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摘 要

本文从冯骥才小说对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的关注入手，尤其针对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中总体性的美学诉求，探究其通过人物在时代分岔口中的裂变，考察人文精神的当代境况，及其所对应的当代中国艺术探索的困境和惶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人文精神在当下的衍变及其形态，指出其如何与不同的话语形态进行对话、协商，在碰撞中省思，又在斡旋里进击，完成自身的重审与重塑，并在破旧立新的文化场域中，容纳更多的伦理话语；在自我冲决与革变里，实践内外之更新。以此抗拒1990年代以至于21世纪对于人文精神理解的单一和贫乏，及其下沉或下坠，抵御渺小的庸俗化与碎片化，以及状似宏大的崇高，为当代中国探索更开阔的视阈与更多元的可能。

● 关键词

人文精神；冯骥才；《艺术家们》；当代中国

以往读冯骥才的小说，文白同在，雅俗相间，文体上亦是变化多端，但隐约有一枚主心骨在，便是他对艺术与人文精神的守持，无论传统发抒抑或现代写作，无不流涌着精神的高洁与文化的护卫。读到长篇小说《艺术家们》，尽管人物心径曲折，却不乏品味高蹈的精神主体，那些生活的、灵魂的境遇，又或是政治的、美学的境况，处处显露出一种形而上的辩证法，海纳百川之中，到底包罗万象。究其原由，小说有一种总体性的美学诉求，一是述及美的无处不在，历史的与人心的美学对照中，是泛化的美学精神，撒播在人们的知识与行止，彰示在得意与得志中，也显影于最困顿与困惑处；二是相互参照的美学形态，对称如同建筑、绘画的设计构图，对位则如同音乐的结构形态，诸类艺术之间彼此勾连，无有阻隔；三是整体的认知体系中，形塑方法论的视野，拓开既有的与未知的疆界，无论在政治、哲学还是道心情理中，既存曲高和寡的内涵，又泛及世间，成其寻常。“历史不容割断，现在和将来总是从过去走来。回忆过去永远是思考现在、展望将来的必由之路。过去也总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现在和将来的一面镜子。”《艺术家们》从历史讲至当下，以艺术与美学为方法，述及人文精神的当代性命题，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

小说通过楚云天等人身上显豁的一以贯之的美学精神，以及洛夫、罗潜等身上分化出来的不同文化路径，试图推进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探询。如陈思和所言，对于人文精神，“现在要给它做出科学的定义还为时过早，但它的提出问题的本身却证明了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还有生命力，并没有淹没在一片市场的嘈杂声中。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一种理论实践，它绝不是完善的，需要在实践中慢慢地展示其真实的面貌”。事实上时至今日，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尽管早已偃旗息鼓，但其延伸出来的问题与命题，在当代中国文学与艺术发展中，仍然颇具参考价值，尤其是1990年代分化出来的文艺及理论流变，形成了当下的文化状貌。因而在这里，我更愿意将人文精神视为一种开放性的存在，直至21世纪的当下，依旧有谈论的必要。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所显现的，正是艺术主体乃至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等多重话语场域中的摇摆与守持、重估与再生，亦能衍绎人文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现象与现状、未知与未来。

一

《艺术家们》以艺术家尤其画家为叙述主体，其中“三剑客”楚云天、洛夫、罗潜曾一度结下深厚的情谊，抵御了政治历史的残酷，却在市场化的道路上分道扬镳。然而他们一生以绘画为伴，尽管最终分化为不同的路径，也经历了命运的殊异，却始终不曾离弃艺术。他们或在深谷，又仰望云端。偶有得意忘形之际，多是失意落魄之时。在他们心里，什么是绘画与美，如何理解与实践之，成为淤积心间难以摆脱的所在。关键还在于，在他们身上，浸透着当代中国的美术理论、美术思潮及美术史的印记，而且其中透露出来的美学精神的秉持、易辙甚而是弃置，都代表着一代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小说讲究的是一种辩证术与平衡法。故事从1960年代开始说起，历史激荡出艺术家们的守持与光辉。围绕其间的问题在于，美学精神如何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感觉结构嵌入小说的叙事之中，穿透历史的迷雾、泥淖，在“人学”的范畴中获致总体化的精神质地，并以此建构反思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阐释学通路？

具体而言，“总体化是双向的，不单是通过历史理解文本，更是通过文本把握历史。”在文史互证的路径中，个体的境遇如何处置，人文精神又何以安放并生长？故事人物既出于历史因素而不得不身处深渊，代表的是主体所处的幽邃之境；而小说本身对人文精神的守助，则是出于雄阔高远的志气抱负、崇高厚重的理想，甚至是庙堂之上的政治历史的关切。事实上，《艺术家们》便是通过“美”的秉持以及背后的人文精神作为中介，切入当代中国的人文艺术之病症中，寻求一种宏大的与根本的解决。冯骥才就此提出：“应该说，这不是一种文本的实验，而是写法上的实验，也是小说审美上的实验。我想把绘画融进文字，融进小说。一方面是小说的人物、事件、命运，一方面是视觉、画面、艺术感觉。我想以这样的写作，赋予小说更多艺术美与艺术情感。用艺术情感唤起读者的审美想象。我承认，我还有唯美倾向。”在这个过程中，作者对于美学倾向性书写，加之那个时代凸显的精神状况，可以见出人文精神所经历的坍缩和危机，“我们所从事的人文学术今天已不止是‘不景气’，而是陷入了根本危机。造成这种危机的因素很多。一般大家较多看到的是外在因素：这一个功利心态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人文学术被普遍认为可有可无；不断有人要求人文学术实用化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持久压力，等等。”外在的压力固然是大的历史倾斜中不得不面对的境况，然而人文精神内部的开裂同样不容小觑，“但人文学术的危机还有其内部因素往往被人忽视，这就是人文学术内在生命力正在枯竭。”小说中那些曾经穷且益坚的地下艺术家，在历史的夹缝里，醉心于绘画、音乐、文学，他们籍籍无名，散落于草泽，仰望的始终是艺术的庙堂。不仅如此，他们所景仰的美，以及他们自身散发出来的对美的渴求，形塑了内心的纯粹与完整。美与艺术没有性别、国别、区别，也无甚界域，因此可以同时代表平凡与非凡，也能够在其间发生转化。“愈是干涸而贫瘠的土地，每一颗雨点的降临都有一种沁入大地心脾的神奇的感觉……”而绘画史或曰艺术史乃至作品本身，对应的是人物的心灵史。小说最合契罗潜内心的是莫迪利安尼和蒙克，尤其蒙克的《呐喊》和《病室里的死亡》，与罗潜有着某种精神上的深层关联。艺术家们的认知、精神与言行是合而为一的，显现出他们的学统与道统，然而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纵向的延展中，个体的人文精神如何应对，是坚守还是变形，这既是时代的症候，也意味着人文精神自身内部的裂变。

小说抵御“分裂”与“枯竭”的方式，便是将“美”进行泛化，人物及其行迹被置于无处不在的生活和关系之中，美无边无际，以至于无穷，美在深涧，亦在云端。那是一种生活美学与情感美学。楚云天曾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边是青梅竹马的真纯，一边是初恋的痴爱，他没有权利去选择，也无法选择”。然而最后以离别作终，楚云天听了田雨霏的话之后，恍然大悟，是他的挚友洛夫帮助他们脱离了情感的苦海。“他感到他的朋友们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用爱、美和宽容，修补了他们人生的失误，把他从泥淖边拉了回来。而雨霏做了怎样痛苦的自我割舍，才让他们走出这个几乎走不出来的绝境！”由此可见，对于肉身与灵魂，美学与人文的精神具有一种超越性，可以克服那个年代的荒芜和残酷，亦能浇灌那些贫瘠和干涸的土壤。楚云天曾给田雨霏写了一句话：“艺术家工作的本质，是在任何地方都让美成为胜利者。”当然这里的胜利者并不是要分出胜负，而是克服时代的与个人的缺失，既有对抗，也有守持，甚至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二

小说上卷，“三剑客”之间是一种审美无功利的情态，他们之间早期的交游、雅集，纯粹而清澈，也很少为了什么具体事情，不过彼此看看新作，聊聊天，清苦而认真，充满一种神圣的仪式感。“他们是天生的苦行僧，拿生命祭奠美的圣徒，一群常人眼中的疯子、傻子或上帝。”三人彼此之间的情谊，纯粹而近乎唯美，这是对抗现实历史滚滚浊气的美学形态，怡然从小就接受了父母的一句生活箴言：美的敌人不一定是丑，还有俗。能使自己对俗具有排斥力的，是修养，也是一种教养。而“三剑客”实际上性情气质多有不同，形成区别或说辩证。艺术家们于深渊之中，仍旧仰望夜空的繁星，凝视那美与光芒的所在。在他们身上，没有艺术学科与门类间的阻隔，绘画的、音乐的、文学的，在他们之间毫无阻滞，这在学科壁垒森严的当下，何其可贵。如岳雯所言：“今天，当我们隔着学科的藩篱，只能远远眺望其他门类的情景时，不能不反思，那一代人至今丰沛的能量究竟来自何处。”小说试图通过谈艺论道的方式，打通诸种艺术门类之间隔断，在美学的统摄下，使得人文精神的观察更具有普适性的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艺术家们》还展开了对于天津的地域性认知，五大道、老租界、大学、地震，包括英式的别墅建筑，这是容易被遮蔽的城市及其人文史。然而小说又以美超越了地域性，透射出了历史多重性的面貌。除了天津的城市发展史，小说还显露出了处于显在层面的中外绘画史尤其是当代中国的绘画发展史。不仅如此，小说中呈现出来的当代意识，还体现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紧密勾连之中，从社会运动到文艺变革，艺术与美学的本质从来就不是孤立而存的，起码于百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史而言，其始终与政治历史相与携行；而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个人的奋斗史和心灵史。从而在小说中形成了多元的纵深感，也以艺术与美相映衬，于纵横、深浅之中，获得了显豁的深广度。

小说里，洛夫要出卖自己的画，而作为挚友的楚云天则决定以画易画，保存洛夫的代表作《深耕》，也定格那个纯粹的画家。如是之背后依然是艺术家纯粹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理想，他们之间忘却彼此区隔的情谊与情义，更准确地说是形而上的艺术与人文的使命感在驱动。周立民对此曾言：“单纯，高贵，宏伟，整部小说是由这些古典元素奠基的。作者以浓情的文字，向伟大心灵和古典作品致敬，向高贵的艺术致敬，向美好的人性致敬……在暧昧不清的文学表达占据主流的文学氛围中，这部作品拥有少见的清新和纯净。它们渗透在文字中，使作品有一种少见的古典美。”在楚云天那里，包括整部小说的伦理倾向，都诉诸一种古典主义式的美学精神，这样的文化理念使得艺术的创作与呈现本身显得纯粹而独立，人物主体的感觉观念和生命旨归也是艺术与美学的；除此之外，小说还透露出另一个层次，那就是知识分子的精神，楚云天始终如一地坚守艺术的理想，甚至有时显得固执而不近情理，他有自己心中的道德律，面对时代的移变始终如一。总而言之，一种总体性的人文精神充斥于整个小说，其不仅布施于人们的生活世界、情感交互、艺术创作等，而且更拓广至外在的自然与世界，小说终了，楚云天来到太行山上祭奠离世的高宇奇，在自然中寻求灵魂的净化。不得不说，小说的篇名《艺术家们》固然谈论的是一个群体，一种复数，更试图创生尽可能大的公约数，从而将“艺术”及其美学品性和人文精神抽象出来，呈现“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抉择与路径，创生出对应宏大时代的精神主体，即便是共同体之间不得不面临的裂变与瓦解，却通过他们最终的命运，以及小说内部伦理立场层面的偏至，依旧传递出守持艺术/人文精神的重要与迫切。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除了1960年代的历史，还有一个隐含着的20世纪初的历史，那是艺术家们生活和交往的原租界地带。中国走向现代的开端，也意味着一种现代的曲折与反复。此外，还有一个更为久远的文艺复兴时代以及传统美学经典，梵高、莫奈、蒙克、柴可夫斯基、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回望甚至溯源那些古典的时刻，内心的朝圣带来的是自我的期待与形塑。当然，艺术是讲求天赋的，再多的后天努力，很多时候比不得天才的灵光乍现，而且，其中从天而降的灵感，更是可遇不可求。杰出的艺术是天意与天赋使然。冯骥才毫不回避艺术的天启，对绘画的高贵与曲高和寡了然于心且颇为认同。他更在乎的是堕落而非孤独，相反，孤独是他崇尚的艺术灵魂。然而，完好的镜像在叙事文本中常常遭受来自外部世界的冲击，小说里，楚云天对那个市场化到来的时代下了一个自己的判断：“在迅速地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愈来愈缺乏整体的精神，缺乏精神的纯粹性。浮躁、功利、拜金、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庸俗社会观、时尚、流行文化等等渐渐主宰了生活。消费社会的物质至上，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纯精神的事物。同时，画坛和文坛都在盲目地陷入西方现代主义模仿的热潮中而浑然不觉。”而对于洛夫的沉沦，不得不提到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化趋向，其仿佛要为艺术本身的裂变甚至堕落买单，事实上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而这样简单化的理解，如果没有对之进行充分的辩证，没有对其中的诸种话语之间的争夺博弈有深切的估量，那对于那段历史以及艺术本身的发展无疑是一叶障目的。直至当下仍旧无法真正去有效理解商品经济与艺术作品的关系，甚至还经常掉入“金钱腐蚀艺术”之类的将外在因素妖魔化的怪圈。从这个意义而言，我倒不觉得为自己作品寻求价钱或曰对等价值是洛夫的问题，真正的艺术意味着需要生长出内部的能力与能量，去跟其他的话语抗衡与斗争，在自身生长出涤荡外部侵蚀的品质。如是，则足使彼此迸发新的价值，而不至于狭隘到走向他者的反面。

进入新时期，“三剑客”开始秉持各自的识见和立场，代表着三种时代情绪和文化意识的观念结构，其时有龃龉，矛盾多在，“这是缘自长久未见带来的疏远，是一时找不到共同的话题，是这中间的一些隐隐的隔膜，还是由于各自社会位置的不同产生的复杂的心理或屏障，没法说清。”彼此之间难以兼容，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分道扬镳，也意味着人文精神的割裂，从而导致个体意志的分化。最终，罗潜、洛夫、屈放歌、于淼等都加入了商业画的大军。正当此时，悲剧发生了，洛夫最后投河自尽，形成了一个生命的、艺术的乃至历史的隐喻。在他们身上，无所不用其极的艺术探索宣告破产，也一定程度意味着楚云天所秉持的价值观的胜出。这是小说的内在伦理与价值立场。然而这也并非牢不可破，故事最后高宇奇之死，罗潜的南下广东不知所踪，以及楚云天的卸任和归隐，又喻示着一个纯粹艺术理念的终结，于是乎，似乎不仅艺术自身走向了无序，艺术家们也经历了自身的惶惑。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历史症结，在纯粹的文化精神那里，体现出迫切的危殆。而正是这样的艺术探索与为难，使人疯魔，甚至将人推入深渊。在这个过程中，人文精神似乎成为救赎的可能，正如在小说中，捣毁教堂是历史的误解，然而，在教堂的一片废墟中，楚云天却看到了大雪覆盖下的美：“昨夜下了一夜的大雪。三个馒头状锈绿了的包铜穹顶上边一半白，下边一半绿，并且与下边老墙红黄相间的颜色谐调搭配，这在楚云天的眼里真是太美了。”以艺术精神与灵魂之美，去超越历史的偏见，纠正无处不在的误读，这是小说的深层运思。更重要的，这样的自我净化与救赎，也正是艺术的力量以及更为宏阔的人文之精神所内蕴自身的重要作用。

三

小说的中卷有一幕，钢琴家延年与楚云天久别重逢，唏嘘感慨。在经历了可怖的大革命和大地震之后，世间凋敝，人心颓丧，“整座城市的民间恐怕只有这一架琴了！”然而，这反倒成为了一个“奇迹”，延年说：“这样，我可以随时进入天堂了。”而就在如是这般一无所有的境地中，“延年为他弹了一曲巴赫《平均律曲集》的《C大调前奏曲》。云天顿时觉得自己不是身在斗室，而是坐在飘在空中的白云之上，享受着清风、阳光、唯宇宙才有的永恒的宁静。”美可以藏于深山的溪涧之中，沉埋于历史的褶皱与尘埃，但在主体精神的照临下，却随后足以发光生热。无论身处何地、何境，小说都不至于让“美”蒙尘，人们也时常为美所触动，其背后实际上是一种不屈不挠的人文精神在发挥功用。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艺术家们》而言，人文精神更多的是通过美、对美的坚守以及审美的形式实现的。美是变化多端的，随物赋形，从心所欲，不凝滞，不古板。历史的经纬度不断变动，艺术的坐标轴也不会固守一处。“这些画全是四尺或六尺整纸，水墨以外加上一点螺青与赭墨，干笔皴擦，大笔濡染，云影松影和烟形云状都是在宣纸湿的时候画上去的，墨由水洇，笔随水变，却形神俱在。实处伟岸峻拔，虚处缥缈如梦。那些在山崖绝壁上，幽谷深涧中，浮动着的烟雾，全都似有若无，或隐或现，变幻莫测。”自然与画轴，从不执拗于一端，而是处处流散，又形神俱在。在画出《大山水图》之后，楚云天呈现出来了“时代宏大的精神与气息”，然而不久又沉到了新的踌躇，陷入宏大的精神之困中；在楚云天身上，能够见出人文精神的曲折与持守，他往往能从恍惚与犹疑之中超越出来，走向生命的澄澈。而迥异于另一处的洛夫，艺术观与作品都已改天换地，受时代的熏染，在消费社会与全球化浪潮中迷失自我，走向了人文精神的反面。可以说，楚云天对美甚至怀有洁癖，他的理念与理想，更多展现为一种“在云端”的美学精神，这使得冯骥才的小说生成了批判性的视野，特别是其强调的格调之高雅、艺术之纯粹，在云泥之间形成一种判定与辨别的准绳。曲高者和寡，云端之中必定是孤独的，“楚云天已经热闹了很多年。早期巨大的成就使他有资本我行我素，但现在他明显有了一点孤独感。孤独感是无形的，是一种身在其中，四周什么也抓不住的感觉……谁会成为你的知音？只有孤独为伴了！”小说里说：“如果你选择了孤独，就必须坦然面对它。习惯孤独，这不容易。”不得不说，在人文精神遭遇萎缩的时代，作者所执念的“美”变得感伤起来。小说后卷，即便是人非圣贤的楚云天，还是犯下了当年在田雨霏那里的错误，在他身上，既有高贵的艺术精神，又纠葛于俗世的情感。爱与美、罪与罚，从修辞旨归到伦理意义，表面是小说，是艺术，事实上是生命的哲学。

进一步说，如果从更为宏阔的视野来观察，美学精神已然在小说里成为一种显豁的方法论，能够感受和观测时代的变迭，在沉寂的时间中高擎高尚的旗帜，也于恶浊的空气中荡涤污泥，演化为人文精神的高蹈。“当对于慰藉的需求渐渐减弱，当温馨舒适和无所用心的轻浮虚妄的疗效更加显著，尼采便认为艺术失落了其功用而形同虚假，本来艺术的作用乃是针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痛苦。归根结底艺术演绎的是一部绵延不断地激荡人心和荡涤人心灵的历史。”可以说，“美”不仅作为一种系统性的话语修辞，而且也意味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承续流转。小说中的楚云天无疑是趣味最为醇正且无有污染的艺术家，他和罗潜都曾烟酒不沾，没有任何俗世的嗜好。这在21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人物形象，孟繁华在盘点新世纪二十年的长篇小说时曾说：“在文学环境并不乐观的时代，长篇小说还是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当然，长篇小说创作显然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缺乏历史感，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当历史终结之后，历史是否也成为过去，很少有作品能够回答。缺少成功的文学人物，是近十年来长篇小说最大的问题。我们可以记住很多小说、很多作家，但我们很少会记得作品中的人物，而小说就是要塑造文学人物的。”显然，楚云天是为数不多的大写的人，特别是他身上一以贯之的美学精神与人文气息，为新世纪的文学形象注入了一股清流。

需要指出的是，对美学精神的追索有时候也会迎来危机和风暴，尤其在不同价值话语的角逐中，如何探赜合理的对话并由此建构重估的可能？在小说中，楚云天也曾为坚守内心的人文精神而身心俱疲，最后面临友朋亲人的出走离世，一人解甲归田，幸得妻子隋意最后归来相伴。在楚云天身上浪漫主义式的美学，实际上同时存在着洞见与盲视，其问题在于，单一的价值评断是否能够真正囊括时代与历史的复杂，在人心人性的迭变中单向度的伦理追诉，会否窄化美学自身的理念，并且在时代的变动中固执一词。因而，有论者亦曾指出人文精神本身并不是定于一尊的所谓关怀，“像注重个人的追求，尊重别人的选择，在人际关系上不同的个性平等共处等，都属于人文精神的内容，只不过不同于有些人所说的那种人文精神罢了。”当然，这并非人文精神的分歧，而是其内部的不同面向。“说到底，人文精神就是要体现人对本身的关怀上，而现在一切呼唤人文精神的人恰恰不是出于这种对人的关怀，这可能会走上一种二律背反的道路。”似乎如果不对这样的维度加以考量，那么人文精神将走向它的反面。站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回看19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当下的文艺也许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面相。政治的、经济的、艺术的、人性的因素，早已成为文艺与美学内部不得不纳入考察的范畴。

冯骥才《艺术家们》最后，楚云天尽管对于自我的立场毫不退让，但是他对好友洛夫、罗潜等人态度的转圜，以及他对生命的悲悯和再思，也许正敞开着新的可能，又或者说楚云天的遭遇的分裂与困惑，也意味着“艺术家们”作为共同体的分崩离析，而人文精神的内涵和外延也势必在这里遇到新的挑战。商品化、欲望化、碎片化等1990年代以来已成常态的文艺现场，不同的话语形态在彼此角逐争夺，一方面危与机共存，为文艺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维的空间；另一方面也确实滋生了无数的泥淖和深坑，那种纯粹的人文精神的失落已然成为文艺界与知识界的共识。但是这里我更愿意将之视为一种人文精神的“向外转”，用当下流行的话语，则是种种的跨界和破圈，人文、艺术与娱乐、商业相互绞合又彼此冲击，构筑出破旧立新的文化场域。人文精神需要容纳更多的伦理话语，这是自我冲决，也是内外革新。但话说回来，如此并不是容忍人文精神下沉或下坠，让渡于庸俗的宏大与渺小，而是以之海纳百川的宏大襟怀，探索更开阔的视阈与更多元的可能。

四

小说里，延年背诵楚云天的诗歌《春天不能等待》：“尽管春天一定会来/但你不能等待、等待，总是等待；/你不要再对它沉默，/大声呼喊吧，春天——你来！”在艺术家们那里，“美”时时刻刻，无处不在，不能等待，也不可停滞。美兀自在此处或彼处，那是艺术家与知识者们心中不可阻抗的追寻。楚云天“年轻时曾和一些画友来泰山写生，从南天门的背面下到山谷，才知道后山比前山更好。雄奇中带着一股野性，乱石崚嶒，野松纵横，有一种旷达和放肆的美”。执拗守持的人文精神在当代世界也许显得野、怪，然而杳无人烟之处，却常常风景奇崛，且透射着新异的状貌及可能。尤其是，就在人之罕至的山谷之中，往往装载着一个人真正的灵魂，尽管不被理解，纵使屡遭埋没，就像高宇奇意外去世后，楚云天一行来到高遇难之地太行山上，“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辽阔的烟岚缥缈的山谷里装着一个人的灵魂”，而正是这些光彩熠熠的主体性灵，塑造了一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毫无疑问，《艺术家们》是一本美学之书，蕴蓄着写作者的美学主张，同时也传递出美学精神的历史建构。在这其中，美学是一种洞见，发现人心的踪迹，觉察历史的走向，并考究“美”本身的概念与外延、恒常与变体。不仅如此，冯骥才以美学为媒介或曰方法，触及当代中国的诸多艺术的与市场的、碎片的与整体的历史命题。郜元宝在讨论人文精神时，提到了小说的作用：“其实小说也是一个时代人文精神的重要表达渠道但目前来看，小说家还处于对以往意识形态化的精神体系作反抗的水平，还达不到正面描写知识者的处境及其自我超越的可能。这些作家本身就是一群无家可归的精神浪子，即使想表述某个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的生存问题，也不愿意或无力把叙述主体写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也许说明知识分子还没有成熟到足以充当小说的主要说话人的程度，即使不算‘缺席者’，也未能进入小说的话语中心和意识中心。”人文精神在1990年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失却轰动效应之后，不断提示着自身的失落与匮乏。而越是如此，人文精神就越需要与不同的话语形态进行对话、协商，甚至在碰撞中省思，又在斡旋里进击。也许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是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一剂强心针，也是疗治软骨病和拜物教的良方，但与1990年代的不同，21世纪以来的人文精神，更多的不再是单一的自我确证，也不再局限于自说自话和单打独斗，而始终与生活与物质、人性欲望相协商，在那里，真正的人文精神依旧成其为一种总体性的话语，且自始至终没有溃散，召唤着丰富的美学追求与缤纷多维的生命意志。

（作者单位：《南方文坛》杂志社。本文系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桂学研究院“桂派批评”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原载《当代文坛》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