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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目前所有小说里，余华最喜欢《兄弟》。7月22日，余华与俞敏洪这两位“60后”在一场对谈中，与读者分享了《兄弟》的故事，这场“双鱼直播”当晚观看总人数超过2000万人。

《兄弟》是余华写于16年前的作品，讲述了两个时代下一对性格迥异的兄弟的故事，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天翻地覆。 余华曾说：“伟大的作家都是这样，哪里有障碍，自己的叙述就往哪里去，而且总是热衷于寻找最大的障碍，然后用最有力的方式去克服它们，叙述的力量就是这样爆发出来的。当时我就想，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有力地去叙述故事？我觉得《兄弟》的写作让我看到了这样的希望。”

今年7月，新经典推出了新版《兄弟》，将原来的上下两册合为一本。收到这版《兄弟》后，余华花了五个凌晨重读了一遍，每天从凌晨一点读到早晨五六点，不断地笑，不断地哭，在哭哭笑笑中把它读完了。看到很多地方，余华自己都忍不住得意：“这段写得真好！

7月22日，余华与俞敏洪来到抖音直播，与读者分享《兄弟》的故事

一个小说人物背后的一群人

兄弟两人，哥哥叫宋钢，弟弟叫李光头。他们异父异母，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一起成长，却一个踏实、克己、循规蹈矩，一个张扬、纵欲、胆大包天，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结局。

余华曾说：“李光头是一个混世魔王，我喜欢这个人物，喜欢他的丰富和复杂。这个人物和我们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就是我们时代的产物。宋钢是‘良心的悲剧’。他一直是别人的影子，先是李光头的影子，再是林红的影子，最后他终于独立了，可是走向了死亡。”

这一次重读，宋钢让余华直呼“好辛酸啊”，“时代发生剧变之后，大部分人不知所措，不知道前面的路在哪儿，该往哪儿走，宋钢代表了这样一个群体。”

“而李光头这个人物更有时代感。”余华称，李光头代表了中国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种勃勃生机，虽然他有很多毛病，但他不是一个坏人。“这代企业家现在已经不多了，但是他们走出了第一步，这个第一步我们不能否认——它很重要。”

从李光头身上，俞敏洪想到当年脑子最灵活、胆子最大的人成为了第一批改革开放的个体户。“就像在一片荒原中，不需要撒下任何树种，草很快长成灌木丛，然后生出树木，后来变成壮观的原始森林，民营经济就是这样的。李光头这种大胆的、不要脸的，什么都敢往前冲的人物形象，恰恰是中国第一批民营企业的代表。这些代表后来的发展大部分都不长久，因为他们太不守规矩，但他们恰恰是第一批长出来的。”

俞敏洪也很好奇，《兄弟》有人物原型吗？

“原型肯定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千个人甚至更多。”余华回应道，“每一个小说人物代表的不是自己一个，而是一群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让读者产生共鸣。”

用两个人的命运书写时代的变迁

《兄弟》涉及到两个时代。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命运惨烈，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一个西方人要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两个有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要四十年。

“我和老俞都是这两个时代的人，我们是两个时代的参与者。”余华说，“这样的经历弥足珍贵，因为它‘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中反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余华从1995年开始经常出国，每每和外国同行或记者聊到儿时生活与当下生活，别人总会十分惊讶：难道那些都是你的经历吗？余华因此想到了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他想敞开了去写这对兄弟在时代剧变中的故事。

在俞敏洪看来，《兄弟》实际上是用两个人的命运书写整个时代的变迁。在上一个时代里，两人紧密相依，超越了血缘关系，但随着下一个时代的到来，性格迥异的两人渐渐“分道扬镳”。如果一直生活在旧时代或者直接出生在新时代，他们的故事就完全不同了。

也因此，相比《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余华的其他作品，俞敏洪认为《兄弟》带来了更深刻的思考：“面对命运，人不能百分百把控但又能局部把控的时候，在苦难中共同成长的两个人关系的最高境界，就是可以互骂‘王八蛋’。”

“老俞有一点说得特别好，是人物把时代带出来了。”余华说，“我的小说里为什么有时代，是因为我的小说人物经历了这个时代，所以我一定要写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不是为了时代去写人物和故事，而是为了人物和故事去写时代。”

也有人好奇，如果兄弟俩活在当下，命运会有什么变化吗？余华的回答是：“李光头肯定就消失了，他过了新世纪就要被淘汰了。九十年代讲规矩是死路一条，但现在社会规矩已经建立起来了。至于宋钢，如果他现在是四十几岁的人，他会过得不好也不差。如果他现在已经六十多岁，命运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前面的机会他已经失去了。”

独立于小说作品之外的永恒生命力

最早出版《兄弟》时，余华对它抱有很大的期待，结果国内批评界的反馈和他的预想很不一样。

“当时我的真实想法现在可以说了。我想，这帮人真笨！”余华玩笑说，“但现在我意识到原因了。《兄弟》是2005年和2006年分成上下部出版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很开放了，但我们的审美观念依然非常保守。有些人认为《兄弟》很多地方的描写已经不是粗俗，而是放肆了。”

但另一边，《兄弟》在欧美图书市场收获了很多好评，《纽约时报》《科克斯评论》《世界报》《义务报》《法兰克福评论报》 等刊物将《兄弟》与左拉、路易-费迪南·塞利纳和拉伯雷的杰作比肩，美国书评家莫琳·科里根直言余华笔下的“反英雄”人物李光头已和大卫·科波菲尔、尤赖亚·希普、艾瑟·萨莫森等狄更斯笔下的文学人物一样，拥有了独立于小说作品之外的永恒生命力。

在文学圈之外，《兄弟》也得到了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新书里写到了《兄弟》，法国经济学家、巴黎经济学院创始人之一丹尼尔·科恩也说《兄弟》是“一本让你对小说重拾信赖的书”：“我的意思是说，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哲学的传承，因为它能够让你理解人类的灵魂，它也是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传承，因为它还能引导你理解社会的机制，以及人类的激情是如何被社会捕获、被社会利用、从而被社会塑造的。”

“其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出版时也被批评，当时的批评不是这两部小说写得不好，而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怎么突然写这样的小说。”余华说，“我当时还说过一句：没有一个作家会为一个流派写作，作家只会为自己的内心需要写作。”

而今余华依然在写，自去年《文城》出版后，他慢慢把写作时间调到了下午，晚上看书、看电影。对于他的下一部作品，有读者留言会不会又是“把快乐留给自己，把悲伤留给读者”，余华回应其实生活中的欢乐远远多于伤心，但欢乐容易被人忘掉，伤心会被记得更久，好比我们走在大街上，总容易对说笑的旁人熟视无睹，但会为边走边哭的人驻足。“我们要尽量记住欢乐的东西，忘记悲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