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如何行动，怎样文学？
非虚构写作一直被视为“行动的文学”，主要理由有三：一是作家对叙事内容的选择、筛选和组织具有高度的自主性，创作主体自始至终参与其中，使叙事带着明确的亲历性；二是作家在叙事策略上频频使用口述实录、史料勘察、回忆录、现身说法、对话访谈以及田野调查等手法，让叙事体现出鲜明的现场性；三是所叙之事，无论是聚焦现实还是探寻历史，作家都会在叙述过程中充当解说、分析和评判的角色，且以自身鲜明的公共性情感取向和价值立场，召唤读者的共同关注。这三条理由，一方面建构并彰显了非虚构写作对“真实”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使创作主体彻底摆脱了书斋式的艺术想象，整个身心都穿梭于叙事内外，成为“行动文学”的直接证据。
所谓“行动文学”，当然重在行动。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的行动总是带着相对明确的目的，除非是无所事事地偶尔游荡。非虚构写作的“行动性”，当然体现在作家的自主性选择中，即他们“为何行动”与“如何行动”。“为何行动”的理由很多，譬如时代发展的需求。在现实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各种相互矛盾的信息常常让人无所适从，事实和真相变得越来越迷离不清。譬如文学发展的需要。随着文化消费主义的盛行，传统文学面临各种局限，尤其是虚构性写作，常常游离于生猛而鲜活的现实中，不断在经验和知识的层面惯性滑行，但同时文学性又日益张扬，“今天的文学不能局限于那个传统的文类秩序，文学性正在向四面八方蔓延，而文学本身也应容纳多姿多彩的书写活动，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新的可能性。”在编发梁鸿的《梁庄》时，《人民文学》进一步强调：“之所以要提到‘行动’，是因为在非虚构的写作中，你不能说‘我的生活就是生活’，你必定是在采取行动，去拓展你的生活疆域，从已知去占有未知，你时刻意识到自己的有限，不能保持自足，你要建立一种开放性路径，让自己走向生活——自己的新生活和他人的生活。”譬如作家的内在诉求。很多作家都感到仅仅用自律性的虚构写作，已经难以表达现实的复杂和历史的幽深，也难以有效传达主体内心的情感和思考，非虚构则提供了灵活开放的写作空间。
但是，“如何行动”可能比“为何行动”更重要。非虚构写作之所以被有些学者认为是一种“策划性”写作，表面上看，正是源于作家带着强烈的主观意愿，并在叙事过程中对自己“如何行动”进行了“元叙事”意义上的交代。但从具体的创作实践上看，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如何行动”并非单纯的方法论问题，而是涉及作家对现实或历史的独特认知与思考，以及围绕这些认知和思考所进行的非审美性求证，最后才是如何进行审美的表达。特别是其中的非审美性求证，往往需要作家动用各种跨界性的理论知识、深厚的历史意识以及宽广的文化视野，才能获得必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立场。如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中，杨潇就对自己如何进行这次行动，提出了一堆设想，包括前期大量的文献准备、历史梳理、路线确定等，并强调自己“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同时，也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 1938 与 2018 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伊险峰、杨樱的《张医生和王医生》也同样体现了作家绝对不是单纯地书写这两位医生的个人成长史，而是明确地融入大量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思考。
因此，从“如何行动”的角度来看，非虚构写作的突出特点，首先表现为作家主体的自觉行动，且受制于理性与情感的双重驱动。也就是说，作家的行动不是单纯地取决于个人情感的冲动或道义诉求，同时还基于坚实的理性思索之结果，并认定这种思索具有不可取代的现实意义。如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看起来只是记录了自己在两所精神病院内的所见所闻所思，但是在作品内部却始终跃动着作家的情感意愿——在作者看来，这个极其庞大的特殊生存群体，始终处于被社会忽视的生存地带；他们的创伤疗救，绝非只是医学的问题，而是需要全社会对于精神健康的科学关注；他们的生命遭遇，承载了太多家庭、社会与个人之间失衡的问题，并非个人生命的脆弱性。同时，我们还看到作家对这个现状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伦理学上的深层思考。在历史反思上，李兰妮不仅简要梳理了中国精神病医学的发展过程，还对精神疾病的研究史、治疗史和药物开发史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叙述。在社会学思考上，作家通过一些宏观资料与病例个案的分析，既探讨了家庭作为精神病传染源和病灶的原因，也辨析了社会生存环境（包括教育环境、职场环境等）对精神病形成的影响，同时还根据权威医学期刊的相关研究数据，展示了一些令人惊悚的现状：我国目前精神疾病的总患病率高达 17.5%，精神障碍患者超过 2.4 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 1600 万，且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从文化伦理学上，作者也通过家庭关系、医患关系、社会伦理等对患者的接受和处理状态，分析了精神病患者所面临的多重伦理困境。可以说，没有情感的驱动，作家不可能对此投入巨大的热情，甚至通过以身试医的亲历性方式，来书写这部泣血之作。它既源于作家对自身疾病的刻骨之痛，也源于作家内心深处的救赎意愿。同时，没有理性的思想诉求，作家也不可能实现从微观到宏观、从南方到北方、从院内到院外、从群体到个案的立体化多维度的观照，并对中国精神障碍症现状及其治疗提出诸多独特的见解。如果我们再看看梁鸿的“梁庄系列”，同样也可以明确地发现这两种因素对作家行动的强力驱动。
当然，非虚构写作中的“如何行动”，同样也体现在作家对行动策略的把握上。非虚构写作的核心目标就是维护叙事的真实性，尽管这种真实性很难在客观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进行清晰的界定，但简而言之，它所追求的真实无疑包含了情真、事真、理真，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求真行动”。在践行这种求真行动的过程中，非虚构写作始终致力于在作家、当事人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同盟，从而让创作主体的求真行动形成特殊的默契关系。
这种基于“求真行动”的信任同盟，当然是由作家倾力主导并操控而成，并非叙事自然形成的默契。在非虚构写作中，“情真”既是文学表达的审美需要，也是作家寻找当事人和读者形成盟约的重要桥梁。所以非虚构写作中的主体情感，不是一般意义上个人化极强的偏执性情感，而是具有公共性、伦理性和道义性倾向的普遍情感，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像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薛舒《远去的人》、万方的《你和我》就是基于血缘伦理上的亲情，具有天然的情感共鸣特性。李兰妮的《野地灵光》、杨潇的《重走》、梁鸿的“梁庄系列”等，则是基于现实或历史问题的公共性情感，以及道义上的关怀诉求。
在非虚构写作中，与“情真”相比，“事真”更为重要。它是作家与当事人达成信任盟约的重要表征，并直接影响叙事在读者心中的信任程度。非虚构写作的主要叙事目标是从底层的角度，呈现某些被日常经验或主流信息蒙蔽的人与事，并从中传达创作主体的思考。因此，在具体叙事过程中，如何呈现事实、确保“事真”尤为重要。对此，作家遵循的主要原则是：通过积极的交流或友好访谈，获得当事人最真实的心里言说；通过实地调查或潜心寻访，获得最直观、最原始的相关资料；通过与当事人后代的交流或第三方文献档案，获得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第一手材料；当然也可以通过诸多见证人的交叉式口述，呈现某些别有意味的现场细节及过程。譬如在《重走》中，杨潇不仅通过当事人的后代，获取了当事人的书信日记等，还通过自己实地勘察的照片、当地县志办公室的档案，以及其他一些公共史料，共同维护了所叙之事的真实性。即使有些县志办公室消极应对，甚至拒绝作者查档，作者也照实录存，虽有批评之意，但也有存真之用。万方的《你和我》中，更是运用了大量父母亲的书信以及与父母交往甚密的长辈书信，同时还有老姨在电话中的各种回忆。它是细节化的，却构成了某种难以撼动的“事实之真”。正是这些对“事实之真”的过程性呈现，作家成功地将读者自然而然地代入了某种信任状态，并形成了盟约关系。
非虚构写作所追求的“情真”和“事真”，最终还是为了达到“理真”，即为了传达作家对所叙之人或事的真实思考，并使这些思考获得读者的自觉认同。因此，这种“理真”不是指作家个人思考的真实，而是指这类主观思考能否成为读者广泛认同的道理。所以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常常会选择公正、公平等道义立场，或人性、亲情等情感立场，寻求个人思考在接受层面上的最大公约数，从而实现“理真”之目标。譬如伊险峰、杨樱的《张医生和王医生》，就是试图以自己同学的亲身经历，借助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思索从身份论中成长出来的一代人，如何为改变阶层身份而进行的艰难努力，同时也从阶层论角度，辨析了沈阳乃至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城市发展问题。诚如李海鹏在序言中所言，该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以这两位医生的半生经历为线索，呈现了沈阳过去四十年令人叹息和沉默的民间社会史；更在于作者以知识人的认真态度和故事人的写作能力，描摹了上述问题的核心答案……书中以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男性气概、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为经纬，编织出一只捕兽笼，试图捕捉人们口耳相传的神秘的‘社会’，令人一睹其真容，又以社会学式的耐心，具体而微地再现了‘社会’塑造、摧折和屈服人们的步骤。”从客观上说，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个体与集体之间关系的游离，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但伊险峰和杨樱刻意避开了这种宏观性的观察，只是立足身边最普通的两个人物个案，在情真、事真的基础上，以点带面、以微观印证宏观，最终巧妙地传达了创作主体的宏阔思考，且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无疑就是“理真”的体现。
从叙事内在的肌理上说，非虚构写作在“如何行动”上确实用心良苦，也并非只是作家置身于叙事现场、参与叙事那么简单，而是在“为何行动”和“如何行动”方面，都有着颇为复杂的考量。这也是它之所以被视为“行动文学”的重要原因。但非虚构写作毕竟是文学创作，不是社会学的田野调查，也不是历史学的口述实录，当然也不是新闻中的长篇报道或特写，而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审美存在，拥有丰富的艺术感染力。所以，在“如何行动”中，作家还要面临另一个问题：“怎样文学”？即需要运用哪些表现方法，将这些情、事、理的真实性，很好地融汇在一起，使之成为一种审美的存在。
从大量具体作品来看，非虚构写作在维护叙事的真实性、展示“行动文学”特质的过程中，同样也采用了一些值得深究的艺术方法。这些方法从总体上说，就是碎片化的拼接。对此，我曾在相关文章中阐释过，但在具体的拼接策略及路径上未能细论。应该说，虚构性写作有时也强调碎片化，但它带有后现代主义意味，主要是为了突出反整体、反中心的效果。而非虚构写作则恰恰相反，它的碎片拼接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写作的“求真行动”，体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为了确保叙事的情真、事真和理真，作家在非虚构写作中不得不面对无数事实的碎片：日记、书信、口述实录、档案文献、访谈、田野调查数据、各种理论著述、作家情感倾向、作家辨析过程及依据……所有这些，都是“求真行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都是叙事需要呈现的元素。如果为了作品结构的完整和统一而对其进行随意取舍，或过度修饰，那必将严重影响作品的真实效果。因此，在非虚构写作中，作家常常使用碎片化的方式，灵活地拼接各类不同性质、不同渠道的材料，确保文本获得某种“高保真”的审美效果。像《张医生和王医生》，在近 40 万字的篇幅中，通过碎片化的拼接，融入了大量的访谈、微信内容、家族史材料、社会学等理论、作家对当事人言语的心理辨析、新闻报道等，非常鲜活地呈现了两位医生复杂而隐秘的成长经历，以及沈阳近四十年的社会发展变迁。从文本上看，它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但它的内核依然聚焦于书写的真实性。
碎片化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叙事的灵活和自由。这种灵活和自由，使非虚构写作在叙事上获得了明确的开放性。它一方面是由作者和当事人共同参与创作的文本，融入了当事人的情感、态度和想法，另一方面又张扬了作家的主体情思和历史意识；它一方面体现了见证文学的功能和史学上的文献价值，另一方面又突显了深度追踪式的新闻特性；它一方面带有某些领域独特观察的社会学意义，另一方面又在底层化、平民化的视域中呈现了个体与现实之间的复杂纠缠。如《重走》围绕着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行走路线，作者在重走的过程中，几乎融入了社会学、文献学、口述史、新闻报道等各种元素，同时又以时空并置的方式，将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极为芜杂但很灵活的文本，使我们从文本的自律性上几乎无法归类。因此，非虚构写作的开放性是多维度的，无论内涵还是形式，都充满了巨大的活力和无数的可能性，并在自由灵活的审美创造中，彰显了“行动文学”的求真意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