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蝶（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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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会开始了。
这个会议对剑湫来讲意义非凡，是她的“施政宣言”，也是团长价值的体现。“团长价值”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没有具体数字和指标。但剑湫不同，她是演员，有演员的出发点和标准，是艺术的，是自我的。简单地说，她当这个团长，就两件事：排新戏和出新人。在剑湫看来，排新戏和出新人是一体的，是相辅相成的——将新戏排出来，成为经典名剧，名剧催生名角。反过来说，也只有名角才能将一个戏经典化——名角身上的光芒可以照亮一个戏，让一个戏起死回生。
还是拿老戏做文章。当然也可以排新戏，新戏有新戏的好处，一张白纸，怎么画都行。但风险也是明显的，新戏缺少积淀，缺少历史感，缺少厚重感，显得浅，显得薄，显得仓促，压不住。排老戏当然也不容易，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经典剧目，千锤百炼，千万人的心血结晶，每一个场景，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唱词，甚至每一个表情，都已印刻在观众心中，特别是那些老戏迷，心里都有一场自己的戏，改一句都不允许，那是犯上作乱，是欺师灭祖，要跟你拼命的。所以，如果要排老戏，必须出新，不出新就不能“出彩”，不“出彩”就没有表现力和说服力，就是“触犯众怒”，没有好下场的。问题是怎么出新？大家都想出新，都想把老戏排出新花样来，有谁做到了？谁能？
新排《梁山伯与祝英台》，剑湫有自己的想法。按照剧团惯例，先开会讨论剧本改编，这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剧本“出彩”了，接下来就是演员的事。剑湫不担心“演”的问题。
这天下午，讨论会在剧团会议室举行，参加人员主要是这么几位：杜文灯和梅如烟是剧团顾问，重大的事，要邀请她们参加，她们的资历在那里，威望在那里，艺术修养在那里，舞台经验在那里，她们的意见至关重要;主创人员包括主要演员和编剧，主要演员是剑湫和肖晓红，再加一个编剧。好了，五位“首脑”到齐，可以讨论了。
剑湫是召集人，也是主持人，她先发言。剑湫保留了原剧基本框架，主要做了四处调整：第一，充实了第一场“思读”的内容，目的是突出祝英台的性格，她向往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识，渴望自由，为后面情节的发展埋下“种子”；第二，拿掉“山伯临终”那一场，她不让梁山伯死，在戏里弄死一个人太容易，活下去才难；第三，她将“楼台会”和“祝父逼嫁”次序对调，“逼嫁”在前；第四，最后一场“哭坟”拿掉，梁山伯没死，哭什么坟？改成“私奔”，她要让祝英台和梁山伯私奔，剧名就叫《私奔》。
剑湫说，这次改编就一个目的：让这个戏现代起来，让年轻
观众走进我们剧场。就这么简单。
有问题吗？当然没问题，戏曲的没落是有目共睹的，让年轻的观众买票走进剧场是所有戏曲从业人员的梦想。多么美好的愿望。
剑湫说完，会议室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最先发言的是杜文灯。杜文灯其实不想先发言，她眼角余光一直注意着梅如烟。梅如烟是演旦角的，演祝英台是她的拿手戏，应该由她先开口。但梅如烟没有开口，手一直扶着脑袋，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杜文灯狠狠地瞪了她一眼，最先“表达自己不成熟的意见”，她说：
“《梁祝》原本是悲剧，这么一改，成了喜剧，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老观众能不能接受？这个我们要考虑。”杜文灯提的意见太有道理了，《梁山伯与祝英台》是经典悲剧，已经深入人心，改成喜剧，确实有风险，甚至是冒险。剑湫的“一根筋”体现出来了：
“这就是我要的效果，只有新，才能出其不意，才能险中求胜。如果还是按照老路子排，祝英台还是原来的祝英台，梁山伯还是原来的梁山伯。我要借这次改编，拿出一部不一样的《梁祝》，塑造出不一样的生角和旦角。”
杜文灯有点下不来台了，但她是“老艺术家”，是前辈，不会跟晚辈“一般见识”的，更不会争论，一争论就输了，她只是“微笑”——两个嘴角的肌肉微微往上拉。在很多时候，“微笑”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武器。
在信河街剧团，剑湫演小生，肖晓红演花旦。在舞台上，生和旦是一个戏能够成立的两根柱子，是所有故事生根发芽的种子，也是所有故事生长的主干。可以这么说，生和旦是每出戏的魂魄所在，所有悲欢离合都因他们而产生。他们是《何文秀》里的何文秀和王兰英，《西厢记》里的张生和崔莺莺，《屈原》里的屈原和婵娟，《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梁祝》里的梁山伯和祝英台，等等。在剧团里，生和旦的关系是微妙的，不仅仅在舞台上，在生活中也是。很多时候，对于生和旦来说，特别是对于剑湫和肖晓红这样的演员来说，舞台和生活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是混淆在一起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大家都转头看肖晓红。剑湫说到这个份儿上，肖晓红的态度就很重要了。可是，让肖晓红怎么回答？老实说，剑湫这么改，她接受不了，不“哭坟”了，不“化蝶”了，最经典的戏没了，还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吗？她知道剑湫说的没错，如果按照老路子演，自己还是自己，祝英台还是祝英台，观众还是老观众，很难说有更加吸引人的地方，只有铤而走险，才有可能出新。可她又不能直接说“我同意剑湫团长的改编方案”，不能说的，她也不愿意说。刚才杜文灯已经说了，她说得很“委婉”，只是问“年轻观众能不能接受？”“老观众能不能接受？”意思很明显了，她是站在“年轻观众”和“老观众”的角度问剑湫。但是，肖晓红也不能说“我不同意剑湫团长的改编方案”，她当然知道剑湫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是团长，要出戏，要出人，更要赚钱养活剧团，她需要“政绩”。但无论怎么说，演祝英台的人是她，她是旦角，从某种程度说，这次改编，是为旦角改的，变化最大的人物是祝英台，对她的挑战也是最大的。作为一个演员，遇到的挑战越大，内心越兴奋，这是无法拒绝的，也不会拒绝，明知前面是悬崖也要扑过去的。所以，肖晓红觉得怎么说都不合适，她用眼睛去看梅如烟，想听听梅如烟的意见。当然，也是转移“目标”。但梅如烟不看她，依然微闭着眼睛，谁也不看，又好像谁都看了。
还是杜文灯发话了，“微笑”着对肖晓红说：
“你是艺术总监，你谈谈感受。”
还有退路吗？有人拿“枪”顶着后脑勺了。肖晓红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觉得，剑湫团长的改编，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是对的，一开始加强祝英台追求自我、向往自由的性格，她能够女扮男装去杭州读书，为后来的私奔打下很扎实的基础。这么改编是出人意料的，又在情理之中。很讨巧，也很有新意。”
停了一下，肖晓红看了大家一眼，继续说：
“我觉得，杜文灯顾问说的也很有道理。将悲剧变成了喜剧，特别是对经典剧目的改编，确实既要考虑年轻观众的感受，更要考虑老观众的感受。”
肖晓红发言就到这里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没有说。“支持”了剑湫，也“支持”了杜文灯，谁都没得罪。这是她一贯的做事风格，既合情合理，又模棱两可。
接下来是编剧发言，编剧站在杜文灯一边。编剧的心态可以理解，改编剧本是他的事，剑湫将他的事干了，这不是砸他的饭碗吗？当然不干。
这就形成了对峙。如果说肖晓红属于中立的话，杜文灯和编剧形成了一个阵营。这个时候，梅如烟的发言显得尤为重要，她的态度不只是对艺术的讨论，而且是“站队”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
形成这个阵势，有剑湫和肖晓红的原因，但也不完全只是她们的原因。剧团的人都知道，剑湫和肖晓红背后，各站着一个人——杜文灯和梅如烟。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2-3《收获》，责编谢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