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研究赓续中华文明薪火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古老的线条，勾勒文明的曙光；绵延的笔画，书写华夏的记忆。正因为有了汉字，中华文明的火种才得以保留，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才能在薪火相传中呈现在世人面前。8月4日，在京举行的第八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上，与会学者就深化汉字研究、文字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路径等议题，开展了深入研讨。
一
黄河流域孕育古汉
汉字起源是个古老的命题，最广泛流传的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创造了文字。相传仓颉始作书契，以代结绳，“观奎星圜曲之式，察鸟兽蹄爪之迹”，整理各种素材，创造出代表世间万物的各种符号，并把这些符号称之为“字”。事实上，文字的发明和流传并非一人之力、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一代代先民心智的砥砺，最终走向规范。
作为中华文明标志之一的古汉字，最早是在位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上孕育、成熟并被世代传承。距今8000年左右的河南舞阳“贾湖契刻符号”，或为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这些符号不但被刻画于龟甲，还散见于陶器、骨器、石器，多位学者认为这与后来的甲骨占卜及契刻文字关联密切。
近年来，河南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的朱书陶文，使学界对商代早期的文字有了新的认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认为，商代早期的文字已是一种经历了较长时间发展、较为成熟的文字体系，其将中国文字的历史大幅度提前。据袁广阔介绍，小双桥朱书陶文是在一些小型陶缸表面或内壁上刻写的朱书文字，按内容大致分为三类：一是数字；二是象形文字，其中一部分是族徽；三是祭祀的短文。小双桥遗址具有都邑性质，其年代介于郑州商城早商文化和殷墟晚商文化之间。将小双桥朱书陶文与殷墟甲骨文对比，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承袭关系。
殷墟甲骨文的重大考古发现，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甲骨文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表示，甲骨文中有不少象形字与会意字，形象地反映了殷商社会存在的客观事物的主要特征或当时社会的生活状况。因此，对甲骨文字形体进行考古学研究，是释读甲骨文字的一种有效的方法，使我们对这些字的造字本义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在刘一曼看来，考古学与甲骨学关系非常密切，它们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定会取得更大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杜金鹏谈到，据殷墟卜辞记载，商代有“祼礼”，而“瓒”是实施“祼礼”之礼器，因其器柄名“玉”故可称作“玉瓒”。瓒之形态，从甲骨文“瓒”和“祼”字中可一窥大概。而商代瓒之形状，根据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可以复原。
商王朝后期都邑殷墟是中国考古史上发掘时间最长、揭露面积最大的遗址。故宫博物院古文献研究所荣誉所长王素认为，盘庚迁殷不仅是商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自周秦以降，皆奉行殷制，定居城邦，非必要不迁都。2004年，在殷墟小屯宫殿宗庙区发现一处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低洼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推测，此处应是一处大型池苑遗址和核心岛所在。遗址内向北有通道直通洹河，从空中俯瞰，遗址与洹河所构成图景与甲骨文中“洹”字字形极为相似，或为“洹”字构造之源。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撰写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该书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同时，反映了黄河流域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运富表示，许慎所处的东汉正是黄河流域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说文解字》中，“河”字共出现53次，都是专指黄河，这些涉“河”条目的解释包括黄河本体及与黄河相关的地名、水名、方言、物产、文献等，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东汉以前黄河流域的自然景观及社会文化。
二
从甲骨文到简体字
回溯千年，古老的汉字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伴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以及众多书写者探索的步伐，汉字字体也在不断演变，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通用的简体字。
在商代，除了甲骨文，金文也为时人所用。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文字，因其往往出现于礼器的鼎和乐器的钟，所以又称钟鼎文。此前有学者认为，甲骨文是比较特殊的俗体字（日常使用的简便字体），金文大体是正体字（郑重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源提出，甲骨文与金文正体的区别，主要是刻写产生变化，以变体称之较为客观。甲骨文为刻写方便，其变化规律重在简化、变圆为方、变曲线为直线、变粗笔为刻画轮廓。从变体的角度，可以进一步明确甲骨文各组类典型字体特征，修正此前字体分类的细节问题。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施“书同文”政策，大力推行小篆，这是汉字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字规范化运动。此后，大一统的文化观念深入人心，后世虽经聚散分合，却从不曾割断以汉字为代表的共同文化传统，中华文明赓续始终如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胡平生提出，在已发现的秦代简牍中，岳麓秦简、里耶秦简以及郑家湖秦牍通常被认定为隶书，或称“秦隶”“古隶”“草隶”等，其实这些简牍应是书写潦草的小篆，也是后世隶书的基础和渊薮。
小篆虽然是秦王朝规定的标准字体，但小篆曲线多，书写起来较为复杂。于是，一些下级官吏开始简化小篆，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新的字体——隶书。这个过程在汉字发展史上被称作“隶变”，也标志着近代汉字的诞生。在已出土的汉代简牍中，存在不少异写字。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松长认为，从字体演变的角度出发，隶书的草化和楷化是异写字产生的主要原因，这是隶书以《熹平石经》定于一尊之前的自然现象。
早在3000多年前，神秘的甲骨上就曾出现同一个汉字的简体和繁体不同写法。在2000多年前的敦煌汉简上，也可找到许多形体与今天相同或相似的简体字。在绵延流长的名家书法中，在不同年代的字书、碑刻中，简体字的身影也随处可见。从远古的刻符到甲骨文、金文，从篆书到隶书，再到楷、行、草，简化一直是汉字演变的总趋势。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国家就将汉字简化确定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据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会长吴振武介绍，简体字与草书关系密切，是草书楷化的结果。1952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当年下半年即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次稿。毛泽东同志审阅该稿后提出，拟出的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这是对千百年来流行在民间的简体字的规范，也是新中国文字改革工作的第一项成果。
三
文字学研究新展望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甲骨学逐渐由“冷门绝学”变成了文字学研究的热点领域。2020年，为全面系统开展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揭示古文字在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中宣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甲骨学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作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天树近来一直在思考设立一个新的甲骨学研究分支——甲骨占卜学。在他看来，占卜问题比较复杂，以往研究趋于零碎化。诸如占卜制度、占卜机构、占卜流程、钻凿布局、竹简卜辞、无字甲骨等研究领域，都可以纳入甲骨占卜学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卜用甲骨从无字到成规模的刻写，从单纯的占卜器物到兼具刻记文辞的功用，必然有一个发展过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蒋玉斌认为，若以卜辞刻写预留区和闲置区为切入点，可以很好地解释学者已经归纳出的一些整治现象和布局现象，并对一些重要甲骨文辞的布局作出合理推测，甚至可据已发现的无字甲骨，来预测同批材料中是否具备出现甲骨文辞的可能。
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字学研究尤其是古文字学研究大有裨益。据黄天树介绍，随着印刷技术的提高，甲骨著录有了高清彩照、六面彩照等，彩照又可以在计算机里放大观察，这极大改善了甲骨学的研究条件，使古人在甲骨上留下的相关信息得以全面收集并如实呈现。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莫伯峰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前九辑进行了编联测试。这项测试给予他三点启示：其一，在编联工作中，基于更大语境，连接更少字词，可以提高正确率；其二，《祭公之顾命》第8号简这类“万能竹简”的存在，说明编联工作要分类分步进行；其三，相关领域知识和常识的介入能让编联工作取得更好成效。
进一步深化协同攻关机制，可以为文字学研究贡献更多原创性重大成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军提出，一方面，要加强多学科的交叉协同，汇聚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生物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团队，寻求学术上的新突破。另一方面，要在更广阔的学术视域中去看待中国文字问题，坚持用古今沟通的理念去看待学术研究问题，让学术研究能够面向现代、面向应用，真正发挥其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作用。
相较于古文字，近现代文字与我们生活更为紧密。因此，吴振武建议，文字学学者在聚焦古文字的同时，也应多关注近现代文字；以中国文字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博机构也应加大对近现代文字资料和实物的收集力度，在普及汉字与少数民族文字知识的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中国文字的科普中心和文字文化研究交流的平台，中国文字博物馆始终以传承和弘扬文字文化为己任。该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刘纪献表示，面对新时代、新未来，博物馆将加强文字文化价值挖掘，深化专业学术研究，并结合博物馆职能，逐步建设开放式、高质量的学术交流平台，以扎实的研究根基和丰厚的学术成果挖掘阐释中华文明精华，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论坛由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等单位共同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