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从文化发生学来考察，“西部文学”的发现体现出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的特性，是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本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种种互文关系。“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学想象内涵，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而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西部文学；空间；现代性；地方性；普适性；多层级

“西部文学”的生成就其发生学的现实语境的原因来考察，证明了社会机制左右文学运作和研究自身发展的巨大力量。关于其概念的学术史考察我们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西部电影的创作高潮。事实上，在早期给“西部文学”命名的研究者那里，电影研究者钟惦棐所提出的“西部”概念被当作启发“西部文学”概念产生的基础。而钟惦棐所提出的“西部”先验地具有好莱坞类型电影提供的启示，这实际上形成了 “西部文学”概念形成过程中潜在的要素，这种来自外部文化的规定性自始至终主宰了西部文学的创作、发展与研究的视线。其他一些研究者一直没有摆脱这种阴影，尽管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 “西部”的内涵,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从西部的外界进入，这避免不了导致观察角度和基点同研究对象间的错位。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发现有关“西部文学”既有考察方法的主体性缺席或者迷失，对于某些人云亦云的诸如“西部精神”之类大而化之的提法也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这些都需要对之进行再次发现——发现“西部”是如何成为问题的：如何展示在旅行者的笔下，如何进入创作者的视野，如何被不同人所描绘与刻画，如何成为研究者的课题，如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如何在政治规划下再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目标，如何在全球性、跨国性的文化交流浪潮中再次凸现其意义的等等。

一、存在的问题

对于以往“西部文学”研究成果考察，笔者发现其中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一）过于囿于本土的眼光，缺乏更广泛范围的关怀，因而使得“西部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坐标点不明。（二）与之相反的是以后殖民的思维模式来界定“西部文学”的内涵，这样往往走入极端：或者沉溺于地方性美学趣味的狭小格局内孤芳自赏，或者抛弃区域文化特色，以通行的主流审美标准来衡量评价。（三）缺乏对于口头文学的明确的问题意识，从而造成了方法论上的错位，以书写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口头文学的价值。前两方面是因为没有意识到，所谓中国的“地方性”恰恰是一种近代发生的现象，这种“地方性”的存在恰恰是被外来的力量所制约和规范的，这种制约到近代表现得越加明显。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塑造，身处地方社会的人们是不会感受到有所谓“地方性”的，因为他们所处的位置只能使他们拥有一种普遍性的感觉，这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的心理意义。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地方性”是由近代条件下的“普遍性”所决定的。反过来也一样，现代意义上的“普遍性”也是通过不断界定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性”才能确立自己的霸权地位的。于是，“西部文学”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实际上处于的境地就类似于中国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一样，基本符合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所论及的“融入” (incoriporation )和“边缘化”(peripheralization)这两个相关的过程。所谓“融入”是指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不断进入体系的过程，而“边缘化”则指世界体系不断包容新的国家和地区并重新安排他们的空间位置。第三方面则是因为对于口头文学和书写文学的界定不明，晚近的民俗学、人类学、民间文艺学的成果已经在显示二者的方法论歧异。

所以，“西部文学”如果要纳入对话的系统中必须考虑边界如何划定的问题，尤其是在面临进入世界体系中，本土与世界之间、地方性与普适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勘定？研究日趋繁复的书写文学、作家文学与研究根深蒂固、影响久远的地方性口头叙事与抒情文学所应该采取何种方法与观察维度······所有这一切都有待将问题细化。

二、“西部”与“西部文学”的概念分析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西部”其实是个现代时空概念，是现代国家地理版图意识觉醒和遭遇殖民文化后的产物，并且这两者之间相互关联。涂尔干(E·Durkheim)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指出空间与时间是社会构造物。人类学家的作品，如哈洛威(A· Hallowel)、列维•斯特劳斯(C·Levi一Strauss)、霍尔(E·T·Hall)，以及晚近的布迪厄(P·Bourdieu)和莫尔(B·Moore)都确证了这个说法:不同的社会制造了性质有所差别的空间与时间概念。“自然环境也是被创造、形塑、改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亦即，地球的面貌(换句话说，地景)是人类的产品。一直到今天，自然环境仍然被某些规划者当成一个简单易懂的概念和某种技术问题。自然仍有待人们征服、驯化。等到它被征服、驯化时，自然就消失了。如今，突然间人们了解到在这个驯化的过程中，自然环境被破坏并惨遭毁灭性的打击。自然环境的毁坏回过头来威胁着人类环境，因为后者虽是环境毁坏的肇因，却仍依赖着自然环境而存活。由于这个处境，就产生了某种自然保护的策略。基于此，自然环境变成了一个政治性议题。”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但是社会会变化与成长，它们由内部转变，并且适应外来的压力与影响。”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必须改变，以容纳社会再生产的新物质实践。公共的与客观的时空概念的这种转移，是如何达成的呢？在某些情况里，答案很简单。藉由征服、帝国主义扩张或新殖民支配，列强便安置了新的空间与时间概念。诸如边塞诗之类的作品，那些同今日的“西部”概念尽管在地理位置上不无恰合的地方，但也仅此而已。事实上，最初对西部进行文学描写的正是那些西方的探险家们。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其实是个地图的发现过程。

从1876年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进入罗布荒原到1927年德国的艾米尔•特林克勒独行塔里木，域外探险家对中国西部的“地理发现”持续了半个世纪。1900年，斯文•赫定发现被埋藏了 1600多年的楼兰古城；然后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遗址和尼雅遗址，而这只是他西域探险的序幕；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地震后的流沙时突然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从而招来了世界各地的劫宝者——俄国的科兹洛夫，瑞典的斯文•赫定、沃尔克•贝格曼、贡纳尔•雅林，英国的D·布鲁斯、奥利尔•斯坦因，法国的邦瓦洛特、伯希和、大卫•妮尔以及传教士蜜德蕊•凯伯和法兰西丝卡•法兰屈，日本的河口慧海、大谷光瑞、橘瑞超，德国的冯•勒柯克、艾米尔•特林克勒，美国的亨廷顿、兰登•华尔纳，丹麦的亨宁•哈士纶等等。这些西方探险者、旅行者目的不一，或者带着拣拾历史碎片和文明断简的寻梦，或者带着传教和寻道的理想，或者带着掘宝之梦，一批批踏上了漫长的中古道和人迹罕至的旅途，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经历了在中国西部的探险考察和游历。有论者指出，尽管这些域外探险者的文化差异和探险目的不同，但他们的书写却制约和影响了 20世纪初的域外探险记游文学对“西部景像”的构筑以及对西部文明的传播。这个过程颇有后殖民主义所谓的东方学色彩。然而，事实上，这些人的行动和书写已经超出了游记文学这一狭小的范围，是最早将“西部”的历史时空纳入到全球视野中去的，经由他们的“发现”促使了中国国内的文化发现，这是个耐人寻味的过程。

其次，“西部”其实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不具有学术研究应该具有的明晰和准确。如同在现实写作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少数民族文学”，只存在不同民族不同特性的文学创作一样，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西部文学”，这只是为了研究者而设定的一个讨论空间。事实上，就国家政治规划所设定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来说，涉及的省、市、自治区：重庆、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内蒙古、广西等，实际上几乎囊括了从南到北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版图。如此宏大的图景中包含了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因素，这种多元性完全超乎一般带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概念框定。西南的稻作文化与西北的游牧文化之间以及佛教、伊斯兰教与萨满教、道教之间的差异，很难以某种统摄性的话语将其一言以蔽之。研究者只能选择一部分较为集中和有代表性的地域进行论述，比如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中的西部就仅指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五省区。这实际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讨论西部文学的地域观念，没有囊括诸如西南和内蒙、陕西等地。

最后，在人云亦云的基础上，“西部”往往成为神秘、野性的象征，但即使是在西部某个局部地区内部的文学书写中，其认同意象与差异意象也并非是个固定的一体化模式，拿青海为例，藏、回、蒙古、撒拉等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显然是不同的，而高原、山地、丘陵、湖泊所形成的差异地貌文化更是迥然有别。对于西部的土著和外来的旅行者，就虚构与现实而言，“西部文学”其实是个人体验、文本与现实交叉作用形成的，现实、真实、现象、意象、幻象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人文个性融合景观特征，生命体验交结意象空间，再加上宗教、性别、阶层的因素，就更为复杂。“西部文学”本身就是个大一统的包容着象征、现实、幻象、经历及感知的概念。

三、当代西部的“发现”的消费主义含义

就时间的线索来说，对于“西部”的发现及西部文学的起兴实际上有三个阶段：一是世纪初的殖民者的书写，二是20世纪80年代带有寻根文化色彩的西部文学热潮，三是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西部文学与文化遗产的开发。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西部”的发现同当代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也有着关系。事实上，“西部”冒险性的旅游已经成为所谓或真或假的“小资”和“驴友”又一轮新的出行热点地区。从经济学上来分析，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了当代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如个人主义、商品化等）的形式投射到日常活动之中。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也就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辑。通过大众传媒有意无意控制生产的群体也控制着空间的生产，并进而控制着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据，被分段，被降为同质性，被分成碎片，成为了权力的活动中心。如同列斐伏尔（H. LefebVre）所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同时，消费主义也开启了全球性空间的生产的可能性，于是，对于差异性的普遍性压抑转化成了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西部在纳入全球化的消费网络中时，被浓缩成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典型代表，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前卫作风，一种充满有待开掘的神秘领地、值得冒险与探究的所在。一方面是国家宏观体制的开发，另一方面是个体自由的抉择，两者都包裹着消费与经济的背景，而西部作为主体，它内部的丰富多彩却少有人问及。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正如迈克•迪尔（Michael J.Dear）解释说：“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主导型空间（亦即技术所造成的空间）取代了共享的空间（亦即用来满足族群需要和可能性的自然空间）。”有关全球化时代的西部与西部文学问题，实际上已经引起批评界的关注，并且已经召开过类似主题的会议，但是笔者觉得有关空间的生产与被生产及其与空间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的探讨。在当代语境中，西部既是全球性的，又是割裂、分离、不连续的，包容了特定性、局部性和区域性。而在整个全球体系与中国格局中又是等级化的。

所以，笔者强调“西部的发现”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发现背后的各种复杂要素。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大多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丹尼斯和里克罗夫特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的世界由位置和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理和空间。任何一部小说均可能提供形式不同，甚至相左的地理知识，从对一个地区的感性认识到对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地理知识的系统了解。”因此，文学乃至一切的书写（广泛意义上的文学）都具有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西部”的某些片面的特性，就会陷入一种误区。就像迈克•克朗（Mike Crang）所说的：“对特性的定义，是根据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而不是根据我们是谁。”这正是文化地理学的切入点，因为这里的“我们”和“他们”或者“东部”与“西部”是以地域来划分界限的。我们采用空间速记的方法来总结西部群体的特征，即根据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对“他们”进行定义，又根据“他们”，对西部进行定义。这其实是个循环论证的过程。空间对于定义“其他”群体起着关键性作用。在被称作“他者化”的过程中，“自我”和“他者”的特性以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建立了起来。前者围绕一个共同特征把自己定义为“其中之一 ”，接着，又把其他非成员定义为剩余者，即“不在其中”。很显然,某一群体的选择性特征并不被另一群体所具备。“西部”由此就被赋予种种被强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在片面地反映了部分真实之后，足以遮蔽绝大部分的真实。

赛义德《东方学》最有力的地方在于，它揭示出各色各样民族的认同，可以被外来者藉着所赋予的名号里的含义与联想所瓦解、形塑和操弄。这种地方和认同的再现的意义与方式，牵涉了非常多的意识形态斗争。不过，在仅仅是指认的动作之上与之外，在某个社会——空间结构里，对地方的指派还指明了不同的角色、行动的范畴，以及在这个社会秩序中，接近权力的途径。不同的社会活动，以及不同的关连方式的时刻与地点，都传达了清楚的社会讯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部”其实就是个“他者”眼光下的“想象的地图"。

四、全球化、跨国性、地方性与西部问题

然而，问题也并非于此就要偏向另一极，或者用带有冷战色彩的二元对立来捍卫一个可能原本就是虚幻的“原生态”。跨国主义和全球化的商业运作经常改变乃至破坏地方性的存在，但是同样地，人们经常还会用跨国和全球化的过程来重新想象并重新生产地方。就像人类学家斯特拉森(Andrew Strathem)与斯图瓦德(Pamela Stewart)在某次演讲中强调的，“应该区别元素(elements)和模式(patterns)两个概念。实践或者观念的元素可以并且越来越可能在广泛的地区传播，大大超越它们的发生地。但是，这些元素如何进入其他地方的文化图式，则取决于该地方现有的或者正在变化的观念和行为模式。”这种观点预设了地方文化模式或者看待世界的方法会继续存在，如果不再存在，那么对待问题的方法就应该改变。问题是，除非完全殖民化，这种基于久远文化积淀的传统一定会存在。并且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即使这些图式大大改变，该地产生的新模式也不会仅仅复制别处的模式。所以，全球化遇到一个微妙的对立面: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即全球化的事项如何融入地方实践中。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也用“内在转换”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似乎可以用霍尔(Stuart Hall)的 “编码一解码”理论加以解释。置换到西部的问题上，也就是说，西部的主体性在面临跨国化与全球化的形势中的策略性变迁。

全球化也是个模糊概念。全球化可以指某标准化事项的全球性传播，也可以指原本属于地方特色的事项的传播。这无疑只是世界贸易把地方事项分配到很远的地方而已，只是让人们更认可这些地方，甚至可能会强化生产这种物品的地方。那么，这里的全球化与地方身份的生产是合作的，而不是对抗的。可是全球一致化的思想似乎没有顾及这个方面，或者说后者主要就商业至上、消费主义而言，这需要分清楚。像桑托斯(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在分析地方性、国家性、跨国性时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区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和“地方化的全球主义”：前者指某些地方的现象被成功地全球化——例如英语或可口可乐或美国的版权法的传播。而在地方的条件、结构和实践为了适应跨国影响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则产生地方化的全球主义，如旅游对地方工艺或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态污染，或者采用地方的商业法处理跨国交易，或者砍伐森林以偿还外债。按照桑托斯的分析，核心国家专门从事全球化的地方主义，而边缘国家则被迫选择地方化的全球主义。这些概念在多层次的更为复杂的互动的语境中概括了全球范围内南北之间关系的两极，就中国国家内部而言，其实也是东西之间关系的反应。

五、西部的分层

在当代中国文化和政治经济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时候，一种新的、支配性的时空经验方式产生出来。这里波及民族一国家内部的权力分割、政策倾斜，现代性中的矛盾与重构、跨国商业与全球资讯的辐射等各方面和层次，笼统地谈论“西部”或者“西部文学”丝毫没有解释什么东西，却掩盖了许多问题。切实有效的工作是，去探寻具体的过程、具体的权力结构、具体的文化观念形态、具体的想象、具体的文本之类的东西，才能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明乎此，考察西部的就必须分级化。

空间意象首先表现为有目的的思维活动，是建立在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及内心世界之上的“多维图像”。“西部”作为一个物理事实上的空间，同时又是一个文学想象得以生成与转化的空间，具有着层级性的意义。而就已有的关于“西部”的讨论来说，它有着被一体化、同质化危险。如同笔者前面已经说到的文化意义、公共空间、集体记忆等各方面的因素都可以促成西部人群广泛的、多样化的空间经历，他们各自其实都具有可辨认的边界和人群认同，而不是铁板一块。在笔者看来，西部至少包含了七个可以分割的层级：

(一)行政区划。这是由国家大政方针所规定的，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行使某个开发计划的空间定位。

(二)地理空间。物理事实上的地理方位和实际环境。

(三)社会结构。在东部与西部格局中的定位，尤其关乎经济上的结构差别。

(四)文明形态。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民间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同构建的杂糅状态。事实上，西部除了汉族文化的久远影响之外，还包括独立的宗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藏传佛教文化圈，以及连接这两个文化圈的多民族文化交融、碰撞的黄河流域汉文化的西向传播线——古丝绸之路，而西南民族文化的多元共生形态也构建出一个个面貌迥异的文化形态。其中包含了种种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血脉的差异性，民族特性的演变与新质，民族精神的失落与回归，种族生态的混杂与融合。

(五)文化象征。在形形色色的有关文字记载与文学书写中已经形成的象征体系。陇右文化、敦煌文化、西域文化、雪域文化、西南高地文化、稻作文化、红土文化等，各个都拥有自己的意象体系和文化符号系统。少数民族游牧文化间的融合，游牧文化和内地农耕文化、都市文化的融合、撞击。

(六)学术资源。考古、历史、民俗、文化等各方面组成的资源体系。

(七)文学想象。这是前面几个层次所可以发挥的空间，反过来也为前面几个层次提供反哺性的资料。对文学的研究也需要进行细致的切割。丹纳在《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书中提出，应该将地域与种族当作共生相伴的有机结合体，准确地找寻出生发于特定地域环境中的种族特性。同时，文学自身的流变，传统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些给我们以启示，西南和西北的差异即使从感知上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西部文学研究的重点与应注意的问题

作为研究西部文学之一重点，笔者认为在于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是什么，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借助包含道德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如果有可能通过地理揭示了他们各自的所欲所求——地理体验与自我之间的紧密关联，否则提出“西部文学”就是无意义的，或者仅仅具有某种学科体制上的便利的意义。

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西部文学因为跟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交错复杂的关系，难免会引入文化多元化的讨论。但是，我们在运用这种流行术语时必须谨慎。“文化多元”一词首先出现于加拿大政府某部门1965年的一份工作报告上。面对加拿大英法双语并用、英语文化和法语文化共存的局面，有人建议以文化多元为国策，并用“加拿大马赛克”来象征该国异质文化的和平共处。“马赛克”这一比喻的妙处就在于它和美国文化的别称“大熔炉”形成了有趣的对照。英国作家切斯特顿（G. K. chesterten,1874—1936）早就指出，坩埚用耐火材料制成，美国主流文化的炉冶在熔化和改铸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文化时自身不会在高温下销铄。“大熔炉”实质上是美国化过程中的主体，而颜色错杂的异文化是它熔而化之的对象。“马赛克”则不然：它是一种镶嵌图案，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有权拒绝同化，保有其本来或纯或不纯的色泽和质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诸如黑色权力、红色（印第安人）权力等少数民族民权运动并没有打出“文化多元”的旗号，但是它们有可能从文化多元的“加拿大马赛克”得到某种启发，抵制大熔炉所象征的美国化目标。

中国的情形显然同加拿大或者美国都不太相同，一方面中国有着55个少数民族,它们各自有着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几千年来的儒学一统，这些小传统往往有被纳入大传统的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文化多元论或者文化整体论的解释途径可能都有些力不从心。因此，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西部文学作为中华文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然后再细致地切入它的细部，考究它的多元共生的形态，思量它对于和谐完整的文化文学生态所做出的贡献。

（注释从略，详见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