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晁的《雾中河》关于死亡。河与雾的结合，是一种很好的平衡，悲痛像大雾弥漫于整部作品，河这样的自然必须得到承认。两个如今死去的年轻人在情感上反射出20年前那个死去的孩子。哀悼的父亲在梦中听到吩咐，力量衰弱的老人面对骄傲的年轻，最终，或许，挽救了一条生命。那梦中降临的女声，“不断冲老五喊，快点走，莫回来，千万莫回来”，“莫停哟，快走快走”，更像是一种修辞手段：循环往复的人与河，转身和重返，别人的儿子、身上的父亲，父亲身上的自己的儿子，生中之死，死中之生。

小说里，大雾和雾水这个地名被赋予了一种神秘莫测，它们罩住悲伤，但似乎也罩住了另一些东西，那么是什么，不想被清楚看见呢？如果说，雾气是受到阳光威胁的，那么对主人公老五来说，“没有表情的”河水就是他需要提防的，那让他看到过去，“有些飘散”的记忆，也是他不想被唤醒的。“老五的家在江北盘山街顶上，就是码头后的山巅”，老五从前开饭馆，“自己做厨师”，没有人见老五在河里游过泳……以前老五住山上时，羡慕住河边的，因为年老体弱，改行守了一阵子船后，又想回山上了。

老五能从山上下来，走向河边，是有过迎接面前新事物的打算的，他要克服的显然不是对水的畏惧。20年前，河水收走了属于他的一个人，他似乎相信，河水理应还给他一个人。然而他所伸手“挽救”的女人，空有一张好看的脸，并没有从意义上智慧地认出，他是那个救命者。“女人说，我想走就走，不要以为我会感谢你——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英雄？”小说中的老五，内心其实是放弃了。老五对他铁了心阻止下河的女人说：“我只晓得你怕了，怕了好。”他当然知道“这河每年都收人”，收得还不止一个两个。他内心其实是怕了，怕捞鱼的趸船出事，怕潜水队再出事故，在这种情况下，怕，其实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本能的反应，想完全逃离开那个环境。和陆地相比，河水是不给人安全感的，是动荡不安的，以致老五走在路上也走得“歪歪扭扭，身子抑制不住地想要晃一晃，用自家的晃来抵消河水的”。这种内心的直觉变成噩梦里的提醒、警告。但我也在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趸船里的守望者？既然我们不能逃开各自的场域、命运，这样的“怕”就必须加以控制、克服，就必须和河“有仇”，既警惕又谨慎，一次一次拦下那些想去耍河、“欺水”的人。

可惜，主人公并未突破这既微小又辽阔的困境，我们来看看，最终，迷雾散去后的、清晰起来的空间，是如何缩小的。

“这河其实叫江，但雾水居民都管它叫河……说到底，它是汇入长江的”，这种称呼的错位恰恰代表了这种境界的缩小。这也将一条完整的江截出了一个截面，这个截面因此有了头尾：“构皮滩是座新建水电站，才开始蓄水，从这里过去是唯一水路，没有支流，人不会跑到其他地方去。”死去的小孩正是冲到了构皮滩去。河是江的一面，死是生的一面。这个截面上，同时存在两个有意思的空间：一个是不会水的老五守卫的趸船、一个是三人潜水队捞鱼挣钱的大坝基坑。这两个空间都是既开放又关闭的，河流连接起这两个空间，创造出一种秩序，“这河不是让人耍的，哪个耍哪个要出事，你信不信？”生命就在这秩序里，既没有此岸也没有彼岸。

如果写作是为了放大而不是收缩我们的世界，那么老五或许可以选择继续守在趸船上，河水，最终将还给他的，是他意想不到的江的自由。

这小说让我想起2006年公映的纪录片《蒙古草原，天气晴》，一样是死，每个人的死法都是不一样的。在死亡面前，微笑、哀哭或者沉默着承受，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小说里，它似乎成了两种价值观。老五是活在儿子死亡阴影之下的，因此他诧异别人的不受影响：“这个人才死了徒弟，还不收手，积极性竟比从前还高，老五就有些看不懂了”。这“看不懂”，其实也暴露了作者对死亡的态度，借老五之口，直白地说出：“人死，是大事。”这个“大”字，是作者的脆弱与敬畏，是对河所代表的无情的理解与不解。说理解，是在小说文本层面；说不解，是在价值观层面。何以如此解读？小说结尾，“就听说老戚戚邦德被一杆标枪射中了眼睛，在河里”。贪钱贪色的老戚落得如此结局，呈现出一种因果，这因果，完满了小说的故事性，却也暗示出，作者对那高处的、客观的、未知且不可知的自然的处置，其实并不甘心顺受。他为其打上了来自写作者的伦理的坐标。然而现实往往荒凉无人性，在天空里大地上是找不到公正或不公正的，河流既不提供启示也不提供顿悟。对小说而言，宿命意味的公正才是虚构。

小说一开始有着中立的调性，但自从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出现，就被荷尔蒙随机地、无意义地搅动，更苛刻一点说，是骚动。骚动带来死亡。让将死之人死前有点故事，这是小说家的善良。但我也会想起丹尼斯·约翰逊的《火车梦》，读者来到每一次情节转弯之处，都有点猝不及防的吃惊。小说是否需要保护自己的人物？又是否需要抵挡现实向蝼蚁之人不断宣告的“不”？归根结底，小说家对人类的爱是否有意义？小说里有这样一段：“去年还见过一个来这里寻短见的，直接从观景平台上跳进河里，七八米的高度，没有一丝犹豫，笔直栽下来，……是吴大一个猛子扎下去把人捞起来的，捞起来了，女人也面无表情，没有道谢，更没有哭，好像只是下河洗了个澡一样稀松平常，甚至没留下一句话就往码头上去了，第二天才听说女人从公路桥上跳了下去，当场就砸死了。”如果他者对他人命运的修正是苍白的，小说家又何来的自信呢？

我们总说，文学需要时代的印记。曾经，文学走过对死亡平静的年代，春秋战国时期，文学中的人们甚至高兴于死亡时刻获得的内心宁静和视野扩大；戏剧性的英雄行为证明人类热情洋溢地在场；再之后，文学里的死亡变成一件主观性的事情，想象出来的感伤泛滥；二战之后的文学里，温顺的人们挤成一团，却无法逃脱不公正的处境……那么今天，当下，此地，文学是否一定要站在生命这一边呢？天地之不仁，是否应该恢复其更高的权威性？我们何以相信，在时间之河漫游的人类，就有资格生生不息？

我喜欢李晁这样温和善良的写作者。但有时，我也期待，能出现那些任江河湖海卷走自己笔下人物的作者，把他们悬挂在无所依靠里，送他们去更远的，超出读者预期，也超出作者设计要去的那样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