上了另一艘去西班牙的船。
特蕾莎抵达马德里。她优雅且才华横溢，很快又融入了西班牙的文艺圈。就在1918年，她的作品《在大理石的沉默中》出版。
从书名就能看出，这两本书一脉相承。同样是悲情的散文诗，《在大理石的沉默中》比《多情的不安》更多了一种绝望的深邃。如果说《多情的不安》更多是在描绘痛苦，《在大理石的沉默中》则成为了死亡的颂歌。在这本书中，特蕾莎对已故爱人的呼唤更为热烈。七十多声“阿奴阿利”仿佛成为了咒语，成为了祷词，在绵绵不绝间就要突破生死。特蕾莎勇敢地把自己的悲痛、懦弱、犹豫、坚决和情欲都通通示人，一丝不挂，血肉淋漓。最后以一句决绝的诗戛然而止：
“世间只有一个真相和太阳一样伟大：那就是死亡。”
这本书大获好评，众多西班牙名流将特蕾莎视作红颜知己：胡里奥·罗梅罗为她画像，拉蒙·德尔巴列-因克兰为她的作品《阿奴阿利》作序，希梅內斯也是她的好友，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还送了特蕾莎一个珠宝做的十字架——因为特蕾莎在签名时，总是画一个十字架来代替她化名的结尾“克鲁斯”（Cruz）。
1919年，《阿奴阿利》在马德里出版。同年，特蕾莎又在阿根廷出版了另一部作品《献给童心未泯之人的故事》（Cuentos para hombres que son todavía niños）。看起来，依旧年轻的她似乎走出了阴霾，往后尽是大好人生。
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特蕾莎曾经在伊基克的女仆告诉她，她前夫的父亲要去法国执行公务。他们会举家搬迁去巴黎，自然也会把特蕾莎的两个女儿都带去。整整五年没有见到女儿的特蕾莎毫不犹豫，收拾行李踏上了开往巴黎的火车。经过争取，她每周四和周日都可以和女儿在一起——那大概是特蕾莎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快乐是短暂的。1921年10月，巴尔马塞达一家回到智利，特雷莎再次失去了她的女儿。她把自己关在巴黎的公寓里，用写作、烟、鸦片和吗啡来抵抗悲伤。她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如下：
“我感到身体不适。我从未认真对待我的身体，当它抛弃我，我没有怨言。我一无所有，一无所获，一无所求。我要走了，跟我出生时一样一丝不挂，对世事一无所知。我饱经沧桑，那是遗忘之舟唯一接纳的行囊。死亡，在感受之后，只是虚无......”
1921年12月22日，深陷抑郁的特蕾莎吞下大量巴比妥，在痛苦挣扎了两天后，于12月24日平安夜去世。
特蕾莎曾写下一首名为《自我定义》（Autodefinición）的小诗，这大概也是她一生最好的概括：
“我是特蕾莎·威尔姆斯·蒙特，
虽然我比你早出生一百年，
我的生活和你的却并没有那么不同。
我也有幸身为女性。
身为女性可知世事艰难。
你比谁都清楚这一点。
我强烈地活在我生命中的每次呼吸，每个时刻。
我将女性提炼。
他们想要把我压迫，却没能成功。
当他们对我不理不睬，我站了出来。
当他们留我孤单一人，我陪伴自己。
当他们想要杀死我，我给予生命。
当他们想要把我关押，我找到自由。
当他们不予我爱，我爱得更多。
当他们要我闭嘴，我大声尖叫。
当他们打我，我奋起还击。
我被家人，被社会，
钉在十字架上，杀死，埋葬。
我比你早出生一百年，
但我觉得你跟我一样。
我是特蕾莎·威尔姆斯·蒙特，
我可不是一般的小姑娘。”
在特蕾莎去世前几个月，曾有记者对她进行采访。记者问她：“（如果有机会）你还想成为谁？”
特蕾莎的答案并不意外：“还是我自己。不然那可太无聊了。”
特蕾莎死后被葬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公墓，距离奥斯卡·王尔德墓仅数米之遥。多年以前，我独游巴黎，一天之内走马观花三大公墓。彼时的我对特蕾莎还一无所知，在拉雪兹看过王尔德等等，便直奔几公里外的蒙帕纳斯公墓。在蒙帕纳斯，我忘记了长眠于此的科塔萨尔和波德莱尔，但冥冥之中，我为杜拉斯献上了一朵白玫瑰。
在阅读和翻译特蕾莎的过程中，我不时想起这位法国女作家。二人虽然文风迥异，但同为女权先锋，敢爱敢恨和反叛精神都贯穿各自的一生。我曾想称特蕾莎为“智利的杜拉斯”，而事实上，特蕾莎比杜拉斯早出生将近二十年。在群星璀璨的二十世纪拉美文坛，特蕾莎燃烧短暂的生命，亮起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花火。无论如何，她值得我们更多目光。
若有机会重游故地，一定给特蕾莎献上一朵玫瑰花。
本文为《在大理石的沉默中》《多情的不安》译者所写的译后记《献给特蕾莎的一朵玫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