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2022年第4期|修新羽:它不是红色(选读)
修新羽,1993年生于山东青岛,清华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成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大家》《天涯》《花城》《芙蓉》等刊。曾获《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四届老舍青年戏剧文学奖、科幻水滴奖短篇小说一等奖等。
它不是红色
修新羽
婚礼比她想象中更累。仿佛在拼图,要把无穷无尽的碎片拼合起来,哪片单独摆着都毫无意义,哪片缺了都让人一眼看穿。喜糖是费列罗还是高迪瓦?拱门用假花还是鲜花?司仪能唱歌还是能讲时下最流行的脱口秀?在策划公司建议下,请了城北剧团顶梁的皮影戏艺人,关灯后用影偶把他们的恋爱经历演出来。
兽皮染了色,裁出身躯四肢、衣袍发饰,以竹棍牵动,在白棉布后面或喜或怒,鼓乐齐鸣,热闹得很。台下没什么人说话,全神贯注地看着。
彩排时跟过两三遍,徐玥这时就不太能看下去,转脸望向最近那桌宾客。母亲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朝白棉布凝望。黯淡灯光下,身上那件藏蓝连衣裙依旧突兀得厉害,甚至更近似于黑色。
按照城北习俗,婚礼上双方母亲都必须身着红衣。避免与新娘争艳,多穿枣红。婆婆早早就托人定制了枣红旗袍,梅花盘扣,金丝绣凤,专门给她看过。而母亲则不声不响,等她催了才拿出衣柜深处那条连衣裙。
这条能穿吗?中式婚礼,男方家很讲究。
讲究才不能穿红色,母亲告诉她,你姥姥去世还没满三年。
她没有直接反对母亲的决定。但在婚礼前的那个夜晚,在断断续续的浅眠中,她梦到了那条藏蓝连衣裙。它平铺于他们的婚床上,沉重柔软,无论她怎么撕扯、拉拽,都没办法将它拿起来。
醒来之后,她翻出几包速溶咖啡,全都倒进一只杯子里,加水加糖,搅了搅就吞下去。水有点儿凉,咖啡也过于黏稠了,有些没化开,但她没时间再等了,必须靠这杯东西打起精神。尝起来一股药味儿。
婚礼上她是主角。等身照片摆在酒店入口,每根发丝都飘逸得恪尽职守,有些负责修饰颧骨,有些负责强调下颚。她的名字被专门请来的书法家,蘸足金粉一笔一画地写在签名册封面上。书法家不愧是书法家,对字的间架布局很有想法,简单看起来,不像“徐玥”,更像“你好”。走红毯时丈夫紧紧捏住她的手,疼得要命,但她还是笑着,被长长短短的镜头筒瞄准,向新生活问好。
在剪辑过的视频和精心挑选的照片中,那身藏蓝连衣裙并没有显得太突兀,它隐藏起来了,像畏畏缩缩的小动物隐藏在丛林里。但当时她总能准确无误地感觉到它的方位,她相信藏蓝意味着背叛。
两年前,是母亲喊她回去的。母亲在电话里哭着说,你姥姥就这几天的事了,我没用,我没办法。于是她请掉所有年假,乘最早的飞机赶回青岛,两手空空没带什么行李,在网店匆忙下单了几罐营养品。
护士说,疫情时期不允许家属探望。她去附近花市买了束百合,抱着办了陪护证。交核酸检测费时,护士打量了她几眼,说陪护就要有陪护的样子。
陪护是什么样子?其实她不知道。
姥姥瘦了很多,坐在床上朝她微笑,问了问城北的生活,像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于是她像客人那样坐在床边,聊天气,聊晚饭。医院布置得很简单,闻起来却十分复杂,消毒液味道之外是汗酸味、脚臭味、烟臭味,还有中午时各个病房飘出的饭菜味。百合摆在床头柜上,花香渗出来,很快被其他气味盖住。
姥姥住院,大姨索性也办了住院手续,便于陪护。除了查房的医生,这双人病房卫生自理,闲人免进,只属于她们。但母亲早中晚都要打视频电话过来,算病房里的第四人。
你是替我去陪姥姥的,挂掉视频电话后,母亲在微信里说,辛苦你了哦。
不是替你,是为我自己。
辛苦你了,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后面跟着三个表情,抱拳,鲜花,笑脸。
每隔几小时,她都装作玩手机,偷偷拍点儿照片视频分享过去。吃药了,睡觉了,测血压了,什么都看到了母亲才安心。母亲自己来医院陪护的时候,更是把姥姥喝了多少水都写到本子上,精确到毫升。
母亲就是这样的,她想,担不住事。小时候期末考试,她还没觉得怎样,母亲就紧张到凌晨三点起床,煮荷包蛋,炸油条,逼着她吃下去,说这才是一百分。母亲这种人,但凡手里拿了什么东西,总觉得会被别人抢走。
但她们再怎么努力,也没法把姥姥的命抢回来。
来之前母亲叮嘱过她,姥姥被病痛折磨久了,有些喜怒无常,很不好照顾,常常把周围人骂哭。在一场开腹手术和三轮化疗之后,不光是姥姥,大家都被这场病折磨了很久,提心吊胆,精疲力竭,觉得命运单单在折磨自己。连着失眠几个月后,母亲甚至直接病倒,发了低烧,被医生勒令居家观察。
她不一样,她在城北生活,还没怎么照看过姥姥。她有着崭新的耐心。
之前买的货品们依次送达,营养食品,乳胶枕头,蓝牙音箱。上午打点滴的时候,播放起《浏阳河》《南泥湾》《游击队之歌》。透明药液慢慢流入姥姥的血管中,大家躺在床上不说话,好像这不是在医院,而是在工厂宿舍,夏日午后,睡醒了可以继续去工作,机器时刻不停,轰隆作响。
歌单顺着往下放,《红梅花儿开》。她记得这歌词,但没注意到里面有那么多不合时宜的句子。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他对这桩事情一点不知道。少女的思念,天天在增长。我是一个姑娘,怎么对他讲。
姥姥生病后,许多词语变得烙铁般滚烫,落在哪里都能灼出空落落的洞。她差点儿把歌切掉,又担心太过突兀。她也差点儿就走过去,坐到姥姥床前,紧握住那双干瘦柔软的手,把事情全都说出来。
回来的路上,她在电脑里罗列了一长串问题和一长串叮嘱,不说就没机会说的那种。真正来到病房,又觉得都说不出口。太像诀别了,一说出口姥姥就会明白。这是诀别,这绝对不能像诀别。
大家全不同意把事情告诉姥姥。怎么要住这么久?医生查房的时候,姥姥也会问,像和熟人聊天,只是顺便地,偏巧了,多问一句。男医生是刚调到五病区的,之前没见过;但住院久的人往往能练就出一种能力,跟谁都即刻熟稔。
阿姨,这个是慢性病,就要慢慢治,才能慢慢好,就是这么个道理。医生把输液单在床头夹好,去往下一间病房。他们对自己的剧本已经很熟悉了。
她任由音乐响下去,从包里拿出最贵那管护手霜,坐到姥姥床前,握住她干瘦柔软的手,在手心手背上细细涂开。皮肤柔腻温软,看不到什么斑点,谁都会以为这是一辈子没吃过苦的老太太。但姥姥是实打实种过地卖过菜的,快三十岁才随军到城里,只是天性爱干净,至今每晚都要洗脚。腹腔有积水,吃东西容易吐,需要有人坐在身后捋捋背部。她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在姥姥的指挥下,用力,更用力,用掌心按住根根分明的肋骨。凑得这样近,她仔细闻过姥姥身上的味道,什么都闻不出来,连老人特有的酸臭味儿都没有,干净得全然无害。
第一夜,她和大姨挤在一张病床上。床板很硬,又无法翻身,醒来就腰疼。第二夜她打听清楚医院的规矩,租来折叠床,依旧没睡好。姥姥半夜口渴,她摸索着爬起来,兑好温开水,递到姥姥嘴边。大姨在床上翻了个身,似乎也醒了。
她感到自己像临时演员,随时会被导演喊停。像在做一道证明题,正是做到一半,需要画辅助线的时候,她现在就是在画那道辅助线。线画上了,别人才能一眼看出她对姥姥的爱,以及母亲对姥姥的爱。然后她将把答案指给姥姥看,带着批改过的答案回家,告诉母亲,姥姥也爱你。
但来之前她没想清楚,病房里最艰难的不是照顾病人,而是处理好与疾病相关的所有事情。姥姥打点滴时,大姨无事可做,总往隔壁病房跑,不像在住院,倒像来参加病人家属联谊会,谁家儿媳把公婆家房子骗走了,谁出了轨正在离婚,对什么都感兴趣。聊完别人的,还会把矛头掉转回来,痛心疾首地询问她。你妈说你在城北都不开伙,每天想吃什么就点外卖,让人给送到家门口。工资都用来交房租和点外卖了,攒也攒不下几个钱,是不是?
“点外卖”从大姨嘴里说出来,成了贵族或大资本家才享有的特权。她大声说,经常加班到晚上九点呢,哪有时间自己做饭!又补充道,这次回来不仅把年假都休了,还请了三天事假,月度奖金要扣掉百分之六十。
工作这些年,她早就学会了明码标价,各自把牺牲摆到台面上,这样才是有用的,才能高效地沟通下去。大姨不说话了,把地上的灰尘和头发扫进簸箕。
其实对她而言,钱不是问题。在城北,除了房租、饮食,花销不过是每月买几本书,偶尔看看展览和电影。两年下来,攒了十几万,足够给姥姥买几千罐肠内营养粉。医生只让买三罐。够了吗?怎么这样便宜?有没有贵的,效果更好的?追着医生护士问,人家只是摇摇头。吃什么都一样的。
第三天早上六点,保洁员推门进来,生面孔。大姨从床上挺起身,大声问,怎么换人了?之前的人请假了,我来代班。保洁员自顾自说着,径自走进厕所,惊呼,怎么这么脏!
不用你打扫。大姨提高声音,冲厕所喊,你出去!
马桶圈上都是尿啊!
空气仿佛在刺啦刺啦地响,字面意义上的烈火烹油。老人身体弱,沾上点儿尿怎么了?大姨站起身,几步走到厕所门口,出去!滚!保洁员跑出房间,她追到走廊,不像在说话,像在吟唱某种歌谣,每句话的末尾都上升,上升,字句不重要,重要的是音调。徐玥在网上的视频中听到过类似音调,被交警拦下的女司机蹲在路边,边喊边抓挠自己的头发,我不是故意逆行的,我迷路了,我好不容易才不用加班,我想回家。所有听到这种音调的人,都会出于本能地紧张。
徐玥跟出去,盯着大姨看。隔壁病房陆续有人出来看热闹,自然有劝阻高手,不劳她费心。她退回房间,随手带上门,声音隔着门传进来。
姥姥侧躺在床上,背对门口。她走过去,轻轻抚摩姥姥的肩膀,没事,姥姥,别管这些。你大姨这脾气随我,姥姥说,不去招惹别人,也不能被别人欺负。她在病床前坐下,观察着,从姥姥脸上看到宽慰的神色,不像目睹女儿跟人吵架,倒像得知女儿在期末考试上拿了满分。这神色让她感觉陌生,这就是答案,不是证明题,而是判断题。只有大姨才是姥姥最得意的女儿,血脉相承,最亲最亲的嫡系。
大姨走了回来,身边跟着两位年轻医生。左边的安慰她,好了,阿姨,我们会抓紧处理。右边的说,这叫什么事呀,这保洁确实过分了,您消消气。大姨站定了,握住右边医生的手,说,这保洁嫌弃你们病区呢,刚才一来就说自己是换班的,说你们病区没原来的好,不想给你们干!医生们的神色变得晦暗了,对看一眼,开始重复刚才的话。阿姨,我们会抓紧处理的。这叫什么事呀。
保洁没有说这些。徐玥坐在那里,茫然地考虑着要不要起身反驳。早在刚才大姨嚷嚷的时候,保洁就逃一样离开了这层楼。反驳给谁看呢?
她没说话,她整个上午都没说话。这种沉默让房间里的氛围显得有些尴尬,大姨和姥姥似乎也不确定该说些什么,试探般地,又把话题往她身上引。
“你是来陪护的,要懂事了。”大姨说,“这些天是什么活也没干啊。”
“我不会呀!”她想了想,打算讲讲自己做菜的糗事。疫情时期外卖歇业,她从网上买了半成品鸡米花,外面炸煳了,里面竟然还是生的,吃到一半才发现。
“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姥姥突然插嘴。这些话像呕吐物一样顺畅地从姥姥嘴里往外涌,让徐玥条件反射般想要伸手去捋老人瘦骨嶙峋的背部。“不愿意伸手干活,以为自己在城里过得多高贵?”
忍住。她想。
患病的人长期身体不适,往往脾气暴躁,拿周围人当出气筒,她早就知道的。不就是被骂几句吗,不就是吞点儿委屈吗?不公平的事情还少吗?昨晚大姨还绘声绘色地跟她们讲起隔壁病房的事情,五十来岁的糖尿病患者,多吃了一块糖,脚趾开始感染了,最后不得不截掉一只脚。一口糖换一只脚。
“你也二十七八岁了,也该成家立业了,哪能只顾自己享受?要好好想一想父母。”
“姥姥,我知道你关心我。”她大声说,用最热切而感恩的语气。就好像她此时并非在医院,而在什么传销培训现场。“我知道了。”像是有人用针头扎进她的血管,抽光了所有氧气和葡萄糖;像是她所有的力气都变成了一阵旋风,无法继续向前,只能在原地转呀转呀,留下碎片狼藉。好了,她学着用医护人员才有的那种耐心安慰自己,你做得很好了,到此为止吧。
思维涣散开来,再回过神来的时候,房间里很安静。努力听的话,能听到隔壁病房心跳检测仪发出的嗡鸣。像远远的有飞机正在起飞,用金属制成的双翼飞高,飞高,把地上的一切全都抛弃。
她平躺到床上,深呼吸。
这所医院就是让病人等死的,学术说法叫“姑息治疗”,目的是缓解症状,减轻痛苦,改善生活质量。所以每张床上都有各式各样的人由于各式各样的原因去世,每张床的扶手都被不同的手以各种力度抓握过,每张床单都染过呕吐物、屎尿和鲜血。生命从来无法被预习,此时此刻她却发现自己正在预习。在内心深处,在坚硬而理智的那部分,她明白自己早晚也要躺在薄硬床垫和洁白床单上,因为长期输液而静脉变硬,血管上满是斑块。
她感到畏惧。继而,这畏惧伪装成了愤怒。表姐表弟都在青岛,为什么是她进了医院?她付出了时间、耐心、关怀,这些付出能不能得到回报?她想起本科时室友在宿舍里打电话,跟自己的父母吵架。室友父亲想让她把驾照拿回家,为自己顶替闯红灯时扣掉的分数。室友站在阳台上大喊,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她们躲在各自的床帘后面,把这些话听得一清二楚,也把舍友涨红的脸看得一清二楚。“不能只顾自己享受。”享受?她想,医院生活已经算是她最艰难的日子。她甚至怀疑自己也继承了母亲的恶习,太把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太过急切地付出,想用这付出换来某些不切实际的回报。
她给父亲发消息说想回家,当天下午他们就开车来了医院。
她回忆了很久,记不起自己是怎么跟姥姥告别的。但她记得窗外是灰色的,城市里都这样,无论城北还是青岛,阴天的时候都光秃秃的,高楼的玻璃幕墙上什么也映不出来,灰色连着灰色。
尝到是什么滋味了吧?母亲低烧刚退,也跟着出了门,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从后视镜里瞥向她,语气出人意料的平静,不像心疼,像报复得逞。早跟你说过了,医院不是什么好地方。
医院挺好的,她说,跟医院没关系。
母亲转过脸看着她,神色警惕,像买卖做成后又听见对方讨价还价。是你自愿进去陪护的吧?没人求着你吧?
徐玥没再说话。车里暖风开得很足,暖得人皮肤紧绷,手指麻木。
他们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了附近的姥姥家。母亲买好新鲜食材,准备炖点儿特制晚餐送到医院,给姥姥补充营养:要持续炖煮四五个小时,肉才足够松软,便于消化。但在医院里,大姨五分钟热好的鸡蛋和火腿肠,姥姥也照样吃。
阳台上窗户开着,有风,不算闷。父亲看电视的时候,她在房间里游荡。姥爷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长期住养老院,姥姥也住院后,房间里的各种物件骤然离开了使用者,平添出一种意味,像博物馆里那些不再有人使用的古董家具、青花瓷瓶。
沙发是几十年前买的,扶手都磨出了包浆。茶几上压着玻璃板,玻璃板下压着几张发黄的剪报,“秋冬养生七忌”“食物相克大全”。抱枕和坐垫倒是新的,做工很粗糙,印着皮卡丘和海绵宝宝。前些年带表妹的时候,姥爷姥姥跟着一起看过不少动画片,从此留下了习惯,买东西的时候总挑这些眼熟的买。洗干净的抹布挂在水池旁边,垃圾桶空空荡荡。没人在乎这些东西了,她坐回沙发,看见剪报旁边还有几张照片,分别是表姐、她和表弟小时候的。她坐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很时兴的那种飞机模型上,戴着浅黄色毛线帽子,茫然无措地笑。为了躲避这个茫然的自己,她站起身,来到主卧室,依次拉开床头柜和衣柜的所有抽屉。里面有毛线袜、鹅卵石、棉签、指甲刀、曲别针、锁和钥匙,都是些寻常物件,看起来很旧。最底层的抽屉里有个油布包,装着姥姥姥爷的结婚证,还有一张一九八一年由青岛市气功协会颁发的气功培训证书。找到了,她想,她找到了一种新鲜而强烈的悲痛。她和姥姥朝夕相处过三天,对姥姥的了解还不如刚才从抽屉里翻到的多。
“又怎么了?”母亲从厨房出来,注意到她脸上的表情。“不用摆出一副谁欠你的样子,不用觉得自己做出多大贡献了,不是应该的吗——”
“什么应该的,你说得再明白点儿啊?你根本都不懂。”你为什么不明白?她想,你生育了我,但我可以不是你的女儿,你也可以不是姥姥的女儿。
电视开着,听腔调是在讲新闻。母亲回到厨房,她留在客厅,各自生气。唯有父亲还在看电视,边看边剥开只橘子,一瓣瓣塞进嘴里。父亲向来不喜欢说话,好像有天然的免疫力,能把所有争吵都消解掉,不管给了他盐或者糖,最后都会溶化成透明液体。她身体里也有一半父亲的基因,足够努力的话,或许可以从内心深处也召唤出那种能力,心平气和地生活。即便都是透明的,她也不会像水,她必须必须像硫酸,能把捅过来的刀子都溶化掉。
父亲不怎么说话,说出的那些就很容易被记住。
“最近过得还行?”送她去机场的路上,父亲问。不像问候,更像是支咽拭子,检测核酸那样检测生活,让她喉咙发干,还有呕吐的冲动。
她说,挺好的。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