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君德明明，炳焕弥光。刺过拾遗，厉清八荒。奉魁承杓，绥亿御强。春宣圣恩，秋贬若霜。无偏荡荡，贞雅以方。宁静蒸庶，政与乾通。辅主匡君，循礼有常……”

这音韵明快不无溢美的称颂文字，出自汉代隶书字帖《石门颂》。从这本字帖开始，我对 “颂”这一文体从认识、理解到亲近、服膺，有一个不算短的过程。

三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在冀中小县城简陋的书桌上痴迷地用毛笔在毛边纸上临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仅知道这是一本字帖，是隶书中的精品。我的书法老师告诉我，按着这个路子，从隶书临习入手，转而再攻章草，是书法成功的便捷之径，无多时日，便可参展、获奖、入会，成名成家，有机会，就能离开这个小地方，去大城市作大事业。

毋庸讳言，这对于一个出身贫寒又对未来充满无限向往的十几岁的青春少年来说，有着相当大的诱惑。于是我以一周一刀纸的速度开始勤奋地临习。纸虽是当地用来糊窗户的七元一刀的毛边纸，但竟然极为好用，着笔吃墨、肌理渗透等诸多效果都特别好，而三十年之后要想买到这种效果的宣纸，所费至少已近百倍。唯一不好则是纤维粗糙到粗暴的程度，有时一刀纸中赫然夹着造纸过程中未曾融化的麦秸、绳头甚至泥巴。

日久生情，人与人如此，人与物也是如此。三十多年的朝夕与共耳鬓厮磨，虽然碌碌无为中书艺并无多大精进，但我与《石门颂》这本字帖的感情已经与日俱增。像人与人，已经不仅停留在容貌的熟悉，渐渐进入心灵的沟通。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促成质变，日积月累地临习对文字词句也就日渐熟悉，对文字内容也日渐理解。有一天，心底的一扇窗子豁然打开，我发现，这竟是一篇辞采优美情思感人的古代颂体散文，全文基本是四字句组成，读起来朗朗上口，悦耳悦心。

查字典知，颂：文体之一，指以颂扬为目的的诗文，常以情调的激扬、风格的精炼、诗行的长短不一和诗节形式的复杂为标志，如：史岑《出师颂》，扬雄《赵充国颂》等。这，似乎就是这篇文章之所以悦耳的原因。其悦心之处则是，本文是对一位贤良之士功德之举的倾心颂扬。

《石门颂》全名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颂扬的是什么呢？颂扬的是当时的司隶校尉犍为杨涣开通褒斜道的功勋，文章作者是汉中太守王升。为什么王升要为杨涣作颂？研究者发现，王升与杨涣同是四川彭山人。是杨涣确有高功感动了王升，还是后学王升对前辈杨涣多有过誉？

当我最初临写字帖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只是其被称为“汉人极作”的“天真流露、极飘逸新奇”的笔画，这些笔画能临摹像已经不易，哪顾得上别的。而后看到的是古厚淳朴、气格宏大、圆劲挺秀、率真自然的整体风格，这种风格前人说“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一个胆怯且力弱的初学者自然只专注于书法的角度。在不知临习了多少遍之后，单个的字词已经熟悉到连成句群段落并至全文，才终于发现了它作为一篇颂文的优美文辞以及所记述的事件。

原来东汉时期，褒斜道是穿越秦岭、沟通关中与巴蜀的交通要道之一，因南起汉中褒谷口，北至眉县斜谷口，沿褒、斜二水行，而得名褒斜道。此乃蜀道之咽喉，说褒斜道通塞关乎东汉政权的安危也不为过。褒斜道陡险崎岖，时断时通，汉安帝（公元106年—125年）时羌人起义，桥梁彻底断绝。到了汉顺帝（公元125年—144年）时，身为司隶校尉的四川彭山人杨涣，给上级打报告请求重新开凿石门。因为石门地势险峻，凿通石门是开通褒斜道的关键。杨涣不仅领导民众凿通穿山通道六丈有余，还将原来废弃的旧道进一步清整拓宽了。你想，在那个刀耕火种的年代，开通这样一条道路何其不易，老百姓生活何其方便，心中得何其感恩。现在，我们生活在高铁时代，大城市里地下更有地铁穿梭，现代化的开山盾构设备穿山钻地易如反掌，可能实在难以想象古人凿开六丈山体之艰难，那可都是血肉之躯的纯手工操作。

正是因为杨涣重开石门的显著功绩，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仲冬上旬，时任汉中太守的王升巡视褒斜道，感念以前的司隶校尉同为四川彭山同乡的杨涣重开石门的功劳，遂撰写了《石门颂》一文，并令书法家和石匠书丹摩崖刻石，这才有了今天的《石门颂》。现在看来，王升与杨涣虽然有同乡之情，更重要的原因，或者说这篇颂文产生的基础，主要还是杨涣的“君德明明，炳焕弥光”。而王升的作颂水平，放在今天也应该算个作家或诗人吧。

初临《石门颂》三十多年之后，我离开冀中县城到天津市工作也已二十多年，虽然工作迁移不是靠的书法，但依然对书法有当初的痴迷。利用一次汉中出差的机会，我暗暗推掉一些不必要的行程，怀着朝圣的心态专门去拜谒了号称中国版图地理几何中心的一块石头，这就是《石门颂》的原石。三十年前自己在冀中县城临习它的时候，断无奢望有朝一日能与这块远隔千年远隔千里古人摩崖书丹斧凿刀刻的石头面对面咫尺相会，但随着自己年深日久的临习带来的与日俱增的感情，以及岁月老去换来的生存条件的改变和一个国家交通体系一日千里的变迁，“一定去见见它！”便成了心底越来越坚定执着的私念。

在依山而建浩荡深碧的石门水库岸边，美女导游职业地介绍说，当初刻着汉代名碑《石门颂》的石壁，就在这深深的水库下面，因为又要修水库，又要保存文物，于是便把刻着《石门颂》的石壁整体切挖了下来，送到了博物馆供大家欣赏。这么说，当初开通的造福万民的一旁石壁上刻着《石门颂》的石门古道，也一同被掩盖在这同样造福万民的水库之下了。好在，现在有国道有高速有高铁有飞机，石门古道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当年开凿石门有《石门颂》勒石纪功，后来修建水库应该也有记述性的文字为之一颂，或在石头，或在木头，或在书卷，或在档案，只是或许不似《石门颂》这个字帖一样因文辞华美书艺隽永而流传久远广为人知。

在人头攒动的博物馆，在那块朝思暮想的石头面前，我的眼睛莫名其妙的湿润了。一千八百多年前的华夏社会场景仿佛一下穿越而来，那条石门古道刚开通时的情景宛在眼前：

“这下好了，这下省得绕老远的路了！功德啊，真是功德！”

来来往往推车担担的扶老携幼的乘车坐辇的贩夫走卒平民百姓达官贵人次第从石门穿梭而过，远去的背影留下的肯定有一两句由衷地赞叹。而在丹崖石壁上，登高的匠人挥舞斧凿正在亿万斯年生成的石头上用心刻画着一道道笔画一行行文字。石屑纷飞，汗珠迸溅，千秋流传文辞雅丽的一篇优美颂文又以天真烂漫遒劲纵逸的书法形式呈现于朗朗乾坤丽日蓝天下，正是我们今天见到的汉隶名品《石门颂》。

那些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中，有随团的游客，有自由的散客，有父母带着的孩子，有青壮年陪伴的老人，我不知这些人当中，哪些是偶然起兴来看新鲜的，哪些是有目的来考证碑帖文字内容的，哪些是来揣摩书法原碑真迹的，哪些又和我一样，是怀着对碑文与书法的双重敬意虔诚瞻仰的。

而在博物馆外面，在这个不大的小城，让人耳目时新的物事不断撞入眼眸：指路牌的底座装饰着《石门颂》的字体，垃圾桶的立面装饰着《石门颂》的字体，商家的店招悬挂着《石门颂》的字体，在与当地同行座谈时，待客茶杯上的单位名称是《石门颂》的字体，在中午工作餐的餐厅，简约不失庄重的雅间主背景，赫然是一整张《石门颂》原碑的拓片，这岂不是有点过分地炫耀？要知道，这样一张拓片市场上要三万块钱左右呢。这让三十年朝思暮想的人一下生出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卑微，继而生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深深妒意乃至何不为我所有的贪心，酸葡萄心理之下我认为那很可能是一张原拓的复制品。不过转而平心又想，作为一地接待外地客人的招牌，挂一张原拓有何不可，挂一张名家字画或许花费更多，还没有地方特色。

静心想来，一城一地之居民，无论在校学生，车间职工，营商个体，执政官员，教师医生等等，日日目睹本地文化的瑰宝，天天面对这样精美的文章与书法珠联璧合的颂文，时不时联想起本地前贤大德修桥开路造福一方让人千秋赞颂的政绩，内心的文化自信，内心的做人自警，内心的自我鞭策，是不是会在悠悠岁月里默化潜移无声润物代代传承与日俱新呢？

千秋作颂，颂贤颂德。追慕者众，遂成风尚。

《石门颂》这样的颂体文章在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库中络绎缤纷，这样的颂体书法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却是领异标新的扛鼎力作，它与同在汉中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被共尊为“汉三颂”，几为汉代隶书爱好者研究者的案头必备。

《西狭颂》位于甘肃省成县天井山鱼窍峡，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由仇靖撰刻并书丹的摩崖石刻，也是隶书，风格粗犷雄强，字迹简洁古朴，刀法有力，是汉代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至今未曾移动的一通摩崖刻石。同时，这通刻石还开创了书法家落款的先河。它刻在一块崖体凹进表面平整的石壁上，其中主要颂扬的是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率领官民凿崖清障，削高垫低，截弯取直，终于开通西狭新路的功德。

《郙阁颂》是刊刻于东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的另一通摩崖石刻，由仇靖撰文、仇绋书丹，仍是隶书，原在陕西略阳县嘉陵江西岸，现存于略阳县灵岩寺。《郙阁颂》记述了李翕重修郙阁栈道之事。书法上，其用笔于圆转中又增方折，结体内敛，章法茂密，俊逸古朴，大气磅礴，风格属于雄壮朴茂一类。

有了给李翕作的《西狭颂》，为何第二年又给他作了一个《郙阁颂》呢？资料显示，郙阁，汉代栈道，故地在今陕西省略阳县西嘉陵江（旧称西汉水）边的临江高崖上。汉代其地称析里，有溪通汉水，水涨时交通阻绝，阻滞商旅。东汉建宁五年（公元172年），李翕就任武都太守后不久，就派遣衡官掾仇审率民众修建郙阁栈道，以利百姓出行方便。为了歌颂他的功德，官吏百姓一致决定刻《郙阁颂》于析里桥边。

看到了吧，汉三颂，李翕一个人竟然就占了两个。过分吗？没有，人家的昭昭功德矗立在大地上铭记在史册中。史书上也说他勤政爱民，政绩卓著，万民称颂。无论是修建崤山险道，还是开通西峡新路和郙阁栈道，既是施工难度极大的工程，又是利益民众的好事，因此赢得了百姓赞叹。或许是惺惺相惜，同样为官廉洁且爱民礼士做过山东河南两省巡抚的明朝官员胡缵宗说：“伯都历三郡，考之渑邑、成郡之碑，乃汉之良吏也。”

由此看来，对于贤德之人造福百姓的功德之举，人们是不会吝惜美丽辞藻显要位置优良石材树碑立传给予歌功颂德的。并且为了让这美丽的辞藻得以广为流布，人们还会以优秀书法艺术为形式，以钢铁斧凿为工具，以千秋不坏的磐石为载体，将这发自内心的颂文，一笔笔一字字输入石头的内心，并经它们万世不朽的身躯殷切传递给后世。这些颂文虽经千秋百代风霜雨雪侵蚀漫漶，依然穿越历史长河送入后人的眼眸。哪怕最初仅仅是为了临习其书法字体，也会渐渐被其文字内容所吸引，并进而成为新的传播者。

这当中，你可以看到，书法，作为文学之外的另一门艺术，对于贤达功德的表彰与传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一个艺术的社会功能问题，试问，没有杨涣李翕的功德，哪个作家诗人会为他们写颂文呢？没有他们的功德，哪个书法家会闲着没事摸爬登高地到石壁上为他们刻字呢？

泱泱华夏文明史中，东汉的文化科技乃至军事都有突出的建树，文化上郑玄将经学推向高峰并开创了郑学，科技上蔡伦发明了造纸术，张衡发明了地动仪和浑天仪，军事上迫使北匈奴西迁，等等这些，一定在时代心理民族心理上都会留下鼓舞人心建功立业的积极影响。流传至今的汉代碑刻成百上千，艺术风格其实各具特色，内容则大都是记载个人功德的颂文。

由于个人的兴趣，一直对隶书字帖颇多搜集，对其中个性突出的字帖尤为偏爱，甚至不惜节衣缩食购置原石拓片。《石门颂》的书法风格遒劲纵逸，与之风格相对的，是存放于山东岱庙的《张迁碑》的方正浑雄，存放于西安碑林的《曹全碑》的秀丽飘逸。后面这两块碑刻同样为历代金石家书法家推崇，书法艺术风格同样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两块碑刻的的原石，本人也曾驱驰拜谒。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着重颂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其中还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艺术价值之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是东汉灵帝中平二年（公元185年），王敞等人为郃阳令曹全纪功颂德而立，记载了东汉末年曹全镇压黄巾起义的事件，书法艺术精美，文字内容也是研究东汉末年农民起义重要的历史资料。

而在笔者书架上，栖息了二十多年纸质变黄的隶书字帖尚有一些：

《艺瑛碑》，现在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颂扬的是鲁相乙瑛上书高层批准设置孔庙百石卒史来执掌礼器庙祀之事，立于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

《礼器碑》，也存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历来被推为隶书极则，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峻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颂扬了鲁相韩敕优免孔子舅族颜氏和妻族亓官氏邑中徭役，造作孔庙礼器、修饰孔子宅庙的功绩，刊刻于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

《史晨碑》，刊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颂扬了史晨到任后谒庙拜孔、修墙饰屋、疏通沟渠、植行道树、设立会市等事迹。《史晨碑》与《乙瑛碑》《礼器碑》合称“孔庙三碑”，成为华夏文明史上尊孔重儒的重要物证。

《孔宙碑》，刊刻于东汉延熹七年（公元164年），颂扬了孔宙的生平事迹，极力称赞其德行业绩。

《孔彪碑》，颂扬的是孔彪的为官清廉和生平德政，刊刻于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

《西岳华山庙碑》，刊刻于东汉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因原石已毁，有重刻碑存于陕西西岳庙灵官殿。通篇除了叙述修庙、祭祀山神原因以及汉代诸帝要求依时节祭祀山川之神的意义，其余大都为颂扬华岳之神的颂词。

《衡方碑》，刊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现藏于泰安岱庙，颂扬了衡方的祖先及衡方的生平政绩。

《中岳嵩高灵庙碑》，这个碑时间要晚一些，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现藏于河南登封市中岳庙内，颂扬了寇谦之修嵩岳新庙及宣扬道教之事，据说刻于北魏太延年间（公元435年－440年）。

彩云之南的《爨宝子碑》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碑文是对墓主人爨宝子的生平事迹的颂扬，字体是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风格，现在云南曲靖市城关镇第一中学碑亭内。

白山黑水的《好大王碑》则涉及到中国边疆以及域外，全名《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碑》，不仅以方严厚重的隶书风格名贯古今，更是一块高达六米的巨碑，乃高句丽第二十代长寿王为纪念第十九代王谈德而建，碑文赞颂的是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的战功。东晋义熙十年（414年）刻，现在在我国吉林的集安。

而在1404年才建卫的天津市，1973年竟横空出土了一块刊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的《鲜于璜碑》，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因为出土较晚，所以字口完好，字迹清晰，书法艺术风格古朴雄强、方正丰腴，和《张迁碑》如出一脉。碑文内容当然主要是颂扬鲜于璜的功绩，但也从侧面反映当时东汉政府与北方乌桓等少数民族之关系，可以印证补充《后汉书》有关记载。愚以为，《鲜于璜碑》之于天津，其蕴含的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以至未来可资开发的各种价值，不亚于《石门颂》之于汉中。

片纸遗牍，可以成家。字帖虽多，不认真临习仍无法窥见书法艺术的堂奥。但至少可从中看到，树碑立传勒石记功颂德颂贤的模式千秋以来传承不衰。

从南到北，遑论城乡，在伟大祖国的名山大川，森林一样站立着无数颂扬前贤大德的石刻摩崖碑版。北宋范仲淹《渔家傲》有“燕然未勒归无计”之语，慨叹的是将士未遂建功立业宏愿。在当时志士心中，能把功劳刻入石头传之后世已是一种足可言说的美好心愿。再往后，皇家敕建的功德碑、贞节牌坊等，更是代表官方对贤良之士淑德之女的颂扬与旌表。

也不仅限于隶书，也不仅限于汉代。

章草名帖《出师颂》，也是一篇著名的颂文，甚至被收入《昭明文选》。书法作者传为晋代索靖，文章作者是东汉史岑史孝山，歌颂的是东汉派大将军邓骘出兵讨伐羌人叛乱的事迹，以四言颂诗的形式记述了邓骘担当大任征伐艰难以及战争激烈和战功卓著，并期望后代广为彰显这种功德。该字帖不过平尺左右，曾由唐代太平公主收藏，2003年经多位专家鉴定后由故宫博物院出资2200万元购入，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可谓三全齐美。

现在的天津市中山公园里，立有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丹的名碑《南皮双烈女庙碑》，碑文是时任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亲自撰写，内容为颂扬南皮张立张春二女子之贞烈。此碑是华氏颜体楷书的经典字帖，拥趸者众，徐世昌的碑文自然严整肃然文辞雅隽。每天在公园休闲游玩的居民游客日日与之相伴，而借助书法与文辞并美的字帖，南皮双烈女的贞烈故事得以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广为流传。

千秋作颂，颂人为人。

历史是公平的，人类千百年来的史实证明，凡是邪恶的人与事必被唾弃鄙视，凡是正义的人与事必被颂扬彰显，因为，包含善良美好在内的正义，是人类自身赖以繁衍不息的心灵奠基石与情感度量衡。

史书上说：“董狐，古良史也，笔不隐恶。”说的是好的史官不会隐藏君王的劣迹。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回答唐穆宗如何将书法写好的提问时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有人认为柳公权这是借谈书法谏政。那我们也可以说，为官靠政绩，作颂因贤德，为官贤德政绩彪炳，人民群众的敬仰发自肺腑，作家诗人的颂文自然辞采华美，书法家金石家挥毫泼墨刻碑勒石也会竭忠尽艺。书颂合璧，真善美合一，自会千古流传，对后世的警策教育也自会深远。

可惜的是，有些书法爱好者也如我初临《石门颂》时一样，只看到字体看不到文本。既是有些碑帖拓片的收藏家，往往也只关注碑帖的经济价值，而忽略了其文本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教育意义。启功先生《论书绝句百首》之第四十一首云：“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意思是说历代金石藏家多以拓片价值之高低，书法之优劣为重，忽略了碑刻所书所刻文字内容。他认为这与当初主事者刊刻碑石的初心，已经大相径庭。对于书法名帖，除了年代、书体、风格、价值之外，还应研究碑刻之文字内容，包括其人物生平，考证历史、地理、职官、业绩等等。启功先生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不仅是书法家，更是学问家，是注重研究考据证伪正本清源的专家。

新时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国力大增，城乡面貌革故鼎新一日千里，于是名山大川包括有些大城小市也开始树碑立传，写歌填词，作赋作颂，建碑林立碑廊，以记录纪念一城一地甚或一街一园一村一店之城市建设人民生活的伟大变迁。于是我们看到，颂体类的诗词歌赋层出不穷如花缤纷。他们有的印刷在全国各省市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有的镌刻在各地高高低低的碑林碑廊名胜石壁上，有的铸造在形形色色的钟鼎器具上，千秋作颂的传统，彰显自己事业或别人政绩的渴望，借助经济实力与高科技手段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这些颂文，当然是对一城一地崭新形象的绝佳展示，对聚集民心提振士气再展宏图也是激励与促进，对执政官员是鼓舞也是鞭策。其中实至名归的，字迹会随日久年深而更加深刻。而个别名不副实的，字迹会在岁月风雨的淘洗中漫漶剥蚀终至于无影无踪。君不见，有些贪腐官员偏爱附庸风雅到处题刻，乃至请人作颂花钱买颂，一朝被惩，不仅人陷囹圄，题字被铲除，所留颂文亦成笑柄。

人间正道是沧桑，千秋作颂，亦有千秋验证。

陈丽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滨城时报《中国新经济文学》专刊主编，高级编辑。著有文学理论专著《中国新经济文学概论》、长篇小说《天津爱情》《开发区人》、散文集《给枯干的花浇水》、现代诗集《心事物》《城市里的布谷鸟》《疯塔》《梦里红唇》《箫声悠悠》《本名芳菲》《热爱女人》、旧体诗集《枕河楼集》、19电视连续剧《海阔天高》（合作）等。2004年，应邀赴马来西亚举办书法展，2005年，书法作品入选中国书法艺术节并获评天津市优秀青年书法家，同年入选全国首届公务员书法大展，2009年，篆刻作品在天津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