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年11月18日，是我和母亲在深圳隔离的第七天。

早上九点，着白色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敲门，并非每天早上按惯例来给我们测体温，而是通知我们去楼外的长廊下做隔离以来的第二次核酸和血清检测。望着他们一行离去的背影，我忽然想，也不知从几何时，地球人已经习惯了看到全身穿戴得像宇航员的人在四周走来走去，只不过他们的服装是一层塑料膜，没有宇航员那么厚重结实。

由于我们的航班抵达在晚上，经过一系列安全与核酸检测后直接入住酒店隔离，这是我们这一飞机人踏上国土一周以来第一次沐浴到祖国的阳光。核酸检测，不仅是实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也是我们这一行人最熟悉的流程。第一次核酸检测是飞机落地后的两小时左右的夜半时分，在机场临时搭建的许多低矮但便利的小隔间。而在上飞机之前头一天，我和母亲刚在洛杉矶做了检测。

楼外遇到几个同样等候检测的人，对着那温热的太阳，都下意识地眯着眼。三百来人尽管乘同一架飞机横跨太平洋赶回来，15个小时共处一个机舱，即便曾有机会打招面或相邻而坐，由于一直都戴着口罩甚至面罩，我们这五十个人后来又同吃同住在同一酒店一周，再见面互相打量，仍然是完全陌生的面孔。但看得出，在那长廊下保持着距离挪着步子，彼此互相投放的眼神里是掩不住的难兄难弟般惺惺相惜。那是共同经历过一些痛苦或磨难的人才会辨认得出的特殊信号，存在着两个基本意思：一层是自怜，“咱们这一趟真不容易啊”；另一层是自励，“再坚持几天就胜利在望可以回家了”。可能还有点自勉，“大家千万都好好的，一个人都别出现意外啊”。但凡有一个人结束隔离前被检测出阳性，相关的其他人，比如飞机上邻座者，从机场乘大巴到酒店近距离接触者都会被延长隔离日期。

在室内憋了一周，每个人都像鱼儿渴望着水一样向往着久违的阳光，真走起来脚步却都有些迟缓发飘，好像久困在床的人终于下地却已经不习惯走路了一样，下意识里要思考斟酌一下才找得到适当节奏和步伐间隔。

不同于美国那短短的棉签试探性地在鼻子或喉咙部蘸几下（美国许多检测点医护人员还不出手，而是让被检测者自己坐在车里取样），国内的棉签不仅长得多，对我们这些从疫区回来的还格外小心，鼻子喉咙同时都测。抗体检测也不似在美国的扎指血，而是抽静脉血。但国内的工作人员显然要麻利熟练得多，几项都做完也不过五六分钟时间。不同于七天前在机场的测试我只是感觉到片刻的鼻子酸楚，这一次则头部隐隐作痛，倒不是因为那静脉血抽在我的小臂中间青紫了一块，而是那棉签探入鼻腔太深，似乎直捅天灵盖一般酸楚，头也跟着疼了起来，有点像感冒初起的症状。

我以为这难受一会儿就消退了，没太在意。但过了一会儿我居然喉咙发痒咳嗽了几声，心一沉，我突然有些不安，这不会是感染病毒的初期症状吧？我大步走回去把我的疑虑一股脑儿倾吐给一位面目年轻但神色很老练的护士，她正举着采样试管核对下一个受测者的姓名。“没事，以前也有人有过这样的反应。过段时间就好了。”

我妈想磨蹭着多晒会儿太阳，多看几眼青枝绿叶，坐在路边的石条凳上用手机拍着那巨人般的香蕉树。我也立在一边儿拉伸着后背，眯着眼沐浴温暖的南国阳光。“后面还有人在等候检测，不要距离太近，还是请您尽快回屋吧。”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保安同情却又得守规矩，催促着我们回房间。

我揉着仍在酸痛的太阳穴和头顶躺下，看到床头放着的手机有几条留言在闪。

“牛！你居然买到机票回国了。我回不去了。” 来自金牌编剧Z先生。我似乎听到被困在洛杉矶的他那无奈的叹息。据说美国疫情期间滞留的逾期外国探访者已经超过610万。想想都让人同情：国际航班熔断，有家回不去。而许多滞留者为了延续签证好取得在美国的合法居留要平均等待17.5个月！

“这个庚子年辛苦啊。我在欧洲的那些朋友只有一个成功回国。全都动不了。” 来自旧友老北京人M。十五年前我们曾共同出版一本杂志，我也有缘结识了他已经移居欧洲的几位发小儿。

“等有机会了跟你请教回国经验。”洛杉矶的华人教授T道。他是木心的挚友和其作品的译者，我一周前曾接到他电话打听如何去领事馆办加急签证回国，远在西安的九旬老母病重，持美国护照的他纵然拥有多次往返中国的十年签证，疫情当前，那签证功能暂停，没紧急特殊原因他是不能回乡省亲的。

“我女儿刚大学毕业，学校在西雅图，她先飞到洛杉矶，然后飞到广州，隔离两周，飞到天津。我本来打算去接她回沧州的家，没想到她刚下飞机就被沧州派的120救护车直接拉走了。拉到沧州被要求再次隔离两周！路上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聊到女儿的回国路，我那在某私募基金做得风生水起的师弟X哭笑不得，“可能也正因为这层层加码的严控，才保得一方安宁，我们沧州半年来还真没有一例新增感染病例。”

无论身处何方，无论男女老幼、黑白贫富，谁都知道，这个世界已经被那小小的病毒折腾得乱了套了。

我想起在宾馆排队等候检测时和一对老夫妻的闲聊。“这一年没干别的，从三月开始，光跟机票较劲了。订票，取消。再订票，再取消。现在眼瞅着就年底了。我们住芝加哥，为了做航班起飞前48小时内有效的核酸和血清检测，提前两天先飞到洛杉矶。亲戚倒有，可谁敢住人家里呀？好在酒店都空着，也不贵……唉，总算回来了！”太太是个瘦弱的戴眼镜斯文人，一脸的寡淡，那是生活在非母语环境下惯有的无归依感表情。

“我们平时往返也不过八九百块，这次每人花了两千多美金，还是单程。还不算从芝加哥飞洛杉矶的费用。现在据说三四千都一票难求喽。咱们这个航班最近很有可能停飞。美国疫情太严重了。”先生也是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沉默慎重的样子，可能在房间憋久了，此时也有几分健谈。

我本来这几日一直在犹豫是否要把这一趟特殊的行程和在洛杉矶那个山谷里的疫情与生活记录下来。口罩消毒液短缺、闭门索居、封城、航班取消、在家办公、核酸检测、抢ICU病床、示威游行打砸抢……全世界看似相同的瘟疫相同的困境，却有着太多不同生动的细节与故事。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我相信没有哪个人的抗疫生活是一样的。我决定还是要不厌其烦、甚至有几分不堪回首地把这些不可思议、不可复制的日子记录下来，权当是给这场全球灾难做一个小小的私人注脚吧。

可是对于灾难或重大事件，我们人类到底能记住多少记住多久？

扪心自问，人生中那许多我们曾自认为永生不忘的时刻，究竟还记得几多？

有多少女子还记得自己初潮的日子？初吻的地点，或者，和爱人第一个夜晚窗外的月亮是圆是缺？或者，第一个孩子出生的嘀哭声是响亮或微弱，以及初为人母、喜悦地为婴儿穿上的第一套衣服的花色？

那一幕幕，无论当时让人多么激动、兴奋，而又刻骨铭心，暗暗发誓永生不会忘记，多年以后，我们只能诚实地哀叹，那些模糊了的印记，远没有牛背上的烙印更清晰永恒。

那跟现实关联更紧密的事情呢，——-你激动地领到人生中第一个月工资的数额，你费尽心思设定的首个银行密码，你儿时父母家的门牌号，你慈爱的祖母去世的日期，你痛不欲生为爱而失眠的理由....时过境迁，它们都会如贝壳石子，被时间的潮水覆盖、冲淡，就像从未发生过从未出现过，再如何努力回忆都无能为力。

这本书和它记载的细节，我也相信，很快会被遗忘。我更希望，许多都并未发生过。

30小时水米未进的归程

1

从未踏出过国门的我妈2019突然决定要去洛杉矶看女儿。 于是，在外孙的陪同下，初冬时节不顾糖尿病与高血压两坐大山的威胁，74岁的老人飞到美国。预计停留4个月，等中国北方春暖花开了再飞回去。

我有时想，在我母亲飞越万里长空的时候，那个注定改写人类历史的病毒是否也已经蠢蠢欲动，伺机发出所向披靡的杀戮？

“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早就备好年货买好春联了。今年可倒好，除了你我，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春节是什么？”只能跟我一个人对话的母亲一边包着饺子一边念叨。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的小年儿，率先在武汉大规模显形的病毒已轻松攻破了近六千人脆弱的身体，夺去了一百多人的性命。美国在1月21日已经发现了首例患者，但仍和整个西方世界一起自信地隔岸观火。没人想到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蝴蝶效应比任何一次都立竿见影。那小小病毒之所以凶险可怖，不仅人传人，而且是空气传播！

国内亲朋们人人自危，关门闭户躲狼一样在家守岁迎新，个个惴惴不安。“打工的孩子们都回家了。一家老老小小除了吃三顿饭就是躺在床上发呆。这叫什么日子？”好在母亲用微信，不时和国内亲朋交流。

我也在网上读到湖北某导演一家4口12天内被病毒夺去了生命，禁不住唏嘘感叹，我们自诩为强大的人类在小小的病毒面前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母亲一边为亲人们担心害怕，一边又暗自庆幸自己这百年不逢的旅行帮她“躲过了一劫”。

可是这高兴显然有点早。

首先纽约很快成为重灾区，数万名医护人员前往救援，让人想到中国集全国之力救援武汉的义举。可不幸的是纽约没能像武汉一样度过危机，病毒之火很快燃遍全美，到三月底，美国确认病例已经超过中国，达85954人，死亡1300人。4月中旬，美国五十个州全部进入紧急状态，并无一幸免出现死亡病例。

3月11日，洛杉矶出现了首个死亡病例。12日，我选修了三门课的社区大学宣布停课。

3月13日，一个真正的黑色星期五，时任总统特朗普不情愿地宣布全国进行紧急状态，工人回家、办公室关门、学校停课。

洛杉矶关闭了教堂、酒吧、健身房、公园。

19日，那长相英俊优雅的加州州长Gavin Newsom宣布整个加州居民要“Stay at home”，居家令生效。洛杉矶正式宣布全城禁闭，七零后市长Eric Garcetti恳请大家戴口罩，保持六英尺距离。除非必要生活物资采买，所有人呆在家里。并声明“这不是请求，而是命令”。

23日，洛杉矶开始为高风险人群做核酸检测，主要针对有症状者和老年人。一周后，才开放对所有人进行检测。当时，全美感染人数为143，491人，2136在洛杉矶。

仅仅一个月后，4月29日，这两个数字惊人的火箭式上升，全美感染者达1,055,303，洛杉矶为22，485 。

三月底，同住一个屋檐下的美国鬼子Jay开始在家办公。为了去办公室取回一个笔记本电脑，他需要打报告得到老板允许才能回到那进进出出了十几年的大楼。又过了不久，他们正在操作的项目因为一个Bug（程序错误）受阻，必须得有人回到总部在某台仪器上处理。他再次自告奋勇全副武装地钻进办公室，花了六个小时在另两位同事远程帮助下才清除了障碍。看着他回来后从双肩背包里一样样掏出口罩、消毒液、护目镜、一次性手套，还有那凯旋后兴奋的表情，让我想起电影《血战钢锯岭》里的战斗英雄。

每天，每个人都生活在与那看不见的病毒形影相伴的恐惧里。西班牙，确诊病例过十万，医护人员感染比例高达14.4%。意大利，年仅34岁的女护士感染病毒后，“因为害怕传染给别人”，选择了自杀。而仅一周前，威尼斯一名49岁的护士在出现发热症状后投河自尽。德国、法国、加拿大不仅床位紧缺，四处采购口罩不得上演了抢夺与口水战。

母亲开始长吁短叹。她的返程机票已经被我们取消。生平第一次，航空公司没有收退票费，因为我们不得不取消：美国航空全面停飞中国航线了！自三月底，为了控制病毒境外传播，中国民航局开始实施“五个一”政策，一个航空公司在一个国家只保留一条航线，一周最多执行一班。该政策要求以三月中旬发布的国际航班计划为基准，而当时美国各家早在特朗普的命令下暂停了所有中美航线。到了六月初，美国交通部突然“以牙还牙”，宣布美方将暂停中国航空公司飞往美国，理由是中方没有允许美国航空公司提供来往于中美两国的航班。

隔着浩瀚的太平洋，中美两国间的航路彻底阻断了。

当务之急是给母亲申请签证延期，否则过了五月中旬她的居留就是非法。

Jay默默地上USCIS（美国国地安全与移民局）网站下载表格，填好打印出来，连同一张五百多美元的支票，麻利地寄了出去。不久我们收到书面函告，让等通知去当地移民局办公室录指纹。眼看着录指纹的日子到了，Jay说还是先打个电话过去确认一下为妙，疫情让人对秩序失去了信心，一切正常早已是奢望。对方声音冷漠地说别来啦，疫情严重，移民局办公室早就关门停业了。“明天就该去了，居然也不通知一声。幸亏打了电话，否则岂不是白跑一趟？”我很恼火这傲慢的理所当然和不可理喻。

“特殊时期，没有道理可讲。和许多公司、机构一样，移民局也宣布裁员了，预计有一万五千工作人员失去饭碗。”Jay说惟一能做的事就是等了。

4月10日，一千万洛杉矶居民开始被要求强制戴口罩。除了口罩更加难求，枪支也紧俏起来。洛杉矶警察局居然把枪店也列为食品店一般的必需品生意而允许开放。买枪枝弹药的人在许多枪店门口排起了长龙。“枪支不能对付病毒，却可以保卫自己的家不被急红了眼的抢劫者破门而入。”不只Jay的弟弟Chris一个人这么想，本来已经有三把枪的他新买了一把AK47，似乎他有一大批仇家潜伏在暗处要动手。听起来耸人听闻，在枪支泛滥的美国一点也不奇怪。Jay的父亲与继母身处民风剽悍的德克萨斯州，更以拥枪而感到安全和有底气，两个加起来一百五十岁的老人居然家里有13把枪。他爹在电话里让他也至少买一把手枪，“瘟疫和战争一样，你要么有钱有枪，要么就等着玩蛋。”后来，《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2020年枪支销量激增64%，达2300万支，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首次买枪的人数达到800多万，他们近一半又是在前四个月购买的。

Jay的发小之一迈克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作为狙击手，伊拉克、阿富汗都留下了他战斗的足迹，退伍后他以给一些好莱坞电影公司做财务谋生。迈克不时手痒，周末闲了会开车去郊外的射击场打靶。有时Jay会与他同去。“即使买我也就买个手枪，而且得万分小心不能滥用。你知道美国每个州对于枪支的使用法律都不相同。在加州，即便看到可疑的人站在你家前院你也是不允许开枪的，合法的射击范围是从房子前门到后院，也就是说只有人家进了屋子或后院，你才可以自卫开枪。”

我其实比美国人更胆小，很少像邻居一样成天把车库门四敞大开。“哎呀，没有人会给这小门上锁的。”看我每次在他割完草后都把那通往后院的小栅栏门锁上，Jay嘲笑我过分紧张。后来我发现我们小区因为邻近马路，又紧临一个总有家长接送孩子的小学校，其实相当安全。我甚至某天建议是否把ADT的安保警报装置取消掉，每月五十美金似乎有些不太必要。Jay想了想说还是等疫情结束了吧，听他的警察朋友说最近偷盗案件还真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和大多数邻居一样，争取一周只去一次超市，有时还互相代购。为了不混戴口罩，我们从第一天被要求戴口罩就有约在先，第一个挂钩上的是我老妈的，第二个是我的，第三个是Jay的。他某天往剩下的第四个挂钩上也放了一个，说是他的爱猫火球的。多亏了我国内的朋友Julie和老同学Y分别从北京与成都各寄来一百个，我们得以有了一道安全屏障，没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围着花花绿绿的三角巾或自制口罩聊胜于无地“裸奔”。

此后就是杳无音讯的等候。按规定签证延期最长半年，也就是说，我母亲的签证到十一月中旬会再次面临过期。终于在十月一号，正逢中国农历的八月十五，我妈再次得到了去录指纹的机会。驱车四十分钟，到得那个街头立满了木头电线杆子的凋蔽小城。在仍然酷热的烈日下，我们与其他几个肤色各异的人等在那个不起眼的建筑外面。 有个黑瘦的女子带着七八岁的男孩上前跟我们叽哩哇啦地询问着什么，我猜她一句英语不会，一脸焦灼，不管不顾地冲着亚洲面孔的人说着极快的西班牙语。幸亏Jay像大多数在洛杉矶长大的美国人一样，西语是第二外语。他说了几句什么，对方才放松下来，像得到确认这里是她该来的地方。她继续面无表情地立在那儿等候着，眼睛望向什么地方，又像空洞地什么都没看着。我猜焦虑的她也是和大多数滞留在美国的外国人一样，既有家回不去，又不被这异乡收留，像搁浅在沙滩上的鱼。

窄窄的街对面是个自助洗车的铺子。两堵墙架着一个屋顶，极简陋，那颜色却是极有希腊风情的地中海蓝，刚好旁边有两株高大的棕榈树，衬着湛蓝的天，从我站的地方打量，像电影里的场景，很有几分异邦之美。“与其站在这儿等着，你还不如去洗洗车。”我跟Jay说道。

“我才不呢。晒死了。”一向好脾气的他微笑着拒绝，说等我们进去了，他会去找个麦当劳买个汉堡。无论我做的早餐多么丰盛，他每到中午一定要开车去某个快餐店吃点什么，好像不那样，一天到晚吃中餐他的美国胃就闹革命。“美国人哪怕是去买瓶水也开上车，就跟中国人骑上自行车出门一样。”我妈刚来时感觉挺新鲜，看邻居们都如此车进车出，也渐渐习惯了。

终于轮到我母亲，我陪她进到冷气十足的大厅，才发现里面宽敞得像个剧院，却空无一人。三个工作人员心灵受过重创一般，面无表情地缩在沿墙而设的小隔间里，几乎不与我们对视，只机械履行着程序：拍照，摁指纹，在护照上盖上日期。那个中年妇边抓着我母亲的手指往指纹识别器上摁，边说着“风松，风松”，后来我才明白过来，她看出母亲是华人，用她仅会的汉语在安抚对方“放松，放松”。

其实只要不做违法的事被抓到，如果以后不打算再来美国，大多数逾期探亲的外国人是不必非要交那几百块钱延期签证的，比如我母亲这样的高龄老人。可是万一呢？人们凡事都本能地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谁说得清将来的事？再说中国游客十年多次往返美国的签证率因为特朗普上台后已经降到新低，如果有可能多用一次的话，至少那排一上午队的等候和一千多块钱的签证费会更物有所值。

母亲拿到的延期签证也只够她在美国继续合法停留一个半月。而我已经自以为幸运地预定了洛杉矶飞北京的机票。

从六月份开始，我们就已经试探着搜寻机票。国航网站瘫痪了一般一片空白，没有一张机票。转道加拿大？ 貌似便宜，可我母亲的签证过期，无法过境。其他需要两次停留的航班对她这高血压高血糖患者几乎不敢考虑。

直到九月的某天，Jay在楼上大声叫我，说去中国有票啦！我三步并做两步跑进他书房凑近电脑，果然发现罕见的国航机票突然充足得令人不敢相信。不仅每天都有，且价格也未离谱到天价，单程2100美元左右。记得不久前乘包机回国的留学生们还人均机票6000美金呢，而某天明星G电话里说某导演一家回国几乎花了买一辆车的钱。我迫不及待地定了两张11月12日（周四）的机票。

于是无论美国的熟人还是国内的亲朋都知道我们要回国的消息。

我妈像上了弦的陀螺，兴奋地开始了采购模式，衣服、鞋帽、保健品、巧克力、文具、玩具...拢共可托运的四个大托运箱已经塞满了三个半。我们俩的随身物品还一件都没放。

我们甚至计划好了核酸检测的时间。中国驻洛杉矶网站明确指示，所有飞国内乘客，需要出具距离登机72小时内核酸检测结果，否则不予登机。我在四月份发烧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工作人员统一口径告知我二至四天出结果，往往两天后结果就会发送到电子信箱。要满足这个72小时的时间窗口，了解最新的检测流程和出结果时间，为准确起见，Jay决定在我们航班起飞前一周亲自去测一次，并在郡政府认可的检测点做了网上预约。之所以去这公立的检测点，除了不休周末，还因为那是保险公司可以报销的项目。美国各地也有数不清的私人检测机构，随着疫情的蔓延雨后春笋一般似乎一夜之间就冒了出来，收费200-400美元不等，且一般不能报销。Jay去的那个正是我上次核酸检测的地方。那其实是我过去听课的社区大学的地下车库，足有四个橄榄球场大，临时圈起来做了自驾鼻咽子检测站。被检测者开车驶进车库，摇下半边车窗，报预约号码，被确认后继续往前开几米，从另一个戴着面罩与口罩的工作人员手里领取一个棉签、试管包，再往前，几步之遥是另一个工作人员，他隔着车窗指示你如何操作：把棉签取出探入鼻腔底部，擦拭几下，放入有着液体的试管，盖好。然后车再往前开三四米，有一个大号塑料桶，受测者摇下车窗把试管丢进去。从头至尾，开车绕了一圈，没有任何身体接触。

和我四月去做的测试一样，第三天一早，Jay已经收到了结果为阴性的邮件通知。

“这种无接触的自驾检测方便快速，可坏处也有一个：如果有人想造假，比如说来做测试并非因为有症状，而是因为航班登机要求，无论对方有没有染病，为了不被检测出阳性，他（她）完全可能把棉签象征性地擦拭一下，甚至根本不接触到自己的鼻腔或喉咙底部，那检测结果肯定是阴性啊。”

我跟Jay有些兴奋地讲述我的新“发现”。不是吗？对任何一个盼望着飞回去的人，费尽周折定了机票、打包好了行李，谁也不愿意最后上不了飞机。

“Emma，你相信Karma（报应）之说对吗？那么，不要报任何侥幸的念头。不管别人怎么做，咱们乖乖按规定来。结果该怎么样就怎么样。”Jay的话让我浮躁的心踏实笃定了不少。只好心里念佛，祈求我们那个航班没有一个人弄虚作假铤而走险。

我们决定出发前的周日去做检测，周二估计能拿到结果。就算检测比较慢，周三也能出结果，不会影响周四的航班。

人算不如天算。十月中旬的某个早晨，手机里一条国航邮件让我头嗡地一下懵了：航班取消。而且，没有理由。更没有改签选择。

几天前刚听朋友Liane说她哥哥从上海飞到洛杉矶过春节，没成想回国航班四次被取消，到五月份都没能离开洛杉矶。网友们抱怨航班被取消的帖子更是屡见不鲜，没想到这次让我遭遇上了。

心急火燎，给国航打电话。和所有热线一样听够了音乐也没人接听。估计接到邮件通知的人都在想讨个说法。

沮丧地告诉Jay，他立马噔噔噔上楼去网上搜寻代用方案。我妈更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客厅与餐厅间来回转悠一脸愁容。

我再拨打那号码，等候半天终于接通。“我们每周只能允许飞一个航班到北京。早在九月预售了每天飞北京的航班机票，是期待届时疫情缓解，国家民航局能够允许多开几个航班。可疫情在美国没有得到控制，我们只能取消已经售出的航班。目前这个航线只在周日飞北京。”那接电话的声音也透着无辜与无奈。

我把责备压了下去，迫不及待地问是否可以把我们转到周日航班上去。

“不可能。周日飞北京的航班已经全部售完，到年底都没有票了。我只能帮你看看是否还有可能找到飞国内其他城市的座位。稍等。——飞深圳可以吗？”

太可以了！

“时间是11月10日。“

没问题！

对方告诉我还有最后两个座位，只是不知道票价是否与我被取消的航班相同。“等负责票务的同事上班后核实一下我再回复您可以吗？”她仍是不急不躁极有职业素养，面对各种情绪波动的陌生人做到这样处变不惊周到体贴着实让我钦佩。

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我赶紧致谢并把一向静音的手机调到响铃模式。

心神不定，根本不能集中意念做瑜伽，我忐忑不安地准备早餐，没有像往常那样用心地荤素搭配、中西合璧，只煮了牛奶麦片粥，烤了几片面包，摊了三个鸡蛋。

好在终于等来了电话。谢天谢地，票价相同。再次核实个人资料，诺亚方舟上最后的两个落脚点属于我们了。

“你下周再打电话跟我们确认一下，以防这个航班也被取消。”她这最后一句话，让我放下的心又悬起来。

“没多久就该出发了，还有可能取消航班？”我双手放在胸口，也摁不住自己的疑虑和不安。

“真的不敢保证，谁也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道命令下来，一切都得改变。祝您好运。”

从此，每天早晨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屏住呼吸查看邮件。生怕有着Airchina（中国航空）字样的邮件跳出来。

提心吊胆的一周过去了，没有邮件。又过了几天，打电话过去，说目前航班仍未被取消。

我妈继续让我带她采购。除了那四个早已临近超重的托运行李箱和两个可随身带上飞机的小行李箱，一对鼓囊囊的双肩背，也都小企鹅一般戳在我书房里只等一声号令就踏上征途。

我不知道此去何时是归期，最放心不下的是那前院后院的花花草草。自从在类似于中国闲鱼的Letgo二手网站上买过几次东西，不久前我异想天开打算化兴趣为商机，琢磨着也许我的多肉小盆景可以在那儿找到买家。不用多，每个月卖出去几盆，至少可以赚点买咖啡的银子，同时还可以清理一下已经无处安放的盆盆罐罐。刚好不久前偶尔驱车去五十公里的小城Fillmore闲逛，发现了一个空气凤梨的种植基地兼批发小型多肉。不足五十美元买回来两大箱，搭配着一朵朵一簇簇放进从旧货市场搜罗来的老旧陶盆、瓷罐，古朴呆萌，看起来很有味道。我的犹太朋友steve总惊叹中国人的巧手慧心，嚷着说我应该给插花人员授课，或给居家时尚杂志配图。某天试探着发到网上几盆，没想到几小时后就有人联系我，有一个韩国女人还趁下班之际在夜色中开车一小时赶过来，买走了那盆脸蛋儿粉紫的桃蛋。

看着她捧着我的宝贝离去的背影，我丝毫没有生意成功的喜悦，竟然进屋难过地躲在书房抹起了眼泪。我恨我自己，感觉我是天底下最利欲熏心的女人，为了钱竟卖掉了自家儿女。桌上那15美金就是罪恶的证据。

“那盆儿多可爱呀？卖掉了？以后为了不值当的几个钱，别卖来卖去的吧。”母亲下楼来听说了，特意开门走到前廊去看，以确认是哪一盘换回了这两张皱纸币。她也是念旧善感的人。

她责备的目光，让我更加负疚伤感。

“一切死生皆有命吧。这个星球每天都有上万人被看不见的病毒夺走生命，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牵挂至于放不下？何况，你为她找到了新家，在那里接受别人的宠爱与善待，该为她高兴才对。”犹太人不愧是智慧的民族，Steve在电话里的开导还真让我好受了些。那个多肉批发园地是他跟我一起发现的。

但是，我做生意的念头彻底香消玉殒了。

2

十月的最后一天，邮箱里赫然收到一封国航邮件： 您的航班有改变！

心跳加速，指头颤抖着点开细看。cancelled! 取消啦！

我惊得差点儿跳起来。还是有十天就飞了，居然还取消？！

好脾气的Jay也沉不住气了，damn it（可恶）! 他边咒骂着边赶紧回到电脑边去上网想辄。网络，好像是我们现代人最后也是唯一的救命稻草。

我再次不甘心地拨打国航电话。这次比上一次更加绝望和愤怒。

占线。再拨。占线。十几分钟过去了，我只好沮丧地放弃。

登录加拿大航空网站，发现转机温哥华的航班已经由之前的$600长到$2300！

再看其他的非直飞航班，除了转机多次，还都已经贵得离谱。

母亲双眉紧皱，长吁短叹。她早已不再庆幸躲过了肆虐中国的病毒，而是悔恨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来美国。“我死在哪儿也不想死在美国啊！”这是她每逢接到国内姐妹们的催促说得最多的话。

手机突然响了，陌生的号码。犹豫着接听了，却是国航。看我曾多次拨打，对方善意地回拨过来。

“您的航班没有被取消啊。只是时间有一点变动，比预计晚到十五分钟。”对方在我一阵噼里啪啦的抱怨后说道。

原来我看到的取消是针对上一个航班，邮件把两次预定的航班信息都一起发了过来。

“但是您要注意乘机要求更严格了。自11月6日起，凡是飞往中国的国际旅客，不仅需要做核酸检测，还要抽血做抗体检测。同时，检测有效时限也由之前的登机前72小时缩短为48小时：从检测、出结果、上传给领事馆得到绿色健康码，到登机不得超过48小时。”

“那也就是说，既然我的航班是10号下午两点起飞，我只能在8号下午两点以后检测才算有效？”我急切地问。

“那我不能解答，您要去洛杉矶领馆网站了解具体内容。”她的善解人意的提醒已经让我非常感动。

真是摁倒了葫芦起来瓢。去哪儿找快速检测能确保当天或最迟第二天出结果的检测机构？

既然免费的公立机构统一口径都是2-4天出结果，我们只能放弃。Jay给几家私营诊所电话问询，最快的是保证48小时出结果。而且有些还只做核酸检测没有抗体检测。由于中国政府刚刚更改了条例，许多诊所还来不及反应，误以为仍然是登机前72小时有效。

朋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朋友是万万不能的。Steve刚好在给儿子寻找快速检测机构，好让刚结束帮内华达州州长助选的他及时飞回新墨西哥州他自己的家，发现了一家专门为旅行者提供快速检测的机构。虽然远在机场附近，费用也高达$225每人，但因为承诺“当天检测，半夜前出结果”，这于我们不啻救命稻草一根。

我们的飞机10日起飞，按说我们可以最早于8日检测，9日发送给领馆等候批准得到健康码，可是8日是周日，善于抓住商机的美国人居然还休周末！我们被迫把48小时缩短为24小时，唯一的机会就是周一一大早开车去机场，找到这家位于Sheraton （希尔顿）酒店的检测点，半夜拿到结果，第二天一早尽快传给领馆，争取在去机场路上得到那性命攸关的健康码，然后再换登机牌、过安检，登机。这其中某一环掉链子都会前功尽弃！

我和我妈的核酸、抗体检测万一有一项是阳性，领馆万一批复延误，或者那家检测机构提供的检测报告万一不合规范，我们的旅途还未开始就会被划上句号。就算一路绿灯，戴着口罩在空中飞难熬的15个小时到达深圳，大小六个行李箱，两个死沉的双肩背，一个年过七旬有着一身基础病的老人，真够我这小女子喝一壶的。

一想到这些，我就心跳加快焦虑不安。失眠，大把脱发。怪不得领馆网站醒目提醒：如非必要，不要出行！

可是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老妈已经归心似箭。美国对疫情管控的懈怠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逾25万死亡人数仍在增加，我母亲属于高危人群，且没有任何医保，一旦染病，凶多吉少，还会产生天文数字的医疗费。Jay这地主的耐心也已经超过了多数人都能承受的极限：与语言不通的中国老太共处一个屋檐下长达一年之久！虽然他总是笑容满面，无论白天工作多忙，晚上还陪老太太玩半小时斗地主，把每周开车到三十英里外的华人超市为她买韭菜豆腐视为己任。可每次我们谈到订票他都很积极，坦诚表示票价再贵也在所不惜，理由很简单：她该回家了。

我这一趟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咬牙上吧。

3

为了把风险系数降到最低，我这不肯坐以待毙的射手女采取了一系列未雨绸缪的措施。

先是给领馆打电话，想确认核酸结果提交后多久可以拿到那尚方宝剑一般的健康码。也是打了不知多少次，一直占线的这个24小时确保畅通的号码总算有人说话了。“如果那天你11:30还没收到健康码，就再打这个电话问询一下。”对方显然已经被数不清的像我这样的人给折磨得没了力气，声音疲惫，但仍努力保持着职业要求的最基本耐心。

可是我的航班14:10起飞。我的心里愈发的没底了。

知道再多问也是徒劳，我挂断电话，一颗心像风筝，在冬日旷野里被寒风任意西东，身不由己地飘着。

Jay已经在网上付费预约了我们起飞前一天早晨的检测，后来又给那家检测机构打了两次电话，希望对方给提供一下检测结果的样本，已确认符合领事馆的要求。对方每次都毫不含糊地答应，可从未给寄出来一份。

“估计这机构是怕有人根据样本伪造复制。”Jay说还是相信对方吧，既然人家是专门针对国际乘客的检测，应该会了解最起码的需求，否则不会维持生意。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切都由不得自己啦！

最后一个周日，我决定去买一个颈部靠枕。至少那会缓解一下漫长的飞行带来的肩酸颈痛。

Ross是价廉物美的首选。萧条的空中旅行让这些旅游物品价格便宜得像白菜价。

买罢开车回家。轻车熟路，一英里似乎只是一眨眼。红绿灯右转，过一个无灯路口，再左转，我的车已经几乎停在了家门口。突然间，只是下意识地从后视镜扫了一眼，我发现车后居然紧紧尾随着一辆警车，那红蓝两色的警灯还正闪烁，只是没拉响警笛。

心突突跳着停好车，手哆嗦着刚推开一半车门，就听到一声令喝：“呆在车里！”

我立即想起最起码的路上违章遇到警察规训：把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一动不动。

我缩回到座位上，把门关好，双手放在方向盘上。

那喝令我的警官是个有一撮小胡子的年长者，六十岁左右。他走到我车外，严肃警觉地打量着我，示意我摇下车窗。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跟着你吗？”他一脸严肃，似乎我犯了重罪。

“不知道啊。”我极力控制着声音不要太颤抖。

“你刚才右转弯，没停稳就直接转了。”他盯着我道。

“哦，你说刚才在Newhall那个红绿灯路口？我觉得我停了一下啊。”我清晰记得当时我踩了一下刹车，还扭头向左打望了一下人行道以确认没有行人通过。并且，我还真看到了停在我左侧直行道上等红灯的警车。

“没有。你根本没彻底停住！”警察大叔脸色似乎更加肃穆，对我的“狡辩”显然不以为然。

我知道除了谦虚就范任何多余的辩解都是愚蠢的。

于是按指示我乖乖递给他我的驾照、车的注册证明。

他拿在手里告诉我说他的同事将会继续跟我谈话，并快步走回到警车边。我才发现我车的另一侧还立着一位警官。中年，矮个子，慌乱的我现在丝毫不能忆起他的模样。

“请出示你的车险证明？”他的目光态度温和一些，口气也轻柔一点。

车辆保险？我根本不知道我车里有这玩意儿。这些东西一向都是Jay帮我办理、更新、归置。

“你打开那个杂物箱，通常应该在里面。”他平静地说，显然看出了我的慌张。

我依言照做，掏出来几张折叠的打印纸，毫无头绪哪张是保险。

“你左手那张应该就是。”他不慌不忙提醒着我。

我赶紧递给他。

他接过去也走向我身后的警车。

就在家门口，被警察抓了，为这么屁大一点事！邻居们会从窗子里看戏吗？Jay的车怎么没在？对了，这是他出去吃午餐的点儿！偏偏这时候！根本不可能出来用他那无辜的笑脸给我救驾。我越想越懊恼，坐在车里像束手就擒的猎物只求速死。

这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让我突然极其沮丧悲观，甚至不由自主地想：这不会是我们那马上就要开始的旅途不顺利的标志吧？

我委屈得想哭。如果告诉他们我正面临着万里迢迢关山阻隔的畏途，脑子里一片混乱，他们会原谅我吗？

我又充满自责。怎么就那么不小心？明明看到有警车在侧还不格外注意，以至于让人家开着警灯追随到家门口……

我不知道该怪谁恨谁，憋屈无奈，欲哭还嫌丢人。

“听着。这次我们给你一个警告。你以后一定注意，遇红灯时右转弯要彻底停稳才能转。”年长的警官仍一脸严肃，看我的眼神似乎带着几分故意板着的戏谑。

“一定一定！太感谢您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一叠声地说着，不由自主伸出手去握他的，突然想起如今握手几乎等于传播病毒是犯大忌的，赶紧缩回。

他似乎满意我的表态。“记住了！”转身上车，一眨眼掉头离开了。

我瘫坐在椅子上，好像从一场梦里醒来，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如今瘟疫流行，警察也闲得无聊，四处转转找乐子，正好碰到你这样的不痛不痒的违章者。他们一定看你吓坏了，不忍心开你罚单。你今天不幸被逮住，可又幸运地被放过了。”Jay回家后笑着安慰我，说没事，即便被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但愿我当面表达了真心感谢。“他们喜欢看到对方感恩戴德的样子。”

我在网上一搜，OMG，加州的法律规定这样的行驶违章会被处以罚金$236！七年前我的一次超速罚单也不过$229。

两天后，什么样的旅途在等着我？

4

11月9日，周一。六点起床，七点钟我们已经驶出小区奔向五号高速。正开着车的Jay突然发现车里没有他一贯放着的口罩。别无他法，只好开回家取一趟。再折返上路，已经是上班早高峰。

尤其是进入盖第美术馆一带，本是快速滚动的车流变成了粘稠的车粥，即使在carpool快行车道也不例外。

坐在后排的母亲有些焦躁了，担心不能及时赶到。

8:25，我们提前五分钟到达。酒店大门口处的停车位空荡荡的，显然生意冷清。按几个临时指示牌找到一楼那稀拉拉摆放着十几张椅子的房间，我们显然是第一批顾客。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韩国裔的年轻小伙，一位是南美洲中年女子。态度热情，测试手法轻柔，我几乎没感觉到任何鼻部不适，采指血也只是些微刺痛感。

果然是快速，抗体检测结果五分钟就打印出来了，我俩都一样：没发现病毒抗体。

我捧着那张纸，突然想起鲁迅笔下华老栓捧着为儿子治病的人血馒头的小心翼翼。细读上面的信息：姓名、检测时间、结果。似乎该有的都有了。

“核酸结果今晚最迟半夜发您邮箱。再早点？不行。我们一般下午三点左右把今天的检测样本送到Irvine 那边的实验室，路上需要开车一小时，还得有五六个小时实验室操作才可以出来结果。”韩国小伙结实得像跆拳道教练，他跟我们用中文说“谢谢”，笑着抱歉说他不会说太多中文。

说话间又有两位顾客进来。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年轻人，一位蒙着头巾的伊斯兰女子。

我们离开，似乎都松了一口气。经过厕所，Jay推门想进去却发现是锁着禁用的。出大厅，有四五个西装革履的客人正走进来，习惯了一般，不用手，其中一人用胳膊肘熟练地推门把手，然后稍耸左肩顶住门，其他人鱼贯而入。瘟疫时期，大家都已经养成了新的开门习惯。

“这下好了，咱们至少完成了一半任务。”我妈露出了多日来第一个笑容。

Do not count your chickens before them hatched， 西谚说，别在小鸡孵出来之前清点它们，等于中国人说的别高兴得太早了。

我们仨没有人想到，这一纸早早打印出来的抗体检测结果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回到家，再次清点确认所有明天需带的物品，包括站在体重秤上为每一件行李过秤。我好奇是否其他远行的人也如我一样如此为行李称重：先把自己称一下，然后站上去，猛吸口气，把行李箱拎起来，低头瞄一眼称上的数字，放下，迅速减法心算，总重量减去我的体重，就是箱子重量。我突然发现两个之前明明在50磅以内的箱子突然多出来两磅！立即明白是老太太又往里面悄悄塞东西了。她爱面子重情义，恨不得给每个她认识的老伙伴儿都带上点什么，光渔夫帽就让我买了25顶，说送给跟她遛弯儿打牌的老太太们每人一顶。

我没吭声，就这样吧，好像有时机场人员也不特别较真儿。否则又是一场不愉快的争执。目前稳定压倒一切。

晚上照例，吃过晚饭后，我们仨都装得若无其事地打了几圈牌。喝奶，睡觉。

事到临头，除了硬着头皮上，我似乎已经把自己从家庭主妇调到了勇士木兰模式。

“我感觉他们不一定会等到半夜发布结果。”我妈乐观地说。

我希望她的乐观预测应验。可上床前查看了几次邮箱，那期待着的检测结果并没有奇迹般提前到来。

一向失眠的我，那晚居然很快睡着了。凌晨三点突然醒来，第一个反应就是摸手机查邮件。

有一封，是我母亲的核酸结果：没有检测到病毒。再刷新，仍只有那一份。显示发送时间是半小时前。我的呢？不会我是阳性吧？听说阴性出检测结果所需时间比阳性的短。

“看看垃圾邮件里有没有。”Jay也醒了。

看了，没有。

我起身下楼，打算到电脑前查看，有时垃圾邮件在手机邮箱不显现，还是电脑更保险。

一边等电脑启动，一边再次刷新手机，有了！刚刚到！

紧张地屏息点开，阴性！

似乎一块大石头被推开，小草呼吸到了清新空气，沐浴到了第一缕阳光。激动、感恩，我脚步轻快地跑回楼上卧室，马不停蹄地打开微信小程序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填报上传我们的个人信息。由于之前已经登录浏览过，一切都似乎轻车熟路，可到最后上传检测结果照片时，无论如何总是失败。“文件太大吗？发给我，我帮你缩小再试。”远在北京的儿子也加入进来遥助一臂之力。仍然无济于事，上传不成功。

在我豆沮丧地快放弃之际，突然弹出一个页面：如果照片上传不成功，可发送至邮箱……

看来这是程序设计问题，而不是我操作不当。

如逢大赦一般，赶紧照做。等把我和母亲的文件都上传并将检测结果照片发至邮箱，已经凌晨5点了。

逼着自己再睡一会。醒来已经是7点。

浇了最后一遍花花草草，打扫了房间，为地毯吸了尘。吃过早饭，收拾好厨房，看表已经十点。

那二维码仍是黄色，显示仍在审查中。我犹豫了一下，决定不等到11:30，而是立即打电话给领馆。事实证明，这是我当天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

“你那个申请收到了，我看一下。稍等。那什么不行啊，通不过。核酸检测报告是好的，抗体检测报告不符合要求，因为上面没有机构名称和地址电话。需要重新发送合格的版本。”那位领事的声音仍是疲惫憔悴的。

“可是这是同一家机构，我们一起做的。”我一下手足无措，好在大脑还在运转。

“那也不行。每个报告单都应该有这些基本信息。你赶紧联系对方发一份，否则你就来不及了。”对方声音如铁，丝毫没有通融余地。

“那好那好。我这就联系拿到重新发您。可否不走前边的信息填报程序直接把这检测结果发您邮箱里？”我问。

“不行！一切从头来过一遍。否则程序通不过没法认证。”

我赶紧道歉道谢，挂断电话。

给检测机构打电话。对方无人接听，留下语音，说情况紧急请尽快回复。

同时把刚开完公司电话会议头上还戴着耳机的Jay叫下来。

一向主张诚实的他决定铤而走险一次，copy and paste （复制粘贴），把需要的内容从另一个报告单上拷贝添加上去。

十几分钟后，我再次上传了所有内容，打电话给领馆确认。“好了收到了，赶紧出发吧。路上就应该能通过健康码认证了。”这次是另一个态度温和的领事。

同时检测机构一位女士也回过电话来，得知情况，她说可以再发送一个带有地址电话的文本给我，但当下不能，只能是在一小时左右发出。

即使火烧眉毛了，除了致谢，我又能如何？

看表已经是11:15。好在我打电话的时候Jay和母亲已经将行李装好车。

没时间再耽搁。出发！

路上，我不记得多少次忐忑不安又满心期待地查看那个小小的二维码，可是那黄色的小方块像哭丧的怨妇的脸，期待中的绿色从未出现。

到达机场，显示惟一可用的停车位在五层。盘旋着上去，在露天停车场停好车，Jay就要往下搬行李。

“等等！健康码还没拿到，进了大厅也不能办手续。”说罢，我再次低头查看那二维码，天哪，这回变了。但是，居然，变成了红色！意味着没通过！

是否我们自己复制粘贴的报告人家不认？好在手机邮箱显示检测机构正式的血清抗体报告已经发送了过来。我屏住呼吸，抑制住焦躁的心跳，十指并用，第三次上传了所有内容。

再次拨打那个号码，是气急败坏孤注一掷了吗？我的声音都干巴巴像个机器人。

“你们被拒了？我看看。哦，好，你现在再刷新一下看，应该是绿色的了。通过了。”那位和蔼的男士似乎比我还兴奋，还友善地祝我们一路平安。

我和Jay每人拖拽着俩大行李箱，我妈拉着俩小箱子。我和她一人还背着一个双肩背。三个人打仗一般超航站楼奔去。

令人生畏的旅途开始了。

5

洛杉矶Tom Bradly国际航站楼大厅冷清的像世界末日。登机手续办理柜台八成都空着。

国航柜台前却已经排起了长队。一位穿着白色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给每人发放表格、测体温、查验健康码。

一向粗心的我这次居然细心地带了笔。正填着表，听到一个小伙子在跟一位女孩借笔用。“抱歉，您还是借工作人员的好吗？”女孩有些尴尬地拒绝着。

怕对方是病毒携带者？

我一点也不怪她。

“我们这里有笔。等下你可以用。”Jay又在当志愿者。

我心里嘀咕，如果借给他，这笔我就不要回了。好在那小伙这时从工作人员手里接过一支。

把四个大行李箱托运了，拿到登机牌，我心里陡然轻松了，彷佛褪去了皮的蛇，瞬间身轻体健起来。

Jay分别与我们拥抱道别，目送我们乘滚梯到二楼去安检。

稀稀拉拉不多的旅客，安检从没有这么迅速。然而当我重新穿好鞋子戴上帽子，一位一脸严肃甚至傲慢的年轻女安检员歪着脑袋打量着我，居高临下地问：“这个行李箱是你的吗？”确认后她不急不慢地打开，彷佛手里握着确凿无疑的罪证。我心里既不服又紧张，像那天被警察拦截在家门口进行质问一样。突然间我吁了口气放松了：只见她手里拿着那包我用了一半的足浴盐，倒出来一撮放在一张特殊布条上擦拭。哈，她怀疑抓到了毒品贩子？看她变得失望的脸，我忽然想乐。

我妈也遇到了麻烦，她的不锈钢水杯里有一口喝剩下的水，一位男安检员严肃地告诉我，要么扔掉杯子，要么去外面倒掉重新回来做安检。

我妈坚决不肯扔掉这她已经用了一年的杯子，问我当场喝掉水行不？我翻译给对方，他冷冰冰地说不行。

“那我宁可走出去倒掉再回来。”语言不通的中国老妈说着，大无畏地逆人流而上，独自穿过安检门回到大厅，不紧不慢喝下那口从家中带来的凉白开，再次过脱鞋安检完成了整个流程，回来找到看着行李的我。

这一幕让我不由对七十多岁的老妈心生佩服。

往常人头攒动的免税店，如今贴了停业封条，礼品店、餐馆关门大吉。候机大厅像被暴徒洗劫过一般萧条。

找到133登机口，已经有上百人坐在那儿候机了。面罩、口罩、防护服，人人一脸肃穆，似乎马上要奔赴的不是温馨美好的家园而是吉凶未卜的战场。

国航的工作人员一律白色带湖蓝条纹的防护服护目镜，不知道的还以为自己来到的不是机场而是医院。广播告知，登机时间为14:30，比预计推迟了一小时。

我们拿出换登机牌时给的一纸指示，按中英文的引导下载中国海关小程序，填写所有个人信息，包括在国内住地、紧急联系人。

然后生成二维码，连同登机牌一起，排队出示给机组人员查验打孔。

之后，再次回到座位上等候。

时间从未如此漫长。大家都静坐着看手机。水能不喝就不喝，厕所能不用就不用，口罩能不摘就别摘。甚至，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终于等到分队列登机。

“您的衣服都拖地了，赶紧收起来！”一位空姐利索地帮我把缠在行李箱拉杆上的羽绒服拍拍土往上团一团。

“我来帮阿姨拉行李。”另一位上前接过我妈的行李。并帮我们找到座位，与另一位空姐一起把两个严重超重的箱子放进行李架。

“还是咱们的空姐服务一流。你看美国航空公司那些大妈大叔才不管你！”我旁边的女学生不由自主赞道。我想起某次我乘坐阿拉斯加航空去旧金山，我费力地踮着脚往行李架上放我的小箱子，旁边就站着一位年轻的黑人空姐，丝毫没有搭把手的意愿。她听到了我的小声嘀咕抱怨，义正严辞地回敬我一句：“我们没有义务帮乘客做这事。”我想说，除了义务，您总听说过帮助这个词吧？但我还是自私地噤声了。我也没有义务提高她做人的素质。

唯一让我感到不爽的是几乎满座，与之前听说75%的售票率不符。

谁都归心似箭，大家又做了严格的健康检测，应该别太担心吧。我自我安慰着，舒了口气。

我们终于离家又近了一步。

大家坐定，准备起飞。五位空乘人员进来做最后的安全检查，他们全副武装身着白色防护服的样子很cool（酷），像降落到地球上拯救人类的外星人。我不由自主摸出手机拍了几张照片。

突然他们中的两位同时发现了我和手中举着的相机，一起指向我。其中一人走过来，通过那好听而权威的声音我能判断是一位资深空姐。“你给我们录像还是拍照了？你知道有人已经对我们的着装表达不满了，说我们不该这么全副武装。”

“我感觉你们这样很酷啊！在封闭的机舱里近距离服务好几百人，你们这样的自我保护一点儿也不过份。其实人们很心疼你们空乘人员，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这样捂着，比我们受罪多了。”我由衷的态度冰释了她的顾虑。

“不要发到网上啊。我信任你。”她认真地看了我一眼道。

我诚心诚意点头保证。从没有感觉中国的空姐们如此可敬可爱！即使看不到她们美好的面孔与身姿。那份担当与责任感，比任何肢体的美都更高贵优雅！

之前曾读到近期飞回国内的网友发的只言片语，说飞机上冷，不提供毛毯，要多穿衣。可其实温度一点儿也不低，穿着一件单夹克都丝毫不感觉冷，我的羽绒服反而成了累赘。

刚上飞机我们已经被告知：闭塞拥挤环境下不提倡脱口罩吃东西，15小时飞行只供应一餐：面包、水、一片奶酪、一点罐头水果。

好在人在高空，时空错乱，胃也变得麻木，并不感觉饿。

在我看来惟一不方便的倒是不提供耳机服务。许多原本指望着看电影消磨时光的人，一下子没了事干。

粗心的我再次庆幸自己带了耳机。

我坐挨着过道的位子，右边是我母亲，她右边临窗坐着一个女孩。

看了两部电影，我戴上眼罩正打盹儿，突然被我母亲和那女孩的动静弄醒。原来一直在睡觉的小姑娘从睡梦中醒来，开始左寻右找，又俯身在椅子下面摸索，后来干脆让我和母亲都立到过道里，说她的眼镜不见了。

空姐听母亲说胃不舒服，主动给她送来一个盛满热水的大号可乐塑料瓶子。她也跟着俯身寻找，未果。

那女孩起身说要去厕所带上隐形眼镜回来再找。十几分钟后，眼镜在她座椅下现身，捉迷藏游戏结束。

一再地道歉，脸圆圆地还有着婴儿肥的女孩开始跟我们交谈。她来自东莞，到洛杉矶交流学习一年，没想到疫情几乎毁了一切。

我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再醒来，听机上广播说飞机开始下降了。

心底不仅欢呼，我们终于要离开这闷了15个小时的空中罐头了！

…………

（此文系作者淡巴菰即将出版的长篇纪实作品《逃离洛杉矶，2020》的一章。该文是一部对这场世纪瘟疫的文学注脚：作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疫情为何失控到疫苗成为其唯一的救赎？美国百姓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瘟疫？本书栩栩如生地记录了这位前驻美外交官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后在洛杉矶、北京两地的亲历生活见闻及所思所感，客观、理性，充满人性温暖。）

【作者简介：淡巴菰，本名李冰，中国作协会员。曾为媒体人、驻美外交官，现为专业作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出版纪实文学《一念起，万水千山》《人间久别不成悲》《听说》、散文集《我在洛杉矶遇见的那个人》、小说《写给玄奘的情书》等十余部图书。《听说》被译为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