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雅琳：回想“跨世纪”
在近年来的网络空间里，流传着一则叫做“1999年地球保卫战”的神话。这个故事的发端，是有人发布了一条玩笑性质的微博，表示00后应该感谢80后和90后，因为后者曾经在1999年大战外星人、抵抗陨石，进而拯救了这个世界。没想到，这一微博迅速引发网友们的集体创作，大家纷纷为“1999战记”补充各种细节，还以历史纪录片的风格制作了视频《决战1999》，并表示当年的战友们曾经签订了“1999保密协定”，因此这段英雄故事并未被载入史册。作为一种被虚构的集体记忆，“1999年地球保卫战”的故事，显示出80后和90后对于1999年的某种特殊情结：“跨世纪”是他们有记忆以来所经历的第一件历史大事。它似乎是新生活开启的象征，但其实又毫无内容，因此需要大量的虚构才能完成意义的填补。集无限的想象与虚空的实体于一身，“跨世纪”的魅力正在于此。
真实的1999年并没有星际大战，但在全中国乃至世界，有一场关于“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讨论，成为这一年媒体的焦点。这场讨论所关心的是，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将在何时何地到来？它意味着什么？人类应该如何迎接“第一缕曙光”？
关于中国的“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射何处，当时多位天文学家和观测机构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浙江的温岭和临海两地对于“首照地”殊荣展开争夺。结果，温岭的石塘镇金阿顶胜出，并举办了大型活动“千年曙光节”，一次性赚够了平时半年的旅游收入。荒诞的是，到了2000年下半年，曾推动“第一缕曙光”之争的机构“中国2000年委员会”又宣布，根据天文历法，21世纪应该从2001年1月1日算起。而这一次，吉林珲春的森林山也加入了“首照地”的争夺战。人无法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却可以两次见到21世纪的第一缕曙光。对于“新世纪”，人们跨了一次还想再跨第二次，可见其诱惑性之大。
这场“新世纪第一缕曙光”之争，折射出1990年代末中国一种奇妙的情感结构。首先是“曙光”的意味。无论公历农历，新年总以零点为界。事实上，在中华世纪坛（这是专为迎接新世纪而修建的）所举行的、由国家领导人发表贺词并举办一系列庆祝仪式的“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庆祝活动”中，零点才是最重要的庆祝时刻。但为何在零点之外，新世纪的曙光也引发如此狂热？
或许是因为，在当时大部分人看来，“新世纪”就等于“曙光”。在1990年代的市场化、现代化改革所衍生出的发展主义心态中，“跨世纪”必然意味着大步跨向一个更新更好的人类世界。在朴树写于1999年的歌曲《New Boy》中，他用众多美好的词汇来描述新世纪来临的感觉：到处是阳光，让我暖洋洋，快乐在飘扬，生活甜得像糖。歌中的“我”做了三件事：一是掏出一支“未来牌香烟”；二是“把破旧的全部卖掉”，穿新衣、剪新发型、打扮漂亮；三是展示电子产品：“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它们代替我来思考”，“轻松一下windows98，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这是一个抛下了20世纪的种种意识形态重负、决心要通过拥抱新科技与消费主义来创造美好世俗生活的新人。明亮、轻盈、温暖、甜蜜、舒适的感觉弥漫在这首歌中，而这正是世纪之交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感觉。更重要的是，《New Boy》是windows98的广告歌，也即它承诺人们通过“购买”这一行为来获得美好生活。这与“千年曙光节”的逻辑不谋而合，都认定人类社会的“曙光”建立在经济活动之上。如果说“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是古典美学的象征，那么，“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巨大经济价值则标示着一个消费主义时代的来临：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
其次，“曙光之争”的特殊性还在于，第一缕曙光将在何时何地降临是普通人难以推断的，需要天文科学家的精密计算才能获知。北京天文台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深度介入了这场曙光之争，而主办该活动的机构“中国2000年委员会”正是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观测中心、中国科学院天文委员会等单位牵头成立的，其主席王绶琯院士是著名的天文学家。“曙光之争”以科学活动的面目登场，集中展现出一种与科技紧密相连的想象21世纪的方式。由先进科技所测定的“第一缕曙光”象征着，正是科学指引着新世纪的发展方向。在离21世纪还有四十多年之久的1959年，少年儿童出版社便出版了《科学家谈21世纪》一书。该书由李四光、华罗庚、茅以升等科学家写作，热情洋溢地展望了21世纪化学纤维、原子能、房屋建筑、宇宙探索等多种技术的发展将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变化。1989年，在1980年代尚未结束之际，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早早出版“跨世纪丛书”，其中包含荣格、弗洛姆等心理学家的多种科学著作及相关研究。接下来，各种“跨世纪”丛书层出不穷：1993年，有广西民族出版社的“跨世纪文学丛书”和“跨世纪青年研究丛书”、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纪人才论丛”，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跨世纪人’文学丛书”，北京燕山出版社的“跨世纪中学生文库”；1994年，有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跨世纪青年系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当代少年跨世纪方案”等等，不一而足。这场对于新世纪的欢迎仪式持续了十几年，“跨世纪”出版成了一门火热的生意，其中，知识经济、前沿科学、管理技术、人才战略、青年成长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198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想象，在这场声势浩大的“跨世纪”运动中达到了巅峰。微妙的是，在这些充满着进步乐观想象的“跨世纪”丛书中，文学扮演着一个有些不同的角色。1992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开始出版“跨世纪文丛”。陈骏涛先生撰写的“缘起”表示，该文丛“将融汇二十世纪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这一说法中对于文学在新世纪必然诞生“新格局”的确信，与其他的“跨世纪”丛书别无二致。但该文丛中所收录的作品，如王蒙的《坚硬的稀粥》、苏童的《红粉》、格非的《唿哨》、叶兆言的《去影》、余华《河边的错误》、孙甘露的《访问梦境》，却大都带有强烈的先锋色彩。现代化意识形态所预设的那种线性进步的时间意识，正是这些作品所要否定的对象。在“跨世纪”的出版大潮中，这一文学丛书较之科技丛书的差异，恐怕来自1990年代末文学在市场化冲击中的寂寞艰难处境。文学在世纪之交的社会想象中的特殊位置于焉显现。
“曙光之争”的第三重特殊意味，在于其中时间的同步性与时间的不同步性共存。时间的同步性，指的是地球上无论哪个角落都将跨入21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叙事模式是中国的“古老”与西方的“现代”，中西之间的发展差异被转化为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然而，在对于“曙光普照”的反复呼唤中，“中国与西方将在同一天进入21世纪”这一事实则似乎成为一种中国将与西方齐头并进的寓言，在中国人心中激发出强烈的平等感受。无论是当时各大媒体所刊发的庆祝稿件，还是各地举办的庆典活动与发行的各种纪念品，“全球”都是必不可少的元素。全球同步、全球直播、全球共祝等等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高频词汇，而这种全球性正是由现代信息技术所支撑的；大量跨世纪庆典都不止有中国人参与，而是必然有“中外来宾”；在由新华社摄影部编辑、福建省邮资票品局发行的《千年曙光·世纪财富》纪念册中，所展出的正是世界各国的钱币、邮票和建筑风光图；“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地球村”项目由中国少年报社在1996年发起，计划要在2000年时在全国建立2000个“手拉手地球村”；1999年12月31日，在山东泰山举办的千年庆典中，不仅有全国56个民族的代表参加，迎取港澳台同胞设计制作的“龙珠”，还邀请了999位全球华人代表出席，更成为“全球千年庆典直播”的一部分；12月31日当晚，南方航空公司总裁乘坐南航飞越太平洋的航班，进行跨世纪飞行……在展望新世纪时，“全球”之间的交流互动被普遍视为应有之义，对照于1990年代末中国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和反美声浪，这种对于“全球化”的热情拥抱显示出别样的含义。时间的不同步性，则指的是全球各地曙光所降临的具体时间有先后。这种先后顺序由自然条件所决定，不受经济发展或地区知名度的制约，更重要的是，能够早早迎接曙光的地区是“东方”。于是，“曙光先从东方出现”又被移情为中西之间的较量，并寄寓了中国将在新世纪引领世界潮流的期待。
当今天的我们回望1990年代末关于“跨世纪”的种种强烈企盼和夸张想象，必然觉得其中不无荒诞。已经成功“跨过”世纪的我们逐渐意识到，新世纪确实和旧世纪不那么一样，却并不全是如“曙光”般充满美好和希望。“新世纪=曙光”的发展主义愿景、由科技所引领的进步动力，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同步”（甚至可能领先一步）跨入新世纪的全球化意识，三者共同构成了“第一缕曙光”的牵动人心的力量。进入21世纪，人们却发现，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全球化的铺开所带来的并非只有好处，而且也并不会永不停息地持续下去。围绕着“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的各种故事是天真幼稚的，但它曾铭刻下一种想象未来的历史激情。当我们寻觅人类社会未来的“曙光”时，这份激情或许将成为持久的精神养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