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自然文学的写作，要把对环境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作为根本的写作立场，要上升到生命伦理层面。要有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当下，对自然文学写作的提倡已渐成风气：作家发奋，刊物助阵，已有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并引起在诸多层面的思考，已成为不可回避的现象。这很好。因为“自然文学”其实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是世界文学中早有的传统；在中国文学中，也早就有“草木小品”。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仿效苏俄和日本文学，更是注重风景描写，《白杨礼赞》《长江三日》《天山景物记》等篇什，化石一般，依旧存在于各种教科书中。只不过，新世纪以降，现代风习作用下，物质主义、商业原则，排挤了自然之真、之美，欲望风尚的追逐遮蔽了对天地奥秘和“人情物理”的探求，人类生活，普遍趋于冷漠、枯槁，甚至无趣，人们便本能地反省、反思、反拨，呼唤有自然性情、纯洁精神、灵魂质地的文学登场，以浸润、教化、涵养人们的生活，自然文学也就应运顺势地“回归”。

为了让自然文学有写作上的自信、自觉与自适、自强，也更有力、更有效、更有益地滋养现代人的生活，便有必要，对自然文学的本质特征、价值取向、文学意义做学理上的探究，做到“明理而求”——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一，系呈现天地间的“古老价值”

就我个人的阅读经历和阅读经验来说，国内自然文学写作者，早些时候，总体地以爱默生《论自然》、梭罗的《瓦尔登湖》、利奥波德的《沙郡年记》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为圭臬。近年来，“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传到中国，包括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特丽·T·维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和西格德·F·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等纷纷译介而进，又极大地丰富了写作者的视野。

我读到的，是程虹女士的译本。她每部书前的译序都写得很用心，准确地提炼出原作者的用意。对自然文学的本质有透辟的认识。她总结道，所谓自然文学，就是通过对大自然的观察与描写，呈现出天地间的“古老价值”。这些古老价值，是生命的基因，是人类最起码的行为准则、道德尺度，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流失，需要现代人去守卫。

她认为，在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爱的循环：自然文学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和人类之间的亲情融为一体，将土地伦理延伸为社会伦理，将对大地的责任延伸为对社会的责任。自然文学所称道的，是大爱无疆，是爱的往复循环。

我非常认同她的说法，因为我多年来所致力的乡土写作，特别是大地散文写作，就是立足于为世界（人类）大地道德的书写贡献中国经验。大地道德与土地伦理其实是一个概念，都是着眼于自然万物发育与生长的内在规律、内在逻辑和内在秩序，也就是大自然为什么有如此存在的道理。大地道德（土地伦理）对人有教化和借鉴意义，使人懂得敬畏，懂得“顺生”，而不是妄自尊大、一意孤行、乱性而为。而且土地有“净化”作用，它被自然文学阐释之后，完全可以引发现代人类在社会中的净化，从而涵养出纯粹的人性，给现代人、特别是钢筋水泥下的城市生活，洒下文明的阳光，并注入人性的温度。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二，系表现节气的变换对人类情感的作用

事实上，新世纪以来，新生代散文家在自然文学写作上还是多有实践的，并在客观上也推出了一大批创作成果。梳理他们的文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即：自然的四季，与人生的四季，在生命层面，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互相牵动、互相作用的关系。换言之，节令的四季，不是置之身外的纯客观的季节，而是人类生命的四季。

不可否认，现代文学很少有自然风景的着意描画，倒是声、光、电、色在作品中是一种至高无尚的风景。一旦“想想清楚”，我们便认识到，这其实是人类生命力萎顿的征兆：因为，自然的风景是一种根性的东西，树木、花草有根须，山峦河流有根底，鸟兽虫鱼亦有可供栖止的凭依。有根性，便有不息的生长，便有蓬勃的生机。而声光电色，倏生倏灭，形同虚幻；在虚幻中沉醉不醒的人，是感觉钝似血性变凉的一群，生命退化的那一重阴影，自然会或重或淡地罩在心上。

所以现在人迫切需要与自然的季节作生命的亲和，与土地建立一种既诗意又质朴的根性关系。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三，系揭示环境与人的关系

记得是2000年9月，我去了一次湘西，到了沈从文和黄永玉的老家凤凰。那里人情淳朴、风景优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首先是那里的环境有殊异的样相。那里的山，峭拔而苍翠，常有雾岚缠绕；因为有雾的游移，山似乎有了呼吸。那里的水，清澈而平缓，久也见不到流动的样子，显得矜持而含蓄，似有深刻的用心存焉。所以当时我想，凤凰这么一个弹丸小城，之所以出了沈从文和黄永玉那样的杰出人才，盖与它的山水景色有关。峭拔之境必有大品，深蕴之境必出奇才是也。

在凤凰行走，感受到了凤凰人的两个境界：一是对环境的珍爱，二是对文化的尊重。他们认为，美好的自然环境是造化之赐，我们不能不珍惜；好山好水自然能产生出优质的文化，那么，对文化的尊重，就是对自然之赐的人性回报。 这些朴实的认知，正道出了环境与人的内在关系。所以那里的人虽然并没有走过太多的地方，也没受过太多的人为的文化教化，但谈吐里却有很深的文化味道，显示出人性的儒雅与温暖。于是，那样的环境自然会诞生了那样的人，这是天地间的道理。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友人的一篇名为《树诔》的散文。他写到故乡村口的一棵老绒花树被人砍了，从此他感到故乡再也不是记忆中的故乡了；因为这棵老树不只是一棵树，而是故乡的标识，是故乡的象征，他甚至感慨道：这棵老树是我的一个亲人，是亲情的一部分；这样一个连着我根脉的亲人已失去了，故乡的梦也就残损了，甚至故乡也就不成其为故乡了。可以看出，环境可以直接构成人的精神谱系和心灵世界。

自然环境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问题；也是属于人的主观世界的一个人性的话题。自然环境涵养了人的生活习性、思维习惯和人性深度，是人的情感之依、精神之本和人性之母。“人是环境的产物”，便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化了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朴实的生活道理。

所以，自然文学的写作，要把对环境与人关系的深刻揭示作为根本的写作立场，要上升到生命伦理层面。要有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即：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类自己；保护自然，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自然文学的写作意义之四，系引领人们“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屠格涅夫说，在草木中散散步，读读果戈理，真是件幸福的事。

他此时所读，是《钦差大臣》、《狂人日记》和《死魂灵》之外的文字，是《乡间通信》、《狄康卡近乡夜话》这些来自小俄罗斯（乌克兰的旧称）乡村的东西。果戈理描绘乡间风情、乡间人物和乡间草木，活色生香，摇曳生姿，令人迷醉，堪称圣手。

令写作《猎人笔记》的屠格涅夫沉醉的，自然是土地上的物象、气候、风俗和与之相呼应的心灵信息。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作家，很痴情于风景描写，下笔泱泱，不遗余力，其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但那时的有关风景的经典描写，现在看来，颇觉得繁冗、沉闷、隔膜、无趣，不堪卒读。究其原因，或有二：

其一、匍匐于风景。认为风景如画，浑然天成，有玄妙莫名之美，乃神力与天地造化，便采取仰视的视角，醉倒之，描摹之，痴迷到目盲，只见风景而不见人。

其二、功利于风景。这是对前者的反动，仅把风景描写当作营造环境、塑造人物、图解观念、表达悲欢的手段，人为地呼风唤雨，而漠视风景自身的韵致，便只听人声而不闻景语。

两种态度，均把风景外化于人，非俯即仰，俯仰之间，是游离的状态。让人感到，中国作家对自然的描写，没有建立在“端正的态度之上”，先是失据，后是失真，就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便导致在当代作家的作品里，很少看到描绘风景的笔墨了。

有感于此，海子深情地呼喊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这句诗，每个读到的人，都说感动，都感到有一种热流在内心里涌动。这其实正说明了人对于自然之美，有着本能的渴望，乃人性的状态，是永恒不变的。

“万物生长，诗人死亡。”这是终其一生，都钟情于书写“大地上的事情”，因而被称之为“土地之子”的苇岸的一句话。出自他对海子的一篇周年祭。现在吟味，顿生感触：这与其说是对海子的凭吊，不如说是对中国文学山水精神缺失的痛惜。是挽歌，是呼唤。因而他呼吁，中国作家应该用心地读读日本的“自然文学”。

读到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让人痴迷，不忍释卷之下，内心会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日本文学的山水精神涵泳得纯粹啊！

以为德富芦花乃专工风景散文的写家，不足为凭，便又读谷崎润一郎的《荫翳礼赞》，芥川龙之介的《侏儒的话》，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永井荷风《断肠亭记》，松尾芭蕉《奥州小道》，直至清少纳言的《枕草子》。

掩卷回味，确认到，日本文学得自然精奥，且贡献了足可凭依的描写经典。

东瀛美文，特别钟情于对自然的描写，几乎到了无词不景的地步。概因为，日本作家珍重万物，认为草木也有人格，而人，也不过是行走的草木——人和万物是平等的，不分灵愚，休戚与共，情感是相通的。

德富芦花对自己说：“要有个家，最好是草屋，更希望有一小块地，能自由耕种。”便毅然从都市逃亡，真的住在了乡下。“屋子虽简陋，尚能容膝；院子虽小，亦能仰望碧空，足可以信步遐想。”在他那里，大自然不仅是环境，也是精神，一如《圣经》所说，人不惧苦，苦的是找不到生之“喜乐”。何言喜乐？乃心灵的安妥、生命的自足。所以，走进大自然，不仅是“诗意的栖止”，更是“喜乐”的境地矣。

德富芦花把在大自然里的行走，不说是旅游，而是冶游。一个“冶”字，道尽了人与自然的万般风致。冶情，冶性，均与人性的涵养有关，其着眼处，不是人定胜天的迂阔与傲慢，而是对物语与天启的倾听，是对自然万物的欣赏与敬重。

儒家曰，物候不调，人心浮躁。

诗也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民谚说，蟋蟀鸣，懒妇惊。

其实在中国，对自然，对自然与人，早就有殊胜的思想与态度，好的风景文字也宏富地放在那里。但却被今人忘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