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郁葱，原名李立丛。当代诗人、编审。著有诗集《生存者的背影》《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郁葱的诗》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江河记》《艺术笔记》，评论集《谈诗录》《好诗记》等多部。《郁葱抒情诗》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尘世记》获塞尔维亚国际诗歌“金钥匙奖”。

大道低回

郁葱

早年写过一首诗，题目叫做《百年大树》，总觉得一棵大树如果时间久远了，它周围的盛衰冷暖就与它有关，那些大树能为浅草残叶遮挡雨雪，自己也因此成为了大自然的杰作。这个时候就会想起一些人，几十年寒暑易节，经历了一些年代，结识了一些人，而当这一切成为记忆的时候，也就变成了内心的积淀和财富。世事纷乱，如杂草缠枝，觉得自己枯竭的时候纠结的时候就想，能够在满足中回忆那些伟岸或平实的身影，已经是很让人幸福和充实的事情了。很认同一句话：“人是为了遇到好人而生活，也是为了好人而生活。”很多年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

我跟徐光耀前辈认识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6月之后，徐光耀担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又在1985年5月开始担任省文联主席，并且兼任《长城》杂志编委会主任，其时我在《长城》编辑部做小说编辑。当时的河北省文联，无论职务多高，无论名气多大，无论年龄有多少差异，都是直呼其名，所以编辑部的同事们包括我，也一直习惯性地称呼徐光耀前辈为“老徐”。1978年底我刚调到省文联的时候，田间担任河北省文联主席，这是从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习惯，这样的好习惯一直延续到徐光耀、铁凝担任河北省文联、省作协主席的时候。2006年11月8日，徐光耀与河北代表团一起去北京参加第七次作代会，那时老人思维相当清晰和敏锐，只是少了些往年的锐气，那么一个有棱角的人也平和多了。当时河北代表团住在北京饭店，房间距离餐厅有一段距离，吃过饭我在走廊陪徐老散步，我对他说：“在《燕赵晚报》上读到了您的一篇文章，讲得真好（老人在那篇短文中说‘我的生活经历反映到文学上应该很厚重，但我的创作却只有几本书，所以说我不是一个大作家’），只有真正的大家才这样说话，这才是大家的风范和气度，克制、内敛、真诚，而只有那些浅薄的小文人、伪文人才狂傲放肆。”我的诗兄刘小放在旁边听着我们的对话，对徐光耀说：“这个郁葱，性格倔强，是条硬汉子。”

散步的时候，徐老对我说：“这一段时间情绪不大好，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总想一些负面的事情，什么不好想什么。”我当时不解：“您现在身体好，思维敏捷，作品丰厚，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事情啊？”现在想，我那时对徐老的内心还是有很多不了解。老人饱经沧桑，深谙世事，高处不胜寒。刚到宾馆，在大厅等房卡时，徐光耀前辈和我谈起了身体，谈起了血压，他说自己最近的血压偏高，而他平时一直是血压低的。徐老对我说：“我前一段时间偶染微恙住院期间，听说你也在住院，而且是在同一所医院，只是没有遇到。”徐光耀前辈得知我病了，让儿媳刘晓蓉（刘小放的女儿）去看我，我没有让她来，对晓蓉说：“你好好照顾徐老，我这里没事。”徐光耀性格刚硬、坚韧，内心善良、温暖，20世纪80年代我在《长城》党支部担任组织委员，徐老的家当时在河北省话剧团宿舍住，距离省文联比较远，就请其他人将党费捎过来，而且每次都附有一封短信，信中总是嘱咐我“愉快起来”，让我感动。这么多年了，一直觉得与徐老的情感不一般，跟老人是忘年交，也许几年不见面，见了就说真话。岁月还是使徐老显得稍有一些缓慢了，参加作代会那几天，上下楼梯和电梯总是要搀扶他一下。徐老一边走一边对我说：“遇到使自己心动的东西，格外用一些心，格外用一些情，格外用一些笔墨。”我觉得这话是箴言，一直记着。后来在作代会上分组讨论时，徐光耀前辈又说了这番话。

这篇文章的题目源于徐光耀的散文集《大道低回》，这是“鲁迅文学奖河北获奖作家书系”中的一部，2015年筹备出版这部著作时，我担任书稿的具体编辑工作。年初的时候，我把编辑思路以及书稿的大致规范，诸如字数、内容等告诉了徐老，2015年4月29日，徐老请他的儿媳刘晓蓉将自己亲手编辑的书稿送给了我，在给我的信中，他是这样写的：

郁葱兄：

您好！遵嘱将书编好，以《忘不死的河》为底本，又另外增加十六篇。《昨夜西风凋碧树》不能算作《忘……》书之补，统共得三十余万字，可否交得差了？

我颇满意的是：在《与×××的通信》之后，附上《×××的忏悔与反悔》一文，×××给我的“谢罪”信曾骗了大批的人，影响颇广，今随信揭开他的面目，乃一大快也！（请读者和徐老原谅，我在这里隐去了原文中的姓名，这也更加印证了我在做人的品格上与徐老的巨大差距——笔者注）

祝编辑顺利！安好！

徐光耀

2015年4月29日

河南出版社将《忘不死的河》中的《昨夜西风凋碧树》删去1500字，故该文不能再用，我提供了健全文本。又及。

这就是徐老的风范：坦荡、率真。前辈们的经历我没有资格评判，毕竟我是晚辈，而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学识，徐光耀前辈都让我仰望，怎么敢跟徐老称“兄”，徐老的宽厚让我汗颜。这封信我读了好几遍，既为徐老对史实认真细致的态度所感动，他毕竟是90高龄了，还亲自整理了全书，也为徐老所经历的那个时代而茫然，同时更加理解了徐老泾渭分明嫉恶如仇的性格。两个月后，稿子基本编辑完成，我请徐老想几个书名，徐老说，想了几个，但自己都不太满意。于是我又给诗人刘小放打电话，请他一起想。之后，小放发来的书名中就有《大道低回》，我说：“就用这个书名。”把这个想法打电话跟徐老商量的时候，老人一以贯之地谦逊：“这题目，大不大？”我说：“对于别人我不知道，对于您，恰如其分。”书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写作这些纪实性文字的时候，我想到了《大道低回》的编辑过程，就把这篇文章也用了这个题目。

20世纪80年代初，徐光耀刚刚担任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初始，就提出省文联所有的工作都要围绕业务工作展开，行政部门的工作就是为作家和编辑服务。那时候的省文联在很长一段时间，行政部门一直以为自己是在“管理”作家和编辑，这样的状态在徐老担任省文联主要领导职务时得到了纠正，所以那几年，是省文联的作家和编辑们心里最为舒畅和松弛的时期，踏踏实实地编稿子、搞创作，《长城》等刊物起色很大。当时有一位办公室的领导，总是对编辑部的工作不配合，甚至编辑部召开作者座谈会，由于作家来的较多，需要增加几把椅子也落实不了，徐老看到这样的境况，果断采取了组织措施，这在过去的河北省文联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他力排众议，为省文联、为编辑部的风气打下了好的基础。徐老立下了一个规矩：编辑部去印刷厂校对，必须派车。我记得当时省文联只有两台车，徐老不坐，但是编辑部去校对要坐车。党组中有些人不配合工作，徐老的直率和刚硬表现得淋漓尽致，寸步不让，他的正气压制了不正常的风气。无论是在党组会上还是与同事谈话，他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军人的气度，大师的风范。对年轻人，徐老却表现了相当的容忍度，当时我年轻气盛，总爱为一些社会上和单位里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口无遮拦，但徐光耀不怪我，总说“说得好，让年轻人多说话”。记得他参加《长城》支部的组织活动，那是大家发言最积极的时候，副主编陈映实，编辑组长王泽震、阿菊总是争着发言，肖杰和宋木林两位副主编平日里不爱多说话，但一发言，总是一语中的。我与徐老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在看人、看事上很一致。有人说徐光耀脾气倔强、执拗，我说不完全是，徐老的内心包容、大度、大气，他的胸怀是那些蝇营狗苟之辈永远不能企及的。当时徐光耀担任《长城》编委会主任，作家苑纪久先生任主编，有一天突然在编辑部会议上宣布，任命我为小说组副组长，这个职务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很突然，也让我很惊讶，那时刊物有很多老编辑，都非常有资历、有学识，我对徐老、纪久和肖杰说：“这怎么可以，这怎么行？”他们说：“怎么不行？不能压着年轻人，不然我们老了以后怎么办？”

1992年的时候，我的孩子自己去书店买了一本再版的《小兵张嘎》，对我说：“我想请徐光耀爷爷签个名。”在单位的院子里遇到徐老之后，我拿着书忐忑地对他说：“这是李墨买的您的书，他想请您签个名。”徐老没说二话，拿起笔来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写下“李墨小朋友指正”几个字，看到老人给一个10岁孩子用了“指正”的词，我的心怦然一动。《徐光耀文集》出版以后，徐老托晓蓉给我送来了一套，我翻开扉页，上面徐老的题字是“铁手握铁手 郁葱兄指正 徐光耀 2006年3月3日”；2015年，十卷本的《徐光耀日记》出版后，老人在第一卷上给我的题字是：“性情的投和 郁葱兄指正 徐光耀”。我知道徐老这是在说文字，更是在说做人，是说我们性情、性格中的共同之处，但徐老屡屡称我为“兄”，实在让我不知所措。徐老在两部书上分别用五个字，点出了老少两代人的默契和情分，更是让我动容。老人讲情感、重情义，一贯的大家风范和长者风范。记得徐老为我写过一幅书法，内容是“嘎子哥”，那隶书流畅而舒朗，又有着坚实的骨架，如同他的人一样。那幅字是我收藏的珍品。

前面说过，我与徐老虽然是两代人，但一直是忘年交，偶尔见面，我总是把内心最深处的话告诉他，向他请教。1995年6月27号，我们一同去廊坊参加田间先生诗歌研讨会，住在廊坊烟草公司宾馆，徐老住在307房间，我住在他的对面。当时我担任《诗神》主编不久，觉得除了编辑事务，还要有许多繁杂的社会活动，办刊经费也很紧张，心理压力很大。我有写日记的习惯，那天晚上回到房间，我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那个晚上徐老对我说的话：“晚上跟徐老谈起，这两年我总有一种内在的压抑感、脆弱感，甚至有些神经质，性格变得很差，一个极其微小的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就可能促使我放弃眼前的一切。甚至有了一种抑郁情绪，总是感受到心灵的重负，时时有难以承受的感觉。有时是由于诗本身、艺术本身，更多的是面对许多艺术之外的东西，是具体的现实，力不从心，无能为力，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扭曲，就更苦恼。徐老了解了我的心境，对我谈起了他在省文联做党组书记的感受，他说：‘接受党组书记这个职务之前我就曾经反复想过，因为涉及到人际关系，涉及到与各色人等的交往，就要付出80%的精力。’徐老说刚刚担任了这个职务时，他很吃惊，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小说家，突然遇到了这么多生疏的事情，这么多过去从未有过的应酬，让人内心紧凑甚至无奈。徐老宽慰我说：‘现在做主编，面对的只是十来个人的小单位，而我当时面对的是将近100多人的省文联，每个人胸怀不同，心境也不同,你要慢慢适应。’担任党组书记的两年多后，他决意辞职，当然更多的同事不希望他这样做，想了两天，他还是写了辞职的报告。徐老对我说：‘一个人的力量对于社会来说，毕竟太微不足道。但你还年轻，要有足够的激情和耐力，调整自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不要耽误自己的写作。’”

那天晚上，平日里惜字如金的徐老说了很多话，由于我们参加的是田间先生的诗歌研讨会，话题就说到了抗战和诗歌上。平日里，徐老不怎么对我们这一代人谈他经历的战争，但这次，徐老把话题打开了。他说：“记得1943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经受了最为艰难的考验，天天转移，夜夜行军，扫荡和清剿是家常便饭，吃着饭子弹从窗外打来的情况我经历了好几次。可是大家不悲观，不丧气，照样过年、说笑、嬉戏，还搞些不漏光不出声的集体娱乐，小心躲避敌人的搜索。为了掩盖雪地里留下的痕迹，我们分成几个小分队，一边走，一边扫掉自己的脚印。1943年冬天，经历了这些之后，我写了一首诗《夜行军》，我记着那是我最早的诗，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把这首诗记在心里。”徐老记忆力真好，竟然还能把那首诗背下来，他说：“那首诗是这样写的：‘夜半冲风蹅雪行，倒拖枝条扫行踪，村头悄聚天欲晓，越墙窗下叫房东。’”他说，有了这样的经历，即使后来身处逆境，再难再苦，自己的性格却越来越执着越来越坚韧。2003年，《诗选刊》发表他的诗词组诗《黑白诗词集》时，其中就有这首诗，徐老在诗后的小注中写道：“此小诗作于1943年夜行军路上，不大像诗，但却极真切地记录了当时情景，所以至今仍珍视之。”

徐老谈到他经历的抗战时，一开始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激动和激情，而是语气冷静、表情平和，那是一种曾经沧海的从容。这让我想到他在一部著作中所讲述的：“1944年是冀中环境逐渐好转的一年，但形势依然严峻惨烈，战斗频繁，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并不减少，油印小报上悼念烈士的文章时有刊登。生不能见到抗日胜利，死后能在小报上留名，便成为同志们的一种愿望，一边行军，大家一边说悄悄话，互相约定不论谁先战死，其他人一定要为他写悼文。八路军不贪财，不要官，背着一身虱子死在战场上，谁能想到，死者已矣，我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小兵却幸存下来，长年累月，时日消流，背着一身债的感觉始终如芒在背，长眠在地下的人虽然不能向你要了，可还是不行，良心哪里容你安静啊！”我还读到过徐老讲述他在朝鲜战场采访的时候遇到的一位营副教导员，徐老请那位营副教导员谈谈自己营里的英雄人物，副教导员叹一口气说：“唉，英雄，都打掉了，剩下半英雄不英雄的人物，倒都出了名。”徐老说：“我听了这话只感到酸楚、辛辣和深深地惭愧，副教导员说的是实话，为了革命成功，死了多少好同志啊。”徐老还动情地写到了一个班长：“在一次战斗中，他突然向掩在墙角后面的我招手说：‘你瞧，敌人就藏在那儿……’我刚刚扒住他的肩头探看，一颗子弹打进他的额角，仰栽在我的怀里。”这些往事，实实在在让我震撼。

徐光耀前辈说到战争年代的时候，不像最初那样平静了，他低下头，又摇了摇头，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显得悲壮而苍凉。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之处——无论遇到过多少磨难和痛苦，内心依旧坚贞和坚毅，我在听田间先生讲述抗战经历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受。那天，离开徐老房间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我对徐老说：“您刚才讲述的和我在您的著作中读到过的，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劣根性，让我懂得了自己的浮浅，跟这些经历比起来，我的那些小情小绪显得多么矫情，多么浅薄，多么微不足道。”的确从那时起，我内心就有了更多他们这一代人的骨子里的从容和韧性，也让我更加意识到，许多性格和性情，是可以传递和涵盖的。那天晚上我还对徐老说：“今年是《诗神》创刊10周年纪念，我想请您为刊物题词。”徐老爽快地答应了，回到石家庄，他很快就请人把题词送到了编辑部，题词是：“唤起良知，敲响警钟。祝贺《诗神》创刊10周年 1995年夏 徐光耀”。看着前面的八个字，我思考了很久，一般的题词，大都是祝贺之类的话，但徐光耀的题词如他的性格，坚实、坚韧而深邃。那次我收到的题词中，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一是徐老的题词，再有，就是牛汉前辈的题词。

1998年7月，我主编《河北50年诗歌大系》，打电话向徐光耀前辈约稿，他的旧体诗功底深厚，格律工整，语言精到，是诗词创作中的精品。大家都了解徐光耀是经典作家，知道《小兵张嘎》，知道《平原烈火》，却较少有人知道他写过很多诗歌，就想让人们更多了解他的诗歌作品。没过几天，徐老委托刘晓蓉将组诗《徐光耀诗抄》送到了编辑部，22首诗都是他用钢笔工工整整抄在稿纸上的。2003年8月，《诗神》已经改为《诗选刊》，徐光耀前辈给我寄来了诗词作品《黑白诗词集》，他对我说：“我为这组诗写了一个小引，如果于读这些诗歌有益，我意一并发表。”徐老的小引字数不多，但包容的内容很深很广，他写道：“余不善诗，亦不曾下过诗功夫，但在命运恶逆、郁闷憋屈之时，亦常打油自娱。惟语多关碍，情绪病态，率皆不合时宜，极易被目为黑诗。所以，尽管所积有年，从不敢示人，此无他，自保安全故也！近年，时代大变，言路渐开，检点旧日诗作，忽感黑诗未必尽黑，从记起历史教训、禁绝错误重演角度看，比之浮华矫饰、勉强歌德之作，未必更令人厌恶。此念一生，愈发技痒，偶有所触，依旧打油，竟至所积篇什打破数百。人老颜厚，不耐寂寞，乃决心黑诗翻做白用，连同新作斗胆发表之，或可引海内同仁会心一笑，并聊表言志之意耳。2003年7月22日。”这组作品时间跨度很大，创作日期从1943年冬到2001年12月，时间跨度将近60年。最早的是前面曾经提到的《夜行军》（记得徐老说过，这首诗写出来之后，在用词上有些许改动），还有写于1978年4月12日的《读<天安门诗选>》，写于1979年2月7日的《自贺“改正”》，也有写给文坛旧友如侯敏泽、韩瀚的诗篇，亦有写给他的家乡白洋淀的诗篇，更多的，是他坎坷经历的心灵独白和自述，尤其是他2000年1月9日所作的一首《临江仙·赠湘潭一友》，这是徐老非常在意的一首词，也是他为人为文的真实写照：“开弓没有回头箭，从不背后藏拳。话无不可对人言，手无缚鸡力，打虎也上山。遇弱不欺强不惧，心中地净天蓝。囊底无一昧心钱，执拗由天性，打造怎能圆？”我当时读着，感觉这不仅仅是诗词作品，而是一位长者、智者大半生风雨沧桑的历史记录。还有他作于1979年4月的《有作》：“西风昨夜凋碧树，黑手高悬霸王鞭。孽海沉沉四十载，终得开心一泫然。”这些作品，徐老依旧用钢笔抄在稿纸上，那些珍贵的手稿，我一直好好保存着。这组诗，发表在《诗选刊》2003年第10期。

徐光耀性格中有出奇地直率和坦诚，对自己，对自己经历过的时代，有着深刻而独到的剖析与反思，字字珠玑，振聋发聩。2012年的时候，我读闻章所著《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心灵档案》（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深为徐老回答采访时的率真和深刻所折服。徐老的记忆力极好，思维异常敏锐，他在叙述了自己无端被迫害之后说：“有一个问题我一直琢磨，纵观历次政治运动，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上当，一批某个人，便人人口诛笔伐，是起哄？是真的以为他错了？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一点立场？运动一开始，我曾经反复叮嘱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绝不随声附和，可是，事到临头却守也守不住。不是守不住，是自己就认为自己错了，很自觉地跟上去了，更可怕的是到批判自己的时候，一开始不服，到后来竟自己来劝服自己，既然那么多人都认为你错了，你肯定是错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历朝历代多少志士仁人，宁舍生命，不舍真理，包括共产党人，为了理想牺牲了多少？怎么轮到党内斗争了，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不行了，有什么令人惧怕的东西呢？”

由于我写诗，又与著名诗人公刘先生有许多交往，所以格外关注徐老谈到运动时对诗人公刘的批判，徐老毫不隐晦地说：

“我的作品公认是兵写兵的，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英雄主义，为当时所称颂，不像公刘的寓言诗，充满了隐喻，还有我的爱情，也是纯洁的，两个人都是革命战士，都是党的人，不像沈默君那样，夫妻间有好多曲折，因此我很自觉地站在党的一边，党批谁谁就是错的，他若是辩解，那肯定是不老实，是狡辩，于党有二心，因此我批判起人来也是很积极的，也很‘左’。倒不是买谁的好，或洗白自己，我没有什么可洗白的，批公刘和沈默君时已经洗不白了，是自觉地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是出于公心，为了被批判者的政治生命着想。

……

“几十年过去，我对我批过的人一直怀有歉疚，我想着该有道歉的机会，可是，没有一个人需要我道歉，同样，批判过我的人，我也不怨恨。大家都明白了，那不是个人的原因，甚至与个人的品质也无大关系……民族悲剧。党大伤元气，民族大伤元气，不仅仅是大伤元气，而且是换了一种气，一种卑劣、卑鄙的气，一种以不以羞耻为羞耻，不以罪恶为罪恶的气……至今伤痕累累难以愈合。”

由于篇幅原因，我无法原文引用《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心灵档案》第五章“西风敲骨”，但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读一读，我觉得徐老叙述的个人历史，其实就是整个民族的历史。最初读了这段话，坦率地说，我内心相当震撼，那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发自肺腑的心声，从那时候，我也更加意识到什么叫做崇高的、高贵的人的品格。

徐光耀前辈德高望重，但谦虚异常，编辑《大道低回》的时候，有两篇文章中描述了同一个场景，其中各有一段对话，表述的意思一致，但在具体用语上略有不同，我请教徐老是不是一致起来，他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昨夜西风凋碧树》中的那段话，请你帮我统一起来。”这样的细节，我一直深深记在了心里。2016年3月，我将300多页的《大道低回》校对稿托人送给了徐老，一个多月后，徐老把校样送了回来，我翻了翻校样，那是他亲自一个字一个字校对过的，徐老还附了一封信，信中说：

郁葱兄好：

《大道低回》一稿奉还，请收。

一、我粗粗校了一遍，仍是粗粗。孙犁不容一个标点有差，好书需好校对，望能责一细心人，再校一遍。

二、我抽掉了六篇文章，使更简练。

三、有几篇把次序倒换了一下，自感小有稍顺，但亦感差顺人意，将就了。

四、将书分成两部分，我未看清目的，是否稍细一点为好？若不然就一笼统，不分部亦可，请费心。

还有哪些要求请即随时提出，我将勉力完成。

近几日感冒了几天，吃几副药，已好。体力上小见减弱，无事。

印象中您是很健壮的，像个青年！愿多方保重，别大意，身体是根本。

握手

徐光耀

2016年4月15日

2018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去看望徐光耀老人，并且送去了《大道低回》的样书。有几年不到徐老家来了，越是内心感觉特别近，就越怕打扰他。这么长时间没有来，但完全没有生疏感，行动不便的申芸阿姨（徐老的妻子）听到我来了，蹒跚着从屋里走出来叫“郁葱”，让我一听内心就热。我对徐老谈起了我的纠结和苦恼，我说：“内心很苦闷，一代人，应该有记录这一代人的心灵史和生存史，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不可谓不丰厚，我1956年出生，经历了那么多的变故，惊心动魄，可我笔力不逮，无力表达。写抗战？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肯定写不过您这一代人，而我们经历过的，我又表达不出来。一个作家，没有能力记录他经历过的历史，很残酷的。我现在排除了许多芜杂的声音和单位的琐事，默默记下一些思路，不知道今后能不能写出来。”徐老静静地听我唠叨，也在思考着。我对徐老说：“我写了一部自传体的长诗，从1956年我出生写起，每年一首，写着写着我突然发现，作品后面附录的年度大事记，要比前面所谓的诗作精彩得多，分量重得多，这真的是这一代作家的悲哀。一个作家的作品难以超越当下的历史，那还写它干什么！”徐老听我说完，对我说：“要告诉你的是，你要耐住寂寞和欲念，为很多年以后写一部书。你现在还有激情，在75岁以前，把这件事情完成，把你想写的都写出来。”徐老回忆说，在他74岁的时候，头脑还非常清晰，写了《昨夜西风凋碧树》，但是到75岁以后，思路就不是那么敏捷了。徐老说：“你要写，写不出来是你心里还有沙子。”我很深地点了点头：“是，要把内心的沙子磨碎。”徐老加重语气说：“对，把它揉碎，把心里的沙子揉碎。”徐光耀老人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我记住了，记在心里！”我知道我的心灵历程肯定与徐老这一辈人的心灵历程有差异，或者说，我可能永远不会有他那么深邃和深刻，我对徐光耀前辈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尊重和敬重，所以这些话就像雕刻一样印在了我的内心的最底层。那天跟徐老说了这番话之后，我心里轻松了许多，也感到以后的写作目标明确了。年龄越大越来越感觉到，我的性格、思维方式、写作态度的形成，跟徐老他们这一代人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那天说的话有些沉重，这么多年没有跟徐老坐在一起聊天，想跟他多说话，所以我说的很多，一说就说了半个上午。看到徐老精神矍铄，93岁高龄了，每天还坚持散步四五十分钟，真替他高兴。徐老在那里坐着，宛若洪钟，他的话并不多，简约而深刻，他们那一代人的深邃、刚毅和柔情，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老人对我说：“郁葱，你也有白头发了。”我说：“在您面前，我不敢称老，但实际上，我已经是60岁了，60岁了就可以被称为老人了，所以这大半辈子的经历呀感慨呀，总在大脑里纠结。”徐老说：“都要写出来。不着急发表，不着急出版，写一部你自己的东西。那些世俗的功利，发表不发表出版不出版，对于你都无所谓了，所以不怕时间久，要用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写出一部能压得住心的作品。”“能压得住心”，这几个字，让我内心再次震颤了一下，也就成为我以后写作的基本尺度。那天的太阳特别好，从老人家里出来，我一直很激动。老人对我说：“你送来了一部漂亮的书。”这句话，对我也许是一些安慰。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他的休息，怕他累，分手时，老人把我送出门，临出门的时候，徐老又执意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那个拥抱，让我一辈子想起来都觉得温暖。

2019年7月7日，在河北省第七次作代会上，写出了《小兵张嘎》《平原烈火》《昨夜西风凋碧树》的经典作家、94岁的徐光耀前辈参加了开幕式。老人身态硬朗、健硕，一袭印有一支莲蓬的中式上衣显得非常有内涵，颇有嘎子爷爷的味道。等候开会的时候，徐老静静地坐在休息室，不时有人过来打招呼、合影、问好，每次老人都从座位上起身。我对他说：“您不要动，您就坐在这里，谁来您都不要站起来了，领导也是这样，他们在您面前都是晚辈。”但老人还是执意一次次站起来，那种气度、气场和风范，让人感佩。

我必须全文引用我前面提到的徐光耀的那篇短文，原来我想摘引，但我觉得字字珍贵，删不掉，而且对我以后的写作有非常大的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在2006年10月13日《燕赵晚报》上，题目是《祝诸位个个都成为大作家》：

我说的是大作家，不是指今天有些人说的、流行的那些什么大师、大家，而是货真价实的实实在在的大作家。我说的这种大作家，有个标准，就是在一万年后，文学史上能留有十行以上的文字。不做大作家，没有大意思。我搞了一辈子文学，现在可以自己给自己下个结论，是属于三流之外的作家。大作家才能深刻地影响人的思想，才能流传在人的心中。我不行，我以为在座的青年作家可以做到。青年作家聪明，有天赋、才气。时代呼唤精品，大作家才能写出精品，写出令人震动的大作品。一个人，既然选择了文学这一行，就要适应人民、时代的需要。既然人民、时代需要，又具备这个条件，就要打造自己，努力写出人民、时代、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大作品来。

今天说来，我有自己的悔恨。我也想当大作家，也追求过，可是没成，很可惜。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让我感到自豪的条件。我在一九三八年十三岁时当了八路军，参加了七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还参加了抗美援朝。这是一个大时代，一个体现过革命高潮，天翻地覆的大时代，我赶上了。“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鬼子如入无人之境地来到了我的家乡。在逃难中，看见国民党兵不抵抗，我感觉当了亡国奴了。此后不久，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冀中十一分区石德路以南坚持了七年抗日斗争。一九四四年时，统计了一下日记上记下的打仗次数，一共打了七十四仗。可以吹牛地说，我是身经百战的人。在抗战艰苦的时期，白天藏在老百姓家里，晚上行军打仗，每天都必须换地方，从没有在一个村子住过两天以上。三年睡觉没脱过鞋，时常是穿衣服抱枪睡觉。真是经历了一个暴风骤雨、腥风血雨的时代。这样的生活环境可说是前所未有，其激烈残酷，空前绝后，内容丰富极了。可是，我只写了两三本书，有好一点的，有一般化的，实在是太少了。为什么是这个结果，主要是文化太低。我只上过四年小学，半年私塾，当了八路后开始还不会写家信，我就以这样的文化基础当了作家。有这么丰富的生活经历，又遇千载难逢的大时代，没有更多更好地写出来，这是让我悔恨的，现在想起来，觉得连自己也对不起。

但是，生活又成全了像我这样的作家，造就了像我这样的作家。如果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没有那么丰富多彩的战斗生活，我也许就写不出如今的这些东西来。小平同志讲，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文艺家的母亲。这话是真理。没有生活，光靠编，靠道听途说是不行的。靠灵气也成不了大作家，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干不成大事的。文学也需要舍生忘死的追求。文化素质差，会影响对生活的理解把握，也影响对生活的艺术表现。茅盾、巴金、老舍底子厚，学问大，作品就厚重。孙犁的作品，不管长短，即使是一份书籍广告或征稿启事，里面也有不少学问。作家学者化这话是对的。作家就是要多读书，使自己厚实起来。我读书少，是晚年才悟到的沉重教训，所以，我劝大家努力读书。

我还要劝大家好好做人。大作家都是高尚、崇高、完美的人。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都是有独特个性的作家，而心灵、品格都是高尚的。有人把周作人看成是大家，周作人的文章也许不能说写得不好，但即使万年之后，地球变成地球村了，人的思想都升华纯净了，就可以把鲁迅和周作人，把孙中山和汪精卫，把岳飞和秦桧放在一起吗？人总要有大节与小节的区分，大节不能有污。孩子都知道好人坏人的区别。这是天性使然!

有高尚的品格，有骨气，才能把自己造就成大作家。

我想，这一段动情、实在而又深刻的话，会与徐光耀前辈那些杰出的文字以及他塑造的人物一样，成为我们内心的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