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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散文集《文化苦旅》最早在《收获》杂志以专栏形式连载，而如果从1992年由上海知识出版社正式出版算起，迄今已面世整整三十年。仅正版便发行了千万册以上，不少文章收入教材或考卷，称其为华人文化生活与文学记忆的重要景观，实不为过。它的重要性自然不只体现在发行数量上，更重要的是为当时的读者带去了颇具冲击力的审美体验：实地考察文明遗迹，边行走边写作，并以戏剧化、细节化、抒情化的方式描写“人文山水”与“历史人格”，从中生发出对民族文化的忧思。此书所开辟出的“深入研究、实地考察、有效传播”三位一体的模式在《文明的碎片》《山居笔记》《千年一叹》与《行者无疆》等作品中延续。无论褒贬，这些作品都对中国当代散文发展、文化启蒙与文学教育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

巨大影响与众多争议相伴而行。围绕其人其文，聚讼纷纭，构成回顾当代文化史时无法回避的“余秋雨现象”。话题所向，涉及知识分子与政治、商业和媒体的关系，知识分子言说方式与文学书写的时代定位，等等。今日回看，大可不必为正反双方再添讼词，因为曾经引起是非之争的话题点，许多已不再成为“问题”，甚或成为某种“常识”：譬如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媒体合作，形成新的知识传播格局；再如以历史地理、人文考古为基础的非虚构写作/旅行文学愈加成为媒体与市场的宠儿；还有以“文明论”范式介绍、比较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议题；以及以“国潮热”为代表，对中国文化的推崇之声早已压过知识分子式的执拗低吟……

所有这些当下现象，似乎都能在“余秋雨现象”中初露端倪。而这种“起源”般的特性，使得在三十年后的今年，以《文化苦旅》为代表的余氏散文愈发成为值得回顾的文化症候。对其人其作的回顾，只局限在当代散文史或知识分子研究的视野中是不够的，还应当尝试追问更本质的问题：余氏散文为何能在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产生巨大影响，这些文本到底契合了何种社会精神结构与大众需求？进而言之，如果将其置于中国当代文化的脉动之中，又能显影出哪些面向的变化轨迹呢？

这首先要从最核心的特征谈起，亦即“文化大散文”的定位。所谓“文化大散文”，所针对者大概有二：一是区别于前三十年的“政治抒情散文”，如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开创的范式，尽力彰显文化视角；二是与贾平凹1992年在《美文》杂志提出的“大散文观”同调，强调要跳出甜腻、琐细、矫揉造作的书写方式，走出个人局限，拓宽散文的取材范围。余秋雨散文为“文化大散文”提供了典范之作。《美文》2021年第6期发表了余秋雨的《散文目光》，文中解释了他写作散文的缘起：“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文化蒙受了巨大委屈。居然有那么多自称知识分子的人到处撰文、演讲，滔滔论述‘民族的劣根性’‘丑陋的中国人’。即便在所谓‘寻根热’中，不少热点也是以此为主旨。只要是中国人做的，什么都错，而且错得愚蠢、可笑、荒唐。对比的坐标，全在西方。”这就为理解余秋雨散文提供了一重坐标，即1980年代中后期的寻根文学。余秋雨对寻根热的理解未见得完全准确，却提供了理解当时文化语境的总体氛围。

1980年代中期兴起的寻根文学，有着清晰的理论自觉。寻根的过程，也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寻根作家们更多把目光投向未被正统文化“污染”的乡土、边地与少数民族等，试图“跨越文化断裂带”寻找“文学的根”，激活其中的蓬勃生命力。寻根文学虽未见得全部都在暴露“民族劣根性”，但不得不说，其中最有冲击力的部分，正是在反思“劣根”的同时又慨叹“根太深了”的纠结与悖反。借用戴锦华的描述，这类表达仿佛构成游移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斜塔”。这与整个80年代以现代化、以西方为参照系的文化反思氛围密不可分。但不得不说，“斜塔”终究根基不稳，寻根文学的热潮未能持久。这当然与其先锋性的文学探索与普通读者有所隔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1990年代的时代语境已发生重大变化。

随着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历史终结论降临。而1980年代末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想遭遇顿挫，文学也逐渐失去轰动效应。加之全球化程度加深、市场经济加速发展，都为文学与文化发展“重置参数”。而伴随着冷战张力的逝去，在文明冲突的范式下，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也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土壤。如果说1981年出版的李泽厚《美的历程》为“历史废墟”上的人们提供了积淀深厚的美学庇护所，那么，在1990年代因历史转折而倍感迷茫的大众，则迫切呼唤着精神故乡的到来。在此意义上，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构成了最大公约数，所以可以看到，“学术史热”“民国/大师热”“老照片热”“红歌热”等现象潮来潮往，虽有不同的文化怀旧对象，但核心逻辑都是在寻找某种文化连续性，以安顿急速变化中的世俗生活。

有意思的是，在19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与寻根思潮流行之际，余秋雨专心从事戏剧史与戏剧理论研究，完善自身的学术积累。而后他脱身于学术体制，在1980年代末动笔，融合学术底色与散文笔法，直接面向大众，写出了《文化苦旅》，可谓正逢其时，切中要害。其实，余秋雨并非最早以文化遗迹为写作对象的作家，也并非同一时期唯一一个善于描写历史地理与地域文化的作家。他与时代的契合度，主要体现为他为“中国人寻找集体身份”的自觉。也就是说，他要描写的并非特殊性，而是普遍性，是一种民族集体人格。这也为其写作赋予“载道”色彩，难怪乎白先勇会评价他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思索天下的灵魂。

比较寻根思潮与余氏的“寻根”意识，根本差异在于思维方式的对立。前者侧重反思与批判，后者看重积累与承继。而整个1990年代思想界的基本分歧之一，便是激进与保守之争。林毓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曾提出重要观点，认为整个20世纪中国革命都将问题根源归结于文化，以文化与政治“一元论”的姿态激烈地“反传统”。但在1980年代轰轰烈烈的文化反思之后，所谓“超稳定结构”也好，“中国意识的深层结构”也罢，终究都是割舍不掉的存在。单向的批判、激进的革新都未取得理想效果。而当“亚洲四小龙”被阐释为“儒家资本主义”的范例，那便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传统文化不仅不是现代化的对立面，甚至还是东亚地区实现后发现代化的前提与“优势”。在这样的时刻，“重新发明传统”变得刻不容缓。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自序中的一段话经常被引用：“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睛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贮存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涌而出。”这是典型的“风景的发现”与“传统的发明”。余秋雨作为来自城市的、“有悟性”的、继承了道统的文人，他的目光扫过，自然景观便恢复了自己的文化人格，复活了封存已久的文化记忆。

余氏散文的特点之一，便在于主体的高度在场。一般是“我”游历人文山水（包括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与天一阁等），引经据典地加入历史典籍、故事传说，申发对民族文化的忧思。一般来说，引起争议的地方，除去“知识点”上的谬误，主要集中在过载的抒情上。这类时常迸发的抒情方式，如今常被归结为文化的自恋姿态。敬文东则给出了一种富有启发的阐释，他在《圆形叙述的黄昏——余秋雨论》一文中认为文化苦旅式的抒情，提供了一种直面焦虑、表现焦虑进而想象性解决焦虑的方式。经由千回百转的文化之旅，现代人在文化上的焦虑被想象性地解决，毫不妨碍朝着“现代”目标高歌猛进。名为“苦旅”，实为安全线内的自我谴怀。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何有人把余氏散文称为“文化口红”，或视之为情绪上的按摩。

当下人们越来越发现，回看幼时颇为喜爱的作品时，竟发现毫不成立，比如琼瑶作品及其改编影视剧、青春偶像剧皆在此列。许多读者对余秋雨作品也抱有类似情感，坦承当年与当下之间的“视差”。除去个人趣味的变化，更重要的依旧是时代规定性。这也就是为何1980年代真挚饱满的抒情会被视作文本的“超载”，而1990年代的余氏散文会被视作矫情。其中的“剩余物”正是对时代情绪需求的满足。当曾经追求的乌托邦已然实现，或早已破碎，寄托其中的“怕”与“爱”自然成为了过时的存在。在此意义上，不论书写“文化”的方式，还是“苦旅”所承载的精神取向，都使得《文化苦旅》作为重要的时代表征，为我们理解1990年代的精神结构提供了一扇窗口。

以余氏散文为入口，上下求索当代文化几十年间的变迁轨迹，起码可以发现，在调适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时，激烈的摆荡不足为训，今天愈发需要辩证的智慧，而这又谈何容易。而也只有真正创造性地安顿与转化传统，或许才能踏上成熟而快乐的文明之旅。